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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傳佛教 |
「北傳佛教」是經古印度向北往傳入中國，再由中國傳入朝鮮、日本、越南等地的佛教。此系佛教與通行巴利佛典的錫蘭、緬甸、泰國、高棉等國的佛教，風格迥異，因其系由印度向北傳布，故十九世紀研究佛教之歐洲學者，稱前者為北傳佛教或北方佛教，後者為南傳佛教、南方佛教。
簡介
整體而言，北傳佛教多與傳承地之固有文化融合，以大乘為主，流行梵文聖典及其翻譯經典。南傳佛教則保存較濃厚的印度原始佛教色彩，主要流行巴利語佛典。中國地區自東漢時傳入佛教，東漢末年陸續譯出佛教典籍，佛教教義開始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相結合，至隋唐而臻於鼎盛，形成天台、華嚴、法相、律、淨土、禪等宗派。宋代以後又漸與儒道融合。漢譯佛典的數量極大，現存最古老的漢譯佛典是二世紀後半期安世高和支婁迦讖所譯的。其後經歷三國、兩晉以至唐、宋各時代，均有譯本推出，故現存漢譯佛典為數在一千七百部以上，是研究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中國西藏佛教自七世紀左右起由印度傳入，傳入後逐漸形成具有西藏地區特色的藏傳佛教（俗稱喇嘛教）。藏譯佛典數量僅次於漢譯，其中包含漢譯佛典中所未見的中後期大乘經論，是研究中期與後期印度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又因藏譯佛典大部分是從梵文原典直譯，容易還原為梵文，故也被稱為『准梵語佛典』。其翻譯時代始於七世紀，直到十三世紀仍持續着經典的翻譯。蒙古佛教由西藏傳入。蒙古文譯本的佛典是從藏譯或漢譯再譯而成，故其資料價值不高。朝鮮於四世紀後期傳入中國佛教，七世紀以後更派遣僧人至中國求法，主要為禪宗。與日本同為漢譯佛典流行區。日本於六世紀前半葉自中國、朝鮮傳入佛教，旋即發展為日本之主要宗教，且宗派極多。梵文佛典主要是大乘經典，與漢譯、藏譯相比，數量極微。可分為在尼泊爾古塔及僧院發現的『尼泊爾本』；在中亞發掘的『中亞本』；發現於北印度喀什米爾古塔的『基爾基特本』。我國的新疆與西藏，也保存不少梵文原典。此外，中國、朝鮮、日本等，各宗祖師及高僧之著作甚豐，亦為北傳佛教特色之一。
評價
從東漢末年以後，印度的大小乘佛經大量傳入中國，一些漢族知識分子信徒把佛教經典譯成漢文。在大乘佛典中宣傳一切皆空幻不實的《道行般若經》（《般若經》小品的譯本之一），對後世最有影響。魏晉時期盛行的老莊玄學，大乘般若學說因為在思辨方法上與玄學相似，所以很快風行社會。東晉十六國時期，北方政權武裝割據，戰爭頻繁，南方東晉社會也不安定。這種情況為佛教的迅速傳播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後趙奉西域僧佛圖澄（232—348）為「大和尚」，讓他參與軍政機要，大力發展佛教。前秦王苻堅尊崇佛圖澄的弟子道安（312—385），用國家財力支持他組織譯經。道安整理佛典，編出漢地第一部《經典》，又為漢地僧團制定修行和生活法規。他的弟子分布南北方，是推動佛教進一步傳播的骨幹力量。廬山慧遠（334—416）弘傳般若學說和淨土信仰。他寫了《沙門不敬王者論》等，主張在家信徒應忠君孝親，做「順化之民」，出家僧眾雖不守世俗拜君新的禮儀，但通過傳教化民，仍可有助於國家治理。後秦王姚興迎龜茲（今新疆庫車）僧鳩摩羅什（344—415）到長安，譯出《般若經》大小品、《法華經》、《中論》等佛典35部300多卷，是以後中國佛教學派和宗派的主要依據。南北朝時期，社會相對穩定，統治階級把支持佛教作為發展文教事業的一環。南朝各帝都崇佛，以梁武帝最為突出。他親自登壇講經，寫佛教著作。四次捨身寺院，然後由朝廷和群臣用巨額錢財贖回。北朝雖曾發生北魏太武帝（446年）和北周武帝（574年）兩次滅佛事件，但從總體看北朝也是支持佛教發展的。南朝梁時有寺2846所，僧尼82700人。北朝有寺30886所，僅在洛陽一地曾有寺1367所，共有僧尼200萬人。可以說此時佛教已普及到社會各個階層之中。[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