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與醬缸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中國人與醬缸》是中國當代台灣作家柏楊所作《醜陋的中國人》中的一篇講辭。
作品欣賞
本文是於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六日在美國紐約孔子大廈的講辭。
今天主席給我的題目是「中國人與醬缸」,如果這是一個學術討論會,我們就要先提出來,什麼是中國人?什麼是醬缸?我想我不再提出來了,因為這是一個畫蛇添足的事情。世界上往往有一種現象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如果把它加一個定義的話,這事的內容和形式卻模糊了,反而不容易了解真相,在這種情況之下,討論不容易開始。
記得一個故事,一個人問一位得道的高僧———佛教認為人是有輪迴轉生的,說:「我現在的生命既是上輩子的轉生,我能不能知道我上輩子是個什麼樣的人?既是下輩子又要轉生,能不能告訴我下輩子又會轉生什麼樣的人?」這位得道高僧告訴他四句話:「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做者是。」假定你這輩子過的是很快樂的生活,你前輩子一定是個正直寬厚的人;假定你這輩子有無窮的災難,這說明你上輩子一定做了惡事。這個故事給我們很大的啟示。在座的先生小姐,如果是佛教徒的話,一定很容易接受,如果不是佛教徒的話,當然不認為有前生後世,但請你在哲理上觀察這段答問。
我的意思是,這故事使我們聯想到中國文化。在座各位,不管是哪一個國籍的人,大多數都有中國血統,這個血統不是任何方法可以改變的。不高興是如此,高興也是如此。我們所指的中國人是廣義的,並不專指某一個特定地區,而只指血統。
中國人近兩百年來,一直有個盼望,盼望我們的國家強大,盼望我們的民族成為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但是,多少年以來,我們一直衰弱,我們一直受到外人的歧視,原因在什麼地方?當然我們自己要負責任。但是,從文化上追尋的話,就會想到剛才所說的那個故事,為什麼我們到今天,國家還不強大?人民還受這麼多災難?從無權無勢的小民,到有權有勢的權貴,大家方向都是一樣的,都有相同的深切盼望,也有相同的深切沮喪。
我記得小時候,老師向我們說:「國家的希望在你們身上。」但是我們現在呢?輪到向青年一代說了:「你們是國家未來的希望。」這樣一代一代把責任推下去,推到什麼時候?海外的中國人,對這個問題更加敏感,也盼望得更為殷勤。今天我們國家遭到這樣的苦難,除了我們自己未能盡到責任以外,傳統文化給我們的包袱是很沉重的,這正是所謂前生因,今世果。
前天我在波士頓博物館,看到裡面陳列着我們祖母時代的纏足的鞋子。我親身的經驗是,像我這樣年紀的婦女,在她們那時候都是纏足的,現在你們年輕人聽來簡直難以想像。為什麼我們文化之中,會產生這種殘酷的東西?竟有半數的中國人受到這種迫害,把雙腳裹成殘廢,甚至骨折,皮肉腐爛,不能行動。而在我們歷史上,竟長達一千年之久。我們文化之中,竟有這種野蠻部分?而更允許它保留這麼長的時間,沒有人說它違背自然,有害健康,反而大多數男人還認為纏小腳是值得讚美的。而對男人的迫害呢?就是宦官。根據歷史記載,宋王朝以前,但凡有錢有權人家,都可自己閹割奴僕。這種事情一直到十一世紀,也就是宋王朝開始後,才被禁止。這種情形,正說明我們文化里有許多不合理性的成分。而在整個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不合理性的成分,已到了不能控制的程度。
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像長江大河,滔滔不絕地流下去,但因為時間久了,長江大河裡的許多污穢骯髒的東西,像死魚、死貓、死耗子,開始沉澱,使這個水不能流動,變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個醬缸,一個污泥坑,發酸發臭。
說到醬缸,也許年輕朋友不能了解。我是生長在北方的,我們家鄉就有很多這種東西,我不能確切知道它是用什麼原料做的,但各位在中國飯館吃烤鴨的那種作料就是醬。醬是不暢通的,不像黃河之水天上來那樣澎湃。
由此死水不暢,再加上蒸發,使沉澱的濃度加重加厚。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所謂前生因,就是這樣。
中國文化中最能代表這種特色的是「官場」。過去知識分子讀書的目的,就在做官。這個看不見摸不着的「場」,是由科舉制度形成,一旦讀書人進入官場之後,就與民間成為對立狀態。那個制度之下的讀書人,惟一的追求目的,就是做官,所謂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讀書可以做官,做了官就有美女和金錢。從前人說,行行出狀元,其實除了讀書人里有狀元,其他人仍是不值一文的工匠。那時候對其他階層的人,有很多制度,不能穿某種衣服,不能乘某種車子。封建社會一切都以做官的人的利益為前提。封建社會控制中國這麼久,發生這麼大的影響和力量,在經濟上的變化比較小,在政治上卻使我們長期處在醬缸文化之中,特徵之一就是以官的標準為標準,以官的利益為利益,使我們的醬缸文化更加深、更加濃。
在這種長期醬在缸底的情形下,使我們中國人變得自私、猜忌。我雖然來美國只是短期旅行,但就我所看到的現象,覺得美國人比較友善,比較快樂,經常有笑容。我曾在中國朋友家裡看到他們的孩子,雖然很快樂,卻很少笑,是不是我們中國人面部肌肉構造不一樣?還是我們這個民族太陰沉?
