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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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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大西洋主義 外文名:Atlanticism

大西洋主義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和英國推行的基本外交安全政策。

大西洋主義介紹

它強調北美和西歐國家在軍事、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團結與合作，是維持資本主義制度的保證和對抗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條件。

戰後初期，西歐面臨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北大西洋兩岸國家都認為西歐安全的主要威脅來自蘇聯。美國堅持把同西歐的關係作為其對外政策的中心，一直向西歐提供安全保障。最初設想是通過經濟、軍事途徑，建立由美國主宰的大西洋聯盟。馬歇爾計劃、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西歐的經濟援助和安全保障等都是它的組成部分。1950年成立了美國和歐洲大西洋聯盟委員會，主張北約國家進行政治合作，建立北大西洋聯邦。60年代後，美國總統J.F.肯尼迪呼籲大西洋國家聯合，建立具體的夥伴關係；尼克松政府提出同西歐建立「成熟的夥伴關係」，簽署了大西洋關係宣言；里根政府繼續強調大西洋聯盟的重要意義和美國對北約國家的義務。1983年12月美國按北約組織的「雙重決定」在西歐部署新式中程導彈，在同蘇聯的裁軍談判中維護西歐盟國的利益。G.H.W.布什執政後要求盟國合理分擔夥伴關係的責任。1989年12月布什提出「新大西洋主義」戰略構想，考慮到歐洲戰略格局的變化，提出美國是一個歐洲國家；應當將北約組織強化為能夠建立新的歐洲安全體制的政治機構，促進東方的和平演變；加強同歐洲共同體的合作；擴大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作用，使之成為東西方合作的重要論壇。

西歐國家特別是英國，同美國維持着緊密的同盟關係，嚴重依賴美國所提供的安全保護。英國積極推行大西洋主義,強調其外交安全政策是依靠北約和美國,在大西洋聯盟中保持同美國的特殊關係。英國認為，蘇聯擴張主義外交和強大的軍事力量威脅着西歐的安全，會破壞英國國家安全賴以維持的歐洲大陸的均勢；美國在歐洲的軍事力量對於保障英國和西歐的安全至關重要。英國堅決支持北約和美國軍事力量在歐洲的存在；接受多邊核力量計劃和北約的核戰略；同意布置美國的核力量，維持核威懾；不贊成美國採取新孤立主義，對西歐減少承諾。在外交政策方面積極配合美國的同時，英國還主張加強西歐的集體防務，主張在不損害、不危及大西洋聯盟和核威懾的前提下，推進東西方緩和與裁軍。西歐各國普遍擔心其防務同美國脫鈎，因而也積極主張加強自身的防務合作。

大西洋主義報道

法刊:薩科齊「西方大西洋主義」外交概念漸成形

2008年07月29日

新華網專稿：法國《外交世界》月刊7月號刊登一篇題為《關於法國外交變化的調查》的文章認為，在外交上，薩科齊表現出獨攬大權的管理基調。圍繞着薩科齊有三個負責制定外交政策的圈子在競爭。第一個是占據主導地位的親美"西方大西洋主義派"；第二個是傳統戴高樂主義繼承者；第三個則是以總統外交顧問萊維特為代表的實用主義派。

在與美國結盟以及認為世界的轉變對於西方來說具有威脅性的基礎上，"西方大西洋主義"外交概念逐漸成形。這篇署名文章的要點如下：

自第五共和國成立初期以來，決策權如此集中地掌握在一人之手是從未有過的，而此人卻對外交部公開採取一種十分輕蔑的態度，並在很大程度上也對有關機構和問題採取一種輕蔑態度。2007年12月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上校在巴黎受到引起媒體特別關注的接待，就表明了一種獨攬大權的管理基調。薩科齊以此補償向他交還了保加利亞護士的利比亞貴賓，但他在形象上付出的代價則讓法國外交部的外交官們感到驚愕。的確，向利比亞出售20架空中客車飛機的生意以及法國阿海琺集團、萬喜建築工程公司、法國天然氣公司等拿到的合同和雙方在民用核領域開展合作的意願，正在消除許多人的顧慮，這種重商主義的"核外交"似乎是法國對地中海和阿拉伯國家的一項優先方針。

