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半是儒家半釋家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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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半是儒家半釋家，早年的周作人是出於某種心緒的契合與興趣而對佛教產生了親近感，但是五四之後，現實的不盡如人意使他與佛教靠得更近。佛教認為人生來就是苦的，所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主張人應當洞穿世事，從貪嗔痴慢中解脫出來，要明白生死無常，不可執着
原文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紹興人。他的文學及翻譯成就，他前後期思想的巨大差異，他與魯迅從兄弟怡怡到後來的決然斷義，都引人矚目。在周作人迂迴曲折、矛盾跌宕的人生中，他的思想也是紛亂駁雜的，但佛教文化與儒家思想相匯合始終占據主要地位。
周作人50歲時，曾作《五十自壽詩》兩首，他自況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半是儒家半釋家，光頭更不着袈裟，表明了他思想中所受到的佛儒影響。
周作人出生時，便有傳言說他是老和尚轉世，而他自己也頗得意於這個虛假的故事，寧信其有，似乎覺得由此獲得了某種與生俱來的超脫性。1905年，周作人在江南水師學堂時期，就買了《投身飼惡虎經》與《經指示說》，這兩本經書對他影響至深。
留日期間，周作人曾想把《新約》或至少是《四福音書》譯成佛經似的古雅。1921年，周作人在北京西山碧雲寺般若堂養病期間，在魯迅的照顧與幫助下，看了大量的佛經，不算家裡原有的佛經，單是住院和療養期間新買的就有10種以上。可以說，青年時期的周作人已經對佛經深感興趣。
1937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學講六朝散文，因六朝散文與佛經很有淵緣，他就想要添加講佛經這一部分，但7月發生了盧溝橋事變，事遂中止。周作人想在大學講佛經，這件事正體現了他佛學造詣的深厚和對佛教文化的欣賞。周作人曾經還鼓動年輕人讀佛經，這在當時是少有的，因為那被認為是比胡適提倡的整理國故還要顯得落後與復封復古的做法，周作人卻敢於大膽地提出來，足見其對佛教的首肯。雖然周作人一再聲明我只是把佛經當做書來看，但是，他還是看到了佛教文化中的積極因素，並對其作了很高的評價。
當然，周作人所接受和欣賞的佛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個性化了的。他說：我的雜學裡邊最普通的一部分，大概要算是佛經了吧。但是在這裡正如在漢文方面一樣，也不是正宗的，這樣便與許多讀佛經的人走的不是一條路了。這裡的不是正宗包含着兩層意思。第一當然是自謙，表示自己對佛教只是愛好而非專業。第二則顯示了周作人對宗教的態度，就是既不全盤接受，也不一概否定，而是以自我理性予以觀照。如果說宗教對於有些人來說是一種不可顛撲、矢志不渝的信仰的話，那麼對於周作人來說則是一種藉以暫時遁世的安慰。
可以說，早年的周作人是出於某種心緒的契合與興趣而對佛教產生了親近感，但是五四之後，現實的不盡如人意使他與佛教靠得更近。佛教認為人生來就是苦的，所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主張人應當洞穿世事，從貪嗔痴慢中解脫出來，要明白生死無常，不可執着。而歷經了許多人世滄桑之後的周作人，也認為天下事不能執一而論，對當時中國思想界普遍存在的偏執一方、唯我獨尊、寧過無不及的非理性獨斷論、狂信論提出了強烈質疑，這種自由、豁達又充滿理性的認知態度與佛教達成了高度默契。
此外，周作人還十分喜歡佛教中的緣字，認為它能說明世間許多事情，而且帶一點兒詩意。他認為佛教的緣透視了人的某種孤寂狀態，而欲加以溫柔的彌合與縫補。孤寂正是周作人的一種心理常態，在家庭中，他與兄弟失和，為娶日本妻子一事亦引起母親的不滿，後來又出任日偽交予的職務而引起全國的討伐，眾叛親離，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孤家寡人。他曾寫到：人是喜群的，但他往往在人群中感到不可堪的寂寞，有如在廟會時擠在潮水般的人叢里，特別像一片樹葉，與一切絕緣而孤立着。孤寂是他難以逃避的絕境，這時，佛教安撫內心煩亂的說法就成為他解脫孤寂的良藥了。由此，周作人向佛教靠攏也是可以理解的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