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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海上求法第一人——義淨法師，義淨師徒5人在室利佛逝國弘法及譯經3年余，一直受到華裔的國王供養。義淨的譯經成就很大，武則天女皇帝天授2年（公元691年），大唐另一位三藏法師大津和尚，亦循海道往天竺拜佛跡及留學歸國，途經室利佛逝，義淨迎接大津到國王宮中供養，並托大津和尚順道攜帶他的著作及譯經回國，包括《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兩卷、譯經龍樹菩薩著《勸戒王頌》、《贊佛一百五十頌》、《無常經》一卷、《雜經論》七卷等等，帶回帝都長安，呈獻給朝廷。
原文
一說起西天取經，人人都知道玄奘三藏法師往天竺取經，歷盡艱辛危難，取回大批佛經，對中國佛教貢獻極大，尤以唯識精髓影響後世佛學至深。但是大多數人都不知道唐朝的三藏法師並不止一個，與玄奘同時代的唐三藏法師，還有幾個西往天竺，義淨法師就是其中之一。不同的是，玄奘法師是從「絲綢之路」天山北麓前往印度，經過沙漠和大雪山、冰川、洪水、山崩等等危險。義淨法師是經海道往印度，歷經颱風海嘯等巨大危難。
義淨法師在公元671年赴印取經，695年返國，前後24年之久；三次赴南洋弘法，所譯50萬頌佛經，對後世有一定的影響。他的遊記，對中國唐代的南洋情況，有詳實的記述，為不可多得的歷史文獻。義淨與玄奘三藏，及東晉法顯三藏，實乃鼎足而三的取經譯經偉大貢獻者，在佛學和學術上的成就，都是值得推崇的。
義淨三藏，俗姓張，字文明，原籍范陽，即今河北省涿縣一帶。從小出家，十五歲就立志要去天竺取經，以竟玄奘法師未竟之功——他認為在玄奘法師取回的經文之外，印度必然仍有許多未被發現的佛經寶藏有待追尋。
當時唐朝對西域是採取封鎖政策的，可能是因為突厥戰爭之故。當年玄奘法師並未獲准西行，是私自出關的。玄奘法師之後，此路已不通，因唐朝對人民西行有極嚴的限制。
不過，當時唐朝對外海運非常發達，尤其是與西亞大食國（今伊朗一帶）及歐洲的大秦國（羅馬帝國）有很密切的貿易來往。波斯商船經常來往於中國及南歐。《新唐書》的《地理志》附錄《廣州通海夷道》就有詳盡的記載：從廣州到大食國，海程只須90天。廣州也有船舶開往真臘（柬埔寨）、驃國（緬甸）、婆利（巴里島）、丹丹及盤盤（馬來亞地名）、室利佛逝（蘇門答臘）等國境口岸，也有船經楞伽（錫蘭）與天竺（印度）。
義淨法師於是決心循海道前往印度。他從北方來到廣州，駐錫於光孝寺弘法，終於獲得龔州使君馮孝詮的資助，實現了航海赴天竺的願望。龔州使君馮氏是隋唐藩鎮之一，世代駐守廣州的家族，為北燕國王馮跋子孫，唐太宗高宗曾冊封馮氏為嶺南鎮守使。馮唐（孝詮）娶高州使君冼氏女，冼氏為兩廣及越南北部之苗族72洞共主，故此馮冼兩氏為當時實際上的嶺南統治者，仍奉唐朝正朔（詳見《新唐書》及《隋書》）。以當時嶺南馮氏之財力，支持義淨三藏法師，自然綽綽有餘。馮氏歷代信奉佛教，支持義淨，亦是當然義不容辭的事。當時唐朝不准人民自由出國，如果沒有廣州使君馮孝詮的擔保，義淨是很難獲准離境的（詳見馮氏家譜歷史紀載）。
