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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我叫彼得·海斯勒，是《紐約客》駐北京記者。這本書講述了我駕車漫遊中國大陸的經歷。
2001年夏天，我考取了中國駕照，在此後的七年中，我駕車漫遊於中國的鄉村與城市。這七年也正是中國汽車業的高速發展期，單在北京一地，每天申領駕照的新人就有一千多，其中有好幾年，乘用車銷售額的年增長率超過了百分之五十。僅僅兩年多的時間，中國政府在鄉村所鋪設的公路里程數，就超過了此前半個世紀的總量。
《尋路中國》一書有幾條不同的線索。它首先敘述了我由東海之濱沿着長城一路向西，橫跨中國北方的萬里行程；另一條線索集中講述了一個因中國汽車業的高速發展而發生巨變的鄉村，在這裡，我特寫了一個農民家庭由農而商的變化經歷；最後，則是中國東南部一個工業小鎮的城市生活場景。書中所描述的這種由農而工而商、鄉村變身城市的發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來中國所發生的最重要的變化。
《尋路中國》是我的中國紀實三部曲之尾曲。它探討經濟，追蹤發展的源頭，探究個人對變革的應對。如前兩本書那樣，它研究中國的核心議題，但並不通過解讀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來實現這個目的，也不做宏觀的大而無當的分析。它相信通過敘述普通中國人的經歷來展現中國變革的實質。我經常在一地連續呆上數月、甚至數年，跟蹤變化。我不會僅僅聽主人公自己講述，我會睜大眼睛，看着他們的故事在我面前一點點展開。
這三本書橫跨了我的中國十年，從1996至2007。我們可以看出，這個處於世紀之交的十年是中國歷史上最關鍵的時期之一。正是在這十年中，中國經濟實現了騰飛，中國對外部世界的影響力開始增大。更重要的是，這是鄧小平去世後的第一個十年。在這十年中，中國歷史的面貌開始變化，大規模的政治事件與強力領袖開始從中退卻。相反，中國巨變的推動者變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農民、邊學邊乾的企業家，他們的能量與決心是過去這十年中的決定因素。從《江城》到《甲骨文》再到《尋路中國》，我所講述的都是他們的故事。
作者簡介
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偉，曾任《紐約客》駐北京記者，以及《國家地理》雜誌等媒體的撰稿人。
他成長於美國密蘇里州的哥倫比亞市，在普林斯頓主修英文和寫作，並取得牛津大學英語文學碩士學位。海斯勒曾自助旅遊歐洲三十國，畢業後更從布拉格出發，由水陸兩路橫越俄國、中國到泰國，跑完半個地球，也由此開啟了他的旅遊文學寫作之路。
海斯勒散見於各大雜誌的旅遊文學作品，數度獲得美國最佳旅遊寫作獎。他的中國紀實三部曲中，《江城》一經推出即獲得「奇里雅瑪環太平洋圖書獎」，《甲骨文》則榮獲《時代周刊》年度最佳亞洲圖書等殊榮。海斯勒本人亦被《華爾街日報》贊為「關注現代中國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原文摘錄
在中國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邊球。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後原諒比事前許可要簡單得多 羅師傅的生活哲學可以用一句話來總結：「如果你有什麼問題，你得自己搞定。」在經濟開發區，經常聽到人們說這樣的話。那些功成名就的人一般都是憑着自己的天資或者努力來實現，他們既沒有期待也沒有實際得到過來自政府、工會，或者其他人的支持。 在工業城鎮，人們對於當地政府的態度大多漠不關心。很多人抱怨當地政府官員貪污腐化，可說起這些事情的時候用的儘是些非常抽象的話語，因為他們跟領導幹部很少有正面接觸。這跟高速公路上的超速罰單十分相似：如果有警察把車子攔下來，找駕駛員的麻煩或者粗暴地施以罰款，駕駛員們可能會勃然大怒。不過，當局在這些方面精明一些。因此，他們常常會找到合適的策略，既弄到了錢，又不讓事情太針對個人。最主要的是，老百姓對此能夠忍受，有時候甚至甘願聽其擺布。一個工廠的老闆告訴我，他為了公共服務方面的事情行過賄。「你得讓他們感覺到自己很了不起，」他對我說，「你得給他們送煙，你得請他們吃飯——多少給他們一點面子。如果他們不幹這些事情，就只能成天待在辦公室。替他們想想吧，他們不能做生意，也不敢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他們的日子多無聊啊！」 等到人們真正向政府求助時，那通常是走投無路的標誌。當我沿着高速公路駕車前行的時候，只有在因為修築大壩而被迫搬遷的城鎮裡，才能聽到那裡的人們偶爾滿懷希望地說起，可以從領導幹部那裡得到什麼東西。 尤其令人感到沮喪的是，這樣的制度竟然運作良好。它不一定非要取悅於人，而且肯定沒有絕對的公平，可卻非常管用。政府很精明，他們不會把所有人安置在一個地方，因為那樣的話可能會釀成政治風波。相反，他們把這些人分散到沿高速公路出口修建的各個城鎮裡。他們還制訂了一些小規則，使人們沒有精力去顧及大事情。他們要測量平方數，要數果樹的棵數，他們要在磚房和木板房之間製造出差距。這樣的做法給人一種合理合法和按既定程序辦事的印象，可實際上卻是毛病多多。關於大壩的修建，本應該舉行公開的會議，媒...
