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聲甘州 寄參寥子（蘇軾）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八聲甘州·寄參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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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八聲甘州·寄參寥子》 創作年代：北宋 文學體裁：詞 作者：蘇軾

《八聲甘州·寄參寥子》是宋代文學家蘇軾的詞作。這是一首寄贈之作，表現詞人超然物外的人生態度和寄情山水的人生理想。全詞以平實的語言，抒寫深厚的情意，氣勢雄放，意境渾然。上下闋均以寫景發端，議論繼後，景語中有情語，議論時亦輔之以超曠、閒逸、感喟之情，大氣包舉，襟懷高妙，風格豪邁超曠。

原文

“ 八聲甘州·寄參寥子

有情風、萬里卷潮來，

無情送潮歸。

問錢塘江上，

西興浦口，

幾度斜暉。

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

誰似東坡老，

白首忘機。

記取西湖西畔，

正暮山好處，

空翠煙霏。

算詩人相得，

如我與君稀。

約他年、東還海道，

願謝公、雅志莫相違。

西州路，

不應回首，

為我沾衣。

” — 《八聲甘州·寄參寥子》，《東坡樂府》

譯文

有情風從萬里之外卷潮撲來，無情時又送潮返回。請問在錢塘江上或西興渡口，我倆共賞過幾次夕陽斜暉？用不着仔細思量古今的變遷，一俯一仰的工夫，早已物是人非。誰像我東坡蘇老。白首之年，淡忘了仕進的機會。

記住西湖的西岸，春日最美的山隈，就是那空明的翠微，如煙的雲霏。算起來詩人中相處得宜。如我與您這樣的友情，確實稀微，彌足珍貴。約定日後，像東晉宰相謝安那樣，沿着直通大海的長江航道，向東引退、回歸。別讓這一高雅志向與未來事實彼此違背。不應在西州路上回首慟哭，為了我而沾濕衣襟，灑落淚水。

作品賞析

此作於元祐詞六年（1091）蘇軾由杭州太守被召為翰林學士承旨時，是作者離杭時送給參寥的。參寥是僧道潛的字，以精深的道義和清新的文筆為蘇軾所推崇，與蘇軾過從甚密，結為莫逆之交。

起勢不凡，以錢塘江喻人世的聚散離合，充分表現了詞人的豪情。首二句表面上是寫錢塘江潮水一漲一落，但一說「有情」，一說「無情」，此「無情」，不是指自然之風本乃無情之物，而是指已被人格化的有情之風，卻絕情地送潮歸去，毫不依戀。所以，「有情卷潮來」和「無情送潮歸」，並列之中卻以後者為主，這就突出了此詞抒寫離情的特定場景，而不是一般的詠潮之作，如他的《南歌子·八月十八日觀潮》詞、《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詩，着重渲染潮聲和潮勢，並不含有別種寓意。下面三句實為一個領字句，以「問」字領起。西興，在錢塘江南，今杭州市對岸，蕭山縣治之西。「幾度斜暉」，即多少次看到殘陽落照中的錢塘潮呵！這裡指與參寥多次同觀潮景，頗堪紀念。「斜暉」，一則承上「潮歸」，因落潮一般在傍晚時分，二則此景在我國古代詩詞中往往是與離情結合在一起的特殊意象。此句以發問的形式，寫出天上陽光的無情。地下潮水無情而歸，天上夕陽無情而下，這是以天地和自然萬物的無情，襯托人之有情。

「不用」以下四句，意謂面對社會人生的無情，不必替古人傷心，也不必為現實憂慮，必須超凡脫俗，「白首忘機」，泯滅機心，無意功名，達到達觀超曠、淡泊寧靜的心境。這幾句，帶有作者深沉的人生感喟和強烈的哲理色彩，讀來令人感慨。

從上片寫錢塘江景，到下片寫西湖湖景，南江北湖，都是記述他與參寥在杭的游賞活動。「春山」，一些較早的版本作「暮山」，或許別有所據，但從詞境來看，不如「春山」為佳。前面寫錢塘江時已用「斜暉」，此處再用「暮山」，不免有犯重之嫌；「空翠煙霏」正是春山風光，「暮山」，則要用「暝色暗淡」、「暮靄沉沉」之類的描寫；此詞作於元祐六年三月，恰為春季，特別叮嚀「記取」當時春景，留作別後的追思，於情理亦較吻合。

先寫與參寥的相知之深。參寥詩名甚著，蘇軾稱讚他詩句清絕，可與林逋比肩。他的《子瞻席上令歌舞者求詩，戲以此贈》雲「底事東山窈窕娘，不將幽夢囑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肯逐春風上下狂」，妙趣橫生，傳誦一時。他與蘇軾肝膽相照，友誼甚篤。早在蘇軾任徐州知州時，他專程從餘杭前去拜訪；蘇軾被貶黃州時，他不遠二千里，至黃與蘇軾游從；此次蘇軾守杭，他又到杭州卜居智果精舍；甚至在以後蘇軾南遷嶺海時，他還打算往訪，蘇軾去信力加勸阻才罷。這就難怪蘇軾算來算去，像自己和參寥那樣親密無間、榮辱不渝的至友，在世上是不多見的了。如此志趣相投，正是歸隱佳侶，轉接下文。

表現了詞人超然物外、歸隱山水的志趣，進一步抒寫二人的友情。據《晉書·謝安傳》載，謝安東山再起後，時時不忘歸隱，但終究還是病逝於西州門。羊曇素為謝所重，謝死後，一次醉中無意走過西州門，覺而大哭而去。詞人借這一典故安慰友人：自己一定不會象謝安一樣雅志相違，使老友慟哭於西州門下。

作者簡介

蘇軾（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縣）人。北宋文學家、知名畫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與其父洵、弟轍，合稱「三蘇」。他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己又刻苦學習，青年時期就具有廣博的歷史文化知識，顯露出多方面的藝術才能。枕頭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考進士時，主司歐陽修見其文章連稱「快哉！快哉！」1059年任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

英宗即位，任大理寺丞。神宗時，任太常博士、開封府推官，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請求外任，出為杭州通判，改知密州、徐州、湖州。元豐二年（1079年），御史台有人摘引其非議新法的詩句，以「訕謗朝政」罪名入獄，即所謂「烏台詩案」。出獄後，貶為黃州團練副使，五年後，改任汝州團練副使。哲宗即位司馬光等舊黨執政，他復為朝奉郎，任登州知州、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充任侍讀，又因與司馬光等政見不合，請求外任，出知杭州、潁州、揚州，後任兵部尚書兼侍讀、端明殿這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元祐八年（1093年）新黨再度執政，他以「譏刺先朝」罪名，貶為惠州安置、再貶為儋州（今海南省儋縣）別駕、昌化軍安置。徽宗即位，調廉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復任朝奉郎，北歸途中，卒於常州，諡號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