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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圖鏈接來自澎湃新聞

外銷瓷考古發掘證明，中國陶瓷外銷至遲始於唐代，當時是作為特產隨絲綢輸往國外的。在今朝鮮、日本、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斯里蘭卡、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巴林、約旦、敘利亞、蘇丹、埃及、坦桑尼亞等國都出土了中國唐、五代時期的陶瓷標本，品種有唐三彩、越窯青瓷、邢窯白瓷、長沙窯瓷器、廣東梅州市梅縣區窯瓷器等。長沙窯就是以生產外銷瓷為主的瓷窯。

窯窟

福建平和等窯 1991年6月接薛翹先生來信，得知在文物普查過程中．福建平和縣山區發現了仿晚明景德鎮外銷瓷的窯址，產品主要為青花瓷及釉上紅綠彩瓷。並得知這類遺址已發現十幾處，均有一定規模。經初步比較，發現它們與景德鎮同期產品有如下不同：

1、平和窯碗盤的成形工藝特徵是先旋挖圈足，後施外壁釉。但景德鎮晚明瓷器卻是先施外釉，再旋挖圈足，成型工序剛好相反。故平和窯碗盤圈足端面及足內多濺有釉汁（施外釉濺上的），而景德鎮瓷器的圈足端面無釉，其足內或滿釉或完全無釉。精細瓷器足內滿釉是旋足（或寫款）後，向足內注入少許釉漿，輕而勻地將足內盪滿釉汁並將多餘的釉傾出，景德鎮坯房稱這一工序為「促釉」。平和窯不見「促釉」的器物。

2、平和窯碗盤施外釉是採用潑釉或澆釉法，即一邊澆潑釉漿，一邊使外壁向上的坯件快速來迴轉動，以使釉漿分布、吸附均勻。有趣的是，在景德鎮只有生產瓶罐類的琢器坯房是採用這一施袖方法的，操作者幾乎全為撫州籍或豐城籍陶工。至於景德鎮晚明碗盤施外釉的工藝，宋應星《天工開物》「陶延」的插圖畫得非常細緻：陶工用一帶斜鈎的細長棒托住坯件，另一手扶按碗（盤）心，在釉漿捅內一沉即起，其下沉時要求釉漿剛剛浸齊口沿，但碗（盤）內不能讓釉汁流入。以這種方法施外釉，器物外壁釉層不但均勻而且不會有濺釉痕跡。

3、景德鎮碗盤上外釉旋挖圈足後，還有個將圈足外沿旋出一道細窄無釉的斜邊，俗稱「倒角」的工序。這樣，即使將碗盤直接放在砂渣上燒成，其足外沿也不易粘上太多的砂粒。至於講究一點的瓷器，則將其圈足的端面「倒」成泥鰍背一樣，再放在瓷泥墊餅上焙燒，砂渣鋪在墊餅之下，不和瓷坯接觸。但閩仿景晚明瓷器旋挖圈足時，沒有「倒角」這一工序。由於足端濺有釉汁，在高溫下會和墊餅粘連，所以也不可能使用瓷泥墊餅焙燒。

4、景德鎮窯為使碗盤儘可能少粘砂渣及增加窯內的空間堆迭密度，裝匣時還使用了一個剖面為「凸」形，俗稱「渣羅」的瓷質工具（照 裝坯前先用帶把的圓瓷餅一一「渣羅」將匣底砂渣摩砑成平平的一層，製品直接放在平勻緻密的渣墊上燒成，至多只會在圈足外沿粘上少許細砂，足內釉面是不可能粘上砂粒的。閩晚明仿景瓷窯由於沒有使用「渣羅」這一裝坯工具，陶工們裝坯時是先撮砂入匣．再將碗盤坯件直接放置在不太平整的砂渣上，其足內濺有釉汁處當然會粘上砂粒。既影響美觀，端拿時也會產生不快感。景德鎮窯使用「渣羅」這一裝坯工具還與使用瓷泥薄墊餅托燒瓷坯及降低瓷器的變形率有關。因為如不將砂渣砑平，裝匣時瓷坯易將瓷泥薄墊餅壓破，焙燒時瓷坯收縮，也易傾側變形，甚至粘匣造成廢品。

5、閩仿景晚明瓷器，胎骨或疏鬆泛黃，或緻密泛灰。其疏鬆泛黃說明原料含鐵量較高（約在l%以上）且使用氧化焰燒成。其緻密泛灰說明系採用還原焰燒成，但原料中含鈦量比景德鎮的高。由於其原料含鐵、鈦等雜質較高，所以無論其採用氧化焰還是還原焰焙燒，其瓷胎都不及景德鎮窯中檔瓷器。

日本伊萬里遙

文祿、慶長之役後，朝鮮陶工李參平等來到日本，在有田發現了瓷石礦。燒造出可與景德鎮瓷媲美的伊萬里瓷器。由於明末清初的戰爭動亂，外銷瓷來源幾乎斷絕，而歐人又急需購買景德鎮瓷器。此後伊萬里窯便大量模仿景德鎮瓷器的造型、紋樣，生產景瓷代替品投放歐洲市場。l7世紀末一l8世紀初，伊萬里瓷器在歐洲風靡一時，但售價偏高（注25）。為與伊萬里競爭，約從l7O0年起，景德鎮對仿景外銷的伊萬里瓷器進行再模仿（注26）。這些質優，相對價廉的仿伊萬里瓷投放歐洲市場，無疑給日本伊萬里以致命的打擊。從工藝角度來看，l8世紀的日本陶工在裝燒大盤時，為防止丘其焙燒時發生「塌底」的毛病，或將其圈足的直徑縮小（如「鍋島燒），或使用幾個支釘在盤內起加托作用。由此可知其時的日本瓷器胎中的鋁氧含量不會太高，其正燒溫度比景德鎮高檔外銷瓷略低，燒成範圍也比較窄，窯址上因過燒或微過燒而造成的廢 品多。據熊海堂先生考察研究，l7世紀一18世紀中葉，伊萬里瓷仍採用朝鮮落後的技術燒制（注27）。其窯具不用耐火土而是使用瓷土製作，不但成本高，不耐用，而且因其高溫荷重軟化點比較低．不能充分利用窯室內的空間儘可能多地堆摞裝燒瓷器（一般只能堆摞三、四層）。既浪費了大量的窯室空間和燃料，廢品率也比較高。其生產成 本自然比景德鎮瓷器高得多。至l8世紀中葉，有田地區的柴草資源日益枯竭．奮鬥了一個多世紀的有田瓷業，終於陷入內外交困的艱難處境，日本政府不得不下令對窯業進行整頓，壓縮（注28）。在與伊萬里瓷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激烈國際競爭中，景德鎮窯再一次以其量大質優，成本低取得了競爭的勝利。

