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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導向自 土木堡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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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之變,指發生於明朝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北征瓦剌兵敗並且被俘的事變。

正統十四年(1449年)六月,瓦剌太師也先入侵明朝邊境,明英宗和王振親率五十萬大軍出征,計劃從大同北上,與瓦剌在明朝邊境決戰。明軍剛到達大同就接獲太監郭敬的密報,得知瓦剌已做好準備,明軍立即從大同班師東返,計劃從居庸關回京。途中遭遇瓦剌多次襲擊,大同、宣府接連失守,吳克忠朱勇率領的兩部大軍共五六萬人,在鷂兒嶺慘敗全軍覆沒。餘下部隊移師於土木堡被瓦剌襲擊,明軍戰敗投降,傷亡過半,明英宗朱祁鎮被俘,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等大臣戰死。[註 1]

當時京師二十萬精銳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老弱士卒不到十萬。于謙力排眾議請郕王調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和南京沿海的備倭軍,江北和北京各府的運糧軍馳援,人心漸定,也先送英宗回去,要求守城者開門,于謙等大臣私立郕王為帝,並親自守城拒絕也先送英宗回京。

基本信息

                名 稱         土木之變,土木堡戰役                 結 果         明朝兵敗,皇帝被俘,瓦剌勝利
                時 間         正統十四年(1449年)                 參戰方兵力         明軍50萬,瓦剌約2-3萬
                地 點         土木堡(今河北懷來東)                 主要指揮官         明英宗、王振;也先等
                傷亡情況         明軍傷亡過半,近乎全軍覆沒;瓦剌不明[註 2]

戰爭背景

  • 瓦剌崛起

明朝興起後,留在中原的蒙古人大部分退回大漠,北元分裂成東、西蒙古(明朝稱東蒙古為韃靼,西蒙古為瓦剌),彼此互爭雄長,內鬥不休。即便如此,終明一朝,也無法根除來自蒙古的巨大威脅,蒙古騎兵始終對明朝北方邊境進行襲擾和掠奪,雙方衝突不斷。史書記載:「終明之世,邊防甚重。邊境之禍,遂與明終始雲。」指的就是明朝政府長達200多年對北邊蒙古的防禦。

永樂初年,明成祖朱棣分別遣使與韃靼、瓦剌(又名衛拉特)「諭之通好」。瓦剌首領馬哈木為藉助明朝力量對付韃靼,就向明朝稱臣,明成祖亦分別封之為王。經長期征戰,韃靼勢力不斷削弱,瓦剌逐漸強大。

永樂十六年(1418年),馬哈木之子脫歡襲父爵為順寧王。幾年之間,脫歡攻破韃靼,兼併其眾,又統一內部,其勢日張,雄視漠北。脫歡立成吉思汗後裔脫脫不花為可汗,受明朝封為太師,掌瓦剌部實權。明英宗正統四年(1439年)脫歡死,其子也先繼位後,不僅漠南諸部全被征服,且東脅朝鮮,西略哈密,草原大半,盡為其所制。也先每年冬遣人貢馬於明。起初所遣使者不過五十人,後貪朝廷厚賞,歲增至二千餘人,並屢屢索要貴重難得之物。稍不遂,即製造事端,明廷所賜財物,不得不歲有所增。

  • 明蒙關係

正統初,瓦剌太師脫歡率部擊敗韃靼,結束了蒙古內部的分裂局面。正統四年(1439年),也先承襲父位,統領蒙古。脫歡與也先都十分重視與明廷的朝貢往來,隨着蒙古內部的相對穩定,明蒙朝貢體制也進入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期。明廷對於蒙古使團始終本着「薄來厚往」的政策。首先,賞賜物品價值要遠遠超出貢品的價值。一般明廷對來朝者按其人數及地位給賞。如賜王或太師一人十五表里,其妻每口八表里,一等頭目八表里,二等六表里,三等五表里,四等四表里,外有加賜。蒙古使團返程時,明廷也會以禮相送,啟程前享用朝廷的賜宴,回程一路差官伴送,沿途備辦飯食,凡所經過,茶飯管待。明廷這種「薄來厚往」的回賜政策對蒙古使團的吸引是很大的,很多蒙古使團為了得到更的賞賜,成倍的擴大使團人數。如正統四年(1439年)正月明廷對蒙古諸多貴族給予賞賜後,十月,脫脫不花再次遣阿都赤來朝,這次的使團人數由過去常 見的幾百人猛增到千餘人,明廷依然按例給賞。明廷對蒙古使團人數不加限制,凡來朝者必有賞賜,這對某些蒙古頭目的貪慾是一種刺激,也為後來也先使團謊報人數埋下伏筆。[註 3]

