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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嘗君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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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文學家王安石創作的一篇駁論文 |
《孟嘗君傳》是北宋文學家王安石創作的一篇駁論文，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篇駁論文。
作者在此文別出新見，採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論證手法，通過對「士」的標準的鑑別，駁斥了「孟嘗君能得士」的傳統觀點，無可辯駁地把孟嘗君推到「雞鳴狗盜」之徒的行列。 全文轉折有力，嚴勁緊束，體現了筆力之絕。全篇只有四句話，八十八字卻有四五處轉折，而且議論脫俗，結構嚴謹，用詞簡練，氣勢軒昂。
這篇文章是王安石讀《史記·孟嘗君傳》之後發出的感想，旨在破「孟嘗君能得士」的世俗之見。一說此文作於淮南節度判官任上（1042-1045），一說作於王安石在京直集賢院、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期間（1059-1063）。此文名為讀後感，實則借題發揮，以表達自己對人才的看法。
基本信息
作品名稱；《孟嘗君傳》
作品出處；臨川先生文集
文學體裁；駁論文
作者；王安石
創作年代；北宋
作品原文
《孟嘗君傳》[1]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詞句注釋
《孟嘗君傳》：指司馬遷創作的作品《史記·孟嘗君列傳》。
稱：稱頌，讚揚。
孟嘗君：姓田名文，戰國時齊國公子（貴族），封於薛地（今山東省滕縣東南）。
士：士人，指品德好、有學識或有技藝的人。
歸：投奔，投靠。
卒（zú），終於，最終。
賴：依仗，依靠。
其：指門下士。
虎豹之秦：像虎豹一樣殘暴的秦國。
特：只，僅，不過。
雞鳴狗盜：孟嘗君曾在秦國為秦昭王所囚，有被殺的危險。他的食客中有個能為狗盜的人，就在夜裡裝成狗混入秦宮，偷得狐白裘，用來賄賂昭王寵妃，孟嘗君得以被放走。可是他逃至函谷關時，正值半夜，關門緊閉，按規定要雞鳴以後才能開關放人出去，而追兵將到。於是他的食客中會學雞叫的人就裝雞叫，結果群雞相應，終於及時賺開城門，逃回齊國。後成為孟嘗君能得士的美談。
雄：長、首領。
耳：罷了。
擅（shàn）：擁有。
宜：應該。
南面：指居於君主之位。君王坐位面向南，故云。
制：制服。
夫：發語詞。
白話譯文
世人都稱讚孟嘗君善於得到人才，因此人才都投靠他的門下，而他終於藉助他們的力量，從虎豹一樣兇惡的秦國逃走。哎呀！孟嘗君只不過是些雞鳴狗盜之徒的頭目罷了，哪裡稱得上善於得到人才呢？不是這樣的話，他完全可以憑藉齊國的強大力量，得到一個真正的人才，就可以南面稱王而制服秦國，還用得着這些雞鳴狗盜之輩的能力嗎？雞鳴狗盜之輩出入他的門下，這正是真正的人才之所以不到他那裡去的原因呀。
作品鑑賞
王安石通過對「士」的標準的鑑別，駁斥了「孟嘗君能得士」的傳統觀點。全文只有四句話，可分為四個層次。
第一層擺出待批駁的觀點，說明世人對孟嘗君的傳統看法：「孟嘗君能得士」。接着寫出這一論點的兩個依據：一個是「士以故歸之」，這是概括地說；一個是「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這是從具體事例說。乾淨利落，開門見山豎起了要論駁的靶子，可謂「立」。
第二層先用感嘆詞「嗟呼」加強語氣，然後直接了當地駁斥「孟嘗君能得士」的說法，孟嘗君不過是雞鳴狗盜之徒的首領罷了，怎麼能說他能得士呢？斬釘截鐵，一下子就把「士」和「雞鳴狗盜」之輩區別看來，開語警策，反駁有力，將「世皆稱」云云一筆掃倒，此可謂「駁」。
第三層轉折騰挪，加深反駁之意，用反證法提出自己對「士」的標準的看法：「士」必須是可賴以謀國制敵的能人，憑仗齊國強大的國力，得到一個「士」，就可以使齊國成為霸主，制服秦國。正因孟嘗君手下無一真正的「士」，才導致要靠雞鳴狗盜之徒來幫助孟嘗君逃脫秦國，從而證明孟嘗君的「士」不足以稱為「士」，用事實駁斥了孟嘗君能得士的表面性、片面性的看法。新意獨出，直追根本，為一篇文章的旨意所在，此可謂「轉」。
