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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經》是十三部儒家經書的合稱，是儒學的核心文獻，《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左傳》（附《春秋》）、《公羊傳》、《穀梁傳》、《孝經》、《論語》、《爾雅》、《孟子》。「十三經」的整體性概念成熟於明朝（1368-1644），以萬曆十二年（公元1584年）神宗頒布詔令欽定《十三經註疏》為完全確立的標誌；是從漢武帝（前156-前87在位）確立五經博士開始，學術潮流與政治權力不斷調整儒家經書名目的共同成果，是儒家經書的最近一次結集。

十三經的內容龐雜，來源及時代不一，主要形成於先秦，既有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末期）之前已經長期流傳的古代文獻，也有主要由戰國（前468-前221）儒家學者編寫的著述。其中一部分與孔子、早期儒家思想和其他儒家典籍的關係存在爭議，如《春秋》、《周禮》、《左傳》。更強烈的爭議是所謂的「偽書」問題，如今本《尚書》的部分篇目。

儒家經書的整理、加工、流傳與結集是一個非常複雜且漫長的過程，從孔子用當時已經很古老的文獻教育學生開始，直至十三經完全確立，已經跨越了兩千多年。時至今日，整理工作仍然持續。其間的合稱先後有比較正式的六經、五經、九經和相對隨意的七經、十二經、十四經等，各自涵蓋名目不盡相同的典籍。

儒學是中國從漢武帝到清朝（1644-1911）結束的官方意識形態、主流學術思想，其提倡的價值觀念、道德倫理是千百年來華人社會日常生活的普遍指導原則。儒學的核心是經學。經學即研究經書、闡發經義的學問。儒家經書既是經學研究的直接對象，也是不同時代各派儒學理論與相應的社會、人生主張及實踐得以成立的根基所在。十三經及其前身五經、九經等，是傳統中國社會和中華文化的「聖經」，與基督宗教《新舊約全書》、伊斯蘭教《古蘭經》在其各自社會及文化傳統中的作用與地位非常類似。

從先秦六經到南宋十三經

《易》、《書》、《詩》、《禮》、《樂》、《春秋》六經（俗稱為六藝），六藝中的《樂經》很早就亡佚了，《漢書·藝文志》中已無此書的記載。其他五種著作就稱為「五經」。漢朝時，以《易》、《書》、《詩》、《禮》（儀禮）、《春秋》為「五經」，立有五經博士，並收納弟子員。唐朝時，五經中的《禮經》，由《儀禮》改為《小戴禮記》，沿用至今。

後來經書的內涵不斷擴大。《後漢書·趙典傳》和《三國志·秦宓傳》中都有「七經」的記載，但未記載是哪七部典籍。後人有六經加上紀錄孔子言行的《論語》；東漢將五經加上《論語》、《孝經》；五經加上《周禮》、《禮記》三種說法。唐代時有「九經」的記載，後人認為是五經加上《論語》、《孝經》、《周禮》、《禮記》或是五經加上《周禮》、《禮記》並用春秋三傳即《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代替《春秋》。九經也立於學官，用於開科取士。宋代的晁公武說唐文宗開成年間，在國子學刻石，將五經中《春秋》改為春秋三傳，再加上《周禮》、《禮記》、《論語》、《孝經》、《爾雅》為「十二經」。

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提倡《孟子》之書。取《禮記》中的《中庸》、《大學》兩篇單獨成書，與《論語》、《孟子》合為「四書」，於是本為子部書的《孟子》也升格成為經書的一部分，合稱十三經。

明代李元陽刻十三經註疏，十三經之名完全確定。

清朝乾隆帝鐫刻《十三經》經文於石，1815年學者阮元刻《十三經註疏》，從此，「十三經」在儒學典籍中的地位更加鞏固。

影響

自西漢以來，經書被確立為國家經典，宋代以來又被定為科舉用書，成為讀書人之必讀。故其地位崇高，影響巨大。《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經部總敘》：「經稟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所論次者，詁經之說而已。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詁訓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十三經不過65萬字，而關於它們的註解達到三億字左右，為原文的四五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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