法國制定外交政策方針的人並不比美國人或俄羅斯人更團結。在法國外交最終決策者薩科齊周圍也形成了代表不同勢力的3個競爭圈子。

第一個圈子是由一夥十分親美的學者、記者和商人組成，他們利用與總統非正式會晤和在外共進晚餐的機會影響總統的選擇。他們在國家的不同機構中得到一夥"青年空想理論家"的支持，這些理論家認為，法國就像以色列一樣，屬於面臨俄羅斯、中國和伊斯蘭國家多種威脅的西方陣營。他們認為，"法國的阿拉伯政策"在最好的時候只是一種蒙人的假象，而在最壞的時候則是對西方理想的一種背叛。他們不相信國家行動，而準備無所顧忌地為防範"波斯危險"而犧牲標緻雪鐵龍公司、雷諾汽車公司和道達爾石油公司。他們在總統多數派中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前總理巴拉迪爾的一本書的書名概括了他們的計劃："建立一個歐洲和美國的西方聯盟"。他們的影響已超出右翼陣營，甚至擴大到了社會黨內部。

第二個圈子是由傳統的"戴高樂主義"政策的繼承者組成，他們目前處於守勢，儘管總統特別顧問亨利·蓋諾具有很大影響力。他們退居於外交與歐洲事務部，力求阻止自己被邊緣化。

第三個圈子則是由以總統外交顧問讓·戴維斯·萊維特為首的技術人員組成。他們以務實主義的態度處理問題，儘量緩解國家元首的衝動。

用法國前外長韋德里納的話說，人們可以將第一派人稱為"西方大西洋主義派"，他們占據着主導地位。這一派較團結，行事果斷，欲與外交上言辭生硬的做法決裂。組成這一派的兩個原則是：認同西方屬性，認同與美結盟。

薩科齊總統2007年8月27日在法國駐外使節會議上首次發表外交政策重要講話時，曾7次使用"西方"或"西方的"字眼，主要是為了提醒人們注意與伊斯蘭教發生衝突的危險。這些字眼在法國防務和國家安全白皮書中重複提到了18次。

這種回歸西方的傾向伴隨着一種明顯要結束有些人稱為"反美主義"傾向的意願。一位分析家解釋說："如果人們不考量法國總統對美國抱有的好感，那麼就一點也不了解他。正是這種好感決定着他在其他方面的立場，特別是他的親以色列態度。他相信，正是因為與美國結盟，我們才能對國際政治產生影響。"

那麼，薩科齊是否會是"一個持有法國護照的美國新保守主義者"？戴高樂主義傳統是否還有影響？如何解釋已作出的選擇之間的"矛盾"？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得拋開口頭講話，對總統的行動作一番總結。在許多問題中，以下4個問題可為人們提供一個初步的判斷：與北約和美國的關係問題、伊朗核問題、與敘利亞和黎巴嫩的關係問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問題。

北約：重新歸隊

在使節會議上，薩科齊總統提出了重新融入北約的計劃。他說："必須重申，這個大西洋聯盟是我們的聯盟：我們創建了它，我們今天是其主要贊助者之一……我希望，在未來幾個月內，我們能同時朝着加強歐洲防務和改革北約，從而改善北約與法國關係的方向前進。一個是獨立的防務歐洲，一個是北約，兩者將共同邁進，我們將在北約占有我們的整個位置。"

2008年4月的布加勒斯特北約峰會是朝着這一方向邁出一大步的標誌，因為布什總統批准了加強歐洲防務的主張。2009年5月還將朝這一方向跨出一步，屆時北約將慶祝該組織成立60周年，法國將重返北約，參加將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和德國凱爾舉行的會議。

一位法國高級官員說："在有些問題上，我們可以依靠英國。現在應摒棄法德關係的神話觀點，摒棄科爾與密特朗合影的神話觀點。總之，戰爭已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後一名法國老兵已去世……"這位高官還駁斥那些指責"親美轉變"和背棄戴高樂遺產的做法的人說："重返北約軍事一體化機構的建議是1995年希拉克提出的。別再裝模作樣了！科索沃戰爭時，就是法國空軍中隊率先對塞爾維亞進行了轟炸。我們盡講漂亮話，但實際上我們卻參加了北約的軍事行動，無論是在科索沃還是在阿富汗。"

法國戰略研究基金會研究員布魯諾·泰爾特雷曾參與法國防務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報告起草工作，他證實："薩科齊要重返北約軍事一體化司令部的意願包含着一個重要的意識形態因素：法國屬於西方家庭，它只要求恢復其原有地位。對法國來說，現在的狀況不正常。"

