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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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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明：亦稱華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文明。一般認為，中華文明的直接源頭有三個，即黃河文明、長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中華文明是三種區域文明交流、融合、升華的燦爛果實。產生中華文明的重要因素非黃河和長江莫屬了。在黃河流域產生的農業文明，受到歷史時期自然地理因素的影響，不斷向長江流域農業文明過渡、發展。長江流域農業文明是黃河流域農業文明的繼承和發展。黃河流域早期農業一般主要是種植粟，長江流域農業主要是種植水稻。
基本內容
中文名稱：中國文明
文明要素：城市、文字、冶金術和禮儀
起源
中國文明產生的地點和時間。根據考古發掘研究，有仰韶文化晚期至龍山文化早期等幾種不同觀點。
中國是人類重要的發祥地之一。早在約八百萬年以前，在雲南的開遠、祿豐等地已經生活着古猿。此後，經過漫長時間的進化，產生了不同時期的原始人、氏族部落，如元謀人、藍田人、北京人、山頂洞人及半坡人等等，同時經歷了原始人群、母系社會和父系社會幾個階段。
中國又是一個有着輝煌文明的古老國度。從步入文明的門檻之日起，中國先後經歷了夏朝、商朝、西周、春秋、戰國、秦朝、西漢、東漢、三國、西晉、東晉十六國、南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宋遼夏金、元朝、明朝和清朝等歷史時期。歷代統治者，以其各自的政績在歷史舞台上演出了內容不同的劇目，或名垂青史，或遺臭萬年。其中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時代，經歷了奴隸社會發展的全部過程。從戰國開始，封建社會孕育形成，秦朝則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封建帝國。此後，兩漢王朝是封建社會迅速成長的階段，唐、宋時期經歷了封建社會最輝煌的時代，至明、清兩代，封建社會盛極而衰，並最終步入多災多難的近代社會。
在數千年的古代歷史上，中華民族以不屈不撓的頑強意志、勇於探索的精神和卓越的聰明才智，譜寫了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創造了同期世界歷史上極其燦爛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萬里長城、大運河、明清故宮以及多姿多彩的各種出土文物，無不反映出大膽、高超的生產技術；同時在思想文化、科學技術領域產生了無數傑出的人物，創造出無比博大、深厚的業績；而包括指南針、造紙術、火藥和印刷術這「四大發明」在內的無數科技成就，更使全人類獲益匪淺。
概念要素
文明的概念
文明指人類在物質、精神和社會結構方面所達到的進步狀態。文明起源的實質，就是原始氏族制度衰落解體，在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達到一定水平的基礎上進入對抗性階級社會、建立起國家組織這一歷史進程。文明起源以生產力提高、社會財富增長為前提，是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生產方式和奴隸制社會形態的整體轉變。文明起源的時限，應包括構成文明諸因素的孕育、發展，直到文明時代最終誕生（或稱文明社會形成）。
文明的要素
在考古學上探討文明時代的形成，有些學者簡明地提出了文明要素的概念。對「文明要素」的概括雖不完全一致，但基本是城市、文字、冶金術和禮儀中心四項。其中，居首位的是已有城市作為政治（表現為宮殿和官署）、經濟（手工業商業）和文化（包括宗教）的中心，這一要素集中體現了由平等的氏族社會演變為有階級的國家社會的歷史轉折。有的學者為突出城市在文明形成中的關鍵作用，把文明時代的開始徑稱為城市革命，這是繼新石器時代「農業革命」後人類社會的又一次劃時代事件。
早期文明
古象雄文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研究中心重點課題「古象雄文明探源」暨古象雄佛法大藏經漢譯工程與2013年7月20日在北京啟動。漢譯工程不僅僅將解密雪域高原的古象雄文明，還將探源古中國與古印度、古波斯，甚至與古希臘之間文明及文化互相影響、融合的歷史。
遠古象雄文明的勢力曾經波及到現在的四川、甘肅、青海、雲南，覆蓋整個西藏地區。這些地區的文化又滲透到印度北部、克什米爾以及拉達克一帶，後者曾是東西方文化交流十分頻繁的地區。公元7世紀，松贊干布兼併統一西藏各部落，建立強盛的吐蕃王朝，西藏正史開始書寫。而近幾年考古發現紛紛證明：古象雄文明才是西藏文明真正的根。
