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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樾(1821年—1907年),蔭甫,曲園,浙江德清人,後寓居蘇州。著名學者。以小學(文字、音韻、訓詁學)、古文經學,諸子學見長。所著《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三書,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假借,校正誤文,發明古義,為士林所推重。又擅長詩詞,旁及小說、戲曲;亦工書法,尤長篆隸。其書張繼《楓橋夜泊》詩碑,為其86歲病逝前4月所書,雄渾剛健,被奉為翰墨之寶。

俞樾後受咸豐皇帝賞識,放任河南學政,被御史曹登庸劾奏"試題割裂經義",因而罷官。遂移居蘇州,潛心學術達40餘載。治學以經學為主,旁及諸子學、史學、訓詁學,乃至戲曲、詩詞、小說、書法等,可謂博大精深。海內及日本朝鮮等國向他求學者甚眾,尊之為樸學大師。所著凡五百餘卷,稱《春在堂全書》。除《群經平議》五十卷、《諸子平議》五十卷、《茶香室經說》十六卷、《古書疑義舉例》七卷外,其《第一樓叢書》三十卷、《曲園俞樓雜纂》共百卷。《清史稿》有傳。

人物生平

俞樾,道光元年(1821)十二月初二日出生於德清縣東郊南埭村(今乾元鎮金火村),是時他的父親俞鴻漸在京任職 。四歲以後,因南埭鄙鄉難以從師讀書,他乃隨母親姚太夫人和哥哥俞林到母家杭州臨平求學,從故鄉出走。從此踏上與父業相襲的道路,考進士,入翰林[1]

俞氏是德清的望族,自元末俞希賢遷居德清,先世多隱於農,故譜牒不著。至清乾隆間俞廷鑣(字昌時)及其子俞鴻漸(字依伯)只現三位聞人,俞樾是第四位。俞家雖多次遷寓,但俞樾每以德清俞氏自居,後來他親制了三枚印文,曰"德清俞氏"、"烏巾山舍"、"南埭村民",又幾番在詩中語"吾邑烏巾山",以示不忘德清故里及出生地。今德清縣南埭村尚存俞樾晚年主持修造之"四仙橋",蓋橋建時他預感自己不日也將仙去,乃以"四仙"命名,四仙者,曰其遠祖、祖父、父親及他本人,並有橋聯在橋的南側:"雙槳泛輕舟,綠水瀠洄南北埭;一條橫約略,青鞍安穩往來人。"另橋北側亦有聯。

道光三十年(1850)庚戌科,俞樾中進士第十九名。而在此前的複試中,他的表現尤為出色。這年複試的詩題為"淡煙疏雨落花天",俞樾作詩,首句即不凡,曰:"花落春仍在。"此句深得主考官曾國藩賞識,曾贊:"此與'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宋祁詩)相似,他日所至,未可量也。"在應試詩中,俞樾詩顯屬力作,又弘揚清廷堅守家國的主旋律,遂將其名次移列第一。俞樾對曾的識拔之恩感激涕零,豈料他畢竟太書生,不善應對,不會做官。按說他至少可做到學部堂官,卻僅當了一任河南學政便被御史彈劾,削職歸田。