歐洲發明「三元配方」燒制硬質瓷

1710年邁斯森作坊仿景德鎮瓷器的造型、紋樣生產的硬質瓷在歐洲收到歡迎，並很快確立了自己的地位。景德鎮作坊主象對待伊萬里瓷一樣，又瞄準仿景的邁斯森硬質瓷進行仿製，並在歐洲作為真邁斯森出售（注29）。景德鎮瓷對邁斯森瓷的衝擊，必然使其售價下跌，一時難以得到迅猛發展。

江西樂平華家瑤

嘉靖l9年浮梁大水，20年歲飢食。景德鎮作坊主趁機不付樂平籍陶工的工資，引起械鬥，最後「盡遣逐之」。樂籍陶工為了生存「遂行劫奪」（《明實錄》）。湖田窯離樂平最近，首當其衝。這次事件加速了湖田窯的衰落，也促使了景德鎮制瓷業因工場手工業發展的需要向市區集中的進程。返回樂平縣的陶工因人數太多，沒有生活來源，是社會不安定的因素。負責處理這一事件的上級官員便決定在樂平設立「永靖」、「嘉興」二鎮，燒造瓷器。其生產工藝雖然全套照搬景德鎮的，但由於樂平境內缺乏優質高嶺土，其產品只能達到景瓷中下檔甚至下檔的水平。《樂平縣誌》「城池」條亦載：「永靖鎮、嘉興鎮，府志以上二鎮，因明嘉靖庚子（1540年）浮梁擾攘，奉上司創立。然水土不佳，嘉興尋廢，永靖雖存，瓷多粗惡，而歲亦漸替矣」。江西省博物館《江西樂平明代青花窯址調查》告訴我們：華家窯堆積最豐，製品除有「大明年造」「萬福攸同」「富貴佳器」「長命富貴」「福」「壽」等題記外，還有寫「永靖鎮造」款的。其產品為碗碟盤盅，紋飾有人物、馬、八卦、折枝、纏枝花卉、變形梵文、魚、蟹、免、菊、牡等。其附近的匣廠窯和張家橋窯（嘉興鎮）規模不及華家窯，產品則與其大致相同。華家等窯產品粗劣，只奪走了景德鎮的部分內銷市場，對其外銷並無影響。在與景德鎮窯的競爭中，它必然走向衰落。至萬曆，由於景德鎮制瓷業進入工場手工業時期，需要大量的勞動力，特別是有一技之長的陶工「鎮上傭工每日不下數 萬人」（王世懋《二酉委譚》），而嘉靖時的械鬥早已被人們淡忘了。約至萬曆後期，華家窯再也無法堅持下去，其陶工只有重新回到景德鎮才能謀求生存。

歷史傳承

宋、元時期 隨着航海業的發展，對外貿易進一步加強，中國陶瓷的外銷呈現出空前繁榮的局面，特別是在廣州、明州（今寧波）、杭州、泉州等地設立「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後，大批外銷瓷從這些港口啟運，沿着唐、五代時期開闢的航道，源源不斷地運往亞洲、非洲各國，其中尤以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發現居多，埃及和伊朗出土的數量也很可觀。宋、元時期的外銷瓷以龍泉窯系青瓷為主，其次是景德鎮窯系青白瓷，元代景德鎮窯的青花瓷也大量用於外銷，另有磁州窯系、耀州窯系、建窯系瓷器及福建、廣東沿海專燒外銷瓷的瓷窯產品。

明、清時期

由於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瓷器的對外貿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永樂、宣德時期，鄭和七下西洋，進一步促進了海上對外貿易的發展，外銷瓷不但大量輸出到亞洲、非洲各國，而且自明代晚期開始傾銷歐洲諸國。明中葉以後，有不少外國商人到中國收購、訂製中國瓷器，而且數量都非常巨大，據不完全統計，運到荷蘭的瓷器最多一年（1639年）竟達366000件。清代鴉片戰爭以前，外銷瓷的主要市場有朝鮮、日本、東南亞諸國和歐洲，特別是歐洲市場。18世紀前期，歐洲的英、法、荷蘭、丹麥、瑞典等國被允許在廣州設置貿易機構，使中國瓷器在歐洲的銷售量達到歷史上的高峰。據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記載，每年僅巴達維亞一地遠往歐洲的瓷器就達300萬件之多，如果再加上其他國家及中國商人直接運往歐洲的瓷器，其數量之巨是可想而知的。明、清時期的外銷瓷主要是景德鎮的青花瓷和釉上彩瓷。許多瓷器的裝飾圖案是依照外商從歐洲帶來的樣品由中國畫工精心摹繪的，題材大致包括紋章（又稱徽章）、人物故事、船舶及碼頭風景、動物花卉、魚草、博古等紋飾。在廣州生產的「廣彩」瓷即屬於這一類。

19世紀20年代以後

由於日本和歐洲瓷業的發展，特別是由於清政府的腐敗而造成社會動亂，中國瓷業生產每況愈下，瓷器的外銷也就衰落了。中國古代陶瓷對外貿易的海上運輸路線，被當代考古學家稱為「陶瓷之路」。中國陶瓷運往世界各地後，深受當地人民的喜愛，自唐代以來，各國陶瓷工匠競相仿製，並生產出各具民族風格的陶瓷製品，從而推動了世界陶瓷事業的蓬勃發展，也極大地促進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中國陶瓷質量

