嚴復的婚姻：世間惟婦女最難對付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嚴復的婚姻：世間惟婦女最難對付，歷史故事。

故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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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在近代中國的重要性主要是海軍教育與思想啟蒙兩個範疇，這兩個範疇都屬於公共領域。因此以往對嚴復的研究幾乎都強調他的公眾角色，尤其是翻譯工作、改革理念，以及從早期到晚期的思想變遷等課題。然而，嚴復的譯介工作與改革思想，實萌生於具體的情感世界與家庭生活之中，換言之，他的「私情」與「公論」密不可分。近年來嚴復的「私人性情」，包括他的家庭生活、鴉片煙癮等也為人所關注，因而使這一位大家所熟知的「翻譯大家」展現出更為複雜的面貌。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初次婚姻

嚴復一生有二妻一妾，共生了五男四女1907年嚴復在寫給熊純如的一封信之中談到他的家庭狀況：「鄙人二妻一妾，前後共生五男……此外尚有四女。」嚴復的第一位妻子是在1866年初，12歲時所娶的王氏。對於王氏我們所知有限，甚至連名諱也不可考，僅知道她是福州鄉下人，不識字。兩人顯然是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結婚。婚後不久(1866年夏天)，嚴復的父親因從病人身上感染霍亂，不幸過世。此後家道中衰，舉家遷回侯官縣陽崎(今蓋山鎮)的祖宅。這樣的家庭背景迫使嚴復放棄科舉正途，投考由沈葆楨(1820-1879)創辦的馬尾船政學堂。

至1892年王氏在天津因病去世之前，嚴復和她結為夫妻的時間共有26年，然而在這26年之中，兩人曾多次分居異地。從1867年至1871年，嚴復在馬尾的福州船政學堂讀書，其後出海實習6年(1872-1877)，偶爾有時間回家，長子嚴璩(1874-1942)即約於此時出生嚴璩字伯玉，曾留學英國，1903-1905年隨公使孫寶琦(1867-1931，字慕韓)使法；後任外務部郎中、福建省財政正監理官、鹽務署參事，1922-1926年數度出任財政次長。嚴璩有三女，長女倚雲、次女系雲、三女幼殤。此一階段奉母、教子、經理生計的擔子，都由王氏承擔。1877~1879年嚴復在英國留學，到1879年的夏天才回福州，任教於母校船政學堂。次年，他又應李鴻章(1823-1901)之邀，離開了福州，轉赴天津北洋水師學堂任教。因為舉家北遷，所費不貲，嚴復並未立即攜眷北上。

總之，在26年之中，嚴復與王夫人或聚或離，除了嚴璩之外，王氏沒有為嚴復生下其他的孩子。或許是因為她不識字的關係，嚴復和她之間也沒有直接的書信往返。對嚴復來說，此一婚姻主要是依循中國數千年之舊法，「承繼祀，事二親，而延嗣續」，然而「承繼祀，事二親，而延嗣續」三者，仍使嚴復對她有一份很深的情感與懷念。

1892年10月23日(陰曆九月初三)，王氏在天津因「慢性消化系統疾病」過世，年僅39歲。嚴復在王氏過世之後，曾寫信給四弟觀瀾，表達內心的傷痛：二十餘日以來，兄無善足述，只有傷心。不但嫂氏生前賢慧，在在可思，而回看自己形骸，十風九雨……嫂在時，與兄系同功一體之人，設有過差，敢於諫戒。自今以往，孤立於上，凡事皆須自己留神，後輩何能勸沮；不料四十之年，一家舊人都盡，此後縱極榮華，而同苦者不能與我同樂，此所以略一思量，不禁放聲長號，哽咽無已也。璋兒失恃之後，日夜悲啼，伏棺慟號，令人不忍卒聞。信中充分反映了嚴復喪偶之痛。王氏過世後，先停棺於「紫竹林杏花村閩粵會館之義園」，後來才送柩回里。墓地是由長子嚴璩親自選擇、督建的父母合葬之地，始建於1910年，至1912年方完工。嚴復並親自書寫了「清侯官嚴幾道先生壽域」之墓碑，以及「惟適之安」四字於墓室前的圍屏之上，作為自己百年之後的棲身之所。