俞樾回到江南,在蘇州租屋住下,杜門撰述,"原本經典",而向文本深處求義理,他自稱這段生活是"閉戶曾窮皓首經"。他為在蘇州的寓所主室取名"春在堂",自雲"雖名山壇坫,萬不敢望,而窮愁筆墨,倘若有一字流傳,或亦可言'春在'乎?此則無賴之語,聊以解嘲,因顏所居曰'春在堂'。"可知春在堂據"花落春仍在"句演繹而來,大約同時他一面也教授弟子。咸豐十年(1860)春,彼時他主講於蘇州紫陽書院,因太平軍攻克江南大營,於是自蘇州避戰亂至德清縣新市鎮居留半月。他有個弟子童米蓀,就居新市鎮西廟前,其間陪他曾游鎮上名剎覺海寺。他對覺海寺雷書軼聞極感興趣,且予以考證。他在《右台仙館筆記》中寫道,吳興德清新市鎮覺海寺殿宇宏壯,唐時所建,巨材髹漆,積久剝落,見倒書跡曰"酉、候、李、約、攸、利、火、謝、均、思、通"十餘字,鎮人皆言雷神所書,數百年來無人能釋,他考訂為伐木人所刻,且有岳陽樓佐證,非神仙所為。而《春在堂隨筆》中更見他對德清史地之諳熟,如德清舊有地名武林頭(在今乾元鎮),他考證後說,"武林乃五柳之誤。《明史·地理志·湖州德清下》,有下塘巡檢司,後遷五柳港口,即其地也";又如吳江陳宋恕《春秋輿地譜》於浙江首列叟瞞,曰今湖州府武康縣,他從《左傳》、《國語》、《說文》考出,"今武康縣為防風之國則可,為叟瞞之國則不可"。

鼎臠親炙,桃李親栽,由於著作等身,聲譽日隆,不少書院都慕名請俞樾授課,一時"門秀三千士,名高四百州",其中也包括德清前溪書院與德清學子。"同治六年(1867)冬,俞樾偕姚太夫人回德清治父葬事,選址於金鵝山之原祖塋之側。以後每歲蘇杭往返,他都要繞道回德清一次,"上先人冢"。因之任教於德清前溪書院(一名周公書院,在儒學東),只授課欠短,時斷時續。他在《自述詩》中深情寫道:"更向清溪向舊棲,一泉一石總留題。雖然忝竊名山席,竟未看山到剡溪。"自注說:"浙江巡撫黃壽臣前輩薦余主嵊縣講席,然竟未赴。"當他已辭一切教席,且年逾八旬,於每月之朔望仍嘗親臨仙潭書院(在新市鎮)授課二次,並為之撰《仙潭書院碑記》近八百字並篆額,又書"敬業樂群"匾額一方,懸於門廳之上,視為校訓。

除祭掃、授課以外,俞樾也眷顧故鄉風物,懷思鄉人。同治八年(1869)春,他在掃墓之暇,遊覽了慈相寺、半月泉、寶慶寺、蟠龍石諸勝跡,作有一組懷古詩。同治十一年(1871),他專往瞻拜西門城上柳侯祠,是祠供奉柳宗元祖父柳察躬,並作《柳侯祠》志之(見《民國德清縣新志》)。光緒十年(1884),他特陪孫俞陛雲回德清趕縣試,果不出所望,中秀才第一名。光緒十三年(1887),當故鄉拱元橋坍圮亟需重修,他慷慨出銀三百兩資助,並欣然撰《重修拱元橋碑銘》。光緒十五年(1889),湖州各縣陷洪災,而德清尤甚,他聞之,印書一千本,以書款匯付德清賑局。他對德清的深愛愈老彌堅,一如他在晚年所撰《重建德清縣儒學記》中坦言:"余衰且老,猶倦倦然為吾桑梓之邦望也。"

光緒三十二年(1907年2月5日),俞樾八十六歲,以"美名"謝世,葬西湖三台山東麓。臨終前作留別詩10首,代訃辭行。[2]

個人成就

綜述

俞樾是晚清有影響的學者。他長於經學和詩詞、小說、戲曲的研究,所作筆記搜羅甚廣,包含有中國學術史和文學史的珍貴資料。善詩詞,工隸書,學識淵博,對群經諸子、語文訓詁、小說筆記,撰著頗豐,一生著述不倦,主要著述有《小浮梅閒話》、《右台仙館筆記》、《茶香室雜鈔》等,輯為《春在堂全書》,凡500卷。[3]