  • 明廷內部

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駕崩,皇太子朱祁鎮即位,即明英宗。

隨着三楊去世,太皇太后張氏駕崩,一直以來被皇帝朱祁鎮寵信的宦官王振開始嶄露頭角。正統三年(1438年)十二月,麓川思任發進攻掠奪騰衝、南甸、孟養等地。權臣王振力主南征麓川,故而英宗在位前期,明廷的主要視線在南方麓川。

明正統十一年(1446年)冬天,也先攻打兀良哈,派遣使臣抵達明朝邊鎮大同乞糧,並且請求會見守備太監郭敬。朱祁鎮敕令郭敬不要接見也先,也不要給他糧食。明正統十二年(1447年),也先再次致書明朝宣府守將楊洪。楊洪奏報朝廷之後,朱祁鎮要他禮遇瓦剌使臣。面對瓦剌的蠢蠢欲動,明朝北方的禍亂已近在眼前,但是英宗君臣視而不見,卻發動了對麓川的第四次征討。正統十三年(1448年)三月,思機發再次掠奪孟養,明朝屢次諭令仍不從。英宗復命靖遠伯王驥提督軍務,都督宮聚為總兵,張軏、田禮為左右副總兵,方瑛張銳為左右參將,率南京、雲南、湖廣、四川、貴州土漢軍十三萬討伐麓川[註 4]

明朝征伐麓川,明朝調動了大量人力物力,戰爭造成了重大的人員傷亡,連年征戰,仍未徹底平息叛亂,最終以盟約形式結束;期間連續發動數十萬人的進攻,致使大軍疲憊、國庫虧空,對北面蒙古瓦剌的防禦空虛。

戰爭原因

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二月,瓦剌太師也先遣使2000餘人貢馬,詐稱3000人,向明朝中央邀賞,由於宦官王振不肯多給賞賜,按實際人數給賞,並減去馬價五分之四,沒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就製造釁端。遂於這年七月,統率各部,分四路大舉向內地騷擾。東路,由脫脫不花與兀良哈部攻遼東;西路,派別將進攻甘州(甘肅張掖);中路為進攻的重點,又分為兩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統率,直攻宣府圍赤城,另一支由也先親率進攻大同。也先進攻大同的一路,「兵鋒甚銳,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沒」。大同參將吳浩戰死於貓兒莊。明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禦敵。

戰爭經過

  • 英宗親征

當時明英宗寵信宦官王振。張太皇太后病逝,元老三楊或死或貶,王振更加擅作威福,無所忌憚,竟盜走明太祖朱元璋所立禁內臣干預朝政所立之鐵碑。從此,大權獨攬,廣植私黨,使其侄王山為錦衣衛指揮,王林為錦衣衛僉事,其黨羽個個升官進祿,飛黃騰達。他又排斥異己,陷害忠良。

大同前線的敗報不斷傳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鎮在王振的煽惑與挾持下,準備親征。兵部尚書鄺埜和侍郎于謙「力言六師不宜輕出」,吏部尚書王直率群臣上疏勸諫,但明英宗偏信王振,一意孤行,執意親征。

正統十四年(1449年)7月16日,英宗命其弟郕王朱祁鈺留守北京,然後和王振帶領約25萬大軍(號稱50萬)從北京出發。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內閣學士曹鼐張益等文武百官護駕從征。

  • 滯留大同

由於組織不當,一切軍政事務皆由王振專斷,即使是成國公朱勇在王振面前也要膝行而前;戶部尚書王佐請皇帝回軍,王振就命其跪在草叢裡,直到天黑才能起來。隨征的文武大臣卻不使參預軍政事務,軍內自相驚亂[註 5]