中國陶瓷質量精良，在東南亞個別地區，還和當地的社會生活以及風俗習慣發生了奇特的聯繫，韓槐准指出：「在婆羅洲一地各種民族，其習俗極重視中國之陶瓮及瓷瓮；其家中之財富，皆視其所藏之陶瓮瓷瓮之多少以為衡。其最大之需要，乃應用於埋葬，以為妝奩，倘被土人鑑賞家認某一陶瓷瓮屬古代遺留之物，以為神聖目之」。可見在婆羅洲的社會生活中，中國陶瓷瓮極受重視，占有一種特殊的地位。婆羅洲一地所發現的有關中國古代陶瓷瓮的資料，正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首先，在羅婆羅洲，普遍視中國陶瓷瓮為極其珍貴的稀有財產。霍斯在《自然人》一書中說：「關於婆羅洲各民族之私產，大概與加映人（Kayans）相類，但伊班人（Iban）所有之習慣，多欲以高價搜購中國窯器之瓶（Vases亦可稱為瓮），普遍約三英尺高，亦素棕色，飾以神話式動物之浮雕者，然其能使價值加高，其邊要有能穿之耳。而色彩深綠之古式瓮，此種瓮均為中國製造，……有甚多此族人之屋宇，均可發現……中國有價值之花瓶（或瓮）。」他們既視中國陶瓷瓮為財產，因而瓮也就當作一項嫁妝。溫魯大《英屬北婆羅洲》曾說：「在柏巴（Papar）之風俗，其女嫁時所得之妝奩。必與其母前嫁所得妝奩相同量，例如彼之老母前所得者為……瓮五個……其女嫁時亦當如此數。」同時，中國古陶瓷瓮也被作為可以充分保證債權的借款的抵押品，韓槐准說：「……此種土人家藏之瓮，非易於購得，倘欲羅致，惟有一途。緣為婆羅洲一地，其經營商店者多屬華僑，……倘土人財用缺乏時，每攜家中所藏之古瓮為抵押品與華僑商店借款，便利議明月息幾何，限期若干年月，當依期持款來贖，如過期，債主可自行賣出。搜藏家僅可與華僑商店購得出種過期貨而已。……據居住在婆羅洲各地華僑所述，土人以瓮與華僑商店抵押借款一事，在婆羅洲其他各地，莫不皆然。」

其次，在婆羅洲民族中還盛行着瓮葬。《東西洋考》文郎馬神條說：「文郎馬神（婆羅洲東岸的Bahbjermasln）……初，盛食以蕉葉為盤，及通中國，乃漸用瓷器，又好市華人瓷器，畫龍其外，人死葬瓮中以藏。」

這種風俗，不僅古代已有，即至現代，也還留存。當地土著，除了貧民以碩茂樹身為棺外，"多半杜生人（Dusuns）及大部分穆律人（Muutrs），皆用各種價目不同大瓶（即瓮，下同），葬殮其屍。……通常殮法，剪瓶之首部，使口可以容屍。屍坐瓶中，膝碰下巴"然後以鑼蓋之。封以樹膠，藏之宅中七日，同時舉行葬禮，鑼鼓之聲，喧聒不斷……。但拖蘭的杜生人（Tuaran Dusuns）常從舊墓中取出已經葬過的瓮，擲骨入江，然後再用，因此，一個古瓮，常常葬四五代。而蘭敦（Rundum）及朋湘甘（Pensiangam）的穆律人，死者先殮木棺中，一年之後，再開棺移骨入瓮而葬。

此外，婆羅洲的杜生族，尤其是在巴把（Papar）、布大中和（Putatan）和拖蘭（Tuelen）的杜生人中間，還熱心着瓮的崇拜。在他們看來，每個受崇拜的聖瓮，皆有其神話式之起源，這種聖瓮，在該地區總數不超出三十個，價值極高，每個200磅－300磅。聖瓮稱為「吳西」（Gusi），可分為兩種，一種叫做東朴大瓮（Tompok）一種是夏加小瓮（Huga haing-haiag）。東朴高約4尺，為青棕半透明之瓷器，由歐人觀之，實為華僑之製造品。據Owen Rutter：《北婆羅洲土著之民俗研究》一文說，他們在「聖瓮節」崇拜聖瓮的情形頗為熱鬧「聖瓮節」當地叫做麗加侯（Menga-hou），所行的儀式稱為「摩伯」（Mobog）目的是驅逐村中全年的一種邪魔。

宋元時期

福建發現的宋元明時期外銷陶瓷窯址，福建泉州是宋元明時期的對外交通貿易大港，作為中國重要商品的陶瓷器，也從這裡大量輸往國外。北宋末南宋初，泉州逐漸代替了廣州的地位，而南宋理宗寶慶年間（1226年左右）成書的《諸蕃志》，就是趙汝適以朝散大夫提舉福建路市舶司時，主要根據他在泉州一帶所見所聞撰寫的。同時，「宋末荷蘭人由福建販運瓷器至歐洲，價值每與黃金相等，且有供不應求之熱衷」。這裡所謂"福建"應指泉州而言。由此可以看出，宋代以來外銷陶瓷的一大部分，是從泉州登舟發舶的。到了元代，泉州便扶遙直上，升為世界貿易大港，陶瓷由此外運，數額更大。《拔都遊歷中國記》就明確指出：「中國瓷器，僅產於刺桐（即泉州）、興克蘭（即廣州）兩城，得諸山上之土，燔燒而成者。……中國人將瓷器轉運出口，至印度諸國，以達吾鄉摩洛哥。此種陶器，真世界最佳者。」另一記載也提及馬可波羅從泉州攜帶瓷器出國的事：「馬可波羅（Marcopolo）當福建貿易興隆時，曾到刺桐城，而馬氏於其1292年之歸途，且依舊俗，從福建帶回中國白色瓷器與彩色小瓷甌數事，存於威爾斯市之聖馬可寶藏所」。明代泉州雖漸衰落，但它的對外陶瓷貿易，不可能突然中斷，而且明末漳州（即月港）、廈門（即中左所）又代之而起，陶瓷仍然是一宗主要的出口商品（貨物）。在福建沿海港口運出的陶瓷器中，外銷東南亞的占居一定的比重。由泉州等港口輸出的陶瓷器，除國內其他各窯所出，泉州附近的閩南地區瓷窯的產品，當占大部分。陶瓷容易破碎，陸路長途運輸既不方便，運費和損耗也會影響利潤的收入。在海外市場的迫切需求下，泉州附近地區利用優越自然條件，就地取材燒造陶瓷，以供啟運外銷，這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所以，宋元明各個時期的有關文獻記載中的外銷東南亞陶瓷，無疑是包括閩南古代的瓷窯產品在內。鄭振鐸先生認為宋代泉州陶瓷就外銷南洋等地：「在福建泉州的古窯遺址里發現了類似定窯的白瓷，類似龍泉窯的青瓷等等的瓷器殘片。這就說明了在南洋，在印度，發現的中國宋代的白瓷、青瓷，原來乃是福建本地自己燒制的」。《真臘風土記》為元代閩滿南瓷窯生產外銷東南亞陶瓷提供了極其重要的文獻證據，在該書欲得唐貨條下說：「其地想不出金銀，以唐人金銀為第一，五色輕縑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錫鑞，溫州之漆盤，泉州之青瓷器……」。文中所指「泉州青瓷器」，據陳萬里的意見，就是泉州附近閩南地區窯品的泛稱。他說：「元代的對外市場，泉州最為繁盛，為此凡在泉州附近外縣所燒造的窯貨，如同安、南安、以至德化、永春、仙遊等地，很有可能集中在泉州出口，同樣地也就有把來自各處所生產的窯貨一概說成泉州青瓷器，……自然不僅在晉江所燒造的才稱為"泉州青瓷器了」。經解放後的歷次調查，也在事實上發現了例如晉江、同安、德化等一些與外銷有關的窯址。近些年來東南亞的考古發現也為此提供了相應的實物資料。