小說研究

在通俗小說方面的重要貢獻是修改《三俠五義》,使這部小說得以廣泛流傳。趙景深在1956年1月所作的《三俠五義》前言中說:《三俠五義》原名《忠烈俠義傳》,出現於光緒五年(1879)。1889年俞樾初見此書,認為第一回狸貓換太子"殊涉不經",便參考《宋史》和《默記》等加以刪改;他還認為書中所敘不只三俠,"南俠、北俠、丁氏雙俠、小俠艾虎,則已得五俠矣。而黑妖狐智化者,小俠之師也;小諸葛沈仲元者,第一百回中盛稱其從遊戲中生出俠義來。然則此兩人非俠而何?即將柳青、陸彬、魯英等人概置不數,而已得七俠矣。"就改名為《七俠五義》,與《三俠五義》並行流傳。這裡反映了俞樾關於小說的學術觀,可供歷史小說創作的參考。

他對小說的藝術研究也很精湛,趙景深又說,俞樾對於這書的評話特性也有極好的比喻:"事跡新奇,筆意酣恣,描寫既細入毫芒,點染又曲中筋節。正如柳麻子說《武松打店》,初到店內無人,驀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瓮瓮有聲;閒中着色,精神百倍。如此筆墨,方許作評話小說;如此評話小說,方算得天地間另一種筆墨。"如果有人寫一部《中國俗小說史》,不可不能提到俞樾。

經學研究

"通經致用"是俞樾治經治學的宗旨所在。他所謂"致用",主要是就傳統道德的教化而言。他尊尚孟子的"返本"說,要求以傳統道德為本;又提倡荀子的"教化成性"說,強調道德教化。故他以孔、孟、荀為"一聖二賢"。對於中國古代的各種人性論思想,他完全用一種為我所用的態度加以對待。只要不與道德教化相衝突,他都加以吸收利用。他對一些公羊學思想也進行了一定的改造與發揮,以便進一步突出道德的基礎地位。他將《白虎通》中的"三統"論與董仲舒的"三統"論結合起來,從而淡化了"運次"在"三統"循環中的"規律"性作用,而道德的作用因此更加突出。他又發揮"眾所歸往謂之王"的思想,強調為政以德的重要性。他對公羊學中的"三世"說也進行了重大修正,認為"三世"進化到一定階段,由於諸夏的道德達到很高的水平,"夷"、"狄"與諸夏的鴻溝進一步擴大,不再有融入諸夏的可能,因此,"夷夏之辨"愈嚴。為解決這一思想與當時時代趨勢的矛盾,他又用"小九州"和"大九州"思想加以調和。可以說,保守傳統道德、擔承"守先待後"的文化使命,成為俞樾所有學術活動的基礎。

俞樾的群經、諸子研究,以乾嘉皖派漢學的實事求是精神和治學門徑為依歸,要求"原本經典"、"即訓詁名物以求義理"(《重建詁經精舍記》,載《春在堂雜文》),反對空談義理和迂曲之言,特別重視"因聲求義"和"以意逆志"的法則。在此基礎上,其治經治學又形成了自己"以疑存疑"、大膽置疑的學術個性和風格。在他看來,不管某種觀點成立的理由多麼不充分,只要能獲得至少一條材料的支持,就應該兩存其說。在《詁經精舍自課文》和《經課續編》中,他常常就同一論題出示多個答案,例如"皋比解",他以不同的角度和材料,列出了結論迥異的五種答案。因此之故,在俞樾的著作中,既存在兩存其說的情況,也存在據孤證以立異的情況,還存在自我否定的情況。這些都應該從其"以疑存疑"的立場來理解。對俞樾這一學術風格的評價,學術界存在一定的分歧。章太炎、黃侃等抱有微詞,梁啓超、劉師培、宋恕等似乎傾向於贊同的態度,錢玄同則大力提倡。客觀地說,"疑則闕"與"以疑存疑"屬於不同的學術風格,兩者都有其合理性。因為任何學者都要受自身的學識修養和思想立場的局限,自以為有"十分之見"的結論未必絕對正確,而"疑則闕"則往往容易使一些珍貴的材料隨着時間的流逝而化為烏有,後世學者因此便失去對同一問題加以重新研究的機會和條件。"以疑存疑"、大膽置疑則能給後學者留下更廣的研究空間和更多的研究思路。[4]

