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難更名徽州古時黃山不屬於徽州府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徽州 |
 |
為何難更名徽州古時黃山不屬於徽州府近來，因安徽省黃山市是否應該恢復古稱「徽州」，在網上引起熱議。其實，黃山(徽州)名稱的變化，只是古今地名變遷的一個縮影。中國固然也有如同「永恆之城」羅馬一樣建成之後兩千多年名稱不變的地方(譬如無錫)，但更多的地方在歷史長河中已是數度易名，這又是怎麼回事呢?[1]
眾所周知，上海市區的路名基本來自全國各地的地名。其中最有名的自然是被稱為「中華第一商業街」的南京路。南京路的路名顯然是來自「南京」這個地名，但以「南京」這個地方命名的上海馬路卻遠不止這一條「南京路」。
民國時期的「市」是城市的概念，市轄區域系從母縣析出。原本是府城的城市，往往沿用舊府名，於是唐代的州名正式借屍還魂，杭縣市區析出杭州市，吳縣市區析出蘇州市就是如此。諸如上海、無錫這樣從一般縣城析出的城市，通常沿襲原名，於是出現了同名市縣的情況(上海市/上海縣)，怎一亂字了得。國民黨敗逃台灣後仍舊如此，析台北縣為台北市，結果日後台北縣滿足設市條件時已無名可取，只好改稱新北市。
新中國成立後，逐漸形成了地級市管縣(及縣級市)的格局，此時的市實際已是一級行政區而非起初概念。淮安大概是最典型的例子，先是建國初期淮陰縣城析出清江市，1980年代，這個清江市升格為地級淮陰市，管轄原淮陰地區各縣。到2001年，淮陰市再度改名淮安市，清江市變成了清浦區，而舊淮安府府城淮安縣(山陽縣)則被改成楚州區，2012年又一變，楚州區又成了淮安區，實在令人眼花繚亂。
雖然現今的地級市幅員顯得與舊時的州府頗為接近，但畢竟時過境遷，即使現今熱議的安徽黃山市，其實與古代的徽州府也已不是一回事了。舊徽州府的六縣，績溪現屬宣城市，婺源更是別屬江西省，而黃山所在的黃山區(原名太平縣)，古時卻不屬於徽州府(屬寧國府)。從這個角度而言，經歷物是人非的變遷之後，倒也不能簡單說黃山市應當「復名」徽州了。
若有人從南京坐火車來上海，動車組飛馳了300多公里，一出站到南廣場，卻好似孫悟空跳不出如來的手掌心，結果還是在「南京」路上。這是為什麼?因為上海站南廣場口的一條馬路大名就是秣陵路——早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分天下為郡縣的時候，今天的南京所在就是秣陵縣。
到三國時期，孫權將東吳統治中心遷到秣陵，在此築起石頭城，又取「建功立業」之意將其更名為「建業」，而現在的浦東，也可以找到這條「南京」路——建業路。三國一統之後，在西晉征服者的眼裡，「建業」的內涵就有些政治不正確了，於是改成同音的「建鄴」。誰知幾十年後，五胡亂華，中州板蕩。當年三國贏家的後裔只能南渡長江，以建鄴為京城重建晉政權了。因為西晉的末代皇帝叫司馬鄴，為了避諱，此地再度更名為「建康」，雖然與「建業」一樣都是佳名，但「建立安康之地」與「建功立業」的雄心相比，偏安之心已是不言而喻。
東晉南朝都以建康為都，江東王氣，三百年終。隋滅南陳，自然也容不下「建康」之名，遂以「江外安寧」之意貶為「江寧」。於是，以南京為京城的政權滅亡後，江寧往往是來自北方的新統治者最中意的名字，隋代(滅陳)、宋代(滅南唐)，清代(滅南明)俱是如此。
至於上海灘，沿着「十里長街」南京路往西行至美琪大戲院時，就又會遇到這條「南京」路(江寧路)。此外，就在「正宗」的南京路不遠處，有着一條平行的馬路(金陵路)。有道是「六朝金粉地，金陵帝王州」，「金陵」就是南京最早的名稱(戰國時期楚威王建金陵邑)。相傳楚威王滅越後，在此「埋金以鎮王氣」，故稱金陵。
從上面可以看出，南京在歷史上的名字變化或褒或貶，根本源頭在於統治者的好惡。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隋滅陳後將富麗堂皇的南朝宮殿夷為平地，就是其中一例。同樣原因引發的地名變遷不惟南京，宋廷平定方臘起義之後，深恨江南百姓造反，古今藝術修養最高的皇帝宋徽宗遂在地名上做文章。方臘的兩個活動區域，歙州被改成徽州，取的是「徽」的本意「捆綁束縛」;睦州則被改成「嚴」州，意思更是不言自明的。相比之下，朱元璋為避國號諱，取「海定則波寧」之義將明州改成寧波，顯得已是很「友好」了。
話說回來，上海灘的「南京」路雖多，卻未能窮盡歷史上的南京名稱。758年，唐代以江寧位置重要，取「昇平之地」之意改置「昇(「升」的繁體字)州」，但如今滬上並無「昇州路」(不過南京還有)。
