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的文字生涯（上）關於我與孝義文聯的文學生活 馬明高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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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的文字生涯（上）關於我與孝義文聯的文學生活》是中國當代作家馬明高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半生的文字生涯（上）關於我與孝義文聯的文學生活
一
我的心中一直有一個美好的心結， 就是想把人一生的壽命預想為一百歲。
假如我這個美好的預想真的能成立的話，到目前為止，我就已經是真真實實地度過了人的「半生」了。
想在，回過頭來再看自己走過的這「半生」，心裡還真的有些後怕!這真是一段充滿「冒險」和「風險」的人生歷程啊!
我這個落後分子，由於嚴重偏科，高考徹底落榜，僅僅讀到高二畢業，就獨自一人給自己下了「死命令」，不再上學參加高考了，「自學成才」吧!要是把這事放在現在，那絕對是一個天大的笑話!你能成嗎?一個沒有什麼背景的農村小青年，一個在農村里倍受人看不起的一個卑微家庭的小男孩，無職無業，無人無根底，在現在這個世界和社會究竟能走多遠啊!我這樣的情況放在現在，絕對是「白日做夢」「死路一條」。所以，我覺得我這樣的「半生」，絕對不可複製。這也就是我至今為什麼十分懷念20世紀80年代的原因。愛屋及烏，至今十分喜歡讀寫80年代的小說。甚至認為，到目前為止，中國最好的時代就是20世紀的80年代。那是充滿理想、激情和情懷的時代。
我的這「半生」，之所以有今天，唯一救命的稻草，就是「文學」。
如今，「文學」「寫作」 都已不是什麼吃香的行業了，」 文藝青年」「文藝范兒」很可能還會變成貶人、臭人、罵人的壞話。世道已經徹徹底底地變了。這個世界變化太快了，我們這一代，「60後」 的一代，或許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滄桑」的一代。因為通常狀態下幾代人才能經歷的歷史變化，大概都壓縮到我們這一代人身上了。
世道的變化是無常的。但是，我要說，有一些變化是必然的，而有一些變化是令人意外的。我甚至堅定地認為，有些變化，已經可以說是人的異化和世界已經登峰造極後開始走下坡路了。
二
一間十分空曠而寂靜的房間裡，僅有一桌兩椅。我坐在一隻椅子上，正在低頭看桌子上的稿子。稿子僅一沓，潔白的紙上是黑、紅兩種顏色寫的一行行文字。大概上午十點多的樣子，窗外的陽光朗照着，但房間裡仍然晦暗不明，充滿着疹人的陰氣和寂靜。一個冷冷的聲音從我的身旁傳來:還沒有看完嗎?我沒有說話。我緩緩地轉過頭望去。我看見我身旁的那張椅子上突然坐着一位老人，戴着鴨舌帽子，正襟危坐，長長的臉上是一 種發黃的蒼白。看完了沒有?我厭惡地放下了手中的筆。想站起來走，但身子十分地沉，仿佛被人捆綁了一樣。我抬起眼朝門望去，空曠的房間裡，門離我十分遙遠，椅上那個白得發黃的長臉老人不說話，死死地看着我。我使出了全身的力氣，十分費力地走到了門前，不見人卻好像有人撕扯地拉我似的。我終於推開子門，走在深深的昏黃的樓房的過道里。我大義凜然地走者，兩旁似乎站着幾個人，眼睜睜地望着我走了.....