書評
《尋路中國》的書名與副標題（「從鄉村到工廠的自駕之旅」）十分迷惑人，我將之當作旅遊散文買下來，沏好咖啡，將陽光迎進屋內，打算愜意地欣賞一番，然而只翻兩頁，看到作者何偉把機動車駕駛員理論考試題抄出來的時候，我興奮而尷尬地笑了，我自己考駕照時也背過、考過。大部分題目匪夷所思地體現出形式主義的精髓。譬如書中提到的一題：如果別的駕駛員停車向你問路，你應該： A）不告訴對方。B）耐心細緻地予以回答。C）給他指一條錯誤的道路。 繼續讀下去，當何偉將中國駕駛員的各種鳴笛方式歸納為「負責傳導駕駛員的本能反應」的神經學語義系統時，我哈哈大笑。
這一段是如此寫：一下短促的「畢」聲，用以引起注意。連續兩聲「畢-畢」表示憤怒。如果是一陣特別悠長的「畢————」聲，那代表着駕駛員遇到交通擁堵了，他已經沒有邊縫可鑽，正巴不得路上所有的人和車統統消失。如果有「畢————————」聲回應，說明他們動彈不得。另有一種略帶口吃的「—畢—……—畢—」聲，代表着駕駛員除了痛苦就再無別的感覺。還有一種事後才摁一下的「——畢」聲，這一般是新手們的做法，他們通常反應遲緩，還沒來得及摁喇叭，剛出現的狀況就已經自行化解。
我即刻知道，這本書的內容將是比旅遊散文深刻數倍的事，而這種深刻，也將從這些無意義、甚至好笑的碎片中整合出來。《尋路中國》最終能夠勾勒出中國這十年發展的一條脈絡，功勞幾乎全要歸功於類似的瑣碎細節。譬如這套「喇叭語義系統」，好像是作者隨意的觀察與幽默的表達，但它與書中的內容暗地裡有廣泛地聯繫——中國汽車爆炸性的增長過程與城市道路建設的無能為力導致了擁堵時的喇叭聲，在這場增長躍進中，有國民收入增加後的自覺意識，也有政府刻意的刺激。國外汽車公司從八十年代的無所適從，到新千年慨嘆「錢太好掙了」；國內類似奇瑞的公司，從購買國外過時發動機生產線起家，依靠「抄寫」設計製造廉價國產汽車並以此獲得巨額財富。 在書中第二部「村莊」中，何偉以他觀察到的各種生活細節描述了一個京郊農民魏子淇的生活軌跡。魏子淇一家從貧困到小康，原因之一便是汽車年代的到來，城裡人將駕車郊遊作為時興的生活方式去追隨，魏子淇改造了自家的屋子，使之成為一處「農家樂」，提供農家菜和住宿，他在幾年內便獲得了比以前種地多幾倍的收入，而他在有錢之後，終於也要買一輛車以作為自己的地位標識。 與汽車問題緊密相關的是道路問題。作者何偉寫本書第一部分「城牆」時，租了一輛本應是越野之用然而卻設計成「city special」的切諾基7250，順着長城遺蹟，經國道、省道、鄉間小道這些非高速路從北京一路向西駛去。第二部「村莊」，何偉則見證了鄉村道路從無到有的過程，這些路幾乎全為了將城裡人引入鄉村，並帶來經濟繁榮。第三部「工廠」里，何偉開始描述高速公路全面鋪開的年代，他順着浙江的高速公路一路開過去，路旁布滿了各類工廠，而他採訪的其中一間胸罩調節環廠，正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標本，他筆下那些鮮活的老闆、中層技術工人、剛剛出來找工作的未成年女工，撐起了這些經濟體。 看《尋路中國》時，我沉迷於作者筆下那些中國人、那些最底層人民這十年迅速流變的生活狀態，並未注意到「道路」在書中的脈絡。掩上書，作者駕車行駛的那些道路開始在腦海中清晰起來。這些仿佛巨型魔術一樣鋪設出來的城市道路、鄉間公路、高速路，將億萬中國人帶到不同的地方，將農民的土地與老式生活狀態徹底瓦解。這些道路建設的偉岸成績，由專政者在發展壓制一切的觀念下，花費巨額資金刺激出來，擊垮了中國本來存在的一切其他觀念。而中國就是這樣繼續向前，繼續「在路上」。如此一看，書名「Country Driving」真不能再貼切了。
