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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幸福指數是中華文化術語。

隨着社會制度的不斷發展與進步，中國的漢字也在不斷演化着，從最初的甲骨文漸漸發展到了小篆，後來文化進一步發展後，才出現了」漢字」這種說法。

名詞解釋

國民幸福指數，或稱（國民幸福總值)。GDP（國內生產總值）、GNP（國民生產總值）是衡量國富、民富的標準，那麼幸福指數是衡量人們對自身生存和發展狀況的感受和體驗，即人們的幸福感的一種指數。

國民幸福指數的提出

國民幸福指數（GNH）最早是由南亞的不丹王國的國王提出的，他認為「政策應該關注幸福，並應以實現幸福為目標」，人生「基本的問題是如何在物質生活（包括科學技術的種種好處）和精神生活之間保持平衡」。在這種執政理念的指導下，不丹創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經濟增長、文化發展和環境保護四級組成的「國民幸福總值」（GNH）指標。

如果說「生產總值」體現的是物質為本、生產為本的話，「幸福總值」體現的就是以人為本。世界銀行主管南亞地區的副總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對不丹的這一創舉給予了高度評價。她說，完全受經濟增長左右的政策往往使人陷入物慾的陷阱，難以自拔。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存在相同的問題，但是我們決不能悲觀。

「世界上存在着惟一一個以物質和精神的富有作為國家經濟發展政策之源，並取得成功的國家，這就是不丹王國。該國所謳歌的『國民幸福總值』遠遠比國民生產總值重要得多。不丹在40年以前還處於沒有貨幣的物物交換的經濟狀態之下。

但是，它一直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率，現在已經超過印度等其他國家，在南亞各國中是國民平均收入最多的國家。在世界銀行的排行榜中也大大超過了其他發展中國家成為第一位。儘管如此，去不丹旅遊過的人都會異口同聲地說，仿佛回到了自己心靈的故鄉。不丹給我們地球人展示了許多高深莫測的東西。」

說到旅遊，不丹不是「來者不拒，多多益善」，而是採取了一種限制規模的旅遊發展模式，從來不在國際上搞大型的促銷宣傳。不丹限制入境旅遊者的總數，實行「高質量、高價格、全包價」的做法。政府對旅遊經營者制定了《工作手冊》，對旅遊者有《行為規範》。雖然不丹每年從旅遊業獲得的收入僅300萬美元，但足以保持旅遊業穩定發展，而對社會自然的影響則很小。

類似GNH這樣的嘗試，在國際社會已經有多種，例如「綠色GDP」、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標，英國的「國內發展指數」（MDP，該指數扣除了為抵消社會和環境成本而耗費的開支，考慮了長期的環境損毀和自然資本貶值，肯定了為確保謹慎投資和貿易平衡進行的一系列經濟調整，反映了收入增加1英鎊對窮人的意義要大於富人的事實，計入了家庭勞動的價值）等等。這些指標的創設，反映出單一GDP指標的局限性，也昭示着人類自身的新需要。

「現在很多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幸福指數、群眾滿意度等新的評價指標，總的來看雖然有點簡單，但這件事做起來總比不做強。」中科院院士程國棟在去年年初，就提出了一份《落實「以人為本」，核算「國民幸福指數」》的提案，建議國家組織有關部門研究制訂一套「國民幸福指數」的評價體系。

2004年，中國人均GDP已經是1270美元。1980年以來，中國的GDP以年均9.3%的高速度增長，在東亞創造了新的經濟奇蹟。經濟成就舉世矚目，而整體的人文發展情況卻呈現出與GDP增長不協調的逆態勢。2003年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經濟損失占當年GDP的15%，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尼係數超過0.4的社會失衡臨界點。

根據荷蘭Erasmus大學的RuutVeenhoven教授對中國3次幸福指數的調查，中國1990年國民幸福指數為6.64(1-10標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卻下降到6.60。數據表明，即使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也並不能保證國民幸福的持續增加。

幸福指數所受的影響

對於人的主觀幸福感的測量在20世紀60年代晚期到80年代中期，成為心理學的一個熱點研究領域。心理學家對於主觀幸福感的探討更多地來自生活質量、心理健康和社會老年學三個學科領域。由於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加入幸福感研究的行列，幸福感的豐富內涵和表現形式得到了更多的揭示。

應該說，作為社會心理體系一個部分的幸福感，受到許多複雜因素的影響，主要包括：經濟因素如就業狀況、收入水平等；社會因素如教育程度、婚姻質量等；人口因素如性別、年齡等；文化因素如價值觀念、傳統習慣等；心理因素如民族性格、自尊程度、生活態度、個性特徵、成就動機等；政治因素如民主權利、參與機會等。

此外，對主觀幸福的理解還涉及許多分析層面，主要包括認知與情感、個體與群體、橫向與縱向、時點與時段，等等。在主觀幸福感與社會心理體系諸多因素和層面之間的密切聯繫中，以下幾點是十分獨特而重要的：

第一，心理參照系。就社會層面而言，其成員的幸福感將受到他們心理參照系的重大影響，例如在一個封閉社會中，由於缺乏與其他社會之間的比照，儘管這個社會的物質發展水平不高，但由於心理守常和習慣定勢的作用，其成員便可能知足常樂，表現出不低的幸福感；而一個處在開放之初的社會，面對外來發達社會的各種衝擊，開始了外在參照，因此，其成員的幸福感便可能呈現下降之勢，因為此時他們原有的自尊受到了創傷。

第二，成就動機程度。人們的成就需要決定他們的成就動機程度，成就動機程度又決定其預期抱負目標。其中人們對於自身成就的意識水平是一個重要環節，因為如果人們意識到的自身成就水平高於他們的預期抱負目標，那麼，便會產生強烈的幸福感；反之，如果人們意識到的自身成就水平低於他們的預期抱負目標，那麼，則不會有幸福感可言。

第三，本體安全感。它指的是，個人對於自我認同的連續性、對於所生活其中的社會環境表現出的信心。這種源自人和物的可靠感，對於形成個體的信任感是極其重要的，而對於外在世界的信任感，既是個體安全感的基礎，也是個體抵禦焦慮並產生主觀幸福感的基礎。因此，人的幸福感有時與其經濟狀況或收入水平之間並未呈現出簡單的正相關係，在現實生活中，一些經濟狀況不佳的人，其幸福感卻不低，而有些百萬富翁卻整日憂心忡忡。

因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中國人的幸福感在過去10年中先升後降，表現出與經濟發展軌跡之間的非同步性。其中主要原因在於，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初期，物質發展成效明顯地呈現出來，那時社會分化程度還不大，社會成員在心理上更多是作縱向比較，與過去的生活水平相比，較容易產生滿足感。

最近10年，社會結構轉型加速，各個領域的體制改革日益全面觸及深層利益，社會分化程度加大，尤其是貧富差距凸顯；在社會心理方面，隨着生活條件逐漸改善，人們需求層次日益提升，且呈現出多樣化態勢，因此，需求能被滿足的標準相對提高了；而由於資源相對短缺和競爭加劇以及現代生活節奏加快，人們的各種壓力感大大增加，這一切都強有力地影響了人們的幸福感。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一些調查結果表明，近年來人們對社會問題的關心更傾向於與民生有關的領域，民生問題成為大多數社會成員最關切的社會問題。這種關注重點的變化，反映了人們對於社會發展態勢的判斷。而對於民生問題關注程度的上升，尤其反映了體制改革與社會發展正在對人們的生存條件和生活質量產生最強有力的影響。這一切極其深刻地影響人們的本體安全感，即具體表現為對社會生活保障需求的增強，從而影響到人們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