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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改革是一個專用名詞。

漢字(拼音:hàn zì，注音符號:ㄏㄢˋ ㄗˋ)，又稱中文、中國字、方塊字，是漢語的記錄符號，屬於表意文字的詞素音節文字。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已有六千多年的歷史。在形體上逐漸由圖形變為筆畫，象形變為象徵，複雜變為簡單;在造字原則上從表形、表意到形聲。除極個別漢字外(如瓩、兛、兣、呎、嗧等)，都是一個漢字一個音節。 需要注意的是，日本、韓國、朝鮮、越南等國在歷史上都深受漢文化的影響，甚至其語文都存在借用漢語言文字的現象。

名詞解釋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需求側改革主要有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供給側則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制度創造、創新等要素。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調整，在增加投資過程中優化投資結構、產業結構開源疏流，在經濟可持續高速增長的基礎上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就是優化產權結構，國進民進、政府宏觀調控與民間活力相互促進；就是優化投融資結構，促進資源整合，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就是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業質量，優化產品結構、提升產品質量；就是優化分配結構，實現公平分配，使消費成為生產力；就是優化流通結構，節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經濟總量；就是優化消費結構，實現消費品不斷升級，不斷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實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

2019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發布的2019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過去一年，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體經濟活力不斷釋放。

改革背景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成功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已成為名副其實的經濟大國。但隨着人口紅利衰減、「中等收入陷阱」風險累積、國際經濟格局深刻調整等一系列內因與外因的作用，經濟發展正進入「新常態」。

2015年以來，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主要經濟指標之間的聯動性出現背離，經濟增長持續下行與CPI持續低位運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業利潤率下降，消費上升而投資下降，等等。對照經典經濟學理論，當前我國出現的這種情況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滯脹，也非標準形態的通縮。與此同時，宏觀調控層面貨幣政策持續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資拉動上急而下徐，舊經濟疲態顯露而以「互聯網+」為依託的新經濟生機勃勃，東北經濟危機加重而一些原來缺乏優勢的西部省區異軍突起……可謂是「幾家歡樂幾家愁」。簡言之，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分化正趨於明顯。為適應這種變化，在正視傳統的需求管理還有一定優化提升空間的同時，迫切需要改善供給側環境、優化供給側機制，通過改革制度供給，大力激發微觀經濟主體活力，增強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新動力。

存在問題

供需關係

解決供給需求結構性錯位，需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經濟面臨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表象上是速度問題，根子則是結構問題。從整體上看，中國經濟問題的「牛鼻子」已經不在需求側，而是在供給側。當前，中國供需關係正面臨不可忽視的結構性失衡，「供需錯位」已成為阻擋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障：一方面，過剩產能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中國的供給體系總體上是中低端產品過剩，高端產品供給不足。因此，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從生產端、供給側入手，調整供給結構，為真正啟動內需、實現高質量的經濟發展尋求新路徑。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後，為了保增長或穩增長，中國採取了一系列主要針對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宏觀調控政策，如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和政府投資政策。這些政策確實起到了保增長或穩增長的效果。

結構性問題

中國的結構性問題主要包括產業結構、區域結構、要素投入結構、排放結構、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等六個方面的問題。 這六個方面的結構性問題既相對獨立、又相互疊加，需要通過結構性改革去有針對性地解決。

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問題突出表現在低附加值產業、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產業的比重偏高，而高附加值產業、綠色低碳產業、具有國際競爭力產業的比重偏低。為此，需要加快推進科技體制改革，促進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產業的發展；需要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為綠色低碳產業發展提供動力；需要通過金融體制改革、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等去淘汰落後產能和「三高」行業等。

區域結構

區域結構問題突出表現在人口的區域分布不合理。目前，我國城鎮化率尤其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偏低，且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大大低於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此，需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推進農民的市民化進程，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

區域結構的另一個問題是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公平。例如，有些地方享有很多「特權」政策，有些地方發展嚴重滯後。為此，需要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財稅制度改革、區劃體制改革等，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市場，解決不同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使人口和各種生產要素在不同地區自由流動、優化配置。

投入結構

中國經濟發展過度依賴勞動力、土地、資源等一般性生產要素投入，人才、技術、知識、信息等高級要素投入比重偏低，導致中低端產業偏多、資源能源消耗過多等問題。為此，必須要加快科技體制、教育人才體制等改革，優化要素投入結構，更多地實現創新驅動。

排放結構

中國排放結構中廢水、廢氣、廢渣、二氧化碳等排放比重偏高。這種不合理的排放結構導致了資源環境的壓力比較大。為此，必須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制度改革，特別是推進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自然資源用途管制制度、資源有償使用制度、生態補償制度，以及用能權、用水權、排污權、碳排放權初始分配製度等方面的改革。

動力結構

中國經濟增長過多依賴「三駕馬車」來拉動，特別是過度依賴投資來拉動。其實，「三駕馬車」只是GDP的三大組成部分，是應對宏觀經濟波動的需求邊短期動力，只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非原因，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對應着改革、轉型、創新）「三大發動機」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我們要更多地依靠改革、轉型、創新，來提升全要素增長率，培育新的增長點，形成新的增長動力。

分配結構

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行業收入差距、居民貧富差距都比較大，財富過多地集中在少數地區、少數行業和少數人中。因此，有必要加快推進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產權制度改革和財稅制度改革等，促進收入分配的相對公平，縮小貧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