第四層承接上文，深入一層，運用邏輯推理解析孟嘗君不能得士的原因，又駁首句所講的「士以故歸之」，下斷語作結，補足對孟嘗君能得士的批駁。說明孟嘗君不能得士的理由：雞鳴狗盜之徒出入其門，真正的士是不會跟孟嘗君走的，這一斷，如斬釘截鐵，鏗鏘有力，不容置辯，此可謂「斷」。
全篇緊緊圍繞「孟嘗君不能得士」的主旨，一立，一駁，一轉，一斷，把孟嘗君能得士傳統看法一筆掃到，雖轉折三次但嚴謹自然，議論周密，詞氣凌厲而貫注，勢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辯的邏輯力量。語簡意深，文短氣長，尺幅中具有千里之勢，讀起來又抑揚頓挫，聲韻諧美。這篇短文兼哲理、情趣、氣勢、音韻之勝，表現了作者思想的敏銳卓絕和寫作技巧的高超純熟。
作者以異於傳統的「士」的標準，反駁了史書中所羨稱的「孟嘗君能得士」之說。對於「士」的這一獨特理解和對傳統之說的斷然否定，從側面反映出作者自許自負的態度和睨視世俗的胸襟。作者的議論新穎精警，而妙在不覺牽強附會。全文九十字，四句話四層意思，簡潔緊湊，極盡轉折騰挪之能事。首層提出論點，語勢緩和；二、三兩層為駁論，辭氣凌厲，頓作巨瀾；末層似老吏斷獄牢，起得緩，接得陡，結得疾，為短論的傑構。
讀後賞析
1、轉折有力，首尾無百餘字，嚴勁緊束，而宛轉凡四五處，此筆力之絕。（《唐宋文舉要》引樓迂齋語）； 2、語語轉，筆筆轉，千秋絕調。（同上，引沈德潛語）； 3、此文筆勢峭拔，辭氣橫厲，寥寥短章之中，凡具四層轉變，真可謂尺幅千里者矣。（同上，引李剛已語）； 4、王安石的論說文《讀〈孟嘗君傳〉》，全篇只有四句話、八十八字。它議論脫俗，結構嚴謹，用詞簡練，氣勢軒昂，被歷代文論家譽為「文短氣長」的典範。一生立志革新變法的王安石，十分強調文章要有利於「治教」，要有益於社會進步。他曾說：「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又說：「且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讀〈孟嘗君傳〉》這篇論說文，就是為「有補於世」而作的。很明顯，抨擊了「孟嘗君能得士」的傳統看法，自然就會使讀者認識到，不能像孟嘗君那樣，徒有「好養士」的虛名，而沒有濟世興邦的才能，應該腳踏實地為振興國家作出具體貢獻。《讀〈孟嘗君傳〉》這篇文章所以能成為「千秋絕調」，為歷代文學愛好者傳誦、欣賞，就是因為它文極短而氣極長，就是因為在如何看待「孟嘗君能得士」的問題上，王安石有務出新意、發人深思的脫俗看法。
孟嘗君，姓田，名文，是戰國時齊國的公子，封於薛（今山東滕縣南）。他與當時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魏國的信陵君，都以「好養士」出名，稱為「戰國四公子」。孟嘗君當時有食客數千，可謂賓客盈門、謀士雲集了。但是，王安石卻不以為然。他認為「士」必須具有經邦濟世的雄才大略，而那些「雞鳴狗盜」之徒是根本不配「士」這個高貴稱號的。孟嘗君如果真能得「士」，也就可以「南面而制秦」，又何必賴「雞鳴狗盜」之力而灰溜溜地從秦國逃歸齊國呢?被世人贊為「孟嘗君能得士」的例證「雞鳴狗盜」故事，正是孟嘗君「不能得士」的有力佐證。因此，孟嘗君只不過是一個「雞鳴狗盜之雄耳」。王安石採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論證手法，一反「孟嘗君能得士」的傳統看法，無可辯駁地把孟嘗君推到「雞鳴狗盜」之徒的行列，使人耳目一新。真是寥寥數語，曲盡其妙，淡淡幾筆，氣勢縱橫，細細玩味，有很豐富的政治內容。《讀〈孟嘗君傳〉》作為一篇翻案性的論說文，並沒有冗長的引證，長篇的議論，僅用四句話八十八個字，就完成了立論、論證、結論的全過程。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土，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為一立，開門見山提出議論的中心問題，即孟嘗君能不能得士?「嗟呼!孟嘗君特雞嗚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為一劈，陡然一轉，否定了「孟嘗君能得士」的傳統看法，提出了作者對孟嘗君的評價，即孟嘗君僅僅是個「雞鳴狗盜之雄」，實在劈得精巧，劈得有力。「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為一駁，駁「孟嘗君能得士」，駁孟嘗君「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緊扣主旨，用事實駁斥了孟嘗君能得士的表面性、片面性的看法，十分有力地證明，孟嘗君是不能得士的。