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鳳章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劉鳳章

刘凤章是湖北黄陂（今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林家田塆人。笔者觅获黄陂敦睦堂民国甲戌年（1934年）续印《刘氏宗谱》，载刘凤章数多诗文联语和当时撰写的卷首谱序与注志，推断续谱有先生参与编纂，谱录家世亦经他亲自校审。宗谱卷九世系表记其本人简况如下：谱名“华銈，册名凤章，字文卿，一字耘心，晚号岱樵。生清同治乙丑年二月十五日未时。清庠生，乡试膺，房荐四次，堂备两次。历充学务公所普通科科长兼总务科副科长，理化学堂优级师范、武昌府师范、支郡师范、武昌中学堂及私立法政学堂教习。民国充黎副总统顾问官，湖北公立法政学校教员，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学长兼教员，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八年，湖北省立国学馆教员。”而这一家谱的发现和有关档案的披露，对准确了解刘凤章生平和他的执教生涯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佐证。

　　一、晚清中舉 投身教育 　　盤龍城劉氏的始祖是劉拱宸。據清雍正《湖廣通志·名宦志》載，劉拱宸明初「以賢才薦知黃陂縣」，「二程讀書處訪得裔孫名祖川者，令其守護。暇即訓課士子，一時人才蔚起。」劉鳳章為劉拱宸第十八世孫。 　　劉鳳章早年師從二甲進士黃雲鵠（蘄春籍顯宦、黃季剛之父），中舉後投身教界，贊同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教育主張，受湖廣總督和提學使黃鮮庵（號紹箕）、高凌蔚（字澤畬）知遇，曾任學務公所普通科科長及總務、專門兩科副科長。那時，專門科掌理高等學堂及各種專門學堂，如仕學院、醫學堂、武學堂的教課規程；掌理學堂管理人員、教員、學生等一切事務，保護、獎勵各種學術技藝，海外遊學事務。普通科掌理優級師範（相當高等教育性質）、初級師範學堂、中小學堂教課規程，聘請辭退教員，考核獎懲學生，以及通俗教育、家庭教育和與中小學堂類似的學堂之各項事務。劉先生先前贊襄創辦的湖北學報，在創設的武昌府師範任教，服務學務公所後繼續兼任多所學堂教習；斯時，學部左丞喬茂軒辦學聘其講課並聲言調部，辭而未往。武漢市檔案館至今藏有一張清宣統三年（辛亥年；1911年）頒發的畢業文憑（館藏案卷全宗號130-4-267），湖北優級師範理化選科學堂註明《倫理》課教員劉鳳章。總之，清末的教育管理與教學實踐，為劉鳳章一生的執教生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執掌大學 時譽斐然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黃陂人陳時與父親陳宣愷傾財興學，爭取同鄉黎元洪等人支持，於1912年5月創辦了中國第一所私立大學武昌中華大學。劉鳳章與陳家是黃陂故交，力辭擔任校長之邀，後難卻懇意就任中華大學學長，「為校中學術重鎮」。湖北省教育司職，1913年擬請劉先生繼任，亦被婉辭。據中華大學1923年出版的《武昌中華大學總覽》和1932年出版的《武昌中華大學二十周年紀念特刊》，劉鳳章一直擔任學校常務董事或董事，兼任國學系教員或教授。武漢市檔案館現存私立武昌中華大學的一張畢業證書（館藏案卷全宗號130-4-77），民國四年頒發給湖北省江漢道夏口縣學生何許，由學校代表人陳宣愷、學長劉鳳章簽署。著名人士惲代英、余家菊、陳啟天等，均系中華大學的早期畢業生。 　　