由於民族的缺乏朝氣,我們有沒有想到,造成這樣的性格,我們自己應該負起責任?中國人的人際之間,互相傾軋,絕不合作。這使我想起了一個日本偵探長訓練他的探員,要求他屬下看到每一個人,都要懷疑他是不是盜賊。這種心理狀態用於訓練刑事警察是好的,但是中國人心裡卻普遍地有這種類似情況:對方是不是想從我這裡得到什麼好處?形成彼此間的疑懼,這種疑懼使中國人變成一盤散沙。
我們是這樣大的一個國家,有資源,有人口,八億或者十億,能夠同心協力的話,我們在亞洲的情況,哪裡會不及日本?
由於長期的專制封建社會制度的斫喪,中國人在這個醬缸里醬得太久,我們的思想和判斷,以及視野,都受醬缸的污染,跳不出醬缸的範圍。年代久遠下來,使我們多數人喪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的勇氣,一切事情只憑情緒和直覺反應,而再不能思考。一切行為價值,都以醬缸里的道德標準和政治標準為標準。因此,沒有是非曲直,沒有對錯黑白。在這樣的環境裡,對事物的認識,很少去進一步地了解分析。在長久的因循敷衍下,終於來了一次總的報應,那就是「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是外來文化橫的切入,對中國人來說,固然是一次「國恥紀念」,但從另一角度看,也未嘗不是一次大的覺醒。日本對一些事情的觀察,跟我們似乎不同。十八世紀時,美國曾經擊沉了日本兩條船,使日本打開門戶,日本人認為這件事給他們很大的益處,他們把一種恥辱,當做一種精神的激發。
事實上,我們應該感謝鴉片戰爭,如果沒有鴉片戰爭,現在會是一種什麼情況?至少在座的各位,說不定頭上還留着一根辮子,女人還纏着小腳,大家還穿着長袍馬褂,陸上坐兩人小轎,水上乘小舢板。如果鴉片戰爭提早到三百年前發生,也許中國改變得更早一些,再往前推到一千年前發生的話,整個歷史就會完全不一樣。所以我認為這個「國恥紀念」,實際上是對我們醬缸文化的強大衝擊,沒有這一次衝擊,中國人還一直深深地醬在醬缸底層,最後可能將窒息而死。
鴉片戰爭是一個外來文化橫的切入。西方現代化的文明,對古老的中國來說,應該是越早切入越好。這個大的衝擊,無疑是對歷史和文化的嚴厲挑戰,它為我們帶來了新的物質文明,也為我們帶來了新的精神文明。
所謂物質文明,像西方現代化的飛機、大炮、汽車、地下鐵等等,我們中國人忽然看到外面有這樣的新世界,有那麼多東西和我們不一樣,使我們對物質文明重新有一種認識。再說到精神文明,西方的政治思想、學術思想,也給我們許多新的觀念和啟示。過去我們不知道有民主、自由、人權、法治,這一切都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產品。
以前中國人雖有一句話,說「人命關天」,其實,人命關不關天,看發生在誰身上?如果說發生在我身上,我要打死一個人的話,當然關天。但如果兇手是有權勢的人,人命又算得什麼?所以還是要看這關係到誰的問題。古聖人還有一句話,說「民為貴,君為輕」,這不過是一種理想,在中國從沒有實現過。以前的封建時代,一個王朝完了,換另一個王朝,制度並沒有改變。把前朝推翻,建立了新朝,惟一表示他不同於舊王朝的,就是燒房子,把前朝蓋的皇宮寶殿燒掉,自己再造新的,以示和前朝不同。他們燒前朝房子的理由,是說前朝行的是暴政,自己行的是仁政,所以「仁政」要燒「暴政」的房子。如此一代一代下來,並不能在政治思想上有任何新的建樹,而只以燒房子來表示不同。這使我們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家,幾千年竟沒有留下來幾棟古老建築。