義淨法師當時已經37歲，當年是唐朝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1年）。11月，馮使君親送義淨登上波斯商船出發。大約20天以後，義淨到達了室利佛逝國（今之蘇門答臘），即是當時南洋最強盛的國家，全國以佛教為國教，以小乘佛教為主。義淨法師到了國都巨港，住了6個多月，獲得國王的禮遇供養，在彼處學習梵文及巴利文。次年6月左右，獲得國王資助，派出專船送他與隨行弟子善行往印度（國王是華裔的）。首先到達末羅瑜國（即今之蘇門答臘的占碑埠），弘法兩月，然後北上，到了馬來西亞半島西北岸的佛教國家羯茶（今稱吉打），弘法講經4個月，深受華僑歡迎，度人很多，12月，再登船西航。
在印度洋船行期間，遇到了大颱風海嘯，船舶幾乎沉沒，義淨法師趺坐念佛，得以化險為夷，但是此中顛簸辛苦危險之狀，難以盡述（印度洋每年初春即有颱風，年年海嘯，淹沒孟加拉國與東印度數十省，於今猶然）。
經過楞伽島之後，義淨法師偕徒於咸亨4年（公元673年）2月8日抵達印度東部的耽摩國，是東印最大的商港（即今之MADRAS）。居住一年，研學梵文及巴利文，開始翻譯龍樹菩薩所著作的「勸戒王頌」一卷。
大唐上元7年（即公元674年），義淨法師開始參拜天竺各國佛跡勝地，包括鹿野、靈鷲山等地。次年，掛單于著名的佛教最高學府那難陀寺，攻研佛典，直到大唐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才回國，留學歷時12年之久，搜集了梵文經藏50餘萬頌，（四句為一頌，換言之，即是200多萬句）。他先乘舟返抵室利佛逝國定居，進行弘法和翻譯經典。
3年後，即大唐永昌元年7月（公元686年），義淨三藏法師回到廣州，駐錫於光孝寺（當時改稱為制旨寺），在廣州將軍馮孝詮的資助之下，從事譯經以及宏法。馮氏再度資助義淨法師及三位法師赴南洋宏法，三位法師是貞固、道弘、法朗與孟懷業。貞固法師其時已經是一位很有名望的法師，在光孝寺講授毗奈耶律典，孟懷業是貞固法師的弟子，是一位很有學問的居士。
在《求法高僧傳》一書中，義淨法師寫道：「懷業精解崑崙語，頗學梵香」，可見孟懷業是一位精通梵文與馬來語的學者（馬來語又名崑崙語）。孟懷業後來留居於蘇門答臘，成為中國佛教學者僑居南洋的第一人。
義淨法師對於道弘法師的評語是：「……既至佛逝，敦心律藏，隨譯隨寫，傳燈是望……畢我大業，由斯小匠，年二十二矣。」可見道弘是一位很有學問的、發心譯經的青年法師。
義淨法師說法郎法師「托志弘益，鈔寫忘疲」，可見法朗是專門負責謄寫譯經的一位苦幹和尚。法朗後來病死於訶陵國，未能隨義淨三藏返國。
義淨師徒5人在室利佛逝國弘法及譯經3年余，一直受到華裔的國王供養。義淨的譯經成就很大，武則天女皇帝天授2年（公元691年），大唐另一位三藏法師大津和尚，亦循海道往天竺拜佛跡及留學歸國，途經室利佛逝，義淨迎接大津到國王宮中供養，並托大津和尚順道攜帶他的著作及譯經回國，包括《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兩卷、譯經龍樹菩薩著《勸戒王頌》、《贊佛一百五十頌》、《無常經》一卷、《雜經論》七卷等等，帶回帝都長安，呈獻給朝廷。
