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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曉村
北京農業大學原校長
出生 1906年
浙江餘杭
逝世 1991年
國籍 中國
母校 北平中法大學
職業 教育科研工作者

孫曉村(1906年—1991年),男,浙江餘杭人。是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四、五、六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全國政協副秘書長, 北京農業大學校長[1]中國銀行常務董事, 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董事, 上海市工商聯籌備委員會秘書長[2],全國工商聯常委、顧問, 中越友協副會長,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常務理事, 中華職業教育社常務理事, 海峽兩岸法律研究會名譽會長,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院長[3], 並長期主持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的工作。1991 年5 月4 日在北京逝世[4]

人物介紹

個人履歷

1933年參加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任理事兼《中國農村》月刊發行人。

曾任國民政府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專員。

1935年後投身抗日民主運動,為南京救國會負責人之一。

1936年參與發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任常務理事。同年11月,因救國會"七君子"案被捕入獄。

1937年9月出獄,任職於經濟部農本局。

1938年任江西調整米谷聯合辦事處協理。

1939年起在軍事委員會第三戰區從事二線屯糧工作,先後任第三戰區經濟委員會專員、糧食管理處副處長、軍糧巡迴督察團主任、省際貿易聯合辦事處總經理。

抗日戰爭勝利後,任上海法政學院教授,上海興華制茶公司副總經理。

1945年參加中國民主同盟。

1949年參加民主建國會。上海解放後任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籌備委員會秘書長。

1949年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計劃局副局長,北京農業大學校長,政協全國委員會副秘書長、文史資料委員會主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院長,中國銀行常務董事,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董事,中國工商經濟開發公司副董事長,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執委會常委等職。

1988年3月至1991年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是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政協第三、四、五、六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民建第一、二屆中央常委、秘書長,第三屆中央副主任委員,第四屆中央副主席,第五屆中央咨議委員會主任。主編有《近代中國工商經濟叢書》。

支持抗戰

1947年,孫曉村在杭州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國民黨對日實行不抵抗政策,對內瘋狂反共反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學生掀起聲勢浩大的反帝愛國運動,反對投降,要求抗日。學生愛國運動主要集中在南京,他們砸國民黨中央黨部,圍攻外交部。1932年春,國民黨政府變本加厲地實行白色恐怖,殘酷鎮壓學生運動。南京的共產黨組織也遭到了破壞,所有中共黨員或被捕或出走。南京成了白色恐怖的中心。

1933年初,日本侵略者大舉侵入華北,蔣介石拒絕共產黨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提議,圍剿革命根據地。這一年,孫曉村從上海到南京,他和王崑崙、曹孟君、胡濟邦、王楓、勾適生組成南京讀書會。以讀書會的名義為掩護,從事抗日宣傳活動。讀書會定期開展活動,結合時事學習馬克思主義。他們學習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基礎教程》等書籍。分析研究時事,了解時局動態,這項工作主要由王崑崙和孫曉村主持。王崑崙着重在分析敵情、揭露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陰謀和內部矛盾;孫曉村則定期去上海了解情況,帶回對於國內外形勢的分析,然後在讀書會上傳達。讀書會也開展一些公開活動,如由吳茂蓀出面,在新民報上辦了《時代認識》副刊,宣傳進步思想,共出七八期,後被國民黨政府勒令停刊。

1935年8月底,南京讀書會在無錫太湖邊的萬方樓召開秘密會議。上海、無錫、南京讀書會的部分骨幹會員參加了會議,這是三地進步力量的一次聯合行動,對溝通情況,加強合作,共同對敵鬥爭起到了推動作用。這也是南京讀書會正式同中共接觸的開始。會議開了三天,與會人員約30人。會上曹亮傳達了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精神,宣言號召全國各黨各派,各軍各界,團結起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並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具體意見。錢俊瑞作了分析世界革命形勢和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報告,指出當前形勢的關鍵是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超過了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生死存亡是當前最主要的問題,今後工作方向是貫徹共產黨的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方針,加強合作,共同抗日。王崑崙陳述了國民黨左派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于右任、經享頤等堅持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情況。曹孟君和孫曉村介紹了南京的社會活動情況。會議共商了抗日救國的大計,並決定在讀書會的基礎上建立救國會,以推動國共合作,一致抗日。