據漢文和藏文典籍記載，古象雄王國(事實上是部落聯盟)，史稱羌同、羊同;在7世紀前達到鼎盛。《藏族人口史考略》一文記載，根據軍隊的比例，象雄人口應不低於1000萬。後來，吐蕃逐漸在西藏高原崛起，到公元8世紀，徹底征服象雄古國。此後，象雄文化漸漸消失。西藏本土古老佛教本教的文獻被專家稱為「象雄密碼」。《吐蕃王統世系明鑑》記載：「自聶赤贊普至墀傑脫贊之間凡二十六代，均以本教護持國政。」而當時的古象雄文字，主要用於本教經書典籍的書寫。據《西藏王統記》《朵堆》等典籍記載，象雄幸饒彌沃如來佛祖對過去原始本教進行了許多變革，創建雍仲本教，被稱為西藏最古老的古象雄佛法。幸饒彌沃如來佛祖首先創造了象雄文字，並傳授了「五明學科」：工巧明(工藝學)、聲論學(語言學)、醫學、外明學(天文學)和內明學(佛學)。古象雄文明就是以「雍仲本教」的傳播為主線而發展起來。
中央對外聯絡部研究室副主任欒建章曾撰文評價古象雄文明及本教的歷史意義：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要了解西藏文明，必先了解象雄文明;要研究藏傳佛教，也必先研究本教。否則探究愈深，離真相可能愈遠。
結合中國古文明的特點和個性，有人綜合提出了中國早期文明時代5個方面標誌的看法 ：
①與人民大眾分離的國家公共權力的確立。其重要的物化形態為出現了都、邑（國都、城邑），作為統治階級建立和實施政治權力的基地，有大面積夯土基址的宮殿建築等。
②以階級對抗為核心的社會分層現象。常常從墓地布局和墓葬規格（如棺槨、隨葬品）等反映出來，並伴隨着出現人殉和人牲制度等。
③較複雜的禮儀制度和為王權服務的宗教力量的形成。系列化的玉禮器可視為這方面的指示物之一；同時出現禮儀中心建築物，特別是宗廟成為王都所在地的重要標記，還產生了崇奉主神的大型祭禮場所。
④文字系統的出現。因早期文明社會掌握和使用文字的範圍甚窄，只能從散見的個別文字發現其所透露的信息。
⑤青銅鑄造和玉雕業的興盛。這在中國既代表了物質文化的時代性尖端成就，又具有為社會政治服務而滲透着強烈觀念形態的性質。
無論世界和中國，早期文明社會還有高低層次的差別，都經歷了由初創到繁盛的階段。最初文明的發端，既是多源的，又是有中心（核心）的，多源交匯和中心崛起兩者相輔相成。
關於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各種觀點 根據上述理論，具體分析現有實物資料的涵義，以判明中國文明時代開端的年代和文化遺存，是考古學界正在研究的重大課題，目前尚無定論。
學術見解
①仰韶文化晚期至龍山文化早期，已經或正在經歷着從氏族到國家演變過程中的質的轉變，為中國早期國家階段，或可稱「原始文明」時期。這相當於古史傳說的五帝時代。如公元前3500年紅山文化最高層次的遼寧凌源牛河梁壇廟冢遺址，便體現了王權與神權的結合。當時為建造巨型公共建築物調動組織了很大的社會力量，採石、制玉、制陶已有相當專業化的分工，還出現了神職人員等特殊階層，表明已存在高于氏族部落的政治實體。
②以中原龍山文化為核心，中國各大文化區進入文明時代始創期，出現早期國家。河南龍山文化晚期至二里頭文化（見二里頭遺址）早期可能為夏代文明。夏代以前的五帝後期，存在的天下萬邦局面，即是一種早期國家形態，可稱為雛形國家、方國、邦國，或前王朝時期的部落方國時代。如從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的墓地，可看出當時已形成從「王」、貴族到平民的不同階級和等級。許多地方出現了由玉器（良渚文化最豐富）、彩繪陶器、彩繪漆木器等組成的整套禮器，反映出以私有制和宗法等級制為基礎的禮制已經確立，這是中國古文明的要素和特點之一。
③以仰韶文化後期、大汶口文化後期、紅山文化後期、良渚文化早期等為代表，約當黃帝、顓頊和帝嚳時代，原始氏族社會走向衰落，出現了貧富分化以至初步的階級分化，中國文明起源歷程由此開始。至龍山時代，約當唐虞時代，諸考古學文化大概已走近文明社會門檻，也有的或者已進入與夏代文明有所不同的早期文明社會。其後整個二里頭文化即夏代文化則屬於文明代。
④仰韶文化屬於原始氏族社會。龍山文化處於軍事民主制時期或稱英雄時代，尚未跨入文明的門檻。整個二里頭文化即夏代文化才是中國文明社會的開端。
⑤二里頭文化晚期相當於夏末商初，夠得上稱為文明，肯定進入文明時代。而夏文化則屬於探索中尚未解決的問題。
思想
在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二百年這一千年中，人類在世界上的三個不同地區幾乎同時地湧現和發展出了對自身的人性精神進行不同方面反思的學問，它們即是由古希伯來先知首創的神學、由古希臘哲人首創的哲學和由古中國聖人首創的人學。嚴格地說，它們都是反思人性精神的人性之學，不同的是，神學反思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力量，哲學反思人性精神的實踐的理性力量，人學反思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力量。它們雖各擅人性精神的一個側面，各自成為了一個系統的學問，但它們的目的卻都是在關心人類自身的命運。