俞樾長於經學研究,一生著述豐富。所著《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等書,為乾嘉學派後期代表作;《春在堂隨筆》、《茶春室叢鈔》等筆記,搜羅甚廣,保存了豐富的學術史和文學史資料。

書法作品

俞樾工書法有江聲之風,以篆、隸法作真書,善以隸筆作楷書,別具一格。尋常書札,率以隸體書之,尤工大字。如清末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江蘇巡撫陳龍重修寒山寺時,有感於滄桑變遷,古碑不存,便請俞樾手書了這第三塊《楓橋夜泊》石碑。其時,俞樾雖已八十六歲高齡,仍以其飽滿的情懷,穩重的章法,渾圓的筆意,揮灑淋漓,一氣呵成。俞樾作書後數十天,便倏然長逝了。所題詩碑成為絕筆。這塊由俞樾補書詩碑名擅當時,拓本流傳甚廣,古雅拙樸。

人物軼事

廢除中醫

俞樾被認為近代中國主張廢除中醫的第一人,他提出"醫可廢,藥不可盡廢"的觀點。他在治經之餘,對中醫藥學也有所研究,且能處方治病。在《春在堂全書·讀書余錄》中,有"內經素問"篇四十八條,乃俞氏校讀《素問》所做的札記,也是他用考據學方法對中醫經典著作《黃帝內經》進行"探賾索隱"、"辨訛正誤"的結晶。基於對中醫的理解,為他的"廢醫存藥"思想的產生埋下理論的根苗。這一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的兩篇論著《廢醫論》和《醫藥說》中。《廢醫論》和《醫藥說》基本涵蓋了俞樾的醫學觀點,即"醫可廢,藥不可盡廢"的結論,實際上構成了近代"廢醫存藥"思想的濫觴。家庭的不幸成為俞樾憤而議廢醫的直接原因,而晚年的病弱和無助又是促成他撰寫《醫藥說》的重要動機。[5]

家庭變故

俞樾19歲與姚夫人成親,二人一生恩愛,伉儷情深,育有二男二女。然而,這個本該幸福美滿的家庭因為一連串的病患而蒙上悲涼的陰影。大約從1860年開始,疾病和災難就接踵而至。先是大女婚後不久,丈夫便突然病故,1864年遺嫁王氏。1866年次子祖仁又染重病,幾近成廢。1872年,時任福寧太守的俞樾的長兄俞林又愕然病逝。不幸並未就此停息,而是愈加瘋狂的襲擾這個家庭。

最讓俞樾遭受重創的莫過於姚夫人的去世、長子早亡和次女繡孫的突然病逝。1879年四月,夫人姚氏病故,先生"奉其柩仍至俞樓,悼亡歌哭,有'月到舊時明出,與誰同依欄干'之感"。他將夫人歸葬杭州右台山。自己在墓側築室三間,和夫人日夜相守。惓惓之情,不以生死有殊。從此以後,他"精神意興日就闌衰,著述之事殆將輟筆矣",唯"雜記平時所見所聞,以銷暇日"。清光緒八年(1882年)俞樾作《雙齒冢志銘》。又作《雙齒冢詩》,表達了對亡妻的無盡思念。長子紹萊在任直隸省北運河同應、英年早卒。兩子一死一廢,未能繼承父業不說,給俞樾帶來的創痛不可謂不深。