下面將宋元明時期有關外銷東南亞的閩南古代窯址進行扼要的介紹。

一、泉州東門外碗窯鄉宋代窯址

《留氏族譜》宋太師鄂國公傳記載五代留從效擴建泉州城並由此外運陶瓷說：「泉州城市舊狹窄，至是擴為仁風，通淮數門……陶器銅鐵，泛於番國，取金帛而還，民甚稱便。」文中仁風即指東門，和發現的碗窯遺址，其方位正相吻合。由是說明這個瓷窯的產品外銷，由來已久。

碗窯鄉，因其產品以碗類器為主，故名。它位於泉州東北約8公里處。東西北三面環山。是個小盆地。南面有一條小溪流經該鄉，然後注入與後渚港相連的潯美港，會洛陽江出海。據說古代海潮可漲到這裡，潯美港就是外運陶瓷的出發點。

古窯址分布在該鄉南北兩個山坡上，分別稱為南窯和北窯。北窯在後路村後山，露面碎瓷甚多，堆積層厚達2～3米；南窯在後路村前面的山坡上，堆積層厚約1～2米，瓷片暴露較少。當地居民因此處廢瓷俯拾皆是，就以燒瓷匣缽堆砌牆基，可見該窯為滿足外銷需要，生產規模相當巨大。

1956年，故宮博物院調查此窯時，其產品為白釉、影青釉及青釉三種。據1963年、1964年，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的調查考察，此窯釉色則以青釉居多，其中有帶黃或帶褐的，色澤深淺不一，釉面呈細小冰裂紋。裝飾樸素，花紋主要有：蓮花瓣紋、纏枝花紋、刻劃線紋等。器形有碗、大盤、缽、罐、小杯、洗、爐、盒蓋等。本窯瓷器胎厚，尤其大型碗、盤。其作風凝重渾厚。

由本窯址出土的可確定為外銷東南亞的陶瓷，有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和吳文良所藏的水壇多件以及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所得的一件青釉小罐。此件高8.1、口徑2.6、底徑2.4厘米。口小，邊唇外折，頸矮，器身低矮，底平微凹，胎質細膩，作灰白色。施青釉，釉色淺，底無釉。

二、晉江瓷灶鎮宋窯址

瓷灶至今仍在生產瓮、罐、壺、缽之屬等粗貨，這類產品，尤其用以裝盛鹹菜的菜瓮，並運銷東南亞的新加坡、菲律賓一帶。據《晉江縣誌》卷之一輿地誌說：「瓷器出晉江瓷灶鄉，取地土開窯，燒大小缽子、缸、瓮之屬，甚饒足，並過洋（外銷東南亞諸國）。」由此可知清代及其以前此窯所產，也以粗器為主，同時除供國內需要，也還運銷東南亞諸國。沙善德：《福建－中國考古學之新富源》一文提供了有關的考古證據，他說：「在古代之陶瓷貿易中，自宋以還，皆以各式『龍瓮』為主要，所謂『龍瓮』者，蓋瓶上繪有一龍繞於此瓮。此種『龍瓮』為爪哇、渤泥及菲律賓的獵頭部落所珍存，而且代代相傳，尊之為神密之法寶。……余曾多年來致力研究此種『龍瓮』之來源。……在德化途中，一日下午余入一泉州本地陶鋪－泉州，余相信即為馬可波羅之『刺桐』古城，薄暮在該店之暗角中，余見繪有團龍之缽瓮與宋代一式。余幾不能自制余之興奮，該店中告余謂種□瓶系來自附近制陶鄉村。翌日早晨，余等即可前往該村。余探究得知此地之陶業活動已有數百年之歷史，其瓷堆及今日之製造，皆足證明此地縱非『龍瓮』之『唯一』來源；亦為來源之一。由該村瓷堆中所獲之古瓮碎片，與菲律賓及南海諸島所出者，及宋明時代出口之古瓷，均屬相符。目下雖經千年之久，然該村之陶業仍以製造『龍瓮』相傳習」。其所謂向以生產「龍瓮」相傳習的泉州附近的「制陶鄉村」，無疑即指瓷灶。據此，《島夷志略》所載元代外銷東南亞大小埕、瓮、罐之類粗陶，瓷灶所產，必占其大部分。由是自宋以至於今，這裡所出的粗器輸往東南亞，歷史是頗為悠久的了。

瓷灶因以制瓷為傳統職業，故得其名。它位於泉州西南20多公里處。梅溪橫貫其北，蜿蜒曲折，自西向東，與晉江匯流，再注入泉州灣，古代的陶瓷外運，就是從這裡出海的。

瓷灶窯址分布在梅溪兩岸，主要有蜘蛛山、虎尾庵、許山和宮仔山四處，特別是蜘蛛山最為豐富，後二遺址則經破壞，宮仔山更甚。遺址所在山上都有碎瓷堆積，厚達1～3米左右。

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的兩次調查，此窯釉色有青釉、黑釉、醬色釉、綠釉、黃綠釉、褐色釉等，而未施釉瓷器尤多。釉水一般薄而均勻，但黑釉器釉厚而有垂釉現象。綠釉、醬色釉器釉汗比較光亮，青釉器有細小的冰裂紋。器物施釉情況：碗、碟內外施釉，但碟有的不施釉，有的只近口沿處施釉。壺、罐器內無釉，有的器表及底部無釉。露胎面積大，露胎處呈灰色、黃色、或淡黃色。胎骨一般較厚重，質粗硬度高。作灰色、褐色、紅褐色、黃色或淡黃色。其裝飾方法有：劃花、刻花、印花和堆花。花紋種類有纏枝花紋、牡丹花紋、龍紋、蓮瓣紋、圓環紋、水波紋、葉脈紋等。出土物器形有：壺（綠釉長頸壺、軍持、有柄小壺、醬色釉長頸壺、青釉壺、黑釉壺、褐色釉壺、未施釉四系長頸壺、軍持、長頸壺和小壺），碗（青釉碗、黑釉碗、未施釉葵瓣式碗），瓶（未施釉纏枝花瓶、長頸瓶、弦紋瓶和連座小瓶），碟（青釉碟、小碟和黑釉小碟），罐（醬色釉罐和六系釉罐、青釉罐和四系罐、褐色釉小罐），缽、盒（均未施釉），爐（褐色釉三足爐），（未施釉器蓋和盒蓋）以及瓷雕塑（褐色釉狗等），等等。壺、瓶、碗特多。