納江鶯娘為妾：染鴉片癮

1892年，嚴復38歲，於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已任職十餘年，這一年王夫人過世。嚴復娶了一個福州鄉下的女子江鶯娘為妾，此時鶯娘僅13歲，比嚴復年輕25歲。江鶯娘為嚴復生下二子(1893年生瓛，1900年早殤；1897年生琥，字叔夏，乳名普賢)嚴復的次子於1900年義和團之變，從天津逃往上海的路上染疾過世，嚴復為之悲痛。

嚴復納妾之時正是他一生之中很不得意的時期，如他所述「北洋當差，味同嚼蠟」(1895年1月15日，與四弟觀瀾書)。一方面他在北洋水師學堂得不到李鴻章的重用，同僚之中又有非常嚴重的南北派系之爭。另一方面他為了進入正統的士紳階層，捐了一個監生，在1885、1888、1889、1893年四度參加鄉試，不幸都沒有考上，嚴復後來對八股文的批評植根於此。或許由於這兩方面的挫折，嚴復於1880年代開始吸食鴉片。根據何紉蘭所述，嚴復是在同事、親家呂秋樵(君止)家中染上煙癮。同時在1895年前後，嚴復也考慮「舍北就南」，轉投到張之洞的麾下。後來因為嚴復發表《辟韓》一文，張之洞「見之大怒」而未果。

從1892年至1900年，在嚴復迎娶第三位夫人朱明麗之前(詳下文)，鶯娘似乎都陪侍在側，然而兩人關係並不融洽。根據嚴復的表述，鶯娘不識字，個性內向寡言，脾氣欠佳。「江姨向極寡言，既不出門，又不能看書」；「姨太心性，我豈不知？意孤心傲，就勸他亦不受的。其對我尚然如此，他人可知」；「其性質，本極寡情，又脾氣極其傲亢」。這樣的個性似乎與嚴復不甚匹配。從嚴復的長輩郭嵩燾(1818~1891)的記載可知，嚴復雖然才氣縱橫，但「氣性太涉狂易」；繼郭出任駐英法的公使曾紀澤(1839~1890)也認為嚴復驕傲自負，有「狂傲矜張之氣」。嚴復的好友夏曾佑的批評最為直接，他說海軍學堂內「侯官之於中西各教習，均以奴輩蓄之也」。嚴復於天津北洋水師學堂與同事相處不洽，顯然與其狂傲的個性有密切的關係。以嚴復的個性來說，他所期望的理想伴侶的「性情」須是活潑外向、「能言會笑」之人，「方不寂寞」，鶯娘的個性似乎並不十分符合他的要求。

很可惜我們完全沒有史料記錄江鶯娘對此段婚姻的感受，只能看到嚴復主觀的描寫。根據嚴復在1910年時的說法，「自渠十五歲到我家，於今十又八年……在陽崎、在天津，那一天我不受他一二回衝撞。起先尚與他計較，至後知其性情如是，即亦不說罷了……此人真是無理可講，不但向我漠然無情，饑寒痛癢不甚關懷」。由此可見兩人相處並不愉快，這不但與兩人孤傲的個性有關，或許也與此一階段嚴復在外飽受各種挫折，在家中又得不到歡樂不無關係。當然嚴復吸食鴉片或許也是因為希望藉此紓解在事業與家庭生活中所遭遇到的痛苦。

續弦朱明麗：鶯娘嫉妒

1900年，天津水師學堂在義和團事件之中為外人炮火摧毀，48歲的嚴復在倉皇之中逃到上海。在此他遇到他的第三任夫人朱明麗(死於1941年)，兩人並於四月成親。朱夫人的父親為朱畇青，朱家的背景因史料缺乏，不甚清楚。只能確定她家住上海、識字，是一個在城市中長大，又受過教育的女子。然而明麗文字方面的功夫並不十分純熟，寫信偶有別字。婚後嚴家之中大小事情都由她來管理，分隔兩地時，嚴復與她三五天即通一封信，由此可見兩人之間感情深厚。她為嚴復生了二子、三女。

嚴復與朱夫人之婚姻很可能是他與鶯娘之間關係不睦，加上兩人教育水平上的差異，造成心靈上難以溝通的結果。根據黃遵憲(1848~1905)的說法，嚴復與朱明麗因《天演論》而結下姻緣。黃遵憲與嚴復之訂交是在戊戌之前，1902年黃遵憲在寫給嚴復的一封信之中很仔細地說到此一傳聞：

