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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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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榷》為記載明朝歷史的私家編修編年體史書，作者談遷。該書鑑於經史官員壟斷了明歷代實錄，很多地方忌諱失實，而各家編年史書又多膚淺偽陋。談遷尋訪到各種資料，廣徵博引，力求徵信。天啟元年（1621年）始編著，初稿六年後完成。順治四年（1647年）全稿被竊，他又發憤重寫，以三十餘年編成《國榷》一書，署名「江左遺民」。

《國榷》記敘從元文宗天曆元年（1328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誕生，到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權滅亡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間的歷史。對於研究明史，尤其是研究明代建州女真及崇禎一朝的歷史，有重要參考價值。

寫作背景

時代背景

談遷生活的年代，正是一個風雨飄搖的時期。明朝統治者消極怠政、宦官專權亂政、黨爭結社頻頻，天災不斷，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再加上清軍不斷叩關。值此國危的時代，「士習甚囂」 [2] 的言論不絕於耳，懷抱着經世致用之大志的晚明士大夫們不甘朝野傾軋、世風日壞，期望憑一己之力，救國家與人民於危難之中。他們的出發點是好的，但願望往往受現實的摧殘，在農民起義的洪流和清軍鐵蹄的征服下，這批在野士大夫們被迫接受這樣的身份轉換，成為了明朝遺民，從此開始了對人生及未來的抉擇和思考。談遷就是這樣一位「遺民」的代表，他親歷時代的巨變，思想發生了一系列新的轉變，更迭的世局逼其發出「亡國不亡史」的疾呼。

作者背景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至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萬曆皇帝行將入土，這不僅僅是明朝歷史走向衰亡的時期，更可以說是談遷人生道路的重要轉折點。談遷於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夏，談遷赴京考試 [3] 再次失敗之後，他並未像其它書生那樣終其一生繼續考取功名，而是認清了自己難以考中，於是自願置身田園。 [4] 選擇「綴耕之暇，匯為《兔園冊》」 [4] 的耕讀之路。「壬戌夏，談遷結識了錢而介，每個月都見面商討編書事宜。之後分別，也多次書信往來。 [4] 從天啟二年（1622年）夏，二人認識，每月會面，到天啟四年（1624年）兩人分手仍維持書信往來，談遷與錢而介的交往使得其「廢然返矣」 ， [4] 由漫無目的耕讀到有意識地讀書，從吟詩作文到集中研習經史著作。

談遷放棄了科考，也等於放棄了從政路線。既然不能在政治上為國家人民作出貢獻，就乾脆退而求其次，走學術研究路線。「經史是古代學術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讀書人主要的研究方向」， [5] 談遷「少讀國史，輒仰名閥」， [6] 再加上晚明時期，湧現出了大多數在競爭激烈的科場中屢次敗北，遂把畢生精力放在學術文化研究上的學者型史家，於是形成了一股治當代史的風氣。史家群體的出現，使得修國史成為士人們引以為傲的事情，受這一時風的影響，在閱讀了大量當代史著之後，天啟元年（1621年）前後，談遷終於選擇了自己後半生的奮鬥目標——治當代史。

文化背景

自古以來，修史總是作為一種「鑒往事，知來者」 [7] 的文化觀念，根植於儒家文化體系中，無論治世，抑或是亂世，修史總能達到這樣的目的，或揚長避短，或褒貶善惡。而明末清初正處於社會大變革的亂世時期，更是為大批史學家修史提供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和厚重的文化土壤，對國家和社會前途命運的擔憂成為他們致力於撰史的動力，「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憂患意識，「促使他們對過去現實的反思和對未來走向的探討」。 [8] 明清易代對於像談遷這樣的史家而言，不僅僅是變了天，換了皇帝，更是正統、道統如何繼續維持的問題。對人生道路的抉擇，對前途命運的擔憂，在他們心中泛起了巨大的漣漪，經歷了身心上的痛苦之後，思想上同樣經受了一番衝擊，必然希望從根源上找到明代社會何以走向滅亡。而修史則是他們表達這一心理變動最重要的方式。除此之外，作為一個史學家，以史言志可以說是清楚明白地表達他們政治立場的平台。然後站在史家的立場上，希冀探究明王朝由盛到衰的根本原因，並用自己儒家士人固有的傳統道德規範去評價有明一代的統治得失。

作者簡介

談遷，明末清初史學家，原名以訓，字仲木，號射父。明亡後改名遷，字孺木，號觀若，自稱"江左遺民"。浙江海寧（今浙江海寧西南）人。終生不仕，以傭書、作幕僚為生。喜好博綜，子史百家無不致力，對明代史事尤所注心。

天啟元年（1621年）始，完成《國榷》初稿。崇禎十七年（1644年）為內閣大學士高弘圖幕僚，為高弘圖和張慎言所器重，薦為中書舍人、禮部司務，參與修史，但不願"以國之不幸博一官"，力辭未就。順治二年（1645年）回原籍，增補《國榷》中崇禎、弘光兩朝史事。順治十年（1653年），應弘文院編修朱之錫聘，攜稿赴京，校補釐訂《國榷》。對清初賦役制度混亂繁重，曾上書戶部，建議"立法定製"、"輕徭薄賦"。順治十三年（1656年）夏，南歸海寧。次年夏又應沈貞亨聘，去山西平陽（今山西臨汾）作幕，是年冬病死於幕所。其他著述有《棗林雜俎》、《棗林外索》六卷、《棗林集》十二卷、《棗林詩集》三卷、《北游錄》、《西遊錄》二卷、《海昌外志》八卷、《史論》二卷等。

歷史影響

談遷認為在他之前成書的諸家編年明史「訛陋膚冗」，不能起到總結明朝興衰經驗教訓的作用，遂立志要以明實錄為本，參閱諸家私著，自成「一家之言」。 談遷的《國榷》秉筆直書，一是《國榷》初稿完成於天啟六年（1626年），此時清兵尚未入關，寫來毫無顧 及，二是再稿成書於順治前期，尚無文字獄之興，談遷以故國遺民的悲憤心情編撰國史，對建州史事毫不隱諱。更重要的是此書寫成後長期未曾刊刻，僅有傳抄本，清初曾一 度都列為禁書，所以它躲過了四庫館臣的胡刪亂改，成了獨詳萬曆以後建州史事的唯一巨著。用 以校對清修《明史》和清初史書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