1882年俞樾最疼愛的小女繡孫又突然病逝。繡孫聰穎超群,十歲能詩,深得老父鍾愛。子女相繼命喪,尤其是小女病逝以後,俞樾悲傷交加,幾近崩潰。俞樾一連寫下15首催人淚下的悼亡詩。這些詩句無不清晰地表達了俞樾的悲愴之情。妻離子散,哀歌陣陣,很難想像一個花甲老人能夠承受一連串的打擊。他在《哭孫婦彭氏》一詩中寫到:"老夫何罪又何辜,總坐虛名誤此軀,泡夢電雲十年內,鰥寡孤獨一家俱,自知佳世應非久,竟不忘情亦大愚,轉為痴兒長太息,從今誰與奉盤盂。"流露出人生的哀嘆和無奈。

<造物弄人,命途多舛。百般不幸頻頻照臨,家境的災難,中醫藥的無助,使俞樾不得不哀嘆人生噩運,懷疑甚至遷怒中醫。在經受接二連三的重創之後,俞樾步入情感生活的低谷,在撰寫《俞樓雜纂》時已感"意氣頹唐,衰病交作"。在這種對生活幾乎失去信心的無奈心態下,作者有感而發,專列"廢醫"一章,"憤然"提出廢除中醫中藥,是情緒化的自然流露。[6]

夫妻情深

在世人的印象中,俞樾是紅學家俞平伯的曾祖,是革命家章太炎的老師,更是寫下五百卷煌煌巨著《春在堂全書》的大儒。可是這樣一位大學者,他其實也是個有情有義的好男人,而他背後的那個女人,可敬可愛更是不遜芸娘。

俞樾的結髮妻子叫文玉,是他青梅竹馬的表姐,1839年,俞樾十九歲,他與這位打下就定下娃娃親的童年夥伴成了婚。兩人雖然情深意重,但無奈輾轉流徙多年,家境窘澀,俞樾不得已和妻子住到了岳父家。沒能力給妻兒一個真正的家,俞樾滿心愧疚:文玉卻善解人意安慰他,"吾終當與君創造一好家居耳。"

考取功名前多年,俞樾一直四處教書,文玉在家侍奉老人,撫養孩子,她每次給俞樾寫信都說家裡一切都安好,讓他照顧好自己,從不寫一點難處和壓力。1850年,在得知丈夫部考第一的喜訊後,文玉在信中回了一首詩,"耐得人間雪與霜,百花頭上爾先香。清風自有神仙骨,冷艷偏宜到玉堂。"既是恭喜,又是提醒他要像梅花一樣傲骨錚錚。

然而,仕途剛剛開始,俞樾就因"試題割裂"被彈劾而罷官回鄉,永不再用。沒有一句責怪的話,文玉默默的陪着他,溫言軟語,但求他淡忘胸中的苦楚。

1858年,文玉四十八歲的時候,一家人定居蘇州,俞樾從此再不問時事,一心治學。多年的風餐露宿漂泊艱辛,讓文玉很早就開始掉牙。把妻子的落牙細心包好,俞樾心痛不已。

1874年,曲園建成,這是俞樾和文玉真正意義上的第一個家,憶起當年,兩人相對唏噓。可是,幸福的晚年並沒有持續多久,1879年,文玉病倒了,她與俞樾道別:"吾不起矣,君亦暮年,善自保重。"1881年的時候,六十一歲的俞樾也開始掉牙了,他把落齒與那顆珍藏了多年的文玉的牙齒收到一起,一同埋在杭州俞樓後面,取名為"雙齒冢"。"他日好留蓬顆在,當年同咬菜根來。"憶起亡妻,俞樾眼神迷離,迷離如幼時的青梅往事。[7]

家族成員

俞氏一族自元末希賢公起,居曲園已四百餘年,世以務農為生,至俞樾祖父始耕讀傳家。

祖父:俞廷鑣(1725-1797),字昌時,號南莊。自奉儉素,而性好施與。篤志於學,著有《四書評本》,後由俞樾集資刊刻。

父親:俞鴻漸(1781-1846),字儀伯,號澗花,又號三硬蘆圩耕叟。嘉慶二十一年(1816)舉人,赴會試十一次而不售。通經史、善詩文,著有《印雪軒文鈔》三卷、《印雪軒詩鈔》十六卷、《印雪軒隨筆》四卷、《讀三國志隨筆》一卷。