孫曉村

來自 網絡 的圖片

萬方樓會議之後,上海、無錫、南京三地抗日救國運動迅速發展。南京讀書會舉辦"冬令講學會",向文化界和大學學生進行抗日救國宣傳工作;每次都是約請各界知名人士作學術講演,從不同層面、不同角度宣傳救國,立法委員陳長蘅、衛挺生,中央大學教授趙蘭坪,以及章乃器、錢俊瑞等都作過講演,每周一次,持續了大約三個月。"冬令講學會"為南京的救國運動做了宣傳鼓動工作,為救國運動提供了一定的群眾基礎,團結影響一些人,壯大革命的力量,瓦解反動派的部分力量,在社會上有較大的影響,為南京救國會的成立奠定了基礎。

南京讀書會的成員分工負責籌備成立南京各界救國會,按照不同界別分工負責做工作。文化界由狄超白和孫曉村負責;婦女界由曹孟君、胡濟邦負責;學生界由薛葆鼎負責;職工界由薛寧人負責。1935年夏末秋初婦女界救國會首先成立。負責人是曹孟君、季洪、王楓等。隨後文化界救國會成立,負責人有孫曉村和狄超白等。學生界救國會亦隨之成立,負責人有後文翰、季宗璞、薛葆鼎等。1936年5月,職工界救國會成立,負責人是汪德彰、趙鵬等。

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召開成立大會。這是中國人民抗日救國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史上的一件大事。大會完全接受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救國統一戰線的主張。全國18個省市60多個救亡團體的代表參加了成立大會。孫曉村以南京救國會負責人的身份參加了大會,任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中央常委。孫曉村當時正式的身份是國民政府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專員,財政部賦稅司科長。1936年8月,南京各界救國會正式成立。成立會是在玄武湖的船上召開的,主要負責人有孫曉村、曹孟君、李庚、薛寧人、狄超白、王楓、千家駒等。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以後,救國運動在全國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南京救國會興起援綏運動,事情的緣起是這樣的。

1936年初,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策劃下,成立了偽"蒙古軍總司令部"。由德穆楚克棟魯普任總司令,李守信任副司令。5月又正式成立了偽"蒙古軍政府"。偽蒙古軍政府成立後,即招兵買馬,擴充軍隊,組織偽蒙古軍。同時,日本帝國主義又策劃王英組織"西北蒙漢防共自衛軍"(後改稱"大漢義軍")。8月,在日本帝國主義支持和協助下,李守信和王英等偽匪軍開始侵擾綏遠。11月,在日軍配合下,李守信、王英等部向綏遠大舉進攻。駐綏遠的愛國將領傅作義部奮起抵抗,全救會隨即發表宣言,呼籲"全國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立刻自動組織起來,參加救國陣線,以全力援助綏遠抗戰軍隊。"(周天度:《救國會》第150 頁)。綏遠戰爭爆發後,全國人民進行援綏運動,從城市到鄉村,各抗日階級、階層和團體都盡其所能聲援綏遠抗戰。1936年冬形成援綏熱潮。北平學生募集萬件皮衣,各地女校趕製絲棉背心,上海學童捐助買早點的費用,窮苦大眾也用微薄之資援助綏遠抗戰,據統計全國捐款達120餘萬元。綏遠抗戰和援綏運動是抗戰形勢高漲的一種表現。

在救國會領導下,南京救國會並通過馮玉祥,推動國民黨上層人士張繼、居正、覃振等發起援綏抗日運動,11月上旬南京舉行各界支援綏遠軍民抗日大會,"這次大會是南京救國會與國民黨上層人士中進步分子如王崑崙、張西曼、許寶駒等同志共同籌備的,還得到馮玉祥、孫科、梁寒操、居正、覃振的支持,大會在南京中央飯店大廳舉行,推國民黨元老張繼為主席並講話,許多國民黨政府的立法委員、監察委員都來參加。大會通過了支援綏遠的電文,並在會後進行募捐"(孫曉村:《關於救國會的一些回憶與認識》,(《孫曉村紀念文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頁)。因為國民黨元老張繼做大會主席,國民黨特務就不敢破壞會場。在白色恐怖籠罩的南京召開這樣的大會,公開宣傳支援綏遠抗日的軍民,這是空前的,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衝破了白色恐怖。會後,援綏的衣物錢款由許寶駒等代收。會中孫曉村與曹孟君奔走聯繫,身份更加暴露。援綏運動有力地支援了綏遠抗戰。