我睜開了眼睛，世界一片黑暗。我才知道這是一個夢。
我靜靜地望着黑灰的屋頂，極力回憶着剛才的夢。那個樓道好像是原來的棉麻公司一層的樣子。那是孝義縣文聯最早的辦公地方。再細細地想，那個坐在椅子上戴鴨舌帽子的長臉老人不正是張思聰先生嗎？他的個子高高的，但活着的時候臉卻不是很白，似乎有些灰暗，但見了人常有笑容，並不像夢中的那樣不苟言笑而臉蒼白得有些怕人，我更堅定了剛才的 一切肯定是一個夢。
黑暗中，我伸出手，推了推身旁的妻子，說:「我剛才做了個夢，仿佛地下陰間一樣， 還看見了張思聰老人。」 妻子問:「現在幾點了?」我說:「大概有三四點了吧。」 妻子說:「不怕， 後半夜的夢， 沒事。」我卻怎麼也睡不着了。
孝義縣文聯是在1985年的正月里正式成立的。辦公地址是租用的孝義縣棉麻公司的一個三層辦公樓的第一層。現在這個辦公樓早已不在了，變成房地產商開發的高層商住樓了。孝義縣首屆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是1985年的正月十六在孝義招待所開的。我當時已經在兌鎮黃文初中當民辦教師了，是一個業餘作者，也被選為代表參加了這次文代會。馬烽、西戎、孫謙、胡正、李束為、力群等省城一批作家、藝術家出席了這次大會。他們提前兩天到了孝義，正月十五參加了孝義一年一度的元宵節「鬧紅火」民間文藝大遊行。穿紅掛綠，臉畫得粉白而誇張，仿佛唱大戲一樣，鄉村鬧秧歌的人都喜歡這樣。人山人海中，用各種車輛裝扮的彩車笨重而洋氣，緩緩地行進在一陣又一陣的震天的鑼鼓聲中。晚上，他們和縣裡的領導在張思聰先生的率領下參加了兌鎮鄉后庄村的「串黃河」民間文藝活動。后庄村是我的故鄉，那時候似乎很有實力，人民喜氣洋洋的，心靈溫暖而充實。后庄村的「黃河陣」在孝義很有名，「正月十五串黃河、祛百病」是孝義西部山區人民的一種年俗文化。正月十六上午八點多，縣招待所的院子裡人很多，那個大大的假山噴泉圓形池旁邊站滿了人。我就是在那裡看見了馬烽等那些作家藝術家的。馬蜂先生我認識，在這之前，我被老家在太原藝幹校工作的親戚張朴引着到馬烽的家裡拜訪過了。這次大會張朴先生也應邀參加了，他又熱情地引着我一一拜見了在馬烽旁的孫謙、西戎、胡正、李束為和力群等先生。張朴先生原名張清人，1926年10月出生，1938 年參加革命，三四十年代和馬烽、西戎、孫謙在「呂梁劇社」「戰鬥劇社」 工作過，是戰友。1957 年張朴先生被打成右派去北大荒勞動改造。1959 年因重病回京，後妻子離婚，拉着四歲的孩子回到老家后庄村，當農民勞動改造; 1977年被平反調到省文藝幹校(現山西藝 術職業學院)戲劇科和校務處工作:現在省城安度晚年。在家鄉按親戚關係我應該叫他外祖父。1982 年我在<孝義文藝>發表了第一篇小說後，一次老人回來探親得知後，專門叫人找到我。我仿佛找到了救命恩人似的，寫作的熱情十分高漲。他讓我再寫下東西了寄給他，他可以給馬烽看，並且提指導意見。那時候，馬烽在我的心裡真的是文學大神。後來，他回省城後，我把新寫下了的小說寄給他。一個月後，我真的收到了馬老看罷我的小說給他寫的回信，對我的小說提了意見，並讓他轉告我，不要性急，要多讀書，要向生活學習，向農民學習，只有這樣，才能寫出好的作品。不久，張朴先生來信告訴我說省作協要辦一個「讀書班」。我的狂熱勁又來了，便不知天高地厚地拿着馬老的信找到地區文聯。在呂梁文聯第一次見到了王易風、田東照和權文學等先生。他們說參加這個「讀書班"恐怕不行。我還不死心，並由我的父親送我第一次來到太原。張朴先生引着我拜見了馬老，希望走個「後門」能參加一下。結果才知道「讀書班」給各地市的指標很少，而且上「讀書班」的學員都是初有成就的中青年作家。我很沮喪而尷尬。儘管沒有上成「讀書班」，但我終於見到了心儀已久的著名作家馬烽和正在《汾水》編輯部工作的段杏綿老師。在這次文代會上又見到了馬老等這些大作家，心情自 然顯得十分興奮而激動。上午是大會， 下午是討論，晚上是在吃飯的大廳里開的文藝聯歡會。我第一次看見西戎、胡正、力群等老先生們和女文藝青年跳舞。