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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書》，記載唐朝歷史的紀傳體史書。二百卷。內帝紀二十卷，志三十卷，列傳一百五十卷。五代後晉時劉昫、張昭遠等撰。記載了唐朝自高祖武德元年(618)至哀帝天佑四年(907)共二百九十年的歷史。在北宋編撰的《新唐書》問世以後，《唐書》始有新舊之分。
唐書分類
分《新唐書》、《舊唐書》兩部分。
《舊唐書》
五代後晉時官修的《舊唐書》原名《唐書》，《舊唐書、新唐書》書影宋代歐陽修、宋祁等編寫的《新唐書》問世後，才改稱《舊唐書》。《舊唐書》共二百卷，包括本紀二十卷，志三十卷，列傳一百五十卷。由於成書倉促，所以對於唐代晚期史事的記述，仍顯得粗糙，在材料的占有與剪裁、體例的完整、文字的簡潔等方面，都存在不少缺點。
《新唐書》
宋仁宗認為《唐書》淺陋，下詔重修。前後參預其事的有歐陽修、宋祁、范鎮、呂夏卿、王疇、宋敏求、劉羲叟等人。《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傳一百五十卷。《新唐書》的作者對志下了一番功夫，增加了以前各史所沒有的《儀衛志》、《兵志》。其他幾個志也各增補了新資料，質量多在《舊唐書》之上。總的說來，列傳部分主要由宋祁負責編寫，志和表分別由范鎮、呂夏卿負責編寫。最後在歐陽修主持下完成。本紀10卷和贊、志、表的序以及《選舉志》、《儀衛志》等都出自歐陽修之手。因為列傳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歐陽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編寫，出于謙遜，歐陽修認為宋祁是前輩，所以他沒有對宋祁所寫的列傳部分從全書整體的角度作統一工作，因而《新唐書》存在着記事矛盾、風格體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書》署"歐陽修、宋祁撰"。 [1]
編纂者
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誥、翰林學士等職。他歷時十餘年完成列傳，於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交齊全部列傳的稿子。歐陽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學家，擅長古文，他因參加推行"慶曆新政"的活動，被貶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調到朝廷任翰林學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寫定本紀、志、表，已是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
清代王鳴盛以《宋史•宋祁傳》、《歐陽修傳》為據，認為宋祁修書"在仁宗天聖之晚年，歷明道、景佑、寶元、康定，至慶曆中告成，以書成進左丞云云";"(歐陽)修之修《唐書》，乃在嘉佑之前至和年間事，距祁稿成時，相去已十餘年"，"書成，上距祁稿成約又二十餘年矣"。因此，"二公修書不同時明矣"。這一說法，迄今仍為部分學者沿用，都未發現王嗚盛搞錯的關鍵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傳》將"詔求直言"的時間誤作"景佑中"，而這又是《宋祁傳》中唯一的一個年號。
傳中宋祁受命纂修《唐書》在"詔求直言"前，故王嗚盛誤以為宋祁修《唐書》自天聖至慶曆，前後差不多也是17個年頭。但《宋史•仁宗紀》景佑年間並無"詔求直言"一類的事，皇佑元年才有"詔台諫非朝廷得失"。《宋祁傳》中宋祁"直言對"後緊接"進溫成皇后為貴妃"，與《仁宗紀三》的記載相符，時在"皇佑"，而非"景佑"。顯然，《宋祁傳》是將"皇佑"誤作"景佑"了，一下子把時間提前了10多年。王鳴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隨"，《宋祁傳》說得很清楚，是因為"坐其子從張彥方游"。
傳中雖無明確紀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傳後的，前面《宋庠傳》明明白白地寫着:皇佑三年，"祁子與越國夫人曹氏客張彥方游"。宋庠受牽連罷相在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這一年。此時尚"以稿自隨"，仍在修撰中，怎麼會在慶曆中告成?王嗚盛的失誤，一是不知"景佑"當為"皇佑"，二是後來在《蛾術編》卷九考知"祁修書凡七年，而自皇佑元年至三年獨秉筆，自此出知亳州，皆書局自隨以至於成，凡歷十六年也"，卻仍然堅持"宋歐修《新唐書》不同時"的結論。《宋史•宋祁傳》的這一年號錯誤，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對》有案語註明"仁宗本紀皇佑三年春三月詔求直言"，"本傳作景佑中誤"而外，迄今竟似無人知曉，請同仁們注意。
就整個《新唐書》的纂修而言，應當說:新修唐史前後17個年頭，前10年宋祁主持編修，後7年歐、宋共同"刊修"。
修撰《新唐書》的指導思想，在《進新修唐書表》中說得非常清楚: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跡，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又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沬。補緝闕亡，黜正偽繆，克備一家之史，以為萬世之傳，……商、周以來，為國長久，唯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俊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嘆也!
新舊特點
《新唐書》比起《舊唐書》來，確有自己的一些特點和優點。因為宋代大體上繼承了唐代的制度，為了總結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參考，《新唐書》對志特別重視，新增了《舊唐書》所沒有的《儀衛志》、《選舉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書》的首創。
《選舉志》與《兵志》系統地整理了唐朝科舉制度和兵制的演變資料。《食貨志》增加為5卷，不僅比《舊唐書》份量大而且比較有系統、有條理地保存了大量社會經濟史資料。
《地理志》着重敘述唐朝地理沿革，記載軍府設置、物產分布、水利興廢等情況，補充了不少《舊唐書•地理志》所沒有的資料。《天文志》和《歷志》在篇幅上超過《舊唐書》3倍以上，記載了唐代流行的7種曆法，特別是保存了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曆》的《歷議》，反映了唐代曆法理論的水平和發展高度。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