「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為一斷，斷「士以故歸之」，斷然肯定真正的士是不會跟孟嘗君走的，這一斷，如斬釘截鐵，鏗鏘有力，字字警策，不容置辯。全篇緊緊圍繞「孟嘗君不能得士」的主旨，一立，一劈，一駁，一斷，一波三折，嚴謹自然，完整統一，強勁峭拔，極有氣勢。 王安石非常反對華而不實的文風，反對過於雕鏤的文辭，主張「意惟求多，字惟求少」。他給祖擇之書云：「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已。」《讀〈孟嘗君傳〉》這一篇論說文，謀篇布局嚴謹自然，遣詞造句也極其簡練，文簡意深，完全符合其「要之以適用為本」的行文用詞原則。
孟嘗君自秦國逃歸齊國，《史記·孟嘗君列傳》有較詳細生動的描述，是歷史上一個情節曲折令人愛讀的故事。但是，王安石在《讀〈孟嘗君傳〉》這篇文章中，沒有引用孟嘗君自秦逃歸齊國故事中的任何情節，而是抓住最本質的內容，從「雞鳴狗盜」成語着筆，這樣，就省去了許多筆墨。「雞鳴狗盜」這一成語，在文中共用了三次。第一次「特雞鳴狗盜之雄耳」，是為破「孟嘗君能得士」而用；第二次「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是為破「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而用；第三次「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是為破「士以故歸之」而用。三次所用，各在其位，各有其非用不可的重要作用，所以，讀來並不使人感到重複累贅，反覺抑揚頓挫，琅琅上口，津津有味。可見王安石用詞的精妙真是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了。5、王安石的《讀〈孟嘗君傳〉》全文不滿百字，被歷代文論家評為「千秋絕調」，譽為「文短氣長」的典範。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留下不少詩文名作，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名人的名作未必篇篇都是白璧無瑕，所以對名文不要迷信。他的這篇《讀〈孟嘗君傳〉》就不是好作品。不管怎麼吹捧它「結構嚴謹，用詞簡練，氣勢軒昂」，也不管怎麼讚揚它「一波三折，嚴謹自然，完整統一，強勁峭拔，極有氣勢」，這些看法全是表面的、形式的。問題的實質是這篇翻案文章論證不穩，站不住腳。主要缺點在兩方面：翻案沒有事實根據，推論又不合邏輯。
孟嘗君門下食客數千，什麼樣的人都有，既有雞鳴狗盜之徒，又有士，如馮驩（huān）、馮煖（xuān）之類的人物，這在《戰國策》和《史記》上都有詳細記載。如果要翻案就必須拿出新的材料來駁倒以上兩部書的記載，否則這個案是翻不掉的。這正是問題的實質所在，避開它而翻案，只好想當然妄發議論：「嗟呼!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劉德斌對這種沒有事實根據的議論不去批評反而讚揚作者不引《史記》記載「省去了許多筆墨」，抓住了「最本質的內容」。 讀歷史書不為習俗之見所束縛，敢於以懷疑的眼光去探索問題，這種精神是可取的。王安石這篇文章可取之處僅此而已。但是他不依據事實去翻案就大錯特錯了。科學的態度要求實事求是，在這篇文章中王安石一點科學精神也沒有，不值得學習。 證論問題當然離不開推論，但推論的大前提必須牢靠、穩固才行。「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得士就不要靠雞鳴狗盜之力這個大前提是站不住的。因此「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的論據完全是主觀臆斷。劉德斌卻認為這個斷語「如斬釘截鐵，鏗鏘有力，字字警策，不容置辯」。對不合理的論斷為什麼不可以辯一辯呢？ 6、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學家王安石的名作《讀〈孟嘗君傳〉》，言簡意深，歷代傳誦。對此，王子野同志在《名文未必無訛》一文中提出批評。他說：「在這篇文章中王安石一點科學精神也沒有。」他的理由是：「孟嘗君門下食客數千，什麼樣的人都有，既有雞鳴狗盜之徒，又有士，如馮驩之類的人物，這在《戰國策》和《史記》上都有詳細記載。如果要翻案就必須拿出新的材料來駁倒以上兩部書的記載。」 筆者不揣冒昧，斗膽來「翻上一翻」。