正統十四年(1449年)7月19日,英宗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正統十四年(1449年)8月1日,明軍進到大同。未交鋒,鎮守太監郭敬報告也先為誘明軍深入,主動北撤,王振看到瓦剌軍北撤,仍堅持北進,後聞前方慘敗,則驚慌撤退。本欲使英宗於退兵時經過其家鄉蔚州「駕幸其第」,顯示威風;又怕大軍損壞他的田園莊稼,故行軍路線屢變,導致士兵疲憊不堪。至宣府,瓦剌大隊追兵追襲而來,明軍3萬騎兵被「殺掠殆盡」。正統十四年(1449年)8月13日,明軍狼狽逃到土木堡,而瓦剌軍緊追不捨。

  • 全軍覆沒

兵部尚書鄺埜一再要求馳入居庸關以保證安全,但王振不准。土木堡地勢高,無泉缺水,土木堡之南十五里處有河,被瓦剌軍占據,將士饑渴難耐,挖井二丈仍無水。[註 6] 隔日瓦剌軍隊包圍土木堡。也先遣使詐和,並主動撤離,以麻痹明軍。

明英宗不疑有詐,遣曹鼐起草詔書。王振下令移營就水,當明軍大軍移動時,饑渴難忍的軍士一哄而起,奔向河邊,亂成一團。瓦剌軍伏兵四起,趁機發動總攻,倉促應戰的明軍被打得大敗。明軍二十餘萬人有三分之一戰死,中傷居半。[註 7]太師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贏,駙馬都督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塤,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鉉,工部右侍郎主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鄧栗,翰林院侍讀學士張益,通政司左通政龔全安,太常寺少卿黃養正、戴慶祖、王一居,太僕寺少卿劉容,尚寶少卿凌鑄,給事中包良佐、姚銑、鮑輝,中書舍人俞拱、潘澄、錢禺,監察御史張洪、黃裳、魏貞、夏誠、申祐、尹竑、童存德、孫慶、林祥鳳,郎中齊汪、馮學明,員外郎王健、程思溫、程式、逯端,主事俞鑒、張塘、鄭瑄、大理寺副馬豫,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羅如墉,欽天監夏官正劉信,序班李恭、石玉這五十二名跟隨明英宗遠征的群臣皆死於混戰中。明英宗的護衛將軍樊忠憤怒至極,掄起鐵錘砸碎了王振的腦袋。(但據明英宗自己的回憶王振也是被瓦剌軍殺死的)樊忠不久亦戰死。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蕭維楨、禮部左侍郎楊善、文選郎中李賢等數人僥倖逃出。明英宗看到突圍無望,索性跳下馬來,面向南方,盤膝而坐,等待就縛。[註 8]

不一會兒,瓦刺兵衝上來,一個士兵上前要剝取明英宗的衣甲,一看他的衣甲與眾不同,心知不是一般人物,便推擁着他去見也先之弟賽刊王,賽刊王在問明英宗時,明英宗反問道:「你是誰?是也先,還是伯顏帖木兒,或者是賽刊王。」賽刊王感到明英宗說話的口氣很大,立即報告也先,也先立即去向他請安行君臣禮,獻上各種野味美食。 衛拉特還繳獲馬匹二十萬頭及無數衣甲器械輜重。[註 9]

戰爭影響

  • 政治

土木之變致使明英宗被俘;四朝老臣張輔、駙馬井源、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侍郎丁銘、王永和以及內閣成員曹鼎、張益等五十餘名隨行出征的文官武將戰死;財產損失不計其數;明成祖朱棣留下的五十萬大軍全軍覆沒,最為精銳的三大營部隊亦隨之毀於一旦,軍火武器研發亦被大大阻礙;京城的門戶亦已洞開;明英宗復位後更是殺了以于謙為首等眾多權臣,導致明朝軍政在土木之變之後第二次斷層。[1]

隨着開國武人勛貴集團和靖難功臣集團在土木堡之變被消滅殆盡,皇帝只能通過內廷的宦官來制衡文官集團以貫徹自己的意志和整個國家的意志,文武大臣和君主離心離德,國勢日蹙。[1]