援綏大會幾天後,國民黨政府就下了毒手,11月22日逮捕了上海沈鈞儒等七位救國會領導人。28日那天,孫曉村與王崑崙、張西曼等在討論如何營救上海七君子時,得知同日上午曹孟君被捕了,罪名是"赤匪嫌疑"。他們立即研究兩個問題,一是孫曉村是否躲避,二是如何營救曹孟君。大家認為孫曉村最好不走,因為他在財政部是科長,又是籌備直接稅的專門委員,地位比曹孟君高,敵人可能不致下手。營救曹孟君,主要想找馮玉祥夫人李德全,通過馮玉祥去想辦法。隨後,孫曉村去通知千家駒和狄超白以防意外。下午4時左右,孫曉村正在內政部開會。有人進會議室通知他:"洛陽來人要與你談話。"他暗想凶多吉少,因為蔣介石正在洛陽。果然一出去,就有兩個帶着手槍的特務,向他出示一張逮捕狀,罪名是"赤匪嫌疑,危害民國",孫曉村就這樣被捕了。

孫曉村被捕後,被關在憲兵司令部的一個會客室里。第二天,憲兵司令部的一名低級刑審員來審問他,第一句話說:"你要知道階級鬥爭是殘酷的。"是啊,受剝削、受壓迫是慘的、被奴役、做亡國奴是慘的。孫曉村冷冷地回答:"做亡國奴更慘。"刑審員沒有想到他還敢對抗。

孫曉村進一步反擊,質問道:"我是財政部的一個科長,抓我什麼理由?"

刑審員心虛了,沒有底氣地說:"是洛陽的命令,你是赤匪嫌疑。"

孫曉村追問道:"有何證據?"刑審員被問住了,理屈詞窮地說:"這你不能問,我們有根據,你與赤匪有關。"

審判僵住了,不知道是誰在審判誰,這次審判沒法進行下去了。隨後,孫曉村被關押到憲兵司令部的看守所。裡面關押了各式各樣的人,兩人關在一間牢房裡。在看守所里,三天兩頭要被拉出去提審,審問的內容主要是中共南京地下黨組織的情況,以及有哪些黨員。敵人想從他口中得到黨組織的情況,這等於枉費心機,他怎麼能出賣自己的同志和戰友,怎麼能把自己的戰友推到敵人的屠刀下呢?他說,我不是中共黨員,我不知道,我只為抗日救國干救國會的事。其實,四一二政變後,孫曉村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入黨介紹人是胡曲園和王蘭生,在北京大學支部下的一個小組活動,同組的有千家駒、陳洪進、吳羹梅等人。由於1929年初夏,中共河北省委被叛徒出賣,黨員名單被抄去,組織讓他立即從中法大學撤離,不能延誤,他只得放棄即將完成的大學學業,躲到了杭州。同他共事多年的王崑崙本身也是共產黨員,還有其他的一些人是共產黨員他應該也是知道的,但他不能賣友求榮,不能喪失氣節。審問了很多次,總是這個問題,總是沒有結果。

審問不出什麼東西,敵人又想出了新的招數,在這牢房裡關了兩個多星期後,他又被轉送到另一間牢房。同牢的一個犯人,有點商人模樣,一見面就喊冤枉,一會兒又神秘地對孫曉村耳語,說蔣介石在西安被抓起來了,是被張學良、楊虎城扣押的。孫曉村感到這是天大的好事,但又不相信這是真的,不敢表態。他要提高警惕,以防上當。後來,那人又同他談了好幾回,他輕描淡寫地說不可能吧,仍沒表態。其時正是西安事變。後來回想起來,當初他如果拍手叫好,可能會被那人出賣,也許會被拉出去槍斃。敵人見從他嘴裡得不到什麼有價值的東西,就把他關在那裡,既不理睬,也不提審了。

在牢中,其中一件事讓孫曉村記憶深刻。 1937年初,有個女青年被抓進來後,高聲痛罵國民黨反動派,高唱國際歌。看守為阻止她唱歌,把泥土塞進她的口裡,她吐出後繼續唱,看守們就毒打她,直到把她打得遍體鱗傷,失去知覺後才住手。第二天一早就將她押解到南京雨花台處決。孫曉村被關的牢房是進出大門的必經之路,他從門洞裡望到了這個姑娘,慘不忍睹。他見此慘景,含淚作詩,以志寄懷:

孫曉村紀念文集

來自 孔夫子舊書網 的圖片

暗揮熱淚哭姑娘,革命未成抱恨亡。

雨花台畔精魄永,抗日史上姓氏香。

悲歌慷慨猶繞耳,就義從容最斷腸。

門洞一面成永訣,思君撫已兩茫茫。

到了七七事變後,被關在牢里的人都知道抗戰爆發了,日本飛機轟轟地從頭頂上飛過。看守們採取了更嚴的防備措施,給"犯人們"戴上手銬。孫曉村抗議說:"我是因救國會主張抗日而被捕,過去倒沒上手銬,現在抗日了,反要上手銬,道理何在?"他們不理睬,還是給加了手銬。

從"七君子"入獄,社會各界就積極營救"七君子",宋慶齡、何香凝、胡愈之、胡子嬰等16位具有社會影響力的人士發表了《救國入獄運動宣言》,對當局震驚很大。七七事變爆發,在全民抗戰呼聲日益高漲的巨大壓力下,國民黨當局不得已在7月31日釋放了"七君子"。

1937年9月4日下午,看守把孫曉村叫出去。在一個軍法官的辦公室,孫曉村看到交通部次長彭學沛坐在那裡。軍法官講,"今天彭次長保你出去,我們同意了。但你態度不好,曾散發共產黨的文件,判你5年有期徒刑,緩刑2年。在緩刑的2年裡是隨時可抓的。"孫曉村就這樣被保釋了,結束了9個多月的牢獄生活,回到沈鈞儒、沙千里等救國會同志中間,以君子和鬥士的精神開始了新的抗日救亡鬥爭。(

紀念活動

2006年11月10日,紀念孫曉村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出席座談會。

擔任職務

孫曉村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是我國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政治活動家和農村經濟學家。

受到表揚

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劉延東主持座談會並講話。劉延東說,孫曉村同志是一位傑出的愛國主義者,是從舊社會走進新中國的革命知識分子。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不同歷史階段,孫曉村對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和黨的事業真誠擁護、始終不渝。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孫曉村毅然接受中共黨組織的領導,進行地下革命活動。"九·一八"事變後,他與沈鈞儒等籌建並領導南京各界救國會,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抗戰勝利後,孫曉村在國民黨民主派和國民黨上層人士中,積極開展工作,進行反內戰、反獨裁,爭取和平和民主的鬥爭。1948年,孫曉村擔任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國內工作委員會主席。1949年,孫曉村作為中國人民救國會的代表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新中國成立後,孫曉村歷任上海市工商聯籌備委員會秘書長,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中央財經計劃局副局長,全國工商聯常委,北京農業大學校長,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院長等職務,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事業,貢獻了畢生精力,作出了重要貢獻。我們紀念孫曉村同志,是為了追思先輩,激勵後人。要學習他與中國共產黨真誠合作、同舟共濟、肝膽相照的堅定信念,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信念,繼承和發揚老一輩的光榮傳統。要學習孫曉村謙虛謹慎、顧全大局、鞠躬盡瘁的高風亮節,淡泊名利,勤勉敬業,以事業為重、務實創新。要學習孫曉村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奉獻終身的崇高精神,緊緊圍繞發展第一要務,積極參政議政、建言獻策,凝聚人心、匯聚力量,進一步發揮統一戰線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優勢和作用。

座談會上,全國政協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務副主席張榕明,全國政協原副主席、民建中央名譽副主席萬國權,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程世峨,孫曉村之女孫陽生等先後發言。全國政協原副主席、民建中央名譽主席孫起孟作書面發言。

何魯麗、黃孟復和王光英、孫孚凌,以及有關方面負責人,孫曉村同志的親屬、生前友好等出席了座談會。

世界語者

孫曉村(1906-1991)浙江餘杭人。1929年畢業於北平中法大學服爾德學院文學史地系。曾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專員,南京救國會負責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中央常委。1936年11月因救國會沈鈞儒、鄒韜奮等"七君子"案被捕入獄,翌年9月出獄。抗日戰爭期間,任第三戰區購糧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抗戰勝利後,任上海法政學院教授,上海興華制茶公司副總經理。1945年參加中國民主革命同盟,1949年參加中國民主建國會,同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建國後,歷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財經計劃局局長、北京農業大學校長,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院長,全國工商局第三至五屆執委會常委,中國銀行常務董事,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董事,民建第二屆中央秘書長、第三屆副主任委員、第四屆副主席。1987年當選為民建中央諮詢委員會主任,1988年當選為第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兼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任。是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至六屆全國政協常委。早年學習世界語,八十年代以後熱心提倡世界語,系中國世界語之友會會員。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