「雞鳴狗盜之徒」不算「士」，王子野同志和筆者的意見一致，因而不再贅論。問題是「馮驩之類的人物」算不算「士」。根據《戰國策》和《史記》的記載，馮驩（又作馮煖、馮諼）確實是個很有才能的人物：他「矯詔以債賜諸民」，為孟嘗君「市義」，使孟嘗君罷相回薛時受到老百姓的熱烈歡迎；他替孟嘗君經營「三窟」，使孟嘗君重返相位，而且「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但也僅此而已。孟嘗君為相數十年，在治國安民方面有多少政績呢？馮驩作為孟嘗君的主要謀士，在治國安民方面給孟嘗君出了多少主意呢？除了「以債賜諸民」在客觀上減輕了薛地人民的負擔外，還有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呢？而且「市義」也好，「三窟」也好，並不是為了國富民強，而是為了鞏固孟嘗君在齊國的地位；至於三次彈唱「長鋏歸來乎?」更不是為了富國強民，而只是為了馮驩自己生活上的滿足。——正是根據馮驩的所作所為，王安石把「馮驩之類」逐出了「士」的範疇，而歸之於「雞鳴狗盜之徒」。在王安石看來，馮驩和「雞鳴狗盜之徒」是同類，他們之間的差別，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而已。當孟嘗君滿足了馮驩「食魚」「乘車」的要求後，馮驩向自己的朋友炫耀：「孟嘗君客我!」——這不是一個追名逐利之徒的形象嗎？
《讀〈孟嘗君傳〉》指出：「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可見，王安石所說的「士」，不是僅僅「為知己死」的人，而是指目光遠大、為國為民的人。在王安石心目中，能為國立功、為民謀利的人才算「士」，而為自己或為某一個人謀利的人並不算「士」。這從他的《答司馬諫議書》可以看出。他說：「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可見，王安石所謂「士」，是像他那樣能為國興利、膏澤百姓的人。在王安石看來，單純為主子的個人安危榮譽出謀劃策奔波效勞的人，如馮驩之流是不能列入士林的。因此，他不必「拿出新的材料來駁倒」《戰國策》和《史記》記載的史實，便合乎邏輯地否定了孟嘗君善養士的說法。
總之，《讀〈孟嘗君傳〉》不愧為名家名作。其立論的精當，論據的典型，論證的精闢，「足以為後世法」，值得學習借鑑。這篇文章也引出了一個著名成語：雞鳴狗盜。[2]
作者簡介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王安石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後，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郁然病逝於鐘山（今江蘇南京），贈太傅。紹聖元年（1094年），獲諡「文」，故世稱王文公。[3]
王安石出生於仕宦家庭，自幼勤奮好學，博覽群書，曾隨文 宦遊南北各地，接觸到一些社會現實。對農民的痛苦生活有所了解。因此，年輕時便立下了「矯世變俗」之志，他於二十二歲中進士後，歷任淮南推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江東刑獄提典等職，均能體恤民情，為地方除弊興利。北宋嘉佑三年 （1058）任支度判官時，向宋仁宗上萬言書，對官制、科舉以及 奢靡無節的頹敗風氣作了深刻的揭露，請求改革政治，加強邊防， 提出了「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理財原則，但並未引起朝廷的重視。[4]
從文學角度總觀王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傑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餘風作出了貢獻。但是，王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於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論禪說佛理，晦澀乾枯，但不失大家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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