尤其是力群先生、胡正先生，氣質高雅，舞姿舒緩，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在我的心目中，馬烽始終像個縣裡的幹部，孫謙像個老農民，西戎像個教書的先生。胡正，臉正而闊大，向後梳的頭髮紋絲不亂，才像個真正的大作家。力群瘦瘦的，個子很高，戴個厚厚的眼鏡，喜歡拄個拐棍，像個在京城洋場生活的紳土。第二天上午選舉主席、副主席，下午會議閉幕。孝義縣文聯正式成立了，陳守欽任主席，梁鎮川、張思聰、梁冰等人任副主席。因為梁鎮川先生是宣傳部副部長兼副主席，一般不在文聯工作，由張思聰、梁冰等先生駐文聯負責。就這樣，我就和這兩位老師認識了。後來，才知道張思聰先生的老家也是后庄村，那時他的家還在兌鎮居住。
儘管孝義縣文聯是1985年正月成立的，但《孝文文藝)這本刊物卻很早就有了。在縣文聯成立以前，由孝義縣文化館主辦。1984年夏天，才由文化館轉縣文聯籌備組主辦。要是說起我和《孝文文藝》的關係，那就更早了。
根據我的推測，《孝義文藝》可能是1974年創刊的。我見到的最早的《孝義文藝》已經是鉛印的，黑白印刷，封面是綠色的，刊名是白色的字，32開本，裡面似乎沒有什么小說、散文、大多是些「批林批孔"的小戲，快板和歌曲。我那時候是小學三四年級的學生。是父親從縣文化館拿回來的。我似乎還翻着看了幾天。但對這本小刊物不是十分感興趣，覺得沒有那些連環畫「小人書」好看。
三
我從小就是一個十分低卑的人。低卑的原因來自卑微而受人歧視的家庭，還有懦弱的性格。所以，經常喜歡一個人獨處，不大喜歡和孩子們一起玩耍。我的父親是一個民間的畫匠。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走村串戶畫炕圍、畫像，給劇團畫布景。後來，形勢緊了，不許搞個體經濟，要割「資本主義的尾巴」，他只好在家靠給生產隊的馬車編車帷子掙工分養活我們。70 年代，縣文化館每隔一兩年都要配合形勢搞農民美術畫展，父親也經常創作一些農民年畫積極參加縣裡的展覽。我從四年級跟父親學畫畫，開始知道了什麼透視、素描、寫生之類的東西。那時候，學校里每天「批林批孔」「學黃帥、 反潮流」，文化課的學習不是抓得很緊，有時還要參加勞動填土造田、壘石造壩、收割莊稼、拾麥穗等等，生活豐富多彩，但空閒時間多，我每周都要畫一張，漸漸形成了愛好。自然，就少不了跟上父親從兌鎮坐上火車去孝義舊城的縣文化館玩。我的一個伯屬 姑姑嫁到舊城樓東，我和父親偶爾還要到她家住宿一晚。就是這樣，在縣文化館深深的老院裡第一次看見了最早的《孝義文藝》。後來，文化館搬到了新城裡，我跟父親在那裡就認識了李延壽、侯丕烈等先生。但那時候，他們對於父親和我來說，都是高不可攀的人物。或許，從那時候，文學藝術的細菌就開始漸漸侵蝕我的心靈了。
可能有些喜歡上語文課，十分反感小學算術中的分數。鬧清楚分數這個難題的時候，我記得是在上了初中之後的事了。因為那時候粉碎「四人幫」了，上高中從推薦改為考試了。學不好數理化，又怎麼能考上高中呢?我喜歡上語文課就自然好寫作文，可能是作文寫得稍微好一些吧，記得四年級下半學期，學校里要組織一次批林批孔反潮流的師生大會，班主任就指定我在全校代表班裡發言。班主任讓我反反覆覆修改，精心準備了發言稿，還不歇心怕出了亂子，開會前還把我叫到辦公室，試着讀了一次。我高高地仰起頭，公雞般高亢的鄉村普通話讓班主任十分滿意，非常放心。校長把全校師生都集中到大大的院子，站好隊，開始了。我記不清我是第幾個發言了。在雄赳赳、氣昂昂地走到了講台上的時候，不知怎麼的，突然就改變主意了，自作主張不用那學生腔發言了，決定向那些當時的公社書記、大隊書記學習。眼睛抬起來，看了看下面密匝匝的人數，「敬愛的老師們，咹，同學們，咹，今天我們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確指引下，咹，全國上下掀起了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活動，咹...."台的學生們咕咕咕地笑了起來，台上的老師們也咕咕咕地笑了起來。我以為是對我的鼓勵和支持，竟然不顧班主任臉紅脖子粗和校長的橫眉冷對，一鼓作氣地把那講話稿念完了。台下台上一片哄然大笑。在一片哄然大笑中，我氣喘吁吁地跑下了台，混進了我班的學生隊伍中，再也不敢抬起頭來看班主任的臉了。