近現代著名教育家余家菊，在《六三回憶錄》的《人物誌》中，首先寫到劉鳳章：「我在十四歲的時候離開家塾到武昌念書，遇到劉鳳章先生，他是黃陂同鄉，講陽明之學，提倡致良知與知行合一，教書時以強烈的熱情發揮他不平凡的意見，我受他很大的影響。」「在大學同班中有惲代英者，受劉先生的影響也不淺」。近現代著名教育社會學家陳啟天著《寄園回憶錄》一書，追述在武昌中華大學求學和在中學部任教時說：「學長劉文卿先生的精神，最使我感念難忘。他所任的學長名義，似乎相當於現在大學的教務長。但他並不處理實際教務，只盡力設法引起學生努力修養與研究的興趣。他所教的正式功課，只有倫理學一門，每周兩三小時。他利用這門功課，指點實踐倫理的道理與方法，尤其着重發揮王陽明之學。因此我得稍稍了解陽明之學的要旨，是要人先拔本塞源，去掉私慾，做一個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大人物，而其下手方法，則在致良知與知行合一。」又說：「我國舊日分老師為兩種：一是經師，二是人師，而以人師最為人所推崇。依我看來，劉先生可算是晚近的一個人師而兼經師，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武昌中華大學和之後湖北省立一師的畢業生敬業精銳，開拓進取，與劉先生的「耘心」孕育，教學先教本、教人先教心才是造就人才的精英教育理念，實乃有着直接的關係。 　　三、接長一師 教界矚目 　　民國成立不久，前兩湖總師範學堂教務長郭肇明，1912年11月奉命就總師範學堂籌辦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至國民革命軍北伐攻克武昌後，一師1926年撤銷時校長更迭達8人；劉鳳章先生接長第三任，「奉委到校在（民國）三年八月」（1914年），至1921年9月，任職時間最久，創湖北一師的鼎盛時期。劉先生借鑑武昌中華大學的成功辦學經驗，衝破當時封建守舊思想的重重禁錮，努力改變舊的關門辦學狀況，結合自己考察國內外教育的心得，銳意革新，舉措煥然，制定「朴誠勇敢，勤苦耐勞」的一師校訓，實施「德智體」兼備之教育方針，以培養新青年，鼓鑄新國魂。 　　劉鳳章強調「德育智育體育為修身三要索不可缺二」之理念，非常重視體育和兵操課，學校備有百幾十支舊步槍和木步槍用於訓練，又請拳師晨練教授拳術，組織球隊外出比賽。二是教學講座傳播新知，培養學生敏銳進取品德。劉先生禮聘為學子授課的是當時各界著名學者，如黃季剛、劉伯平、於澤漢、蔡存芳、萬聲揚、魯濟恆、彭邦楨等，延請留美或留日的海歸人士教英語、數學、國文、歷史、法制經濟、教育學與教學法等。星期日舉辦的文會講座，邀請眾多學術造詣深厚的專家來校演講，章太炎、黃侃（季剛）講國學，梁任公（啟超）講歷史研究法，黃炎培講職業教育，陶行知、晏陽初講平民教育，黎錦熙、黎錦暉講小學教育，孟祿博士講教育學，李立夫講各地見聞與所得，李漢俊講要建設必先破壞等觀點，極大地開拓了師生的視野，引領學生趨向學科知識和時代的前沿；同時，劉先生親自主講國學，「開卷有益，勤能補拙」常不離口，談修齊治平道理，發揮陽明之學，敦勸青年勤學儉樸，繼往開來，作革新社會準備，提高了年輕學子的思想認識，激發了行其所知的探索精神。言教身教，薰陶漸漬，學生多趨篤學力行，有所成就。 　　一師圖書館藏書數十萬冊，學生閱覽學習風氣很盛，刻苦潛修，諧和充實。學生起早貪晚，好學不倦，有的健康欠佳，學校除巡視勸導勞逸適度，並設調養室診治、療養患病同學，使之得以康復。出版的校刊《文選拔萃》，刊登學生佳作和史地論述，交流心得，鼓舞上進，不要畢業生弄出文字不通順的笑話。又特開英文班，聘美國老師教學，為學生升學或留學創造條件。1920年始設中文拼音學習，適應新文化潮流。一師作為公立學校，教學有聲有色，人才聚集一方，學生享受官費待遇；附小選拔高材生留任，設備完善，學習紮實，系全省最典型的小學，各地參觀者絡繹不絕，時為湖北武漢教育界所矚目。