2008年3月26日，薩科齊總統在倫敦曾表示反對將21世紀的世界交給20世紀的機構管理，而把主要新興國家及其25億人口排斥在外。然而，他又違背自己的建議，急於對上個世紀的機構之一北約表示善意，在許多分析家認為西方在輸掉阿富汗戰爭時卻向阿富汗增派法國部隊。為了"自我掩飾"，薩科齊稱，法國的參與將會改變美國對阿富汗的戰略，把重建作為優先任務。這曾是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為了證明英軍應參與伊拉克行動而使用的論據。

更為嚴重的是，薩科齊也許已將這場衝突納入了他想要拒絕的"文明衝突"的框架中。2007年12月，他在訪問阿富汗時對法國士兵們說："你們在致力於世界的穩定，因為如果阿富汗成為一個恐怖主義國家，我們所有人，包括法國人和歐洲人，有朝一日都將為此付出代價。"薩科齊的這番話與布什總統的論調相吻合，將阿富汗視為"反恐戰爭"前線，並將北約視為負責維持西方秩序的"全球"工具。

伊朗：準備戰爭

2004年至2005年期間，法國對伊朗的政策開始變得強硬，當時希拉克總統力圖在"伊拉克分歧"後修復與布什總統的關係。儘管希拉克對伊斯蘭革命領導人很不信任，但是他並不掩飾自己對一種軍事升級危險的擔憂。

在薩科齊當選總統後，愛麗舍宮和法國外交部重新持同樣的看法。法國新總統在使節會議上表示，一個擁有核武器的伊朗將是"不可接受的"。他還強調，"法國在目前的外交行動中非常堅定，這一行動與加強制裁聯繫在一起，但如果伊朗決定履行自己的義務，那麼這一行動也會與開放聯繫在一起。這是唯一能讓我們避免替代性災難的外交行動：要麼伊朗擁有原子彈，要麼轟炸伊朗"。

薩科齊總統的講話導致法國進一步參與針對伊朗的行動，並打算在聯合國框架外實施歐洲制裁（過去希拉克總統始終反對這種制裁）。這一戰略是失敗的。德黑蘭無視安理會的決議，繼續實施其鈾濃縮計劃。法國和歐盟按華盛頓的意願，將伊朗中止鈾濃縮計劃作為同伊方對話的先決條件，從而失去了任何自主性。

另一種方案也是可能的。歐盟和法國知道，它們曾通過對話促使伊朗在2003年11月至12月中止了鈾濃縮計劃，而後簽署了核不擴散條約的補充議定書（它主要是使國際原子能機構可以進行更"嚴格的"檢查）。德黑蘭曾遵守承諾直至2005年初，後來稱歐洲未作出回應而放棄了這一承諾。

20多年來，美國和以色列時常推測伊朗將在兩年內擁有核武器。2007年10月，布什總統表示，必須阻止伊朗"擁有製造原子彈的能力和知識"。如果白宮對伊朗採取先發制人的進攻，以阻止伊朗獲得這種"能力"和"知識"，法國將怎麼做？誰將定義這種"能力"和"知識"？

2007年9月以色列對敘利亞的空襲提供了法國將如何反應的先兆。2008年4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公布了一些很有爭議的文件，聲稱受到攻擊的敘利亞目標是核設施。對這一違反國際法的軍事行動，法國保持沉默，甚至用美國國務院的措辭表示，重要的是"敘利亞要就其過去和現在的核活動予以澄清"。

黎巴嫩：可笑的炫耀

在法國各派政黨領導人和數十名記者的陪同下，薩科齊6月7日訪問了貝魯特，祝賀米歇爾·蘇萊曼將軍當選黎巴嫩新總統。媒體再次競相讚美薩科齊的作用，儘管黎巴嫩多數派和反對派達成協議時並沒有法國代表在場。

當薩科齊入主愛麗舍宮時，他也接管了由來已久的黎巴嫩問題。從2005年以來，希拉克就把法國的利益與黎巴嫩哈里里家族的利益混為一體，完全站在西尼烏拉政府一邊。然而，西尼烏拉政府只代表着半個黎巴嫩。