經初步鑑定，此窯曾經外銷東南亞的品種有如下幾種：

（1）軍持有綠釉和未施釉兩種。綠釉軍持1件，高12、口徑6、底徑5.5厘米。口稍外侈，邊唇外折，頸短而粗，鼓腹，底近於平而微凹。流短，附於肩部。肩腹之間兩邊各印有一條龍，腹下部有一道弦紋，近底部印蓮瓣紋。未施釉軍持2件，形制與前相同。器表一作灰色，一作淡黃色。這類器物在菲律賓曾有發現，可確定為瓷灶燒造的外銷瓷無疑。

（2）青釉碟7件，均已殘破。

Ⅰ式2件，高2.6，口徑約11厘米，口沿內弇，器形低矮，圜底，底部寬大，寬達8.4厘米。底部印有纏枝花紋和菊花。

Ⅱ式5件，一般高3、口徑9、足徑3.2厘米。器身低矮，口沿稍作外折，底平微凹。

（3）長頸瓶1件，頗完整，高2.7、口徑5.5厘米、底徑8.3厘米。撇口，邊唇外折，頸長而細，腹部肥大，底平微凹。未施釉，表面無任何紋飾，樸素大方。

（4）長頸壺27件。有醬色釉，綠釉和未施釉三種。

醬色釉壺：

Ⅰ式高約16.5、口徑5～6、底徑2.1厘米。頸長，頸部有兩道弦紋。肩部附有流，流直而長，幾與口部齊高。器身自頸部以下逐漸增廣，至腹中部最廣，形成一道圓圈凸棱，以下又逐漸收縮，底平微凹。

Ⅱ式高17.8、口徑6、底徑6.2厘米。形制與Ⅰ式略同，唯器較矮，顯得小型。流部較Ⅰ式為短。

綠釉壺6件。高18、口徑5.8、底徑7厘米。口部分內外唇，內唇微敞，外唇稍外折。腹部並有1～2道弦紋。腹部突出，上下有兩道凸棱，腹上部附一長流，底平。

未施釉壺14件。形制與醬色釉、綠釉壺大抵相同。

印花纏枝花瓶：

Ⅰ式1件。通高23.8、口徑5.7、底徑7厘米。口稍外侈，寬沿微作外折，唇厚1.2厘米。頸長而粗，兩邊附有耳，作獸頭形。腹部也有五道弦紋，肩部也有三道弦紋，肩頸間有裝飾花紋。自肩部以下漸廣，底部豐滿，腹部印有纏枝牡丹花紋，底腹間印有蓮瓣紋，並有一道弦紋，矮圈足，足高1.1厘米，輪制，器內外尚留有輪旋紋。

Ⅱ式8件，通高18.5、口徑4.5、底徑6.7厘米。口稍外侈，頸長，肩部以下漸廣。底部肥大。腹部印有繁複的纏枝花紋。底腹之間印有兩層蓮瓣紋。並有一道弦紋。圈足高1.3～1.4厘米。底部微內凹，輪制。

德化宋元明窯址：

德化窯的瓷器特別是白釉瓷器馳名世界。《中國美術》一書說：「其窯之特別為白瓷，昔日法人呼之為『不蘭克帝支那』（Blane de China即『中國白』之謂），乃中國瓷器之上品也。與其他之東方各瓷，迥然不同。質滑膩似乳，宛似象牙。釉水瑩厚，與瓷體密貼，光色如絹，若軟瓷之面澤然」。其產品外銷最早見於《馬可波羅行紀》。該書說：「並知刺桐城附近有一別城，名稱迪雲州（Tinujuy，馮注為德化）。製造碗及磁器，既多且美。除此港外，他港皆不制此物，購價甚賤。」由此說明元時此窯瓷器，已經大量由泉州港銷往國外。清乾嘉間德化鄭兼才《窯工》詩有「一朝海舶來，順流價倍蓰；不怕生計窮，但願通潮水」之句，是說清初該窯生產已頗仰賴外銷了。明代德化瓷外銷雖不見記載，但無疑也是相當繁盛。特別是何朝宗的瓷雕，當時「在『東西洋』市場上都是熱門貨，各方高價爭購，也有一部分由華僑攜帶出國。日本及東南亞佛教國家對它格外喜愛」。國外的考古發現也有力地證明了該窯產品的巨量輸出。例如，印尼蘇拉威西南就有德化白釉瓷器出土，據前述東南亞考古資料在所謂"華南窯"品中，可定為德化所產的，就有印尼雅加達博物院所藏的書阿拉伯文字白地青花大盤及白地青花中碗等多件。而據一些著作的圖錄，此窯產品甚至遠銷到非洲和歐洲。可見德化窯是福建的一處極重要的古外銷窯址。

古窯址在德化縣東、南、北各地都有廣泛的分布，縣城附近更加集中。其遺址主要有：屈斗宮、祖龍宮、岑兜、後窯、後所窯、西門頭、坂頭、大坂碗洋坑、碗坪倉、孝坊山、寶寮格、洞嶺窯、上寮窯、尾林窯、內坂窯、家春嶺、碗窯、湖楓林窯、新窯、舊窯、新墘、寨窯、下倉尾窯、蔣山窯、洋條窯等一百八十多處。發現有古外銷瓷產品的窯址就有二十八處之多。由此可見，德化自宋代以來所燒造的瓷器就銷售外國。例如蓋德碗坪倉窯址出土的軍持，是該窯較有代表性的產品之一。器形屬喇叭口，頸細而長，鼓腹，平底微凹，有流無把，腹部模印蓮瓣紋（由仰覆蓮瓣組成）或卷草紋、纏枝花紋等。釉色一般呈青灰色或青白色。這類軍持與晉江磁灶所出軍持（印有雙龍紋，綠色釉）儘管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同屬宋元時期外銷瓷的主要產品。

再如屈斗宮等窯址，自1963年起，特別是最近一些年來，發現宋元明清時代瓷器不少，而以宋元明時代瓷器居多。該窯址的釉色有白而微帶青、白釉和青花幾種，而以白釉器為主。青白釉器，類似影青，晶瑩潤澤，釉色光亮。白釉瓷器，是白而微帶青或帶黃，有的為乳白或象牙白。胎骨堅硬細膩，且薄，器腹和圓底之間，在日光和燈光下，不僅映見指影，而且顯出肉紅色。裝飾技法有印花、堆花和劃花，花紋有蓮花、牡丹花、梅花、竹花、纏枝花等，雖不太繁縟，但亦清秀別致。頗為雅觀。器形有杯、高足杯、枕、盞、碟、洗、盤、罐、瓶、羹匙、燈座和雕塑品等。

