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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善培 | |
|---|---|
| 藝人或藝術家 | |
| 民族 | 漢族 |
| 籍貫 | 浙江諸暨 |
| 出生 | 中國 |
| 職業 | 校長 |
| 母校 | 私立東文學堂 |
字致祥，號孝懷，原籍浙江諸暨縣，隨父宦遊來川，遂定居。1899年東渡日本，考察學校、警校、實業等，居四月返川。1901年奉命帶學生20名赴日本留學，並聘回日本教習 來成都開設私立東文學堂。
個人簡介
不久，赴瀘州任川南經緯學堂學監。1902年任警察傳習所總辦。後赴粵，任督署副總文案兼廣東將弁學堂監督。錫良任川省總督後回川任警察局總辦。先設巡警教練所，仿效外國在城市設警察，維護治安。每省設巡警道一名。四川第一位巡警道是從日本留學回國的周孝懷。他開辦巡警教練所在此，街亦因此得名。周愛題字補壁，杜甫草堂內現存的青花"草堂"影壁的"草堂"二字，就是周題寫的。 繼在成都建幼孩教育廠、乞丐工廠、老弱廢疾院，並力戒鴉片煙，改造監獄，預防火災，破除封建迷信。1908年任川省勸業道總辦，通令各屬普設勸業局，培訓勸業員，大力資助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任內多次舉辦展銷商品的工商賽會、商業勸工會，還在成都設立能容納300餘家商戶的勸業場，這些措施推動了四川近代工商業的發展。還倡導和督促成立川江輪船公司，參與討袁護國運動。國民政府成立後，潛心治學，不問政事，抗戰初期在天津設電台，代表四川省主席劉湘對外聯絡。解放初任民生公司董事長、全國政協委員。著有《周易雜卦正解》及回憶錄《辛亥四川爭路記》等。(巴蜀網)
相關典故
作者:章立凡
金陵清涼泰欽禪師，性豪逸，眾易之，法眼獨契重。一日眼問眾:"虎項金鈴，是誰解得?"眾無對，師適至，眼舉前語問，對曰:"系者解得。"
--明·瞿汝稷《指月錄》
國號之鈴 至今無解
一九一九年出席巴黎和會的中華民國代表團由陸征祥率領，成員包括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組，其中王正廷系廣州軍政府所派，由北京政府任命。代表團最終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
一九四五年出席舊金山聯合國制憲會議的中華民國代表團中，宋子文為首席代表，顧維鈞、王寵惠、魏道明(以上國民黨)、胡適、吳貽芳、胡霖(以上無黨派)、李璜(青年黨)、張君勱(國社黨)、董必武(共產黨)為代表，並共同在《舊金山宣言》上簽字。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北京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內不同政治勢力共享中華民國名器的歷史就此終結。此後大陸與台灣(背後是統治這兩塊中國領土的黨派)分別使用兩個國號，並為聯合國的"CHINA"席位爭鬥了二十五年，最終大陸取勝，但國家至今分裂依舊……
半個多世紀以來，海峽兩岸的統一障礙，皆與國號問題有關。"台獨教父"李登輝於一九九一年六月在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說:"毛澤東最大遺憾是改了國號，如果他們還叫中華民國的話，我們就麻煩了。"