中國政治思想體系中,也有一些理想的東西,是接近西方的,例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樣的話,但這也不過只是一種希望和幻想罷了。事實上,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王子犯法絕對不會和庶民同罪的,中國人向來不知道民主、自由、法治這回事,雖然以前有人說,我們也有自由,可以罵皇帝,但我們的自由極為有限,在統治者所允許的範圍內,有那麼一點點自由。人民或許可以罵皇帝,但得偷偷地背地裡罵。自由的範圍很狹小,當然可以有胡思亂想的自由,但是民主、法治等等觀念,卻完全沒有。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之一,當然,我們在感情上也不得不這樣認為,否則就難以活下去了。但世界上還有另一個偉大的民族,就是盎格魯撒克遜。這個民族為世界文明建立了鋼架,像他們的議會制度、選舉制度,和司法獨立、司法陪審制度等等,為人類社會,建立了一個良好結構,這是它對文明所作出的最大貢獻,也是西方社會能夠在政治上走向合理公平的原因之一。無論如何,再浪費的選舉,總比殺人如山、血流成河要好。對於西方一些好的東西,我們必須有接受的勇氣。有人說西方的選舉不是選舉人才,是在選舉錢,而這種錢不是一般人所可以負擔得起的,即使這樣,浪費金錢,也比浪費人頭要好。
一切好的東西,都要靠我們自己爭取,不會像上帝伊甸園一樣,什麼都已經安排好了。中國人因為長期生活在醬缸之中,日子久了,自然產生一種苟且心理,一面是自大炫耀,另一面又是自卑自私。記得以前看過一部電影,忘記了影片的名字,一個貴婦人,她某一面是美麗、華貴,被人崇拜,另一面卻是荒淫、無恥、下流,她不能把這雙重人格統一起來,後來心理醫生終於使她面對現實,她只好自殺。我們檢討自己病歷的時候,是不是敢面對現實?用健康的心理,來處理我們自己的毛病?
我們應該學會反省,中國人往往不習慣於理智反省,而習慣於情緒的反省。例如夫妻吵架,丈夫對太太說,你對我不好。太太把菜往桌上一摜,說:「我怎麼對你不好?我對你不好,還做菜給你吃?」這動作就是一種不友善的表示,這樣的反省,還不如不反省。
自從西方文化切入以後,中國在政治思想上固然起了變化,在道德觀念上也起了變化。以前,丈夫打老婆是家常便飯,現在你要打一下,試試看!年輕朋友很幸運的是,傳統之中一些墮落的文化,已被淘汰了不少,不但在政治上道德上如此,在所有文化領域中,如藝術、詩歌、文學、戲劇、舞蹈,都起了變化和受到影響。
一說起西洋文化、西洋文明,准有人扣帽子,說「崇洋媚外」。我認為崇洋有什麼不可以?人家的禮義確實好過我們的粗野,人家的槍炮確實好過我們的弓箭。如果朋友之中,學問道德種種比自己好,為什麼不可以崇拜他?中國人沒有讚美別人的勇氣,卻有打擊別人的勇氣。由於我們的醬缸文化博大精深,遂使中國人「橘逾淮則枳」。橘子在原來的地方種植生長出來,又大又甜,但移植到另一個地方去,卻變成又小又酸了,這是水土不服。我有一位朋友,他就是在我坐牢的十年中,一直營救我的孫觀漢先生,他曾將山東省大白菜種子,帶到匹茲堡來種,但種出來的菜,完全不是原來的樣子。
可是日本人就有一種本事,學什麼,像什麼,而中國人卻學什麼,不像什麼。日本人這種精神了不起,他可以學人家的優點,學得一模一樣。中國人只會找出藉口,用「不合國情」做擋箭牌,使我們有很好的拒絕理由。甲午戰前,日本人到中國海軍參觀,看見我們的士兵把衣服曬在大炮上面,就確定這種軍隊不能作戰。我們根本不打算建立現代化觀念,把一切我們不想做的事,包括把曬在大炮上的衣服拿開,也都推說「不合國情」。
像台北的交通問題,原是最簡單不過的事,多少年來,卻一直解決不了。我想如果對違規的人施以「重罰」,幾次下來也就好了。但有人提出來應該要教導他們「禮讓」,認為禮讓才適合我們國情。我們已經禮讓得太久了,被坑得太深了,還要再禮讓到什麼時候?我們設了一個行人穿越馬路時的「斑馬線」,「斑馬線」本來是保護行人的,結果很多人葬身在「斑馬線」上。我有個朋友在台北開車時橫衝直撞,到美國來後常常接到罰單,罰得他頭昏眼花,不得不提高注意。就像交通規則,這麼簡單的事,中國也有,可是立刻扭曲。一說起別國的長處,就有人號叫說「崇洋媚外」。事實上,美國、法國、英國、日本,他們有好的,我們就應該學;他們不好的,就不應該學,就是這麼簡單明了!