明英宗南歸後,以及皇儲問題,景泰、天順年間,明朝皇權鬥爭愈發激烈,朝臣為了保護自身利益,左右搖擺、嫁禍誣陷,鬥爭也更加殘酷。[註 10]

此期間的內閣也並未發揮出它的作用。正統前期政歸內閣,三楊為軸,制度也漸趨完善,但無法阻止自身實際作用的逐漸下降。土木事變發生前後,內閣作為與皇帝最為親密的輔政機構,未能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既未阻止先期的王振擅權,在後期的北京保衛戰和景泰、天順的風雲交替中也毫無建樹,表現十分羸弱,於軍國大事退避三舍。這段時期,內閣只能尷尬地任由宦官專政,或被皇帝輕視而任用于謙,傾心委政,以至朝臣不滿,上書稱于謙太過專權,請求六部大事須與內閣一同奏報施行,或是任由石亨、曹吉祥等奸佞決定擺布。[註 11]

土木堡之變後,明朝精銳軍隊損失殆盡,這必然會引起相關的政策、制度的重大變化,突出表現在邊防形勢和軍事制度的改變上。儘管有景泰帝的改革,但也達不到明朝頂峰時的狀態。邊防政策由積極進攻轉變為被動防守,最終形成了著名的九邊防禦體系。軍事制度上則是募兵制的興起。

  • 瓦剌

土木之變是明軍不戰自潰。北京圍城不下,則蒙古內部矛盾也起了重要作用。不久,蒙古各部終於兵戎相見,脫脫不花汗敗亡。也先稱帝,但他無法解決造成封建割據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矛盾,而為人又心胸狹窄,荒於酒色,終於兵敗被殺。 [註 12]

也有大批的蒙古人不願在漠北過艱苦日子,藉此機會轉而投靠明朝,定居北京及北直隸各地。一些內地的漢人由於痛恨明朝暴政而投降也先,去了蒙古高原。[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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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評價

1449年的土木之變,是明朝中央軍隊第一次發生的一場失敗戰役。除了軍事指揮錯誤的直接原因外,與長期以來明朝北方邊防被破壞有密切關係,是北方邊防廢弛的必然結果。而朝中的士大夫為防止明朝重蹈北宋滅亡覆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註 14]

據當時親歷戰役的大臣李賢回憶:「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於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於望外,況乘輿為其所獲,其偶然哉?」 [註 15]

歷史爭議

  • 親征人數

當時京營由班軍和在京衛所操練官軍、幼官、舍人組成。關於班軍,「宣德元年,調河南、山東、大寧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隸淮陽等衛及宣府軍士至京備操,令每歲輸班往來。原額春秋兩班,官軍一十六萬員名,……正統十四年,令外衛輪班官軍京操者,前班三月還,八月到,後班八月還,次年三月到,河南、山東、北直隸強壯官軍,皆隸前班」,可見土木之變當年班軍輪班之 法未廢,當時在京營班軍滿額應有八萬人。

關於京衛操軍,《實錄》載:宣德五年「成國公朱勇言:『舊時五軍每軍步騎二萬人。後調大同等邊備御,今五軍總存五萬七千餘人。而神機諸營比舊亦少,息從、徵調不足於用。請令行在兵部如舊取補。』上命兵部於京衛選士卒通十萬隸五軍訓練。正統二年,「命太保成國公 朱勇選軍。先是,勇奏五軍營原操馬步官軍調遣各邊備御,並逃亡者共缺二萬五千有奇。乞命官於五軍屬衛及親軍衛分並河南、山東、大寧三都司官軍內選補。」兩個月後,「朱勇等奏:奉命選拔三干大營、五軍、神機等營精銳官軍十五萬一干有奇。欲將續選行在錦衣等七十衛官軍,與之相兼編伍訓練。然於內有守陵、守衛、供役、上直者,乞為處之。上命守陵、守衛各存其半,供役、上直旗校隸錦衣衛官督操,其餘俱昕訓練備用。十五萬軍中必然己本包括京衛軍,續選即應指所述四類,所增加者,不過原以各種名目推託操練者。但《明史》卷八九《兵志一》解釋朱勇正統二年選兵事說:「令錦衣等衛、守陵衛卒存其半,其上直旗校隸錦衣督操,余悉歸三大營。」認為正統時京衛操軍包括上直衛軍一半和五府所屬在京衛所全部。

