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是一篇散文,出自西漢文學家劉向編的《戰國策》。這是一段在戰國史上著名的辯論,張儀雖然貴為連橫派的領袖,這次卻敗在同樣滔滔雄辯、有理有力的司馬錯口下。張儀之敗敗在謀劃失誤、急於冒進、野心太大上,可以說犯了「左傾」激進主義路線錯誤。
【原文】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
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寶鼎,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狄之倫也,弊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
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狄之長,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以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併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 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候,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候。
【譯文】
司馬錯跟張儀在秦惠王面前爭論戰事。司馬錯主張秦國應該先去攻打蜀國,可是張儀卻反對說:「不如先去攻打韓國。」秦惠王說:「我願聽聽你的意見。」
張儀回答說:「我們先跟楚、魏兩國結盟,然後再出兵到三川、堵住[]轅和緱氏山的通口,擋住屯留的孤道,這樣魏國和南陽就斷絕了交通,楚軍逼進南鄭,秦兵再攻打新城、宜陽,這樣我們便兵臨東西周的城外,懲罰二周的罪過,並且可以進入楚、魏兩國。周王知道自己的危急,一定會交出傳國之寶。我們據有傳國之寶,再按照地圖戶籍,假借周天子的名義號令諸侯,天下又有誰不敢聽我們命令呢?這才是霸王之業。至於蜀國,那是一個在西方邊遠之地,野蠻人當酋長的國家,我們即使勞民傷財發兵前往攻打,也不足以因此而建立霸業;臣常聽人說:『爭名的人要在朝廷,爭利的人要在市場。』現在三川周室,乃是天下的朝廷和市場,可是大王卻不去爭,反而爭奪戎、狄等蠻夷之邦,這就距離霸王之業實在太遠了。」
司馬錯說:「事情並不像張儀所說的那樣,據我所知:『要想使國家富強,務必先擴張領土;要想兵強馬壯,必須先使人民富足;要想得到天下,一定要先廣施仁政。這三件事都做到以後,那麼天下自然可以獲得。』如今大王地盤小而百姓窮,所以臣渴望大王先從容易的地方着手。因為蜀國是一個偏僻小國,而且是戎狄之邦的首領,並且像夏桀、商紂一樣紊亂,如果用秦國的兵力去攻打蜀國,就好像派狼群去驅逐羊群一樣簡單。秦國得到蜀國的土地可以擴大版圖,得到蜀國的財富可以富足百姓;雖是用兵卻不傷害一般百姓。並且又讓蜀國自動屈服。所以秦雖然滅亡了蜀國,而諸侯不會認為是暴虐;即使秦搶走蜀國的一切財富珍寶,諸侯也不會以秦為貪。可是我們只要做伐蜀一件事,就可以名利雙收,甚至還可以得到除暴安良的美名。
今天如果我們去攻打韓國,就等於是劫持天子了,這是一個千夫所指的惡名,而且也不見得能獲得什麼利益,反而落得一個不仁不義的壞名。干天下人不願做的事情,實在是一件危險的事。這其中危險在於: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同時齊是韓與周的友邦,周自己知道要失掉九鼎,韓自己清楚要失去三川,這樣兩國必然精誠合作,共同聯絡齊、趙去解楚、魏之圍,兩國會自動地把九鼎獻給楚,把土地割讓給魏,這一切大王是不能制止的,這也就是臣所說的危險所在。因此,攻打韓國是失策,先伐蜀才是萬全之計。」 秦惠王說:「好的!寡人聽你的。」
於是秦國就出兵攻打蜀,經過10個月的征討,終於占領了蜀地,把蜀主的名號改為侯,並且派秦臣陳莊去作蜀的相國。蜀地既已劃歸秦國的版圖,秦國就越發強盛富足,而且更加輕視天下諸侯。
【評析】
鞏固事業之基礎在政治、經濟等鬥爭中居於首要地位。元末朱元璋採納的「高鞏牆,廣積糧,緩稱王」的戰略以及古話「伏久者飛必高」「早秀不如晚成」等格言是各種事業中顛撲不破的真理。雖然看起來一時的目標沒有達到,但基礎性的行動卻為目標的實現積蓄了根本的潛力和能量。伐蜀對秦國崛起和稱霸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是可以與三國時代「隆中對」相媲美的戰略決策。
我們作事時,行動要求有計劃性,一件一件要逐漸升級,如登台階,低的台階是高的台階的必要鋪墊。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辦事沉穩的人最忌好高鶩遠,心浮意躁。強行實現過高的目的是不可能的,所期望的局面不會由於草率的行動馬上就來臨,「心想事成」只是神話。在政界、商界經營一定要審時度勢,權衡得失,考證行動的現實可操作性。政治就是一門把握可能性的藝術,在一個階段不能幹的事就應該不干。[1]
作品出處
本文出自《戰國策》。
《戰國策》(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是一部國別體史書。是戰國時期遊說之士的著作。主要記載戰國時期謀臣策士縱橫捭闔(bǎi hé)的鬥爭。全書按東周、西周、秦國、齊國、楚國、趙國、魏國、韓國、燕國、宋國、衛國、中山國依次分國編寫,分為12策,33卷,共497篇,約12萬字。所記載的歷史,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滅范氏,下至公元前221年高漸離以築擊秦始皇。是先秦歷史散文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著作之一。
《戰國策》是我國古代記載戰國時期政治鬥爭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它實際上是當時縱橫家〔即策士〕遊說之辭的匯編,而當時七國的風雲變幻,合縱連橫,戰爭綿延,政權更迭,都與謀士獻策、智士論辯有關,展示了戰國時代的歷史特點和社會風貌,是研究戰國歷史的重要典籍,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該書文辭優美,語言生動,富於雄辯與運籌的機智,描寫人物繪聲繪色,常用寓言闡述道理,著名的寓言有「畫蛇添足」「亡羊補牢」「狡兔三窟」「狐假虎威」「南轅北轍」等。這部書有文辭之勝,在我國古典文學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戰國策》是我國一部優秀散文集,它文筆恣肆,語言流暢,論事透闢,寫人傳神,還善於運用寓言故事和新奇的比喻來說明抽象的道理,具有濃厚的藝術魅力和文學趣味。《戰國策》對我國兩漢以來史傳文政論文的發展都產生過積極影響。[2]
編者簡介
劉向(約前77—前6)又名劉更生,字子政。西漢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沛縣(今屬江蘇)人。楚元王劉交四世孫。漢宣帝時,為諫大夫。漢元帝時,任宗正。以反對宦官弘恭、石顯下獄,旋得釋。後又以反對恭、顯下獄,免為庶人。漢成帝即位後,得進用,任光祿大夫,改名為「向」,官至中壘校慰。曾奉命領校秘書,所撰《別錄》,為中國最早的圖書公類目錄。治《春秋彀梁傳》。著《九嘆》等辭賦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說苑》、《列女傳》等書,《五經通義》有清人馬國翰輯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輯為《劉中壘集》。生平事跡見《漢書》卷三十六。[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