別三年矣，戊戌之冬，曾奉惠書，並《天演論》一卷。正當病歸故廬，息交絕遊之時，海內知己，均未有一字詢問，益以契闊。嗣聞公在申江，因大作而得一好姻緣，輒作詩奉懷，然未審其事之信否也。詩云：「一卷生花天演論，因緣巧作續弦膠；絳紗坐帳談名理，似倩麻姑背蛘搔。」團拳難作，深為公隱憂，及聞公脫險南下，且忻且慰，然又未知蹤跡之所在，末由敬候起居，悵悵而已。

如果此一傳聞屬實，那麼朱明麗或許是因為讀過嚴譯《天演論》，對嚴復心生仰慕之情，因而決定嫁給嚴復。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現存嚴復與朱明麗的通信之中，卻沒有看到兩人討論學問，「絳紗坐帳談名理」似乎只是外人的想象罷了。

朱明麗的進門給嚴復的家庭生活帶來一個變量。結婚已8年的江夫人對此事頗為不滿。嚴復在寫給明麗的信中曾說：「至汝來後，[江姨]更是一肚皮牢騷憤懣，一點便着，吾暗中實不知受了多少閒氣。此總是前生業債，無可如何，只得眼淚往肚裡流罷了。」嚴復與鶯娘不合的另一個側面的證據是明麗進門之後，鶯娘沒有再為嚴復生孩子，兩人之間的親密關係顯然不多。因此，為了避免家庭糾紛，嚴復總是勸明麗要與鶯娘和好，「卿與鶯娘須格外和好，互相保重」。

或許是為了維繫家中妻妾的和睦，再加上財務方面的考慮，從1901年至1910年，嚴復在天津、安慶與北京等地任職之時，將明麗留在上海，僅帶鶯娘同往。由於空間的分隔，鶯娘嫉妒之心似乎稍減，也全心全意地伺候嚴復的飲食起居。在這方面有幾條史料：1909年秋嚴復在北京任職於學部編訂名詞館，責任頗重，而身體欠佳，咳喘、失眠時時發作，「睡時需人捶腿」，此時「江姨太伏伺異常勤慎，然而亦勞苦矣」，「姨太伺候小心足矣」、「姨太在此甚佳」等。嚴復又請明麗去上海張園的陳列所購買「姨太房中腳爐一個，一一裝好。便托李質齋帶京」。

明麗在上海不但要照顧家庭子女，還要經營一家規模不小的黃包車行(曾多達30餘輛車)，十分忙碌。然而嚴復對她的角色期望仍是頗為傳統的，希望她盡一個做太太的「天職」，管束子女傭僕，少出門、多學習家常烹飪：「家中照管門戶；教束兒女，系做太太人天職，非不得已不要常出門也」；「男女傭僕認真管束，我不在家，大門似可不必常開，至滋失慎」；「居家無事，可以隨時買些小菜，同璆兒等學習家常烹飪，此本是婦女孩們分內的事，他日持家，可省無窮氣惱」。

與鶯娘離異：「世間惟婦女最難對付」

1909年冬天，嚴復在北京任職於學部編訂名詞館(詳見第四章)，他的妻與妾之間再度發生衝突，這次是明麗抱怨嚴復偏心，只寄西洋參給鶯娘的孩子，而不給她的孩子。嚴複寫信給明麗說明人參是海軍提督薩鎮冰(1859~1952)送的，由鶯娘寄回上海，他本身並無偏袒之意。他希望明麗以「公心」治家，在妻妾爭執之中，嚴復感嘆「世間惟婦女最難對付」：

前次帶滬之西洋參，非在京買得，乃鼎銘所送，姨太說細寶必食此物，故聽其寄歸。我不知毛頭亦食此物，今果食之，可向其分用，個個都是我兒女，婦人淺度量，必分彼此，此最不道德討厭之事。汝為太太，切須做出榜樣，以公心示人，而後乃可責備別人也。至於姨太心性，我豈不知？意孤心傲，就勸他亦不受的。其對我尚然如此，他人可知。然亦汝從前於兒女中不善調處之故，至其有以藉口也。世間惟婦女最難對付……