薩科齊樂見與其前任背道而馳的主張，因此決定將此插曲一筆勾銷，轉而支持其外交部長的建議，2007年7月在法國拉塞勒－聖克盧舉行包括真主黨在內的黎各派代表參加的會議。薩科齊不理睬以色列和美國的批評，也沒有理睬"西方大西洋主義者"的反對，而後者則認為敘利亞及其黎巴嫩盟友是"邪惡軸心"的支柱。

薩科齊的另一轉變是他5月29日打電話給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邀請他前來巴黎出席地中海聯盟首腦會議，並冒着打亂法國外交政策並可能使之在該地區喪失信譽的危險，再次派法國總統府秘書長蓋昂和外交顧問萊維特前往大馬士革。法國社會黨以捍衛人權的名義批評薩科齊對敘利亞國家元首的邀請，但對埃及總統、突尼斯總統和以色列總理宣布前來巴黎之事卻未作任何反應。美國也對此表示了保留態度。總之，法國的自身利益使完全追隨美以軸心的做法變得困難。

這些選擇是否密切相關？一位駐貝魯特的阿拉伯外交官問道："為什麼要補償敘利亞，就因為它在解決黎巴嫩危機中起了作用？而對在此問題上表現得很克制的伊朗卻沒有任何補償？"薩科齊的目標是要促使巴沙爾·阿薩德總統遠離伊朗（這是一個在目前地區背景下根本不可能實現的目標），這個目標勢必將導致新的失望和新的變化。正如戴高樂將軍所說，不要帶着簡單的想法飛往複雜的東方。

以色列：不容任何置疑

法國總統府發言人馬蒂農2007年11月21日曾會見法國猶太人協會代表，表示歡迎法國與"將成為地中海聯盟重要成員"的以色列結盟。他稱，兩國的關係已恢復到1967年6月戰爭前的狀態，即達到了法國幫助以色列擁有核武器時代的水平。

巴黎和特拉維夫在2004年至2005年期間就已明顯親近起來。被懷疑同情阿拉伯人的希拉克的離任，為熱情期待的法以關係蜜月開闢了道路。因此，以色列《國土報》一名記者可以對薩科齊入主愛麗舍宮而感到高興，這名記者解釋說，因為薩科齊認為"猶太國的建立是"20世紀的重大政治事件"，他還承諾要阻止在加沙建立一個"哈馬斯坦"，並保證決不會在以色列安全問題上妥協。這或許與他的猶太"基因"有關，但薩科齊被認為是我們的人"。

法國總統6月22日至24日對以色列進行的引人注目的訪問證明了這一點。薩科齊的講話不僅重提猶太復國運動的歷史，而且還對以色列人所受的苦難表示同情（隻字未提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苦難），並且避而不談占領問題。但是，他明確指出，以色列和法國同屬於一個陣營即民主陣營。此次訪問還證明法以雙邊關係得到加強，好像占領問題並不存在似的。

當第一批阿拉伯國家政府作出反應時，愛麗舍宮猛然覺醒，因為法國的阿拉伯"朋友們"威脅要抵制7月13日在巴黎舉行的地中海峰會。

因此，有時現實原則能占上風。4月份，愛麗舍宮同意法國外交部北非中東司前司長德拉梅蘇澤爾前往加沙，此人曾負責與哈馬斯接觸。當此事披露後，法外交部發言人稱這是"個人行為"，而未否認此事。當薩科齊6月24日短暫訪問伯利恆時，他照例攻擊了哈馬斯："人們不跟恐怖主義講和，不同恐怖主義討論。這對哈馬斯和所有以同樣方式行事的組織都有效。"這是否也對對巴勒斯坦人民實行恐怖主義政策的以色列政府有效呢？

是決裂還是連續性？有時是決裂，有時是連續性……儘管有西藏問題，巴黎仍力求與北京保持良好關係。在布加勒斯特北約峰會上，為了謹慎對待莫斯科，巴黎至少暫時反對烏克蘭加入北約。

法國的外交政策在變化，有時是悄悄地，有時是公開地。國家元首常以缺乏條理的方式推動這些變化，"西方大西洋主義者"一派也在暗中推動這些變化。這一派在以"隱蔽的方式"提出他們的主張，無論這些主張是否得人心。這一派得益於智力"真空"，因為沒人知道如何制定一項既能繼承戴高樂建立的傳統又能改變這一傳統的協調一致的計劃，而這一傳統就是要保證法國的行動自主和避免世界分裂為兩個陣營。