關於更換國號的故事，《黃炎培日記》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記載:"夜，在毛主席住處頤年堂小組討論……年號改從公元(一九四九)，但不禁用(三八)"。此處"三八"即指中華民國紀年的"民國三十八年"。次日又有如下記載:
午，周恩來、林伯渠邀餐六國飯店，會集徵求人民政協文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名詞下應否去掉原稿簡稱中華民國一個括弧。
此前，《共同綱領》草案內"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的寫法，是民革代表陳劭先提議寫上的。黃的日記過於簡略，另一當事人司徒丙鶴(司徒美堂的秘書)曾詳述午宴上關於國號問題的討論。
當日出席者有張元濟、何香凝、周致祥(孝懷)、符定一、馬寅初、徐特立、吳玉章、張瀾、簡玉階、陳叔通、沈鈞儒、陳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張難先、郭沫若、茅盾、車向忱等，以耆老居多。率先發言的黃炎培、何香凝表示希望保留"中華民國"的簡稱，但輪到第三位發言時，形勢很快逆轉:
再是前清進士周致祥，據說辛亥革命後"歸隱"三十八年，生平不寫民國國號，但目前擁護共產黨和毛主席。他說，我反對仍要簡稱，什麼中華民國，這是一個禍國殃民、群眾對它毫無好感的名稱。二十多年來更被蔣介石弄得不堪言狀了。我主張就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兩次革命的性質各不相同。(司徒丙鶴:《司徒美堂老人的晚年》，《文史資料選輯》第一百一十輯，第三十頁)
周致祥即周善培，致祥其字也。他帶頭抵制之後，反對的意見就"一邊倒"地占了上風，最終否決了簡稱中華民國的意見。
李敖在二OO四年十月二十七日鳳凰衛視《李敖有話說》節目一六八集裡，談到了國號問題的另一版本:
一九六五年，毛澤東主席接見了法國人道報記者馬嘉麗，說到一件令他後悔的事情，就是四九年不應該把中華民國改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四九年不改名的話，會減少很多麻煩，解決很多問題，好比聯合國問題、台灣小朝廷問題等。
那麼為什麼要改呢，當時就在大家投票決定繼續沿用中華民國這個國號的時候，毛主席身邊的一個清客，周善培(浙江諸暨縣人也)向毛旁敲側擊地說:"如果不改國號的話，就沒有太祖高皇帝了"，於是，共產黨把中華民國這個臭招牌砸掉了，而十六年以後毛後悔了。
李先生講的這段古，我在少年時代就不止一次聽長輩談論過，看來也不像空穴來風。從事研究工作以後，查過很多資料，都無法證實此事。中國的政治往往在密室中決策，若此事屬實，則六國飯店的午宴，不過是走一個過場而已。這種私下說的話，正史也不會記載，當是作俑者自己對外吹噓，才以口碑流傳至今。
官場商場 輪番投注
周善培，政聲鵲起;他是近代中國警政的先驅(任提法司)，在成都首創開闢紅燈區的先例;他還是地方官員中最早剪掉發辨的一位(四川人稱"周禿子")，其思想之新銳可見一斑。入民國以後，他雖以遺老自居，但長袖善舞，仍系"與時俱進"的人物。上述小傳稱他在"國民政府成立後，潛心治學，不問政事"，顯然遺漏了不少重要歷史情節。
討袁護國戰爭結束後，周善培出任大總統黎元洪的顧問，並於1916年11月與李根源、谷鍾秀、張耀曾、楊永泰等人在北京發起"政學會"，此即所謂"舊政學系"之由來。1922年春，他南下撮合孫中山與張作霖、段祺瑞組成倒直"三角同盟"。據《中華民國史事日誌》記載，1922年3月20日"伍朝樞偕張作霖之代表朱慶瀾、段祺瑞之代表周善培到香港，鄧鏗、謝持自廣州來晤。"