有位美國人寫過一本書《日本能?為什麼我們不能?》,並沒有人說這位教授崇洋媚外。由此可知,醬缸文化太深太濃,已使中國人喪失了消化吸收的能力,只一味沉湎在自己的情緒之中。一位朋友開車時往往突然地按一下喇叭,我問他為什麼,他開玩笑說:「表示我不忘本呀!」我們希望我們有充足的智能認清我們的缺點,產生思考的一代,能夠有判斷和辨別是非的能力,才能使我們的醬缸變淡、變薄,甚至變成一壇清水,或一片汪洋。
中國人非常情緒化,主觀理念很強,對事情的認識總是以我們所看見的表象作為判斷標準。我們要養成看事情全面的、整體的概念。很多事情從各個不同的角度發掘,就比從一個角度探討要完全。兩點之間的直線最短,這是物理學上的;在人生歷程上,最短距離往往是曲線的。所以成為一個夠格的鑑賞家,應是我們追求的目標。有鑑賞能力的社會,才能提高人們對事物好壞的分辨。以前我曾看見過老戲劇家姜妙香的表演,他已經六十多歲了,臉上皺紋縱橫,簡直不堪入目。可是,這對他藝術的成就,沒有影響。當他唱《小放牛》的時候,你完全忘了他蒼老的形象。大家有鑑賞分辨的能力之後,邪惡才會斂跡。好像我的畫和凡?高的畫放在一起,沒有人能夠分別,反而說:「的畫和凡?高的畫一樣!」那麼,真正的藝術家受到很大的打擊,社會上也就永遠沒有夠水準的藝術作品。
中國雖然是個大國,但中國人包容的胸襟不夠,心眼很小。前天我在肯尼迪機場搭飛機,在機上小睡了一個鐘頭,醒來後飛機仍沒有開,打聽之下,才知道他們在鬧罷工。我驚異地發現,旅客秩序很好,大家談笑自如,這如果發生在我們國家,情形可能就不一樣了。旅客准跑去爭吵:「怎麼還不起飛?怎麼樣?難道吃不飽?鬧什麼罷工?罷工你還賣票?」他們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我是領航員,說不定我也參加罷工。從這裡面也可以看見所謂大國民的氣度,美國這個國家的包容性很大,它不但包容這麼多膚色和種族,還包容了不同的語言和不同的風俗習慣,甚至包容了我們中國人的粗野。
這種風度說明一個大國的包容性,像里根和卡特在電視上辯論的時候,彼此之間各人發表政見,並沒有做出粗野攻擊。里根並沒說,你做了幾年總統,只知道任用私人!卡特也沒有說,你沒有從政經驗,這個國家你治理得好呀?雙方都表現了極好的風度,這就是高度的民主品質。
我對政治沒有興趣,也不特別鼓勵大家都參與政治,但如果有興趣參與,就應該參與,因為政治是太重要了。不管你是幹什麼的,一條法律頒布下來,不但金錢沒有保障,連自由、生命也沒有保障。
但我們不必人人參與,只要有鑑賞的能力,也是一樣。這種鑑賞,不但在政治、文學、藝術上,即使是繪畫吧,鑑賞的水準也決定一切。那些不夠格的,像我,就得藏拙,只敢偷偷地畫,不敢拿出來,否則別人一眼看出來高下,會說:「你這是畫什麼玩意兒?怎麼還敢教人看?」有了真正鑑賞的能力,社會上才有好壞標準,才不至於什麼事都可打個馬虎眼兒,大家胡混,醬在那裡,清濁不分,高下不分,阻礙我們的發展和進步。
我的這些意見,是我個人的感想,提出來和大家討論,還請各位指教,並且非常感謝各位。[1]
作者簡介
柏楊(1920年3月7日—2008年4月29日),中國當代作家,出生於河南通許縣,祖籍河南輝縣常村鎮常北村 ,漢族,初名郭定生,後改名郭立邦、郭衣洞,1949年後前往台灣,曾任台灣《自立晚報》副總編輯及藝專教授,為海峽兩岸的人熟知。柏楊在很多所學校念過書,但從沒有拿到過一張文憑,為上大學數次使用假學歷證件,曾被教育部「永遠開除學籍」。他的言論和書籍在社會各界引起了廣泛爭議。 柏楊主要寫小說、雜文,後者成就更高,曾被列為台灣十大暢銷作家之一,他的雜文集主要有《玉雕集》《倚夢閒話》(10集)《西窗隨筆》(10集)《牽腸掛肚集》《雲遊記》等 。代表作有《醜陋的中國人》《中國人史綱》《異域》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