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解放軍大將王樹聲、著名學者徐復觀等分別在1917年前後考入該校。當時，一師學風甚濃，思想活躍，學生張素吾、劉敦銘等發起「證人社」，提倡讀書和自省，修身立德，熱心把課堂手工實踐擴充到小規模的市場性手工業勞作等。那時的官方看來，自由結社等於組織造反。劉先生明白這是讀書團體，多予方便，力於支持。學生吳士崇（字德峰）品學兼優，與這個組織成員關係密切，常以修養與治學相勉，秘密從事革命活動，為當局偵知，密令抓捕。劉先生聞訊即密囑學監阮景星（字華甫）趕赴黃土坡（今武昌首義路）吳家，促吳德峰迴避。其後劉先生多方周旋，平息事態。吳德峰後任武漢市長，常常追念劉先生，並推薦阮華甫為省政府參事。另據劉仲衡著文，劉鳳章在文普通學堂執教時，董必武在該校讀書（1905～1910年，別名董用威）；辛亥武昌首義後，劉先生薦其在湖北都督府任職；接長一師後又聘為英文教員。1922年，董必武任一師訓育主任，輔導「證人社」改為「人社」，成為中共外圍組織。一師學生勇於追求真理，「五四」運動期間和北伐軍進入武漢前後，積極參加-和革命活動，人才輩出，亦有烈士殉難捐軀。之後，徐復觀、周謙沖等棄政治學，卓有建樹。 　　四、修身養正 嫉惡如仇 　　劉鳳章清末民初以學行稱於一時，頗具聲望，黎元洪曾聘為-顧問及教育參議，他懇辭不就，但常進言，貢獻福國利民的良策。-照例每月寄送薪俸三百元，亦堅辭不收。歷年所積，達數千元，均存漢口黃陂實業銀行。後經友人婉勸利用該款，復承黎元洪樂捐校舍，旁采歐美治校方法，在武昌南樓創辦私立養正小學，為師範學生實習創造條件，特聘一師畢業的幾位高材生劉敦銓（仲衡）等任教，為民族培育幼苗，為國家創造新機。現代新儒學大師徐復觀1981年發表《憶念劉鳳章先生》一文，他說，「近五十多年來常常想到我住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時的校長劉鳳章先生，總感到真正以宋明儒講學精神辦學校的，民國以來僅有他一人。這在教育史上，在儒林傳中，都應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劉先生篤信王陽明致良知、知行合一之教，生活清嚴，言笑不苟；但對人周到懇篤，治校勤懇，來往學校總是步行，極少坐人力車；冬天只穿棉袍，我曾看到背上脫了線，決不穿皮襖。大家稱他為劉陽明；排擠他的人，說他是『作偽』。他在上《修身》課時曾向我們說：『讀書的人要能站得起來，不走上升官發財的老路，首先必須從生活儉約上立根基。生活一任意，便易流於放侈；生活放侈，行為不能不隨之邪僻。我們只要相信是對的便去做，不怕人罵為作偽；守之終生不改，不就是真的嗎？』」劉先生修身冶性養正，率先垂範，講課熱情條理，嫉惡如仇。他最深惡痛絕者，為升官發財的世俗觀念。他說：「『升官發財』是中國幾千年帝制官僚傳統不斷的壞風俗惡習慣。民國儘管誕生，而舊帝國舊傳統舊風俗舊習慣，依然根深蒂固於人心而不可拔除，這是最可悲哀的事。」所以，劉先生對招收一師新生綜合省察，國文考試嚴格，入學作文曾親命試題：「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其故安在，試申論之」。一師每次招收新生，報考常達二三千人，正備錄取只有五十人，落榜者往往是難過國文這一關。 　　袁世凱1915年12月復辟稱帝前，湖北的代理人發起勸進，教育界亦有阿諛響應者。劉鳳章事前北上參加中央師範會議，袁閉會在懷仁堂盛禮宴請與會者，親出演說；黎元洪囑籌養正小學，召宴於瀛台，密室深嘆袁誤國之圖謀；因聞訊有備，回鄂堅拒勸進簽名，正氣凜然，誓死反對，寧為保衛民國而死，決不偷生開倒車去擁護復辟醜行。並在一師大禮堂召集全校師生開會，慷慨陳詞，拂袖辭職，高呼：「為保衛民國計，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師生哭泣，聲震瓦屋，列隊送別校門。次年袁死，劉先生才返校視事。