擊鼓 詩經·國風·邶風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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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鼓這是一篇典型的戰爭詩。詩人以袒露自身與主流意識的背離，宣洩自己對戰爭的牴觸情緒。作品在對人類戰爭本相的透視中，呼喚的是對個體生命具體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細節幸福的獲得。
原文
詩經·國風·邶風〔先秦〕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於以求之？於林之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於嗟闊兮，不我活兮。於嗟洵兮，不我信兮。
譯文
擊鼓的聲音震響（耳旁），兵將奮勇操練。（人們）留在國內築漕城，只有我向南方行去。
跟隨孫子仲，平定陳與宋（兩國）。不允許我回家，（使我）憂心忡忡。
（我卻）身在何方，身處何地？ 我的馬兒丟失在哪裡？ 到哪裡（才能）將它尋覓？ 到那（山間的）林泉之地。
一同生死不分離，我們早已立誓言。與你的雙手交相執握，伴着你一起垂垂老去。
嘆息與你久離別，再難與你來會面。嘆息相隔太遙遠，難以實現我誓言。
鑑賞
這是一篇典型的戰爭詩。詩人以袒露自身與主流意識的背離，宣洩自己對戰爭的牴觸情緒。作品在對人類戰爭本相的透視中，呼喚的是對個體生命具體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細節幸福的獲得。這種來自心靈深處真實而樸素的歌唱，是對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關 懷的闡釋，是先民們為後世的文學作品樹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標。
《毛詩序》云：「《擊鼓》，怨州吁也。」鄭箋以《左傳·隱公四年》州吁伐鄭之事實之。姚際恆《詩經通論》以為「與經不合者六」，此實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師伐陳，衛人救陳」之事，在衛穆公時。今以為姚說較《毛序》為合理，姑從姚氏。
第一章總言衛人救陳，平陳宋之難，敘衛人之怨。結雲「我獨南行」者，詩本以抒寫個人憤懣為主，這是全詩的線索。詩的第三句言「土國城漕」者，《鄘風·定之方中》毛詩序云：「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居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文公營楚丘，這就是詩所謂「土國」，到了穆公，又為漕邑築城，故詩又曰「城漕」。「土國城漕」雖然也是勞役，猶在國境以內，南行救陳，其艱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從孫子仲，平陳與宋」，承「我獨南行」為說。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猶之可也。詩之末兩句雲「不我以歸，憂心有忡」，敘事更向前推進，如芭蕉剝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寫安家失馬，似乎是題外插曲，其實文心最細。《莊子》說：「猶系馬而馳也。」好馬是不受羈束、愛馳騁的；征人是不願久役、想歸家的。這個細節，真寫得映帶人情。毛傳解釋一二句為：「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把「爰」解釋為「或」，作為代詞，則兩句通敘營中他人。其實全詩皆抒詩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兩章文情哀苦，更為動人。
第四章「死生契闊」，毛傳以「契闊」為「勤苦」是錯誤的。黃生《義府》以為「契，合也；闊，離也；與死生對言」是正確的。至於如何解釋全章詩義。四句為了把叶韻變成從AABB式，次序有顛倒，前人卻未嘗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應該是：
執子之手，與子成說；死生契闊，與子偕老。
這樣詩的韻腳，就成為ABBA式了。本來「死生契闊，與子偕老」，是「成說」的內容，是分手時的信誓。詩為了以「闊」與「說」叶韻，「手」與「老」叶韻，韻腳更為緊湊，詩情更為激烈，所以作者把語句改為這一次序。
第五章「於嗟闊兮」的「闊」，就是上章「契闊」的「闊」。「不我活兮」的「活」，應該是上章「契闊」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會也。」「於嗟洵兮」的「洵」，應該是「遠」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闊」的「闊」。「不我信兮」的「信」，應該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說」而言的。兩章互相緊扣，一絲不漏。
「怨」是《擊鼓》一詩的總體格調與思想傾向。從正面言，詩人怨戰爭的降臨，怨征役無歸期，怨戰爭中與己息息相關的點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個生命的丟失。從反面言，詩作在個體心理，行為與集 體要求的不斷背離中，在個體生命存在與國家戰事的不斷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實幸福對戰爭的殘酷的不斷顛覆中，流顯出一份從心底而來的厭戰情緒。這一腔激烈的厭戰之言，要爭取的是對個體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細節中的切實幸福。
創作背景
關於這首詩的背景有幾種不同的說法。一種是魯隱公四年（公元前719年），衛國公子州吁（前人亦稱「衛州吁」）聯合宋、陳、蔡三國伐鄭。另一種是清代姚際恆認為此實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師伐陳，衛人救陳」而被晉所伐之事。今人多以為姚說較為合理。
簡析
《擊鼓》是《詩經》中的一首詩。此詩描寫征人被迫從軍向南，調停陳、宋兩國關係，長期不得歸家而懷念家鄉親人之感。全詩從體現戰爭氣氛的鼓聲寫起，渲染出一幅兵荒馬亂的情景，表達了征人怨懟而又無奈的心情。全詩五章，每章四句，以往事與現實進行對比，在結構上形成頓宕，在敘事中又間以抒情，在情感上形成波瀾，手法獨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