夫人:姚文玉(1820-1879),為俞樾表姐。姚氏熟讀詩書,著有詩集《含章集》,後自焚毀。

曾孫:俞平伯。[8]

人物評價

瑞安孫詒讓在《哀世丈俞曲園》輓聯中稱:一代碩師,名當在嘉定、高郵而上,方冀耄期集慶,齊算喬松,何因夢兆嗟叱,讀兩平議遺書,樸學銷沉同墮淚,卅年私淑,愧末列趙商、張逸之班,況復父執凋零,半悲宿草,今又神歸化鶴,拈三大帙手墨,餘生孤露更吞聲。

人民網(《關於俞樾的幾點認識》):俞樾是一位通儒,涉獵範圍廣泛,其學術成就以"通"見長。單就其著述而言,在具體領域的研究方面,與後世學者的成果相比,似乎不那麼精深。但就俞樾而言,其學術地位不僅體現在具體的研究成果方面,更體現在傳統學術的傳承方面。他本人一再強調,其學術以"梯梁後學"為取向。俞樾的三部代表作完成於1864至1868年,對其後一、二十年的傳統學術發展有着重要影響。[9]

章太炎在《俞先生傳》:浙江樸學……昌自先生,賓附者,有黃以周、孫詒讓。[10]

人物紀念

俞樾故居

曲園,俞樾故居,位於人民路馬醫科43號,1963年被列為蘇州市文物保護單位,1995年被列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俞樾於同治十三年(1874年)得友人資助,購得馬醫科巷西大學士潘世恩故宅廢地,親自規劃,構屋30餘楹,作為起居、著述之處。在居住區之西北原有隙地如曲尺形,取老子"曲則全"之意,構築小園取名"曲園",宅門懸李鴻章書"德清余太史著書之廬"橫匾。建築的主要部分取名為"春在堂"。

故居占地共2800平方米,正宅居中,自南而北分五進,其東又建配房若干,與正宅之間以備弄分隔有相互溝通。其西、北為亭園部分,形成一曲尺形,對正宅形成半包圍格局。正宅門廳和轎廳皆為三間。第三進為全宅的主廳,名"樂知堂",面闊三間,進深五界,為全宅唯一大木結構採用扁作抬梁式的建築,用料較為粗壯,裝飾樸素簡潔。這裡為俞樾當年接待貴賓和舉行生日祝壽等喜慶活動的場所。第四、五進為內宅,即居住用房,與主廳間以封火山牆相隔,中間以石庫門相通;均面闊五間,以東西兩廂貫通前後,組成一四合院。樂知堂西為春在堂,面闊三間,進深四界。堂前綴湖石,植梧桐,為俞樾當年以文會友和講學之處。南面為"小竹里館",為當年俞樾讀書之處,館南小院栽竹。春在堂北突出一歇山頂小軒,名"認春軒"。軒北雜植花木,疊湖石小山為屏,中有山洞蜿蜒。穿山洞有折,東北隅為面闊兩間的"艮宦",乃昔日琴

室。循廊西行,有書房三間,名"達齋"。出達齋沿廊南行,有一小亭,三面環水,池名"曲池",亭名"曲水"。池東假山上有"回峰閣"與亭相對,假山中原有小門與內宅相通。亭南曲廊通春在堂。小園面積僅200平方米,建廊置亭,結構布局曲折多變,頗有小中見大之奇。[11]

其他故居

曲園老人俞樾在蘇州的故居,除了大家熟知的馬醫科巷的曲園外,還有三處,不太為人所知,那就是飲馬橋畔狀元石蘊玉的五柳園、紫陽書院和大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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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