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性演變史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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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書旨在探討中國國民性格的演變歷程。
作者認為，國民性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從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國人的性格如同瀑布一樣，飛流直下，越來越惡化。是落後的制度造成了中國人的劣根性。
站在空間與時間的雙重視角中，本書可說是一部另類的中國通史，也為中國未來的改造和發展尋找真正的出路。
作者簡介
張宏傑：蒙古族，1972年生於遼寧。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學士，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清華大學博士後，現供職於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著有《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簡讀中國史》等。曾在《百家講壇》主講《成敗論乾隆》。大型紀錄片《楚國八百年》總撰稿。
原文摘錄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動盪時期春秋戰國，催生了先秦諸子，催生了百家爭鳴；第二個大動盪時代魏晉南北朝，則催生了中華文明和藝術質的突變，為以後隋唐帝國的出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貧困對人的尊嚴和人性的墮落所造成的後果的無法衡量的，貧窮使人的行為被現實利益完全控制，不再有想象力，不再有風度，不再有超越性。貧困文化的進一步就是沉淪，就是流氓精神，就是好死不如賴活着，就是為了一口吃的，什麼都幹得出來。
書評
《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是張宏傑的新作，副標題為「專制制度的演進導致國民性格大倒退」。以前看過張宏傑的《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覺得寫得生動有趣且不乏深刻，所以一直對張宏傑抱有很大的好感。這次看到他的新作也就毫不猶豫的買了來，但一讀之下真讓人大失所望，這完全是一本堆積、拼湊之作，如他自己所言：「有太多的感性……也許有很多不嚴謹、不準確、泥沙俱下之處。」 從他的序言裡就可以看出他這種缺乏嚴謹邏輯的地方，比如他舉了二個例子，一個是抗日戰爭期間民眾為日軍挖坑埋自己，一個是歹徒憑一把小刀當着大家的面在長途車上強姦幾個女孩。然後得出他的結論：這種「順民狀態」告訴你，他們準備在任何公權力、暴力和不合理現象面前低頭，無論什麼時候，他們都會選擇順從，而不是反抗。這種偏頗的全稱判斷是很讓人遺憾的，他選擇性的忽視了那些能夠奮力反抗的勇士們的事跡，關於和上面例子相反的事跡我們可以俯身即拾，多不勝數，是不是我也可以憑些得出結論，中國人是個多麼勇敢的民族？ 更多的硬傷比如他拿堯舜時代的傳說來作為他的專制文化起源的證據，比如把中國制度的缺失歸結為老子、孔子、墨子、韓非子這些思想家的頭上，稱他們為專制制度的幫凶，這又是何其可笑的言論，任何時代的任何思想家的自由思考能力是不應為時代實踐的錯失負責的，這是文明社會關於言論自由應有的共識，在他這裡卻輕易的丟掉了。更要命的是張宏傑對於這些思想家思想的誤讀、亂讀、曲讀之處甚多，讓人深引為憾。 此外比如他對商鞅的指責與對古希臘民主的稱頌，更是形成顯明對比的錯誤，除了說明他對歷史的無知外就是對歷史的選擇性失明。我們不妨來看看他的論述：……梭倫和商鞅對待「平民」的態度是完全相反的，一個是解放，另一個是囚禁；一個是從野蠻上升為文明，另一個是從文明下降為野蠻；一個是通過社會讓步來換得社會的和解，另一個是通過血淋淋的專制來提高國家控制力。 顯然張宏傑在這裡沒有明白商鞅為什麼變法，即他的變法背景。秦國經過商鞅變法後，大幅改變了原來的貴族世襲體制，而能夠解放下層民眾的才智和能力，故而人力資源的利用這一塊是做得最好的，相反其他六國雖然也有不少政治上的改革，但中央集權這塊因為貴族分封勢力過於強大，始終不能勁往一塊使，王室的核心力量始終不如秦國的舉國體制。從人心相背來說，秦國的軍功制度和對小農、奴隸的解放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人民也盼望早日結束亂世，秦國軍隊的入侵對於民眾來說除了國家榮譽感外，損失不大，損失最大的是各國的貴族，他們的特權受到貶損，而民眾化入秦國是最快的，這就很能說明問題，可以說秦國的「民族」政策比較成功。即商鞅變法其實是把等級森嚴的貴族社會轉變為相對平等的平民社會，商鞅為此也付出了他的生命為代價，因為他為了遵守貴族和平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律條，既割了秦孝公弟弟公子虔的鼻子，又不惜得罪太子即後來的秦惠文王，這在當時可是石破天驚的歷史現象。而把當時置於井田制等落後貴族制的下層平民解放出來，可以人人按軍功授田。張宏傑只論證負面的東西，而對於這些時代的進步，他視而不見，這文字的偏頗就可想而知了。 對於古希臘，張宏傑就採取了相反的態度，對於古希臘的民主極其讚揚，對於梭倫改革也十分的肯定，這當然無可厚非。但我們的論述應該全面，我們應該認識到古希臘的公民文化正是奠基在極其殘酷的奴隸社會制度之上的。由於缺乏準確的普查，加上沒有一個確切的奴隸定義，所以很難估計古希臘奴隸的數目。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在公元前五至六世紀之間，雅典擁有最多奴隸，可能多達80,000人；每個家庭，平均擁有三個至四個奴隸。在公元前5世紀，修昔底德認為德西里亞戰爭期間，有2萬名奴隸逃走，他們大多數是商販。在狄摩西尼的時代，估計最少有2萬名奴隸，相當於每個家庭有一名奴隸。而當時的雅典城邦有多少享有民主選舉政治權利的公民呢？根據史料，最多在三、四萬之間。而且雅典的奴隸地位極低，他們是主人的財產，主人可以任意處置奴隸。主人可以贈予，出售，出租或遺贈奴隸。奴隸可以擁有配偶和子女，但國家不承認奴隸家庭，而且主人可以在任何時候將家庭拆散。 對於這些，張宏傑都略而不提了，典型的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我並不是說中國文化就完美無缺，中國文化的缺陷的確需要反思和批判，但這種反思和批判應該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之上，對於歷史人物也不應苛求，不能拿現代的觀念和眼光去要求他們，對歷史要有起碼的溫情和敬意。對於西方文化的美好之處，我們一味頌揚也不能馬上融入中國文化之中，而要看到整個歷史背景和不同環境所造就文化的適應性。西方文化當然有很多非常好的地方，但並非就是完美無缺的。將中西文化進行機械的對比，尤其是如田忌賽馬般的對比，可以說毫無意義，且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貶低自己民族的歷史，我覺得這不是一種明智的反思態度，而是一種無知的貶損和文化自卑。 張宏傑的這本拼湊之作，的確讓人無法卒讀，不推薦閱讀，不妨直接丟到垃圾桶里。只是可惜了我的三十多元大洋，那可是能吃上好多餐的早點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