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章·涉江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九章·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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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涉江》是戰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創作的一首詩，是《九章》中的一篇。此詩可分為五段。第一段述說自己高尚理想和現實的矛盾，闡明這次涉江遠走的基本原因；第二段敘述一路走來，途中的經歷和自己的感慨；第三段寫進入漵浦以後，獨處深山的情景；第四段從自己本身經歷聯繫歷史上的一些忠誠義士的遭遇，進一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第五段批判楚國政治黑暗，邪佞之人執掌權柄，而賢能之人卻遭到迫害。全詩寫景抒情有機結合，比喻象徵運用嫻熟，體現了詩人高超的藝術水平。
作者簡介
屈原，戰國末期楚國愛國詩人。名平，字原。又自雲名正則，字靈均。出身楚國貴族。初輔佐懷王，做過左徒、三閭大夫。學識淵博，主張彰明法度，舉賢授能，東聯齊國，西抗強秦。後遭讒害而去職。頃襄王時被放逐，長期流浪沅湘流域。後因楚國的政治更加腐敗，郢都也為秦兵攻破，他既無力挽救楚國的危亡，又深感政治理想無法實現，遂投汨羅江而亡。其傳世作品保存在劉向輯集的《楚辭》中，主要有《離騷》《九章》《天問》《九歌》等
創作背景
關於此篇的寫作時間，則有許多分歧，大概有以下四種意見：一說是作於楚懷王時期，這種意見以汪瑗為代表，汪璦《楚辭集解》認為此篇「末又援引古人以自慰，其詞和，其氣平，其文簡而潔，無一語及壅君讒人之怨恨，其作於遭讒人之始，未放之先歟！與《惜誦》相表里，皆一時之作」。第二種說法是作於楚頃襄王初年，如林雲銘《楚辭燈》說作於頃襄王二年（公元前297年）。戴震《屈原賦注》也說：「至此重遭讒謗，濟江而南，往斥逐之所。蓋頃襄王復遷之江南時也。」第三種意見認為作於被放逐期間，時約頃襄王九年（公元前290年）左右，如蔣驥《山帶閣注楚辭》說「《涉江》《哀郢》，皆頃襄時放於江南所作，然《哀郢》發郢而至陵陽，皆自西往東。《涉江》從鄂渚入漵浦，乃自東北往西南，當在既放陵陽之後」，又說：「頃襄即位，自郢放陵陽。……居陵陽九年，作《哀郢》，已而自陵陽入辰漵，作《涉江》。」第四種意見認為是臨死前的作品，如郭沫若《屈原研究》認為，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白起破郢後，屈原被趕到江南，「接連着做了《涉江》《懷沙》《惜往日》諸篇，終於自沉了」。以上諸說中，汪瑗作於懷王時代說不可取，因其詞實際上並不平和，其作於放逐後之情景甚為明顯。在作於頃襄王時代之說中，蔣驥說較為可取，因從整篇文章的思想來看，此時的屈原對楚王已完全失望，與《離騷》等中年之作不同，雖具體年代有待商榷，但大致可定為是流放江南多年之後，是屈原晚年的作品，寫作時間當在《《九章·哀郢》》之後
作品鑑賞
整體賞析
《九章·涉江》全篇一般分為五段。從開頭至「旦余濟乎江湘」為第一段，述說自己高尚理想和現實的矛盾，闡明這次涉江遠走的基本原因，「奇服」、「長鋏」、「切雲」之「冠」、「明月」、「寶璐」等都用以象徵自己高尚的品德與才能，蔣驥說：「與世殊異之服，喻志行之不群也。」自流放以來，屈原的年齡一天天大起來，身體也一天天衰老下去，可他為楚國的進步的努力絕沒有放棄過，朱熹說：「登崑崙，言所致之高；食玉英，言所養之潔。」（《楚辭集注》）他堅持改革，希望楚國強盛的想法始終沒有減弱，決不因為遭受打擊，遇到流放而灰心。但他心中感到莫名的孤獨。「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哀南夷之莫吾知兮」，自己的高行潔志卻不為世人所理解，這真使人太傷感了。因此，決定渡江而去。