大西洋主義與盎格魯主義

種族主義認同政治（特指白人）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唐納德·特朗普的「美國第一主義」（America First National），這一點值得商榷。雖然它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正如2016年和2018年共和黨在黑人和西班牙裔選票中所占份額的緩慢增加以及白人選票份額的不斷縮小所表明的那樣，也許並沒有那麼重要。

較少被人提及的是另一種身份政治的作用，這種作用激發了許多富裕和受過教育的美國人和歐洲人對特朗普的鄙視(也許甚至是仇恨？)：對大西洋主義的政治認同。

當沃爾特·利普曼（Walter Lippmann）在《美國外交政策：共和國的盾牌》（U.S Foreign Policy:Republic of Republic，1943）中創造出「大西洋共同體」一詞時，這個詞在大多數美國人看來一定很古怪。

從建國時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多數美國人腦海中的世界政治地圖被一條通過大西洋和太平洋中部的想象中的線分割為新世界與舊世界。舊世界是戰爭和暴政的地區；新世界是和平與自由的伊甸園。至少對白人定居者和白人移民來說是這樣。

美國南部紳士階層中的親英派和東北部的上層新貴經常持有對立的觀點。前者認為「盎格魯—美國人」只是「盎格魯-撒克遜種族」的一個分支。在這種觀點下，如果不是因為喬治三世和他那些愚蠢的大臣，美國人以及他們的海外堂兄弟澳大利亞、新西蘭，會和加拿大一起成為一個偉大的英語聯邦的一部分。有時，德國人和斯堪的納維亞人也會與英國人及其海外殖民者一起組成條頓民族大家庭。對他們來說，北大西洋比格蘭德河和萊茵河還要窄。

大約在1900年左右，這兩個關於美國民族身份的概念被一種超國家的理想主義結合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出版的小冊子促進了世界法院、世界聯盟和世界議會的計劃。這種「威爾遜國際主義」隨着國際聯盟和聯合國的成立而取得了勝利。對這些全球性組織的幻滅感導致一些理想主義者提出更小型化的民主聯盟。1939年，紐約時報的克拉倫斯·斯特雷特出版了《今日聯盟：關於建立大西洋自由聯邦聯盟的建議》。他還創立了一個組織，國際民主聯邦聯盟。該組織經歷了各種名稱的變化，一直存在到今天。

在冷戰期間，大西洋共同體的民主國家與北約成員國基本重合。然而，1989年之後民主和准民主政權的數量倍增。在小布什時代，一些外交政策精英中流行的「民主政體聯盟」理念，與更為排外的基於共同地緣戰略遺產和文化傳承（甚至是種族）的大西洋共同體理念之間產生了隔閡。無限包容的民主理想主義和地區文化認同感之間的類似緊張關係，也經常困擾大西洋主義者的主要對手——歐洲聯邦主義者的情緒。

大西洋主義在華盛頓特區一直比在布魯塞爾更受歡迎。對大多數歐洲精英來說，歐洲聯邦主義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獨立於美國、能夠在未來與中國和印度等競爭對手抗衡的超級國家。

歐洲人可能會歡迎美國在北約聯盟的保護傘下提供軍事保護。但是，歐洲人提出的建立跨大西洋治理結構的大西洋聯邦制提案，僅限於法國前總理巴拉杜（Edouard Balladur）在《西方聯盟》（For a West Union，2009）和《帝國2.0：一個由澤維爾•德•C***提出的關於建立一個西方合眾國的溫和建議》。後者是法國知識分子雷吉斯·德布雷的一部諷刺性小說。

美國的大西洋主義者中有相當數量的人可能被稱為歐盟的「同路人」。許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儘管蘇聯存在種種缺陷，但它是一個新興文明的典範。許多崇尚歐洲的美國人將理想化的歐盟視為一種意識形態上的第二故鄉和世界未來的典範。

與二十世紀中葉放棄國際聯盟的大西洋聯盟成員一樣，他們認為歐洲聯盟是未來全球秩序的一種試點項目。在這個項目中，勞動力、貨物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將侵蝕國家主權，與此同時弱勢群體將受到慷慨的福利保護，但那些不同意自由社會規範的人將因「錯誤思考」和仇恨罪而受到起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