由該窯址獲得的外銷瓷標本不少，主要的產品有瓶、碟、壺、盒、洗、碗、杯、缽、罐等。

瓶或稱小花瓶、花瓶，這類標本出土不少，主要出自碗坪倉、內坂、家春嶺和屈斗宮等窯址。形制一般是敞口、圓腹，圈足內凹器，表飾有線狀紋。蓮花瓣紋或卷草紋等，器形為分段模製，花紋也是模印的。這類器物的造型小巧玲瓏，頗為別致。器內外上釉，釉色青白，晶瑩明亮，透明感強，是一種新發現的產品。在菲律賓等地均有發現，確為德化窯燒造的外銷瓷產品無疑。

此外，還有一種小口瓶，小口，豐肩，斜腹，底平微凹，素麵無紋飾。在菲律賓群島也有出土，同屬德化窯外銷瓷產品之一種。

碟或稱小碟，淺形碟。此類器物甚為普遍，在屈斗宮、家春嶺等窯址均有出土，尤以屈斗宮窯址出土數量最多。芒口、淺腹，矮圈足，底平面微內凹，外底心稍突出，略呈乳頭狀。釉白而微帶青黃，可能與火候低有關。有的沒有上釉，質地鬆脆，表面呈淡黃色。器物的外腹壁印有草葉紋、蓮瓣紋或鳳鳥紋。

壺或稱水壺、滴壺。出自屈斗宮窯址，數量還多，大都殘破，但可復原的亦不少。器形小口，帶蓋，鼓腹，底平而微內凹，附有流和把。腹壁分別模印卷草紋和蓮瓣紋。與瓶或碟一樣同為模製。釉呈黃褐色，質鬆脆，這也可能是火候低的緣故。其用途當是裝水的。為德化窯新發現的外銷瓷品種之一。這種器物在菲律賓群島也有發現。

盒稱粉盒或印泥盒。此類產品，在很多窯址均有發現，如屈斗宮、蓋德、家春嶺等，特別是前兩處窯址出土最多，這種盒分蓋和底兩部分；皆子母口，底平深凹，蓋頂模印各種不同形式的花紋，圖案富於變化，有簡單花紋，但更多的是繁複的纏枝花、花朵、花枝或鳳鳥紋。周邊一般印有直道紋。蓋頂中心除印有花樞外，還常見印有吉祥文字。如「福」、「壽」、「金玉」、「福海壽山」、「金玉滿堂」、「長壽新船」等等。印有「長壽新船」字樣的盒，這與泛海外銷有密切聯繫，寓意很深，耐人尋味。這種盒在國外出土很多，乃是德化窯早期燒造的外銷瓷，在東南亞的菲律賓、印度尼西亞以及日本均有發現。

洗或稱為弦紋洗、樞府碗。這種器物發現於屈斗宮窯址，為數很多，也是這裡的主要產品之一。形狀是敞口，折腹，實足，平底微凹。外腹壁印有弦紋一道，故稱為弦紋洗。與這種器物相仿佛的，在元代江西省景德鎮樞府窯燒造的，印有「樞府」字樣，故稱為「樞府碗」。德化屈斗宮所出的弦紋洗，亦可稱為「樞府式」碗或「樞府型」碗。

碗或稱鳳碗、鳳鳥碗。出自屈斗宮窯址和家春嶺窯址。形制敞口，微內斂，弧腹，矮圈足，底微凹。外腹壁模印有鳳鳥紋（外國稱為不死鳥）故稱為飛鳳碗。這種器物在菲律賓亦有發現。

杯即高足杯。為屈斗宮窯址發掘出土，數量亦不少，造型頗奇特，燒造也頗講究。敞口、大腹、高足。足呈喇叭形。器表一般為素麵，但也有模印線狀紋和花紋，但不很多。這類產品在菲律賓也有發現，當為古外銷瓷的一種。

此外，還有一些同屬宋元時期德化窯的外銷瓷產品，例如缽類器和罐類器等，因限於篇幅，這裡就一一贅述了。

白釉梅花杯

Ⅰ式2件，完整。1件高9.2、口徑13.2、足長6、寬4.5厘米。口沿外侈，圈底，形如爵形杯。邊唇厚0.3厘米。杯的外表堆上梅花枝，底周附上一筆架形的梅花樹幹，作為杯的承托足架；足架；足架與底周間有些縫隙。整個器身頗厚重，腹壁較薄，能映見指影。色澤為牙白色。1件高4.3、口徑6.4、足長3.2、寬2.1厘米。形狀同上，比上一件小。

Ⅱ式分大小兩種。大的高5.3、口徑8.3、邊唇厚0.4厘米，口稍外侈，圜底。外腹壁堆上四朵梅花，承托的足架亦是附上的，與Ⅰ式不同的是足架較矮，而緊貼於杯的底部。小的1件，高4.3、口徑6.7、足架長3.6、寬2.9厘米，口沿外侈，外腹壁堆上兩朵梅花。

Ⅲ式2件。1件高6.7厘米、口徑5.8。口沿外侈，邊唇0.3、底厚0.4厘米，頗厚重，外腹壁較薄，能映見指影。釉呈牙白色，表面不甚光滑，出現有小氣孔。外腹壁亦堆上兩朵梅花。1件高6、口徑約4.8、足長3.9、寬3厘米。胎壁薄，邊唇厚0.2、底周厚0.3厘米。口沿外侈，釉呈純白色，光澤滋潤。外腹壁堆上兩朵梅花，足架亦同樣緊貼於杯的底部。

瓷獅子在屈斗宮窯址出土幾件，有的為群眾所收藏，我們僅得1件。獅子昂首雄峙，蹲伏在一帶管狀器的方形座上，小巧玲瓏，栩栩如生，與《中國美術》一書所載以及傳世品比較起來非常相似，可以確定為德化窯燒造的外銷瓷無疑。

上面提到的兩類白釉瓷器，俱見波西爾《中國美術》一書采自外國博物院藏品的圖錄，東南亞一帶在古代既為中國陶瓷貿易的中心，完全可能運銷這些品類。

在屈斗宮還採得圓形印盒1件，口徑6.9、底徑4.4厘米。盒分蓋和底兩部分，蓋頂印有牡丹花一朵，邊緣裝飾有直道紋，底部邊緣也有此種裝飾。據陳萬里先生說，在印度尼西亞蘇拉威西（舊稱西里伯）南部發現有白瓷盒，應是德化外銷瓷的一種。