極可貴的，本書作者沒有武斷地將中國整體的險惡發展狀態怪罪到任何人頭上，他也沒有怪罪中國政府。他在具體的生活中發現，如今的可怕狀態很難說有一個具體實在的魔怪在作祟，或者實際上我們每個人都是這個魔怪的組成部分。 「村莊」的故事中，魏子淇起初說自己對政治不感興趣，他在一開始也的確如任何一個勤懇的農民，勉力經營自己的生活，後來他主動入了黨，參與村級政府的議事，因為他知道這個身份會為他的農家樂經營帶來實際的好處，他有村委會的支持，於是從銀行貸到款擴大經營。「工廠」的故事裡，那些溫州老闆們與官員們在拉關係上的互動，全部主動得沒有一絲抱怨，而中華香煙和茅台酒這些禮品的流轉，代替現金成為關係結構中的硬通貨幣。「工廠」這一部分中，何偉還提到了一個希望找到外國媒體曝光不公的生意人，他與一些鎮民一樣，因為水利工程的修建而被迫搬遷，卻沒有得到公平的補償，他相信那個大壩的融資有嚴重的問題，並與政府做着鬥爭，但同時他作為一個地板磚銷售商，又在搬遷新鎮的工地里做生意並獲得利益。 何偉沒有批判他，因為他相信這至少是國人弄清真相與基本問題的起點，而解決問題的動力正是經濟。他清晰地指出：「中國需要發展到某個點上，讓中產階級和上層人士都感覺到，這樣的體系對他們獲得成功已經形成了障礙。不過，這種情形還沒有發生，即使在高速公路出口的小城鎮裡也沒有發生，因為他們僅憑着賣幾塊地板磚也能賺到大錢。」 也就是說，人們既覺得不滿而抗議，但他們又能想盡辦法繞過障礙獲得豐厚的利益，所以沒有人真的想為真正的改革做些什麼，而是在現有的惡魔般的體系內繼續鑽營着。這種矛盾的漩渦處處可見，譬如造成「喇叭語義系統」的原因——城裡人他們一方面振振有詞地辯論應該如何行車更文明，另一方面上了路就和別人一樣刁鑽地衝撞，理由當然充分得很：不野蠻一點，在城裡是開不走車的，而野蠻地將車開起來，也是一種勝利。 或者人們一方面痛罵政府，另一方面自發地組成了國考的大軍。又或者一方面做一個口頭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另一方面以這種名聲博取良好的生活條件。這些情形，為數眾多，千篇一律，司空見慣。這種矛盾漩渦令我們失去了潔身自好的可能，畢竟，連出家的地方也都一片烏煙瘴氣，和尚一邊念經，一邊收着香火錢來辦公司。
這本書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何偉帶來的新聞寫作方法。他像魔術師一樣把自己觀察到的種種細節粘合在一起，組合成一幅令人擔憂、卻並非漆黑一片的中國圖景，最重要的是，我看得到有生命力的人。我一度想，是否因為他是個外國人，未曾捲入國人的真生活，才得以如此客觀地描述我們的當下。但似乎又並非如此，像《南方周末》、《新世紀周刊》、《鳳凰周刊》等等做深度報道的報刊，也都儘量以詳盡的調查，將許多問題揭露與展示出來。但他們的文章缺乏令人感動的魔力，不是將細節堆疊得毫無生命力，就是觀點並非從細節中來、而將細節強行納入預設的觀點中。我看完他們的報道，總是看得到問題，看不到人。現在國中即便是最好的新聞報道，也還缺乏對具體的人的關懷，太注重對不公事件與觀點的關懷。
正是何偉描述的這些生動的人，讓我覺得我可以更加不相信《新聞聯播》，但我也確認了另一樣早就在警惕的問題，即我也不能全然相信門戶網站的新聞全面負面化。這種負面新聞的排列在當下有令執政者警醒的意義，這些網絡編輯們努力地讓我們看到官媒之外的真相，這是極可貴的。在官媒把持主要傳播渠道的時候，這些門戶網站的鬥爭是抵抗1984狀態最有力的武器。
而我們自身要做的是，避免每天早晨起床看到這些新聞就覺得自己深陷於一個惡毒的世界。這會讓我們忘記了真正經歷的生活，忘記去體察事情運行的真正緣由。其中最可怕的，就是忘記我們自己乃是造成這個惡毒世界的一份子。
我們有必要在《尋路中國》的細緻觀察中對我們生活的這個國家做一次重新的考量。我仿佛第一次得知我並不是在一片漆黑中行走，而是看清了一些無可救藥的肌理，又看到一些被治癒的可能性。也許最好的狀態就是，叫囂者繼續叫囂，憤怒者繼續憤怒，反抗者繼續反抗，探路者繼續探路。我們需要喧囂的聲音，而每一個生活者，必須在喧囂中心的寧靜地帶繼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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