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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築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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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史學家 | |
| 出生 |
1902年 河北省邯鄲市永年縣 |
| 逝世 | 1985年 |
| 國籍 | 中國 |
| 母校 | 北京師範大學 |
| 職業 | 教育科研工作者 |
傅築夫，中國經濟史學家[1]，河北省邯鄲市永年縣人，1921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化學系。在北師大求學期間，結識了魯迅先生，從魯迅先生那裡得到寶貴教誨。在魯迅先生的倡導和指導下，傅築夫又進行中國古代神話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為他後來大規模搜集經濟史資料，從事經濟史的研究打下了基礎。
人物介紹
基本信息
傅築夫從1929年起至1946年，他先後在河北大學，安徽大學，中央大學，重慶大學任教授[2]。
期間1936年到英國留學，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研究經濟理論和經濟史。1939年回國。
1947年秋，傅築夫到南開大學任教，任南開經濟研究所研究生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1956年兼任人民大學教授。
傅築夫主要研究領域:
中國經濟史。
個人履歷
1930年，傅築夫到河北大學任教授，開始了大學的教書生涯，講授過《經濟學概論》、《農業經濟學》等。1930年至1932年任安徽大學教授。1932年7月至1936年10月，受教育部長兼中央大學(南京大學的前身)校長的委任，擔任中央大學校長室秘書，並任教授，主講《中國經濟史》，開始了對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工作。
1937年1月至1939年5月，傅築夫自費留學英國，學習了經濟理論和歐洲經濟史，為他後來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語言和中、歐對比的優勢。
1939年7月至1945年7月，傅築夫在重慶國立編譯館任編纂。在他的建議和主持下，1940年開始，編譯館開展了大規模的中國古代經濟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
1945年8月至1946年底，傅築夫在重慶先後任過中央大學教授、重慶大學教授兼經濟系主任。
1947年1至7月，他應聘去瀋陽任東北大學法商學院院長兼教務長。
1947年8月至1978年6月，傅築夫在南開大學渡過了31個年頭。這期間，他又進行了第二輪的資料搜集工作。從50年代初開始，思想改造、肅反、反右、"文革"，他一直是個"運動員"，報國無門，有才難施，這是他最大的精神痛苦。
1977年，國家制定科學發展八年規劃，中國經濟通史被列為重點項目。傅築夫的學生吳天穎向主持制定這項規劃的經濟學家許滌新推薦傅築夫承擔這項任務。經過一番運作，中國社會科學院向南開大學借調傅築夫承擔八年規劃的重點任務。承擔這一任務的具體單位是北京經濟學院。
1978年6月，傅築夫被借調到北京經濟學院。他心情舒暢，如魚得水，開始實現他幾十年的夙願。
為了公正地評價傅築夫的工作，1979年3月，南開大學給他糾正了錯劃"右派"問題，並推薦傅築夫為1979年度天津市勞動模範。
1980年11月，九三學社天津分社表彰了傅築夫的工作。
1980年、1983年，傅築夫被分別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第六、第七屆委員會委員。
1979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聘傅築夫為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
1982年5月，教育部高教一司明確傅築夫編的《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為高校文科教材。
傅築夫夫婦的戶口和工作關係轉往北京以後，1983年，傅築夫被評為北京市教育系統先進工作者，他是其中最高齡者。
1983年12月，傅築夫被聘為九三學社中央顧問。
1984年6月，北京經濟學院隆重慶賀了傅築夫執教55周年。教育部顧問、中共北京市教育工作部的部長及一些著名學者出席了大會。
1985年1月11日晨5時10分，傅築夫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3]。《經濟日報》、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都發布了他逝世的消息。北京市副市長白介夫主持了追悼會，教育部、中國社科院一些著名學者都送了花圈。
人物生平
傅築夫自幼熟讀古文，1921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化學系，不久轉入國文系。受革命洪流的衝擊，開始對中國社會問題產生興趣，自日本郵購三卷本《資本論》英譯本，嘗試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來分析和研究中國的社會經濟問題。1928年，寫成並出版了《中國社會問題的理論和實際》專著。1928-1932年，先後任河北大學和安徽大學教授，講授經濟學原理和農業經濟學等課程。
1932年改任中央大學教授，講授中國經濟史，從此正式轉入中國經濟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30年代初至40年代中，在《圖書評論》、《東方雜誌》、《中國經濟》、《文史雜誌》和《社會科學叢刊》等刊物上，發表了多篇研究中國經濟史的論文，參加了30年代的中國社會史論戰，較早地注意到秦漢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特殊性，初步提出了西周封建制和中國歷史上幾次經濟大波動的見解。1936年赴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進修，學習經濟理論和經濟史。
1939年回國，任內遷四川重慶的國立編譯館編輯，從事翻譯和主持編輯經濟科學各科名詞。1940年開始進行大規模的中國經濟史資料的收集與整理工作，到1949年，已整理出幾大箱資料，分類條編，並在每章前附有簡短的說明和分析，初步形成了對中國經濟史整個輪廓的認識。1945年重返中央大學，次年任重慶大學法學院經濟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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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築夫 |