英宗親征前一月即六月底,「命太保成國公朱勇選京營四萬五千人。令平鄉伯陳懷、駙馬都尉井源、都督耿義、毛福壽、高禮,太監林富率三萬往大同,都督王貴吳克勤率萬五千往宣府,各備虜」。可見英宗親征前京營兵精銳已被抽調出不少。明軍從京師出發時,合計三大營與全部上直軍,即三十萬加七萬,再減去十萬和四萬五干,規模當在二十三萬上下。

相關影視

  • 《龍庭爭霸》
  • 《大明王朝1449》
  • 《萍蹤俠影》
  • 《國寶檔案•津門尋珍——土木之變》2013年12月16日。[2]
  • 《女醫明妃傳》
  • 《大明風華》
  • 明英宗朱祁鎮因土木堡之變被俘,為何能平安歸來?

注釋

  1. 記載土木之變其真其詳者莫如當事大臣李賢,《天順日錄》:「明日於土木駐營。宣府報至,遣成國公率五萬兵迎之。勇而無謀,冒入鷂兒嶺,胡寇于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遂乘勝至土木。明日巳時,合圍大營,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將午,人馬一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二丈,深無泉(因為土木堡地勢高)。寇見不行,退圍。速傳令台營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復圍,四面擊之,竟無一人與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疊如山。幸而胡人貪得利,不專於殺,二十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餘萬,衣甲兵器盡為胡人所得,滿載而還。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於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於望外,況乘輿為其所獲,其偶然哉?」
  2. 宛華.《中華上下五千年》:中國華僑出版社,2013.8:355頁至356頁
  3. 孟修 .明蒙朝貢體制與土木之變[J]:大連大學學報,2010(04)
  4.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正統)十三年春三月,初,思機發復據孟養地為亂,屢諭不從。復命靖遠伯王驥提督軍務,都督宮聚為總兵,張軏、田禮為左右副總兵,方瑛、張銳為左右參將,率南京、雲南、湖廣、四川、貴州土漢軍十三萬討之。
  5. 宛華.《中華上下五千年》:中國華僑出版社,2013.8:355頁至356頁
  6. 李賢《天順日錄》:八月十五日也,將午,人馬一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二丈,深無泉。
  7. 李賢《天順日錄》:速傳令台營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復圍,四面擊之,竟無一人與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疊如山。幸而胡人貪得利,不專於殺,二十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
  8. 《明史紀事本末·卷32》:「初,師既敗,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
  9. 《明史紀事本末·卷32》:「軍士脫者逾山墜谷,連日飢餓,僅得達關。騾馬二十餘萬,並衣甲器械輜重,盡為也先所得。太監喜寧降於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
  10. 蒲章霞,《「土木之變」若干問題探析》,《中央民族大學》, 2010。
  11. 吳濤,《論「土木之變」前後明朝內閣的作用下降及其原因》,《杭州文博》, 2015(1)。
  12. 曹永年,《土木之變與也先稱汗》,《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1(1):46-54。
  13. 吳雲廷,《土木之變前後的蒙古降人》,《河北學刊》, 1989(3):106-111。
  14. 王兆寧,《土木之變前後的士大夫》,《湖北第二師範學院學報》, 2013, 30(1):59-62。
  15. 記載土木之變其真其詳者莫如當事大臣李賢,《天順日錄》:「明日於土木駐營。宣府報至,遣成國公率五萬兵迎之。勇而無謀,冒入鷂兒嶺,胡寇于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遂乘勝至土木。明日巳時,合圍大營,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將午,人馬一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二丈,深無泉(因為土木堡地勢高)。寇見不行,退圍。速傳令台營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復圍,四面擊之,竟無一人與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疊如山。幸而胡人貪得利,不專於殺,二十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餘萬,衣甲兵器盡為胡人所得,滿載而還。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於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於望外,況乘輿為其所獲,其偶然哉?」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