從「乘鄂渚而反顧兮」至「雖僻遠之何傷」為第二段，敘述一路走來，途中的經歷和自己的感慨。「乘鄂渚」四句，言自己登上今湖北武昌西面的鄂渚，不禁回頭看看自己走過的路途，又放馬在山皋上小跑，直到方林（亦在今長江北岸）才把車子停住。「乘舲船」四句言自己沿沅江上溯行舟，船在逆水與漩渦中艱難行進，儘管船工齊心協力，用槳擊水，但船卻停滯不動，很難前進，此情此景正如詩人自己的處境。「朝發枉陼」四句，接寫自己的行程，早上從枉陼出發，晚上到了辰陽，足有一日行程，行程愈西，作者思想愈加堅定。他堅信自己的志向是正確的，是忠誠的，是無私的。同時，堅信無論如何的艱難困苦，自己都不感到悲傷。
從「入漵浦余儃佪兮」至「固將愁苦而終窮」為第三段，寫進入漵浦以後，獨處深山的情景。「入淑浦」四句言已進入漵浦。漵浦在辰陽的萬山之中。這裡深林杳冥，榛莽叢生，是猿狖所居，而不是人所宜去的地方。「山峻高」四句寫深山之中，雲氣瀰漫，天地相連，更進一步描繪沅西之地山高林深，極少人煙的景象。這是對流放地的環境的形容誇張，也是對自己所處政治環境的隱喻，為下文四句作好鋪墊。「哀吾生之無樂兮」四句言自己在這樣的政治環境和生活環境當中，是無樂可言了。然而就是這樣，也絕不改變自己原先的政治理想與生活習慣，決不與黑暗勢力同流合污，妥協變節。
從「接輿髡首兮」至「固將重昏而終身」是第四段，從自己本身經歷聯繫歷史上的一些忠誠義士的遭遇，進一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論語·微子》說：「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衰！』」《戰國策·秦三》說：「箕子接輿，漆身而為厲，被發而為狂。」接輿被髮佯狂，是堅決不與統治者合作的表示。《孔子家語》說桑扈「不衣冠而處」，也是一種玩世不恭，不與統治者合作的行為。「接輿」六句是通過兩種不同類型的四個事例來說明一個觀點：接輿、桑扈是消極不合作，結果為時代所遺棄；伍員、比干是想拯救國家改變現實的，但又不免殺身之禍，所以結論是「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與前世而皆然兮」四句說自己知道，所有賢士均是如此，自己又何怨於當世之人！表明自己仍將正道直行，毫不猶豫，而這樣勢必遭遇重重黑暗，必須準備在黑暗中奮鬥終身。
「亂曰」以下為第五段。批判楚國政治黑暗，邪佞之人執掌權柄，而賢能之人卻遭到迫害。「鸞鳥鳳凰」四句，比喻賢士遠離，小人竊位。鳳凰是古傳說中的神鳥，這裡比喻賢士。「燕雀烏鵲」用以比喻小人。「露申辛夷」四句言露申辛夷等香草香木竟死於叢林之中，「腥臊」比喻奸邪之人陸續進用，而忠誠義士卻被拒之門外。「陰陽易位」四句更點出了社會上陰陽變更位置的情況，事物的是非一切都顛倒了，他竟不得其時。不言而喻，他一方面胸懷堅定的信念，另一方面又感到失意徬徨。既然齷齪的環境難以久留，他將要離開這裡遠去。
這首詩一個最突出的特點是詩中有一大段記行文字。這段文字描繪了沅水流域的景物，成為中國最早的一首卓越的紀行詩歌，對後世同類詩歌的創作發生了影響。詩中景物描寫和情感抒發的有機結合，達到了十分完美的程度。在詩歌的第二段，通過行程、景物、季節、氣候的描寫和詩人心靈思想的抒發，刻畫了一位飽經滄桑，孤立無助，登上鄂渚回顧走過的道路的老年詩人的形象，又展示了一葉扁舟在急流漩渦中艱難前進的情景，舟中的逐臣的心緒正與這小船的遭遇一樣，有着抒發不完的千絲萬縷的感情。而詩歌第三段進入漵浦之後的深山老林的描寫，襯托出了詩人寂寞、悲憤的心情，也令人扼腕。此篇比喻象徵手法的運用也十分純熟。詩歌一開始，詩人便採用了象徵手法，用好奇服、帶長鋏、冠切雲、被明月、佩寶璐來表現自己的志行，以駕青虬驂白螭、游瑤圃、食玉英來象徵自己高遠的志向。最後一段，又以鸞鳥、鳳凰、香草來象徵正直、高潔；以燕雀、烏鵲、腥臊來比喻邪惡勢力，充分抒發了詩人內心對當前社會的深切感受。
名家點評
宋·洪興祖《楚辭補註》：「此章言己佩服殊異，抗志高遠，國無人知之者，徘徊江之上，嘆小人在位，而君子遇害也。」
宋·朱熹《楚辭集注》：「此篇多以『余』『吾』並稱，詳其文意，『余』平而吾『倨』也。」 明·汪瑗《楚辭集解》：「此篇言己行義之高潔，哀濁世而莫我知也。欲將渡湘沅，入林之密，入山之深，寧甘愁苦以終身，而終不能變心以從俗，故以『涉江』名之，蓋謂將涉江而遠去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