1947年初赴東北大學法商學院任院長兼教務長。同年秋任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指導研究生主任委員。新中國成立後，繼續執教於南開大學，講授中外經濟史和《資本論》研究課程。1956年兼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擔任該校研究生專業課講授和指導論文工作，在原有講義的基礎上，重寫出《中國近代經濟史》講義約80萬字。1957年後開始中國經濟史資料的第二輪搜集和整理工作，至"文化大革命"前夕中斷。粉碎"四人幫"後，他受到鼓舞和激勵，僅在1977年到1978年，就寫成了14篇中國經濟史論文，1980年由人民出版社集結成《中國經濟史論叢》出版。1978年，他應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北京經濟學院之約借調北京，承擔《中國經濟通史》的撰寫任務，不到三年，就寫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一、二兩卷，不久又完成了三、四、五卷的寫作，該書已陸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他主編的《中國經濟史資料》一、二冊和寫作的《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也已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中國經濟史論叢(續集)》1988年又由東方出版社集結出版。
個人作品
1978年受社會科學院及北京經濟學院之約借調北京，承擔全國社會科學八年規劃中所訂《中國經濟通史》著作的撰寫任務。
著有《中國經濟史論叢》，《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中國原始資本積累問題》，《中國封建社會內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中國社會問題之理論與實際》。
見解和評價
學術見解
傅築夫長期從事中國經濟史的教學與研究，對中國經濟史逐步形成了一個自成體系的見解:(1)殷代處於發展不充分的奴隸制，西周以後中國進入封建社會。長達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分為典型的和變態的封建制度兩種。前者產生於西周初年，崩潰於東周前期，其基本特徵是領主制經濟;變態封建制以地主制經濟為主，產生於東周前期，一直延續到鴉片戰爭前的清代，它是相對於典型封建制而言，既非原來那種純粹的封建制度，又非真正的資本主義制度;(2)中國在戰國時期的社會經濟結構中已經有了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出現了產生資本主義的前提條件，並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這就為封建制度的崩潰準備了條件;(3)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遲緩，資本主義因素不能正常發展，其主要原因在於社會經濟的基本結構形態是小農經濟;(4)中國自漢代以後歷代實行閉關主義政策的經濟根源，在於中國是一個封建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一切皆可自給，無需他求;(5)不贊同以朝代標名中國經濟史的分期，認為社會經濟結構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朝代興亡更迭是政治的歷史而非經濟的歷史，兩者偶有吻合，但這種吻合不是經濟變化的原因，恰是經濟變化的結果。這正是七卷本《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的理論依據所在。
社會評價
《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原本計劃寫七卷本。傅築夫只寫到第五卷最後一章的第二節。最後一節即第三節是他去世後由別人補寫的。傅築夫終未完成自己的體系。
傅築夫在南開31年，主要有兩大成就:一是為國家培養了一批人才。分布在全國的20多位學術帶頭人、博士生導師，主要是在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大約10年左右的時間內培養的。二是用了大約15年時間進行了第二輪的資料搜集工作，為後來到北京以後的研究工作做了準備。
傅築夫有鮮明的是非感，強烈的愛國心。大學期間的一位同學，曾與日本侵略者有過不正常關係，傅對他十分厭惡。80年代初，該人從國外回來，特來拜訪老同學，並約傅出去參觀，傅冷落了他，也不答應外出參觀，令那位老同學敗興而去。
傅築夫的一些老友們反映:傅先生"膽大，有正義感，嫉惡如仇";"他很正直，愛護朋友，講信用，言行一致"。他答應了的事情，都是千方百計履行諾言的。1983年初，他的學生毛揮代一家雜誌向傅約了一篇稿。不久，傅住院了。待病情略有好轉，毛揮再去看他時，他交稿了，足有上萬字。
傅築夫善於獨處，有驚人的抗干擾能力。每天總是在那同一位子上，幾乎是一個姿態地看書、寫作。來客人一般是夫人接待，只要不是來訪他的，他照舊工作。在那不大的住房空間裡，客人們聚在他身後打橋牌，又吵又鬧，對他毫無影響。
在晚年迎來了好的治學環境，他惜時如金。他常說:"對青年是來日方長，對我則是來日苦短。"他在最後的6年多時間裡，培養了兩名研究生;在滇、桂、京、津、陝作過多次學術報告。每次住院，只要從危重病房轉入正常病房，就在床上半躺着，墊上硬紙板寫作。有一次住院三個月，完成了26萬字;最後一次住院40多天，還以頑強的毅力完成了6萬字，字跡雖已不工整，但它卻是閃爍着生命之光的6萬字啊!去世的前一天他還在寫。他常說:"艱苦了一生，為什麼不叫子孫站在新的起點上，向前走得更遠、更快些呢?"
傅築夫平易近人，誨人不倦，不僅認真培養自己的學生，對不認識的青年也熱心指教。
揚州港務系統的蔣登源未曾見過傅築夫。他於1983年揚州師院中文系畢業，考研究生落第，給傅築夫來信，立即得到答覆，傅築夫鼓勵他克服困難，走自學成才之路，並將自己的許多著作寄給他。他們信件來往頻繁，直到傅築夫去世。傅築夫對他的學習親筆指導，有成績就肯定、鼓勵;有偏差即幫助糾正。
傅築夫晚年生活消遣不多，不是他興趣單調，而是為了搶時間，一些工作之餘的情趣很少顧得上。他喜好古玩、字畫、養花、看京劇。年輕時喜歡畫早春的紅梅;練過四年書法;喜歡聽古典音樂中那些輕快的、優美的樂曲。
傅築夫教授雖然故去了，但他的學問與精神將永遠鐫留於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