此外，陶瓷產品可能外銷，尚有同安宋代窯址三處。

（1）汀溪水庫窯址：在離縣城15華里的上埔村，水庫壩頭西面四個相連的小山上，都掩蓋着碎瓷片和匣缽，堆積豐富，面積甚大，出土物中有青釉、黃釉、灰白釉等幾種，器形以碗為主，還有壺、爐、碟、臼等。（2）許坑窯址：在離縣城17華里的許坑村，窯山高20米左右，中央有一條從山頂到山下的底寬5米的溝痕，瓷片和匣缽的堆積即分布在溝的周圍。從已挖掘渠道的剖面看，東面堆積厚達2米，分布面積寬21、長37米以上；西面探掘處厚達3米，分布面積寬17、長47米以上。出土器物里有青綠及灰黃色的劃花（卷草、篾紋、篾點紋）瓷，器外有放射狀直線劃紋，還有淺灰釉瓷和淺灰玻璃釉瓷，也有釉里迸裂灰白瓷和白色亮光瓷等。器形以碗為主，還有杯、碟和豆形器等。（3）新民鄉窯址：分布於距縣城10華里大墩、橋頭、寨仔內、山坪等四處。保存比較完整的是大墩遺址，範圍長39、寬18米。出土物釉色有灰黃、灰青、淺灰、灰蘭和素胎無釉等。器形有碟、碗、杯等。

這裡窯址數量多，規模大，產品流傳國內甚少，又都集中在交通較為便利的縣城周圍－五十多年前輪船可以來往及此（據說是由渡船載至港口），至今西安橋附近河床旁邊還留下1904年前後書刻：「同安官渡六渡火輪界址」的碑石，同安港距縣城10華里，距廈門港74華里，距泉州港也不過130華里。由此可以看出，同安宋窯和當時的海外通商貿易也有着密切的關係。

特色影響

宋代及其以後，中國陶瓷在東南亞地區受到當地人民的熱烈歡迎，屢見於記載。《諸蕃志》三嶼、蒲哩嚕條，《瀛涯勝覽》占城國條和爪哇國條，均有當地土著喜愛中國瓷器的記錄。中國陶瓷既已成為一項銷路極大的熱門貨品，商人為了謀求利潤，勢必儘量設法投合消費者的愛好和要求，以廣其銷售數額；這樣中國陶瓷在對外貿易的發展過程中，就逐漸形成外銷陶瓷本身的特點。宋元明外銷東南亞陶瓷，就造型來看，軍持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軍持，據《辭海》軍持條：「梵語，亦作君遲，裙稚迦，義譯為瓶，即水瓶也。僧人遊方時皆攜帶之，貯水以備飲用及淨水等……。」軍持的造型特殊，是一種長頸、大腹，旁加一乳房狀注口的淨瓶。印尼雅加達博物院尚藏有搜自瑪琅的印度化時代鐫有軍持圖像的石刻，足證其源於印度，是古代印度輸到南洋的一種商品。

這種具有印度化傳統的軍持，其乳房狀極便於旅行吸飲時應用。馬來人改崇伊斯蘭教以後的宗教活動對軍持的需要更多，日常拜功可為小淨之用，朝覲麥加可以貯淡水、朝覲歸途為備裝返麥加阿必滲滲（The Wele Zum Zum）井水和阿拉伯薔薇水，以贈送親友和自用。因而，軍持便成為馬來人習慣並樂用的一種容器。

為了適應馬來人的嗜好和需求，明代瓷窯就利用中國固有的膽瓶水樽形式，旁加一乳房狀注口，大量燒造軍持，專供銷售東南亞地區。馮先銘《瓷器淺說》一文說：「……有為專銷南洋一帶而燒造的青花瓷器，……是適合當地需用的水瓶。瓶具有中國青花瓷器的特點，而乳頭狀的流又帶有外來風格。」文中的水瓶指的軍持。印度尼西亞雅加達博物院藏明代軍持就是一個明顯的實物例證。

無底瓷碟

在菲律賓描東岸省曾出土有無底瓷碟，據稱：「這種無底瓷碟未曾在中國本土出現，僅在菲律賓、蘇拉威西和婆羅洲出土，可能是當時中國單為出口而製造的。」

至於裝飾方面，書阿拉伯文字瓷器可以作為一種代表。這種瓷器的燒造，始於元而終於明嘉靖中葉，這時恰當東南亞開始伊斯蘭教化並逐漸深刻的時期；唐宋以來，中國對阿拉伯的陶瓷貿易，已極隆盛，卻反而不見它燒制的實物證據。由此可見書阿拉伯文字的瓷器，也是專門銷售東南亞地區的特殊商品之一。

東南亞發現六件這種瓷器的文字內容，大抵都是宣傳伊斯蘭教。印尼雅加達博物院所藏書阿拉伯文字的青花中碗，其文意就是：「除安拉及其先知，無其他上帝」。據此，韓槐准認為它是一種「傳播回教的工具」。這是不夠全面的。書阿拉伯文字瓷器既然是一種商品，則必然首先着眼於和開拓市場直接聯繫的經濟利益。它雖也起了宣傳伊斯蘭教的作用，但這僅僅是一種客觀效果而已。這種瓷器當然是因適應東南亞伊斯蘭教徒的需要而產生。

書阿拉伯文字瓷器溶中、阿圖繪於一體，從而形成一種特殊的作風。韓槐准所藏的趕珠龍火雲奔馬耍娃娃阿拉伯文字青花大盤，就是一個顯著例子。除書阿拉伯文字瓷器外，繪有回回結帶紋飾的瓷器，也為東南亞人民所喜愛。

宋元明陶瓷適應了消費者的愛好和要求，因而大量運銷東南亞，大大改善和豐富了東南亞人民的物質生活。正如陳萬里指出：「宋元明陶瓷，除了瓷器外，還有日用的大小水埕瓮罐之屬的粗器，也遠涉重洋送到東南亞各地去以滿足當地人民日用上的需要，這與改進當地人民的生活方面，有着極重要的作用。」

東南亞地區在中國陶瓷傳入以前，多以植物葉子作為食器，甚至某些地方還有這種遺風。《諸蕃志》登流眉國條：「……飲食以葵葉為碗，不施匕筋，掬而食之。」蘇吉丹條：「飲食不器皿，緘樹葉以從事，食已則棄之。」渤泥國條：「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為器，食畢則棄之。」但是，中國陶瓷輸入東南亞各國，提供了精美實用的器皿以後，日常生活用器就改變了。《明史·外國傳》文郎馬神條：「初用蕉葉為食器，後與華人市，漸用瓷器。」

