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統治時期在文化方面的政策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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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統治時期在文化方面的政策貞觀初年，李世民詔令在全國範圍內收集圖籍，在弘文殿聚四部群書20餘萬卷，在弘文殿旁建「弘文館」以儲圖籍。並任命虞世南、褚無量、姚思廉、歐陽詢等充任學士，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等著名學者、碩學之士相繼為秘書監，主管國家的圖書館和藏書事業，選五品以上工書者為書手，又在弘文館設立檢校館藏的官員，將繕寫、整理、校勘圖書，藏於內庫，以宮人掌管。官府藏書機構除「弘文館」外，另有「史館」、「司經局」、「秘書省」和「崇文館」等，其藏書質量和數量遠遠超過前代，史稱「群書大備」。晚年因連年用兵，營造宮殿，雜稅日益苛重。[1]
在文化方面，唐太宗則大力獎勵學術，組織文士大修諸經正義和史籍；在長安設國子監，鼓勵四方君長遣子弟到來留學。
設館興學
唐太宗即位前已置文學館，有十八學士，即位後更在京設弘文館，徵集圖書二萬餘卷；同時重建地方州縣學校，擴充京師國子監，延聘名儒出任學官，生員多至萬人，並接受新羅、吐蕃、日本等的君長皆派子弟來華求學，由是時文教生員背景多元，復興卓然有成。
文學館，官署名。唐武德四年（621），秦王李世民置，以收羅人才。
秦王李世民命僚屬十八人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號稱十八學士，分番直宿，每日引見，討論文典。當時人羨慕學士入館，稱之為登瀛洲。
武德四年，唐太宗李世民在長安城設文學館，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咨議典簽蘇勖、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咨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收卒,劉孝孫補入)、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共十八人常討論政事、典籍，當時稱之為「十八學士」。
復命畫家閻立本為十八學士畫像， 即為《十八學士寫真圖》，褚亮題贊。當時被唐太宗選入文學館者被稱為「登瀛洲」，後人有所謂「十八學士登瀛洲」。
弘文館，官署名。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置修文館於門下省。九年，太宗即位，改名弘文館。聚書二十餘萬卷。置學士，掌校正圖籍，教授生徒；遇朝有制度沿革﹑禮儀輕重時，得與參議。置校書郎，掌校理典籍，刊正錯謬。設館主一人，總領館務。學生數十名，皆選皇族貴戚及高級京官子弟，師事學士受經史書法。
唐中宗神龍元年（公元705年）避太子李弘名，改曰昭文館。玄宗開元七年（公元719年）仍改弘文館。因學生出身貴族，不專經業，開元以後，令依國子監生例考試，惟帖經減半。明初亦設弘文館，不久即廢。宣德間，復建弘文閣，不久併入文淵閣。
撰經修史
命孔穎達等人修定《五經正義》，統一南北經學；又置國史館，由宰相監修前朝國史，開官修歷史的風氣。
《五經正義》是唐代孔穎達等奉敕編寫的五經義疏著作。該作品於唐高宗時成書，完成了五經內容上的統一。以作為科舉考試的標準教科書。此後，注釋儒經必須以此為標準，科舉應試亦必須按此答卷，不許自由發揮。
五經指五部儒家經典著作，即《詩》（《詩經》）、《書》（《尚書》）、《禮》（《禮記》）、《易》（《周易》）、《春秋》。漢武帝時，朝廷正式將這五部書宣布為經典，故稱"五經"。
太宗戮力復興文教，獎勵學術，外國君長如高句麗、日本、高昌、吐蕃等皆遣弟子來唐留學，使唐代學術文化傳播四方。東亞各國尤以日本、高麗為甚，深受唐文化影響。[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