武則天女皇帝證聖元年（公元695年）夏天，義淨、貞固、道弘三位法師從室利佛逝返抵廣州，貞固法師與道弘法師受廣州將軍馮孝詮挽留供奉，留居於光孝寺弘法。義淨法師北上，5月底到達東京洛陽，帶回梵文佛經400部，50萬頌，金剛座真容一鋪，佛舍利兩百粒。武則天女皇帝敬重佛法，御駕親臨東門外十里，恭迎義淨三藏法師，全洛陽緇素，數十萬人，幢幡數萬，鼓樂香花，隨駕恭迎義淨法師取回的佛經，盛況空前，更勝於當年玄奘三藏取經回到長安。武則天女皇帝來到義淨法師面前，親身下拜頂禮，更是歷代高僧未有的殊遇。61歲的義淨三藏法師，被女皇尊為大唐國師，恭迎到佛授寺供養及譯經。武則天在位20餘年，佛法大興，國泰民安，教化推行，義淨法師弘法-功不可沒！
唐睿宗太極元年（公元712年），義淨三藏坐化，世壽72歲，僧臘65。女皇敕令隆重諡尊，義淨荼毗後取捨利千粒，受到女皇恭奉。後來不久，唐武宗大滅佛教，義淨三藏的舍利也下落不明了。[1]
佛教信仰
信仰佛教的好處，有些雖然信仰他教亦能獲得，但畢竟佛教要高超、殊勝多了。
佛教詳盡地剖析宇宙人生的問題，目的在使人對人生能獲得正確的認識。
而佛教的人生觀，嚴格說來，是既不屬於悲觀，也不屬於樂觀的，我們可以勉強稱它做：『中觀』。
什麼叫『中觀』呢?就是既不哭哭啼啼地悲嘆人生，也不渾渾噩噩地虛擲生命，它能用智慧的眼光，掃除一切人生的疑懼、苦悶和誤解，而正確地認識人生的真象，把握人生的方向。
佛教又認為眾生是一體的，休戚與共的，小我生活於大我之中。因此要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不但不能自私自利，反而要有慈悲助人的精神。
佛教反對命運操縱在他人或神的手中，自己做的自己承當，因此人人要克苦耐勞，努力奮鬥，為了明日，必須獻出今天，沒有辛勤的耕耘，哪會有豐碩的收穫呢?
佛教的戒律，對人的行為並不是死的束縛，而是活的鼓舞，在消極方面可以止惡防罪，在積極方面能夠鼓勵救人濟世。舉『不殺生』為例，它的真正精神與目的，不在自己的不殺，而是要去勸人戒殺，一個立志學菩薩道的人，自己殺生固是破戒，就是見死不救也是犯戒。其他戒律也莫不如此，不但自己不能『偷盜』、『說謊』，更要勸人不要偷盜、說謊，苦口婆心的，不厭其煩的勸人改邪歸正。
嚴守五戒是做人的根本，違犯五戒在社會上就不能立足，同時為國法所不容，最後只有身系囹圄，飽嘗鐵窗滋味。而佛教更認為要想做『人』就非守五戒不可，違反五戒，下世就不能再得人身，而將墮入地獄、畜生、餓鬼等三惡道了。(這三類眾生的報應都是痛苦不堪的，因此稱為惡道。)我們且不管下世如何，看看目前就夠了，人能不殺生，社會上就沒有殺人命案;能不偷盜，就沒有小偷、強盜;能不邪淫，就不會有男偷女娼，破壞家庭倫理的事;能不妄語也就不會有欺、詐、騙等事;能不飲酒，則身心愉快，頭腦清晰，不會因一時糊塗而闖禍。(酒有害身體，早經醫學一再證明。)如此，這個社會不是寧靜、安樂的社會嗎?因此我說佛教有淨化社會人心的功用。
佛從不生氣，或處罰弟子，在佛教經典中，絕對找不到佛發怒而用洪水、瘟疫來處罰人類的。
佛對弟子一直和顏悅色，諄諄教誨，他真的是『有教無類』——不論老、少、貧、富、貴、賤，同時包括宇宙間每一類眾生在內。
佛最懂得因材施教，能把握不同的時機，對不同資質的眾生說最好的道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