此外在金錢安排、兒女教養等方面，鶯娘與明麗也時有衝突。

1910年鶯娘突然精神病發，延宕數月，嚴復與鶯娘之間的夫妻關係因此而告終結。嚴複寫道：農曆二月，鶯娘「不知因何受過驚恐，當時目神甚直，情思昏迷」，請醫生看過之後，略為痊癒。三月初七(1910年4月16日)，再度發病，請西醫診治無效。嚴復安慰她，甚至答應鶯娘「病癒回閩建設克神大醮」。然而鶯娘病狀卻不見起色，「忽明忽眛，或閉目獨坐，或無故自笑，或長吁短嘆」，而且吵着要去煙臺找她的弟弟，帶她回福州。在這段時間裡，嚴復與鶯娘數次「大相衝突」，讓他覺得「自家暗想，真天下第一可憐人也」。他向明麗分析鶯娘得病各種可能的原因，也述說自己心中的痛苦：

此人性質甚似其母……此間京寓本極清靜，除兩人外余皆是下人……江姨向極寡言，既不出門，又不能看書，針黹近亦厭棄，寫字亦有倦時，則除卻些須家計及伺候老爺臥起、自己梳洗之外，幾無一事，只是悶坐臥床而已。度日如此，亦自難堪！

總之，在嚴復一生之中，他與第二位夫人的關係是以分居收場，1910年6月9日江夫人離開北京，前往福建。而第三位夫人則是他生活上、情感上的重要支柱。

忘年之交呂碧城與何紉蘭

除了妻妾之外，嚴復一生還接觸到許多其他的女子。在他的日記之中，有幾處證據顯示嚴復曾召妓冶遊。1908年8月31日的日記中，他記下幾位妓女的名字：「孟雙寶、小金子、三福、翠升、得福」；10月11日「到全樂班，叫素雲」；10月14日「下午到全樂班，方儀廷請。又到翠升班」。此外在他的詩詞之中，也時有與女士們的應答。例如有一首「如夢令」，其下註明「答某女士」，內容是「贈我瓊瑤一紙，記說暮山凝紫。何許最關情？雲裂夕陽千里。羅綺羅綺，中有清才如此」，其中愛慕、憐惜之情，溢於言表。

忘年之交呂碧城與何紉蘭

然而，嚴復最親近的一位異性朋友無疑是他的學生呂碧城(1883~1943)；此外他妹妹的女兒何紉蘭，因母親早逝，從小在舅舅家長大，也深得嚴復的喜愛，兩人常常通信。呂碧城生於1883年，比嚴復小近30歲。其父呂鳳岐(1837~1895)，光緒三年進士，累官至山西學政。碧城從小受過良好的教育，12歲喪父之後，至塘沽依舅父嚴朗軒。碧城十五六歲即才華出眾，善書法、繪畫，長於詩詞。1903年赴天津求學，結識《大公報》創辦人英華(字斂之，1875~1926)，深受賞識，受聘為助理編輯，在天津名震一時。

嚴呂兩人最密切的來往是在1908年，呂碧城在天津隨嚴復學習名學(邏輯)，並促使嚴復把耶芳斯的《名學淺說》(PrimerofLogic，初譯名為《名學啟蒙》)一書譯為中文。嚴復在該書序文中提到此事：「戊申孟秋，浪跡津沽，有女學生旌德呂氏諄求授以此學，因取耶芳斯淺說排日譯示講解，經兩月成書。」嚴復並「為書『明因讀本』四字於課卷」，呂碧城為了感激嚴復，遂以「明因」為字。

除了翻譯、講解《名學淺說》之外，還有幾件事情顯示嚴復與呂碧城之間密切的關係。第一，嚴復很欣賞呂碧城，因而介紹甥女何紉蘭和碧城相識，甚至代替甥女致書碧城。第二，碧城有意去美國遊學，托嚴復向學部疏通，而嚴復因其「一字英文不識」，愛莫能助。第三，嚴復很關心碧城的婚事。1909年6月13日的日記中，嚴複寫道：「下午，呂碧城來視，談極久。此兒不嫁，恐不壽也。」1909年秋天，嚴復在寫給朱夫人的信中又透露，當時的駐日公使胡惟德因斷弦，有意要娶呂碧城，卻遭婉拒。男女交往到關心對方婚事，不可謂不親密。碧城後來皈依佛門，終身未嫁，活到61歲。第四，1908年嚴復曾與呂碧城以詩相應和。

嚴復與呂碧城之間固然為師生之情，然而從上文「早覓佳對」、「立志不嫁以終其身」等語所隱含的言外之意，以及兩人在思想上的親近，似乎透露彼此均對另一方有愛慕之意。唯兩人或許恪於師生禮法，未敢逾越。在他們的內心深處或許一直存在公、私、情、禮之交戰。呂碧城終身未嫁部分應緣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