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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竹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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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堂樂歌，指20世紀初期中國各地新式學校中音樂課程中大量傳唱的一些原創歌曲。

這些歌曲多以簡譜記譜，曲調來自日本以及歐洲、美國，由中國人以中文重新填詞。簡單來說，就是運用外國的曲子，填上中國的詞（選曲填詞）。

學堂樂歌的代表人物有沈心工、李叔同等人，代表作有《送別》《春遊》等。

簡介

學堂樂歌是隨着新式學堂的建立而興起的歌唱文化，一般指學堂開設的音樂（當時稱唱歌或樂歌）課或為學堂唱歌而編創的歌曲，它是一種選曲填詞的歌曲，起初多是歸國的留學生用日本和歐美的曲調填詞，後來用民間小曲或新創曲調的。學堂樂歌的倡導、推廣者以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等啟蒙音樂教育家為代表。

清末民初，當時的政治改革家們主張廢除科舉等舊教育制度，效法歐美，建立新型學校，於是一批新型的學校逐漸建立了起來。當時把這類學校叫做「學堂」，把學校開設的音樂課叫做「樂歌」課。所以「學堂樂歌」，一般就是指出現於清朝末年、民國初年的學校歌曲（類似當今的校園歌曲）。今天的年青人可能很少人認識它們，但在我國近代音樂史上卻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這可以說是它們的特點之一。

具體概念

學堂樂歌指的是20世紀初期，隨着新式學堂的建立而興起的歌唱文化，一般指學堂開設的音樂課或為學堂唱歌而編創的歌曲。中國近代的新音樂以學堂樂歌為代表，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作為中國音樂歷史上的新的音樂形式，學堂樂歌的出現不僅有着深刻的社會的內因，還有着鮮明的外力作用。它「對於學校音樂教育的啟蒙，對於中國走向近代化社會的行程，起到了促進作用」 。

產生背景

19世紀末，在變法維新思潮影響下，「創辦新式學堂，引進西方先進教育體制，開展現代科學教育」的潮流開始興起。1904年，清廷頒布《奏定學堂章程》，1905年，廢除科舉。新式學堂紛紛建立，中國現代教育由此發軔，音樂作為美育的方式在那個時代先進人物的心目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中國的知識分子們開始意識到，如若不想在被欺負，只有「學夷以制夷」。只有學習西方現代科學，才能了解我們的差距，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迎頭趕上，縮小差距。

發軔之初

在新式學堂內開設的「樂歌」課，就是仿照西方學堂的教育體制所設立的。最初我們是學習的日本人的辦學方法。之所以學習日本，是因為它從1868年明治維新後，開始全面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科學技術和教育體制，在亞洲成為了一個「西方化行為方式和封建主義思想混合體」的社會，在綜合國力方面全面超越中國。所以，早期中國留學生大多選擇日本為留學地。這些早期的「海歸」們，認識到現代音樂教育之於國民素質的重要性，所以有的人開始學習這方面的知識，回國後成為了早期的音樂教師。

創作手法

學堂樂歌的創作，處於中國近代音樂文化的起步階段，它是許多嚴肅的學者努力探索的結果，他深受維新運動和維新思想的影響。同其他方面向西方學習一樣，在音樂創作上也大膽吸取，只要認為有用，均可「拿來」。

這些歌曲絕大多數是根據現成的歌調填以新詞而編成，而由編寫者自作曲調的數量極少。這可能與我國過去對詩、詞、曲等可詠唱的作品的創作方式就是根據現成的歌調、曲牌填以新詞有關，同時也與當時從事學堂樂歌編寫的人懂得專業作曲技術的極少有關。

後來逐漸改為選取歐美的歌曲來進行填詞，沈心工曾對此點專門作了自述。例如，沈心工編的《勉學》是根據美國藝人歌曲《羅薩·李》的曲調進行填詞的；而他編寫的《拉縴行》是根據俄羅斯民歌《伏爾加船夫曲》的曲調填詞的；沈心工作詞的《話別》，是根據原法國民歌《一個半小時的遊戲》的曲調填詞，而且這首歌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此外，像李叔同編寫的《送別》，是根據美國通俗歌曲作家奧德威的《夢見家和母親》的曲調填詞；李叔同編《大中華》，根據意大利作曲家貝里尼的歌劇《諾爾瑪》第一幕第三場中的樂隊進行曲曲調填詞；葉中冷編《跳舞會》，是根據當時英國國歌的曲調填詞的；馮梁作詞《尚武精神》，根據法國著名啟蒙思想家盧梭所作的喜歌劇《鄉村卜者》中一首舞曲曲調填詞的，等等。

以我國民族音調填詞的學堂樂歌數量不多，代表性的歌曲有：秋瑾作詞的《勉女權》（與華航琛作詞的《體操》同調）；沈心工作詞的《纏足苦》（與沈心工作詞的《蒼蠅》同調）；沈心工作詞的《採茶歌》；華航琛作詞的《女革命軍》；李雁行和李倬編的《女子從軍》；文君作詞的《桃花院》；以及前述李叔同作詞《祖國歌》等。

之所以產生這種情況，既存在客觀的原因，也存在思想認識上的原因。

客觀原因是：一方面由於我國學堂樂歌的產生、最初就是參照日本早期學校歌曲的經驗發展起來的，而他們開始就是主要採取外國的現成歌調進行填詞的；另一方面，當時我國熱情從事學堂樂歌編寫的作者多數是留學國外的、或國內積極贊成維新的新派知識分子，他們中多數對我國的傳統音樂、特別是民族民間音樂不甚熟悉；同時，從本世紀初清廷轉而支持「廢科舉、辦學堂」的改良主張，為了滿足迅速發展起來的新學堂急需學校的教師，曾一度大量聘請日本的教師來我國擔任教學，其中包括一定數量的中小學音樂教師和「蒙養院的保姆」（即幼兒園的保育員），他們對我國的傳統民間音樂則更不熟悉。

主觀原因是：當時我國有關政治、經濟、文化的改革，主要就是引進歐美和日本的體制和經驗，而要改掉的主要就是與封建體制密切相連的傳統舊文化（包括傳統的「舊樂」），因而當時確實不少有改革要求的知識分子認為只有用西樂才能起到振奮人心、鼓舞士氣的效果。儘管當時這種思想認識是符合大多數積極擁護改革要求的進步主張，但今天看來應說是存在一定片面性的。因為事實上象以我國的傳統音調進行填詞的《祖國歌》和《勉女權》都是當時比較受歡迎的學堂樂歌，它們也並不因此給人任何萎靡不振的影響。當然，在辛亥革命之後，這種現象也逐步有一定的改變。

代表人物

在學堂樂歌的興起和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最早的一批音樂教育家。這些早期的音樂先驅們大多都有留學背景，而且在出國學習時，音樂也不是其主修專業。但是，出於對音樂的愛好和對祖國教育事業的責任，他們後來紛紛投身於「學堂樂歌」創作和傳播之中，為中國普通音樂教育的創始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這時期主要的代表人物有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柯政和、辛漢等等。

歷史意義

1、為中國近現代音樂史貢獻了一批早期的優秀聲樂作品，開「新音樂」創作之先河；

2、使「集體歌唱」這一歌唱形式深入人心，為後來的群眾歌詠運動打下了基礎；

3、通過樂歌的傳唱和學校音樂教育，西方基本音樂理論和技能開始系統地、大範圍地在中國傳播；

4、培養了中國近代音樂史上最早的一批傳播和創建、發展學校音樂教育的人才，為後來中國近現代音樂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