周善培因此捲入一宗歷史血案:鄧是粵軍參謀長，謝是大總統府秘書長，二人皆周之學生，陪老師甫抵廣州車站，鄧即遭遇刺殺。而周自述此事，則有另一版本:他因投資於戴傳賢(季陶)、張人傑(靜江)的上海物品交易所而受到損失，聽說張人傑電求陳炯明借一百萬元為交易所復業，立刻電知鄧鏗即日赴粵，不料抵達後發生血案。
1924年江浙戰爭爆發前夕，周善培曾與韓國鈞、張一麐等耆宿，奔走調停於兩省督軍齊燮元、盧永祥之間。1925年，這位不甘寂寞的前清遺老，又捲入宗社黨人的政治陰謀，企圖利用白俄將軍謝米諾夫幫助廢帝溥儀復辟。其間一位名叫王式的投機家，曾在給溥儀的奏摺中密陳:
倘蒙皇上召見臣，更有謝米諾夫、周善培諸臣密陳之言，並臣與鄭孝胥、羅振玉、榮源諸臣所商籌款之法，謹當縷陳，請旨定奪，謹奏。(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第224頁)
到了50年代，周善培對在戰犯看守所中關押的故主痴心不改，曾於1956年5月致函老友黃炎培，為溥儀開脫說:"此公真是傷心人，丁巳誤於康(有為)、沈(曾植)，辛未誤於羅(振玉)、鄭(孝胥)，皆自許為臣，共推為學者、為詩人。舊書真有毒，可嘆!"。丁巳指1917年張勳復辟，辛未指1931年溥儀出關投靠日本人。周在信中還拜託黃炎培:"對於溥公，我卻有幾件永遠忘記不了的事實，寫如別紙。請閱後轉呈毛、周二公，以備參考。"
在"別紙"中，他提到兩件事:一是1930年至1931年間，溥儀捐款支持朱慶瀾為陝西和長江災區募捐的義舉;二是1932年2月18日(舊曆正月十三日)赴旅順為溥儀祝壽時，溥儀曾對他指天畫地說:"我上之不敢得罪祖宗，下之不敢得罪國人"，故其出任偽滿"攝政"絕非本願。黃炎培接到此信後，於1956年5月21日致函周恩來，轉呈周善培來信並有所關說。
歷史可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遺老周善培為故主求情，將視線引到了密籌偽"滿洲國"的歷史關節點上，也無意中暴露了自己的行蹤。且看溥儀對這位舊臣的回憶:
挑戰是從我去日軍司令部的前幾天就開始了的。那天，我接到了從東北來的兩封信，一封是羅振玉的，一封是給溥偉當秘書的周善培(在清末給岑春煊做過幕僚)的，都要求我"給以便宜行事"的"手諭"，以便為我活動。照他們的話說，時機已至，各方面一聯絡即成，目前只差他們的代表身份證明了。我把這事告訴了鄭孝胥，他慌忙攔阻道:"此事萬不可行!此類躁進之人見用，必有損令名!"(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第271頁)
溥儀這段文字還有一個更早的版本，談及羅、周二人"說他們可以憑此去聯絡那些熱望我'復位'的日本軍方人士和東北的軍政要人" 。(愛新覺羅·溥儀《我怎樣當上的偽滿"執政"》，《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九輯，第102頁)
原來"自許為臣"並將故主推上認賊作父之路的，不止鄭孝胥和羅振玉，周善培也在其中，不過是各懷心思，爭當擁戴的功臣而已。最後鄭孝胥憑藉日本人將溥儀搶到手，"躁進之人"羅、周被排斥在外，沒有當成"開國功臣"，才僥倖洗脫了歷史罪名。
從以上這些歷史片斷中，我們發現了另一個周善培，一個不斷用商業法則進行政治投注的周善培……
信之不祥
進入民國以來，以遺老自居的周善培，已先勾掛後過黎元洪、段祺瑞、孫中山、溥儀、劉湘，與政學系、皖系、奉系、孫系、宗社黨、白俄、關東軍、四川軍閥也都聯絡過感情，當然不會忽視日益壯大的中共。