劉鳳章在湖北的護國反袁壯舉，氣魄磅礴，忠愛共和，永垂青史。1916年，民國締造元勛黃興、蔡鍔，相繼去世，劉先生悲痛哀悼，曾作輓聯弔唁：「才哭英雄，又哭英雄，英雄有幾，英雄有幾。創造民國，再造民國，民國在茲，民國在茲。」湖北安陸翰林陳培庚，在武昌司門口被當時官僚政客私人包車撞死。劉先生作聯直斥當道：「當道盡豺狼，斯世那容公立足。同堂處燕雀，前途更令我傷心。」 　　五、博採眾長 　　竭誠精進 　　劉鳳章終身以講國學與辦教育為職志，陶冶人才，竭誠精進。他以我為主，博採眾長，融合提煉，自成一家。在一師校長任內，民國八年奉命率團東渡扶桑考察教育，組織有襄陽二師、宜昌三師校長等十人同往，自日本回國又參觀上海、江浙教學。劉先生詳撰考察報告《東遊紀略》，記錄好經驗，報導新趨向，為改進國內教育作參考，筆者今在北京發現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尚有一師與武昌文藻齋印行的舊籍存世。劉鳳章在教育管理方面，借鑑採用當時國內外的先進措施，結合師範特點，形成湖北一師的辦學風格，影響深遠，譽及遐邇。中國的國學經典浩如煙海，《周易》被奉作群經之首，稱為「世界四大元典」之一。愛國學者徐恕（字行可），曾師從劉先生讀書，敏而好學，深愛典籍，後成著名藏書家，捐國家珍稀書畫及文物價值連城，因知先生「雅好易也」，供書「前後不下數十百種」。劉先生精研周易，名重學界，晚年患病經其四弟華鈞（劉敦勤之父）力勸返鄉，息影家園，殫心著述；將數十年研講積累所得，於民國甲戌（1934年）暮春寫成《周易集注》，由一師的學生在武漢印行，1982年又在台北校正重印。劉鳳章撰《周易集注》論述六十四卦的革卦時開篇寫道：「井舊則污濁，故以革新為貴也。」德國博士衛禮賢Richard Wilhelm（1873～1930）研究易理，從事譯述，深嘆易義之廣大精深，早年赴鄂與劉先生切磋請益，先生熱情答疑。其子衛德明Hellmut Wilhelm後執教於美國華盛頓大學，將在德國友人家中所獲珍本周易攜美，親自校正《周易譯解》英文版三版訂正本，經波林根基金會資助，1968年6月出版於紐約，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部印行。此誠為中西合璧之儒林佳話。 　　清末民初，是個驚濤駭浪的時代。革命者信仰：矯往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往。徐復觀1918年至1923年在湖北一師讀書，見證了當時的情況。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蓬勃興起。「新的風氣，吹到了武漢，新人物要破舊立新，把劉先生當作舊的大目標，由校外的攻擊，滲入到校內。首先說劉先生排斥新知之士，其次是說對學生管得太緊，妨礙了自由發展，劉先生在這種壓力之下，也一次請了幾位北大武高畢業的當教員，但被學生瞧不起。攘擾漸次代替了和諧，劉先生憤而辭職，被大多數學生熱烈歡迎回來。但不到半年，攻擊之聲更盛，學生中一向佩服劉先生的也漸冷淡下來，劉先生便從此離開了學校。」劉先生宅心仁厚，律己甚嚴，離開一師後，年近六旬，屢有聘請出任官職之事，因厭惡爭鬥，均婉拒未就，繼續受聘幾所大學授課，應邀到湖北省立國學館講學，康有為等至鄂時陪游考察，住南樓養正學校不問世務，常與黃季剛等談文史論易經，亦受紡織業巨頭蘇汰余等禮聘為其子女導讀習文。劉先生自奉至薄，謹言慎行，學邃行端，恂恂儒者，編撰《修身》講義由湖北省第一師範學校刊印，至今在湖北省圖書館仍存收藏；另有著作《行世備忘錄》、《曲阜謁聖記》及文藝等散見各專集雜誌，《七十自敘》載家譜藝文紀（湖北省圖書館藏《東遊紀略》中附錄）。晚年回鄉對桑梓養正、醒民、再傳、扶東等學校多予扶持指導，1935年病逝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