再說到「昇州」之「州」，在中國的地名變遷里實在是個有趣的物事。自古就有九州的說法，但「州」真正在政區里出現則要到漢代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正式在全國範圍內推行郡縣二級政區制度，漢代因之。西漢武帝創立十三州，作為監察區域;至東漢靈帝時，黃巾軍起，南陽太守劉焉「以為刺史威輕……乃建議改置牧伯，鎮安方夏」，於是改州刺史為州牧，並行使行政大權，地方政區亦由此變成了三級制，劉表是荊州牧，劉備是豫州牧，這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例子。此時的「州」幅員廣大，譬如蜀漢一國，其實只及漢代的一個益州，換句話說，諸葛亮以丞相兼領益州牧之後，後主劉禪確實也沒啥事可做了。
可能出於限制州牧權力這個考慮，加上國家分裂，割據政權各行其是(譬如三國魏吳都設荊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州越來越多，轄區倒是越來越小，到南北朝末年，北周和南陳加起來，居然已經有253個州，而下一級的郡不過698個，基層的縣亦只有1562個。這實在是機構臃腫到不能不改的地步了，隋代平陳後罷天下諸郡，等於是把州降級到原來郡的地位，隋煬帝乾脆又把州改名為郡，繞了一圈又回到秦代的老路上去了。唐代沿襲隋制，但中央直接管理幾百個州實在過於困難，唐太宗就苦於記不住各地長官名字而將其寫於屏風之上，中唐之後，遂又變成道州縣三級體制。
雖然州在唐代的地位下降，但對中國地名卻影響深遠。不像秦漢的郡名毫無規律，唐代州名整齊劃一，一律是單字加州，許多名字今天也是廣為人知的。比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蘇州、杭州，以及閩粵兩省的省會福州、廣州;而「揚州」也是在唐代從九州中泛指長江以南搬到了今天的江北。
但唐代的州制也有例外，自從開元元年(713年)，唐玄宗把國都雍州(今西安)升為京兆府，把陪都洛州(今洛陽)升為河南府後，「府」儼然就成了擁有特權的州。到宋代就出現了「州郡之名，莫重於府」。府都由州升遷而成，等級均為上州;比如南宋的「行在」杭州升為臨安府。好名字自然人人嚮往，於是府就變得越來越多，到明清更是成為主流，故此才有了「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諺語。
「州」之變為「府」，對於政區本身無甚影響，對地名而言卻是大混亂。府名通常都是二字，於是需要重新起名，比如益州改作成都府，并州改為太原府。但有些時候新的名字又不見得比舊有名字順耳，更多的情況是懶得取新名字，結果在明清時期就普遍出現了先從「蘇州」改成「平江府」，最後又改成「蘇州府」這樣疊床架屋的地名。
明清時期，地方行政基本是省-府-縣三級。通常一個府轄有數個或十數個縣，其中府城所在縣稱為「附郭」，比如寧波府的附郭縣是鄞縣，蘇州府的附郭縣則有吳、長洲、元和三個之多。附郭縣令知縣和知府在同一座城裡，一舉一動，都要受到牽制，所謂「趨蹌倥傯，供億紛紜，疲於奔命」，以致有「三生不幸，知縣附郭」的說法。
正是附郭縣的存在，久而久之，府名所指對象也開始變化。一方面，它仍然指的是整個府所轄區域，比如明清時期廣為詬病的「蘇松重賦」，指的就是蘇州府與松江府(相當於今上海市與蘇州市)，而揚州府興化縣人鄭板橋也算在「揚州八怪」里。但另一方面，有時府名所指僅是附郭縣而已，譬如晚清的《海陬冶遊錄》記載當時的上海青樓，「以蘇常者為佳，土著次之，維揚江北，又其次也」，其中的「蘇」指的就是蘇州府的附郭吳縣(及長洲、元和)與同屬蘇州府的「常」(常熟)相對。外國人就更加搞不清了，英國的馬嘎爾尼使團乾脆說，「蘇州是一個面積很大、人口很多的城市」，這當然是指附郭縣了。
這種情況發展到清末，就形成了知府直接管理附郭縣的思路。宣統年間，東北吉林省的府已與縣一樣只轄有一縣之地(但府級別高);民國建立後，轉變更加徹底，府被裁撤以後，縣由行省直轄。
照理說，既然府已不存在了，附郭縣叫什麼就是什麼唄，就像民國初年，太原叫陽曲，廣州叫番禺，順理成章。但許多地方偏不如此，譬如杭州的附郭是錢塘和仁和縣，結果取了個不倫不類的新名字叫「杭縣」，江蘇淮安府的附郭是山陽縣，結果新名字沿用了舊府名稱淮安縣(這事情以後還有下文)。這樣的地名變動自然給人帶來了不便，不但一般百姓稀里糊塗，就連著名學者也不勝其擾，結果趙元任在中國現代語言學開山之作《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年)里，乾脆把附郭縣統稱舊府名，比如武進叫常州，吳縣叫蘇州。
更大的變動來自「市」的出現。近代城市的產生和發展，必然要求行政管理和行政建制與之相適應，即從「城鄉合治」走向「城鄉分治」。1926年，廣州借鑑西方城市體制頒布實行《廣州市暫行條例》，規定「廣州市為地方行政區劃，直接隸屬於省政府，不入縣行政範圍」。隨着《上海特別市暫行條例》和《南京特別市暫行條例》的公布，至1927年出現了上海和南京兩個直屬於國民政府的直轄市和廣東省轄的廣州市，初步形成了城市型政區的體系。[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