在迄今近兩千五百年的歷史中，上述的無論神學、哲學、人學，都曾經歷過一次以上的死亡和再生的歷程。所謂學問的死亡，是指其對人類的命運所面臨的困境已全然喪失了任何有助於變革的思考的力量。在此意義上，最早死亡的是古代中國的人學，或更具體地說主要地是指中國古代的儒學，其標誌即是秦始皇一統中國之後的「焚書坑儒」。其後到了漢代，經過漢儒的再生，作為原始人學的儒學實際上變成了一種偽神學的兩漢經學；到了宋代，經過宋儒的第二次再生，又一變而成了一種偽哲學的宋代理學或道學。此種偽哲學的宋(明)理學一直延續到清代末期，甚至直到1919年五四運動中青年們喊出「砸爛孔家店」的口號為止。實際上人們不知道，孔夫子及其作為最初人學的本真的儒學，早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不久便已經壽終正寢了。作為本真人學的儒學，在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受到外來文明佛學和本土文明道家思想的影響而發展成為宋代程朱理學和明代王湛心學，但隨着草原野蠻文化的衝擊，宋代理學偏向於對精緻宇宙的探索的努力在蒙古鐵騎的踐踏下化為泡影，明代心學對人性的探討，隨着滿清的民族壓迫而流亡日本，而人們看到的不過是經過統治者粉飾過後的裹着「兩漢經學」、「宋明理學」兩層裹屍布的殭屍而已，到了民國之後，中國古代的人學算是連其殭屍也一起被焚燒了。近代以來，隨着國力逐漸增強，在日本的心學大師岡田武彥等一批國際國內儒學大師的倡導下，新儒學又再次浴火重生。
以上對古代神學、哲學、人學的歷史演變的粗略敘述，既表明了關於人類對人性精神反思的大歷史觀，也說明了人性精神的三個方面的缺一不可的完整性和彼此的必要的互補性。無論神學(它表現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哲學(它表現人性精神的實踐的理性)還是人學(它表現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它們都是完整人性精神之學的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任何缺乏其他方面孤立的人性精神反思的學問，都將在其時間歷史的演變之中導致偽學問的興起，例如堅持孤立的人學——儒學的中國，相繼在漢代和宋代分別興起了偽神學的兩漢經學和偽哲學的宋明理學的演變。同樣，古希伯來的神學在後來的歷史中也依然興起過偽人學(基督教的道德神學)和偽哲學(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古希臘的哲學在後來的歷史中也同樣興起了偽人學(斯多葛派、伊壁鳩魯派的道德哲學)和偽神學(中世紀的經院哲學)。
人們過去僅僅用「愛智慧」來定義哲學不過是同義反覆，實則什麼也沒有說，因為人們又會問，什麼是智慧呢?難道智慧是自明的嗎?今天看來，儘管中國人有約五千年的文明歷史傳統，但是在什麼是智慧這個問題上，傳統中國人的回答卻是非常混沌的，而且也是非常偏頗的。中國古代的人學——儒學，提倡了一種人類中極高尚的道德情感的生活——孝悌忠恕，但歷史上真正完全按照儒家道德做人的人卻絕對會被人們視為不明世故的腐儒、迂儒、陋儒、蠢儒，說白了，它並沒有真正教人應對自然問題、應對社會問題的智慧，真正教人智慧的反倒是塞滿中國文獻倉庫的大量史籍和其他諸子百家之書。
中國的史籍主要描述自古以來的官場權力鬥爭，所以，中國人傳統的智慧與其說是人學，不如說是官場鬥爭中的權術謀略之學，它們或許更多地是屬於道家、法家、兵家、縱橫家等等，而不是屬於人學的儒家，其中充滿了無任何理性可言的計謀、機變、說謊、詐騙等等。說到底，傳統的中國人幾乎完全把智慧理解成了人與人鬥心眼、斗權術、斗謀略、斗機變的充滿了非理性的工具，這與西方人所理解的哲學完全不是一回事。古希臘人哲學是從人認識自然物開始的。自然物存在的不變性(其壽命遠比人長)和明顯的規律性(如日月星辰)促使古希臘人創造了哲學，不像古代中國人的人學僅從認識人自身出發，最初創立的卻是占卜之學的《易經》，明顯帶有絕對可變性的宿命，從而遠離了世界的不變性和規律性。傳統中國人在長遠的歷史中忽視了邏輯的創造，也即忽視了思維工具的創造，所以，中國人迄今為止的一切所謂創造發明(包括四大發明)都帶有偶然的宿命的性質，而毫不具有理論思維的必然的邏輯性，所以命定中國人在近代的歷史中，只有等待具有了邏輯必然性學問的西方人來用「船堅炮銳」的方式轟開自己的大門。[1]
參考文獻
- ↑ 中華文明為何五千年不衰？搜狐網，2021-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