國民黨元老謝持父子，與周善培有兩代師生之誼。謝持的孫子謝幼田，曾有如下回憶:
我祖父和父親都受教於周善培先生，周以眼光遠長出名，以周的地位，他庇護了中共的最重要的盟友張瀾和羅隆基，與周恩來也有往來。他告訴我父親，中共將會需要我父這種有名望的經濟學家。我父對家人講，他"一生不問政治，馬克思主義在巴黎就研究過，不過憑本事吃飯，不必怕。"於是就留下來了，並且返川侍候老祖母。
謝持這位不問政治的兒子謝德堪，回到四川富順老家後，很快在土改鎮反中被捕。謝家人十萬火急地跑去懇求周善培，請他出面找陳毅營救:
周鄭重告訴我大哥轉家母:"不必急，你父親遲早會受歡迎的。"周沒找陳毅。當時，周很忙，"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即由他取，毛澤東到上海數次登門請益，周到北京也被毛請吃飯。於是我母親沒找在北京教大學的姑父，他可以找李濟深和周恩來，周在法國與我父亦有交情。(謝幼田:《我父親的一張判決書》)
由於"周很忙"，而謝家人又過於信任這位兩代恩師，放棄了直接找李濟深、周恩來求救的機會，結果謝德堪於1951年3月14日以"惡霸罪"判處死刑。
周善培是川江航運的前輩，與"船王"盧作孚的交誼非同一般。新政權成立之後，周力勸盧及其民生公司船隊從香港來歸，功不可沒，他還出任了民生公司董事長。
1952年"五反"運動中，高壓下的盧作孚於2月8日夜間自殺，西南當局嚴密封鎖消息。據《黃炎培日記》記載，2月15日從周善培的來信中得知盧的噩耗，次日即招民生公司駐京代表何乃仁盤問詳情，接着往訪張瀾磋商，下午便將周的來信交給了統戰部長李維漢。其後數日間，盧作孚自殺的內情在北京上層逐漸傳播開來。
周善培同時將消息透露給《大公報》記者張蓬舟，22日該報二版披露盧"病故"消息後，當即受到華東軍政委員會新聞出版局副局長張春橋的嚴厲責問，總編輯王芸生被迫做檢查並受記過處分，該報副總編輯李純青、編輯主任孔昭愷、副編輯劉克林、採訪課主任周雨分別受到警告處分。
親朋好友不斷觸霉頭，周善培卻始終安然無恙。素以"眼光遠長"著稱的他，常在不經意間給人瞎馬騎。他表字致祥卻多致不祥，友人從盧作孚到王芸生，弟子從鄧鏗到謝德堪，主子從溥儀到毛澤東，都不同程度地招致了某種不祥。
另據《張元濟日記》記載，1949年10月11日，毛澤東邀請張元濟、周培善兩位前清進士到中南海晚餐，陳毅作陪。毛談及章士釗欲居北京經營商業，並為老東家杜月笙說情，想叫他回上海。周善培馬上反對，張元濟也認為杜月笙的名聲不佳，門徒眾多，恐地方受擾，陳毅表示將對此事慎重處置。周在席間主張讀經，張則認為不能向大眾普及，"將來大學不妨別立一科，聽人研究"。
由是可知，在對待杜月笙的問題上，周善培頗有見地，因為偉大領袖肯定不會喜歡幫會領袖;他的"讀經"主張固然迂腐，倘若活到今天，也必定成為"聖之時者"。而張元濟別立經學一科的倡議，如今已在大學中現身……
敵人的敵人即朋友，前清遺老支持新政權，毛澤東也顯得特別敬老尊賢，蓋因國民黨乃共同宿敵也。遺老周善培對中華民國"毫無好感"、捲入復辟密謀不奇怪，但揣摩新主的心思，把更換國號的理由點撥得如此到位，可不是一般的老辣。相形之下，後人的熊貓式和親及施琅式意淫，越發顯得稚嫩可愛。
周善培晚年終於過了一把"開國功臣"癮，於1958年壽終正寢。新國號滿足了毛澤東的歷史舞台感，卻令他在統一大業上抱憾終生。
系鈴人去矣，周善培拴在歷史虎項上的金鈴鐺，至今猶未能解……
2006年清明節 風雨讀書樓
《鳳凰周刊》2006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