就是這次狗膽包天的模仿秀，使我在學校里臭名昭著了好一陣子。但多多少少讓我有了些膽子。自習課上，老師不在的時候，我就會模仿那些剛剛看過的電影《地道戰》《南征北戰》 《渡江偵察記》里的日本鬼子和解放軍，做些表演，給沉悶的教室里增添一些快樂的笑聲。正當我全心地投入到表演中的時候，班主任悄悄地進教室了，教室里似乎有些寂靜了。我覺得大家仿佛被我的表演深深地吸引了。班主任在我背後狠狠地蹬了一腳，罵道:「還不趕快滾回你的座位上，在這兒搗甚亂?」我還沒有醒過神來，就屁滾尿流地逃回到座位上，死死地低下頭，任憑班主任一頓臭罵。全班同學們則幸災樂禍地望着我這個活寶。我的這種模仿秀，一直到上了高中還偶爾露一手。高二緊張的複習當中，晚自習一下，我還會在講台上，來一段《渡江鎖察記》中的「你們的炮是怎麼保養的?」給瘦弱而饑渴的同學們帶來一陣愉悅的笑聲。
這或許就是那些叫文學藝術的細胞在作怪吧。從高一下半學期，就發現自己是不可救藥了，嚴重地不喜歡數理化。1975年「科學的春天」來了，全國多種文藝報刊接二連三地復刊或創刊，讓我這個饑渴的高中生仿佛遇上了十幾年不遇的甘霖。從同學們手中借着讀，從圖書館那兒借着看。在上下學的路上，一個人走沒人走的鐵路一旁 ，邊走邊背成語詞典，一天四五張。同學們賣飯票撕掉的紅紅綠綠的紙條兒，上面寫的都是密密麻麻的成語典故。看書後不是做卡片，就是大量地摘抄那些優美的詞句和段落。那時候，兌鎮中學的每個班在校園裡都有一塊大大的黑板，我從小學到初中都是班裡出黑板報的。上了高中也是如此。我仿佛大主編似的，每月都在那大大的黑板上，策劃設計，又寫又畫，耕耘得十分歡實，常常把自己的習作抄大半塊黑板，深受同學們的歡迎。後來，我覺得這有些不過癮了，竟偷偷地把自己的作文塞進信封里，將從刊物上抄來的地址、郵編，寫到信封上，寄給那些天南海北的文藝報刊。為了怕老師和學生們發現了笑話自己「癩蛤蟆想吃天鵝肉」，起了一個筆名，叫「馬旻皋」，暗含「日文百本」之意，又與「馬明高」音同字不同。第一篇小說叫《磨房的故事》，寄給了遠在南京的《青春》，他們沒有用，退還了稿子但夾着編輯滿滿的親筆信。這樣退稿不但沒有撲滅我創作的激情，編輯的退稿信引發了繼續偷偷寫作的「賊心不死」。一直至高中畢業後的1985年之前，我大多數發表的文章都是用的「馬旻皋」。甚至我參加1984年至1986 年山西省首屆高考自學考試獲得的畢業證書，上面也是用的這個名字。
由於嚴重偏科，加上從1981年的高考開始加英語課，我註定是以數學二十八分、英語十三分宣告高考落榜。高考過後的秋天，大多數沒有考上學校的同學們又都復讀去了。我卻不聽父母和老師的勸告，自作主張，決定走什麼「自學成才」的道路了。因為，我在那樣的高考前，已經報名參加了《山西青年》雜誌在全國進行的「刊授大學」了。還在給那些考上中專、大專的同學們寫信中引用歌德的話:「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
我發表在1986年第10期《江蘇教育》並獲全國「教海初航」徵文獎的《初航者的思考》中寫道:「每當夜深人靜，坐在書桌前，我總是反覆地回味着這樣一段話:「 艱苦的選擇如同艱苦的實踐一樣，會使你全力以赴，會使你更有力量。躲避和隨波逐流是很有誘惑力，但有一天你回憶往事， 你可能意識到隨波逐流也是一種選擇__但絕不是最好的。』生活就是選擇，不要讓生活因為你的不負責而白白流逝。要記住，你所有的歲月都會過去，只有做出正確的選擇，你才能說你已經活過了這些歲月。」[1]
作者簡介
馬明高，山西省孝義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