根據韓槐准二十多年來搜羅和參觀的結果，和近代或現代東南亞發現的宋元明陶瓷資料，中國運銷東南亞的陶瓷，有「大盤、大小碗、酒海、水罍、水瓶以及貯水必用之陶瓮等等，其中尤以大盤為最重要。」

關於東南亞人民以大盤為食器，《瀛涯勝覽》爪哇國條曾說：「國人……用盤盛滿其飯，澆酥油湯汗以手撮入口中而食。」近現代當地人民還保持了這種習慣。在他們宴飲時，置一可代4～8人食用的大盤敷在地上的席中，諸客圍坐，手撮共食盤中的薑黃香飯餚。這已具體說明了中國陶瓷輸入大大改善當地人民的生活用具。

中國陶瓷製品的輸入，還美化了東南亞人民的生活。《星槎勝覽》彭坑國條說：「富家子女金圈四五飾於項發，常人五色燒珠穿圈。」這則記載證明當地人民普遍應用燒珠瓷珠進行裝飾，使他們的生活更加絢麗多彩。婆羅洲一帶對瓷珠尤其珍視，當地大多用瓷珠裝飾項圈、手鐲、腰帶、劍匣、刀鞘之類，富有人家土著甚至有以瓷珠來織衣、帽的。其中中國瓷珠當然占有相當部分，是無可置疑的。新加坡萊佛士博物院搜自婆羅洲的中國宋明瓷珠，就為這提供了考古學上的實物證據。宋元明時期，中國在與東南亞友好交往的過程中，對這一地區輸入了大量的中國陶瓷，不但改善、豐富和美化了當地人民的生活，而且在傳播燒造陶瓷技術方面也發生了間接和直接的影響。首先，當地原有的制陶工藝受到中國風格的影響。例如1957年在菲律賓描東岸的發掘中，除了獲得大量的明瓷外，據稱：「帶有中國式樣的菲律賓陶器，也是描東岸出土物的重要部分」。而更重要的是：中國製造陶瓷的先進技術傳入東南亞地區，《瓷灶的制瓮技術》一文說到明代晉江瓷灶姓吳的陶瓷工人把製造所謂「文奈」的中國瓮技術帶入菲律賓的情形：「菲律賓與中國之間在十四世紀到十五世紀繁榮的瓷器貿易的遺蹟之一，是南怡老戈省美岸社著名的一項古代工藝－製造一種叫做『文奈』的中國瓮。雖然沒有現存的記錄關於這種工藝介紹進入菲律賓，巴文奈淵村的老村民說：『文奈』的製造是中國工匠在西班牙以前介紹來的工藝之一。這種說法得到佐證，當一個日本瓷器專家在1960年間在科倫坡計劃方案下訪問美岸，說在美岸製造的』文奈』具有明代瓷器工藝的影響，在中國福建省晉江縣瓷灶鄉，據說村民都是姓吳的親人，燒瓷謀生，自這小村鎮移來的工匠，把這工藝介紹到菲律賓來」。

中國製造陶瓷技術傳入東南亞地區，有着極其重要的意義，這使當地人民能夠自己生產大量適用的陶瓷器皿，以供當地人民使用，這就大大擴展和深化了中國陶瓷對東南亞人民生活文化的強烈影響。

相關資料

中國歷代銷往國外的瓷器。瓷器出口在中國古代輸出品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與世界各國的交流中，起着橋樑和鈕帶的作用。陶瓷貿易的主要線路：一是沿着著名的絲綢之路，從陸路銷往中亞細亞。波斯乃至地中海沿岸地區。另一條從海路自廣州繞馬來半島，經印度洋達波斯灣，遠到地中海及非洲的埃及，被稱為「海上陶瓷之路」。在過去的千餘年裡，中國陶瓷通過各種渠道輸往亞洲、非洲、歐洲、美洲和澳洲的許多地區，對這些地區的物質文化發展和社會生活產生了重大影響，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在公元九世紀初的唐代，瓷器已成為重要的出口商品。從考古資料看，從東亞的朝鮮、日本、到東南亞的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南亞的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中東的伊朗、伊拉克、阿曼，到非洲的埃及等國都發現大量晚唐、五代時期的瓷器。宋太祖開寶四年（公元971年）在廣州設立市舶司，後又在杭州、明州（今浙江省寧波市）、泉州相繼設立市舶司。南宋趙汝適《諸番志》一書中列舉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中，有三十個國家、地區或地點用瓷器進行貿易，最遠的包括非洲的坦桑尼亞等地區。朱或《萍洲可談》記述當時陶瓷出口盛況：「舶船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可見陶瓷在當時對外貿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明代瓷器的大量外銷，是在鄭和下西洋之後，鄭和率領龐大的艦隊，在近32年的時間內，七次遠航，足跡遍及亞洲、非洲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最遠到達今天的索馬里和肯尼亞一帶，大大促進了中國和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當時中國的青花瓷和青瓷很受歡迎，外銷數量十分驚人。據T·沃爾克編著的《瓷器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書記載，公元1602至1682年，即明末清初的八十年間，僅荷蘭人販運中國瓷器就達1600萬件以上。在這些外銷瓷中，不少是專為外銷而特製的產品，其造型和圖案紋飾有些是根據國外客戶的要求而設計的。十九世紀上半葉以後，隨着歐洲瓷器的發展和日本瓷器的崛起，以及清朝政府的腐敗與社會動亂，尤其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瓷業趨於衰落，瓷器外銷亦銳減。

前景

通過對宋元明時期中國外銷東南亞陶瓷的初步探討，使我們了解自宋代以後中國外銷東南亞陶瓷的一般情形及其對東南亞各國文化生活所作出的有益貢獻。中國古陶瓷外銷及製造陶瓷技術的外傳。為世界人類文化所作出的貢獻，是值得我們引以為自豪和驕傲的。這裡，我們從考古學的角度，回溯了中國人民和東南亞各國人民之間傳統的文化交流和歷史友誼。這種友好交往的傳統關係，是受到中國人民和東南亞各國人民的極大珍視並加以發揚光大，今天，我們通過中國古陶瓷的輸出來回顧中國人民與東南亞各國人民之間所建立起來的傳統的歷史友誼，是感到格外親切的。我們深信：中國人民和東南亞各國人民這種悠久的友好交往關係必將得到進一步發展，中國人民和東南亞各國人民的友誼長河，既然有源遠流長的過去，也就一定會有波瀾壯闊的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