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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爾特·瓦爾德海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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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爾特·瓦爾德海姆(德語:Kurt Josef Waldheim,1918年12月21日-2007年6月14日),著名外交家,聯合國第四任秘書長,奧地利外長、總統(1986—1992)。他重視個人外交的作用,在任期間曾與當時158 個成員國中大多數國家的元首及政府首腦建立了密切的個人聯繫。他視維護世界和平和人類幸福為聯合國的首要使命,維持大小國之間的平衡,促進南北對話,保持人們對聯合國的信任進行了不懈的努力。1982年1月27日,被授予「聯合國和平獎」。但因其頗有爭議的「二戰背景」也屢屢成為西方輿論的焦點。2007年6月14日,因突發心臟病,醫治無效,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去世,享年88歲。
目錄
人物生平
出生
1918年冬,奧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統治下的奧匈帝國與意大利簽署了停戰協議,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於在奧地利境內宣告結束。失敗後的絕望情緒籠罩着這個昔日無比輝煌的中歐帝國,處在惡劣條件下的奧地利國民人人自危,一時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在位於第聶伯河畔的下奧州小鎮聖安德烈·沃頓,小學教師瓦爾特·瓦爾德海姆剛剛從意大利前線死裡逃生,卻又不得不開始為他的新生兒的身體擔心。他的兒子庫爾特·約瑟夫出生在這年的12月21日,時間恰好是在聖誕節之前四天。他太瘦小了,全家人都發愁他能不能活下來。
童年
庫爾特在國家前途暗淡的氣氛中度過了童年。他家的祖先是捷克人,原姓瓦茲拉維克,「瓦爾德海姆」一姓是父親後來為了便於立足而根據德語改的。祖父是鐵匠,早年經營一家為郵遞馬車安裝馬蹄鐵的小企業,後來由於郵車越來越少,家裡賴以維持生計的支柱不復存在了。父親是祖父11個子女中的一個,他決定靠自己的力量擺脫貧困。後來,他通過努力做了教師。母親約瑟芬是聖安德烈·沃頓鎮鎮長的女兒,外祖父在當時尚屬富裕農民,但他在戰爭中患上了心臟病而無法再事農桑,於是只得賣掉地產以供生活之需。
由於收入有限,瓦爾德海姆家的生活十分清貧。庫爾特是長子,下有一弟一妹。父親對三個孩子的教育極為重視,為了使孩子們受到最好的教育,他樂於付出一切代價。庫爾特上了離家很遠的克洛斯特新堡文科中學,他每天五點鐘就要起床,乘上45 分鐘的火車去學校,在車上吃一個黃油麵包當做早餐。每天,在上學路上,他都要對着一家糕點店的櫥窗站上好久,默默地注視着裡面的甜食。這情景有一次被父親的一個朋友看到了,於是他得以美美地飽餐了一頓。後來,他回憶說:「我那時簡直是一直在挨餓,同樣,許多奧地利人也很少真正吃飽過。」艱苦的早年生活磨鍊了他的意志,令他受益終生。
20年代中期以後,國家社會主義分子開始登上政治舞台。1931年,12歲的庫爾特第一次聽說有一個叫國家社會主義的組織。這股勢力很快由德國蔓延到奧地利,他們宣傳奧地利應與德國合併成一個國家,並在奧地利政治生活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那時,有許多奧地利人希望與德國合併,但庫爾特的父親堅定地擁護國家獨立,成為納粹的堅決反對者。在父親的影響下,庫爾特15歲的時候便對政治產生了濃厚興趣,小小年紀就樹立了將來做一名外交官的志向。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把自己未來的學習方向確定為語言和法律。
大學
1936年奧地利重新開始實行普遍義務兵役制。同年,庫爾特高中畢業,他愛好騎馬,於是就志願加入了奧地利龍騎兵部隊服役,一年以後退役。退役後,他進入被譽為外交官搖籃的維也納外交學院學習,同時在維也納大學攻讀法律。
就在他剛剛成年的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1938年3月12日德國軍隊開進奧地利,奧地利被希特勒德國吞併。納粹展開了對反對者的大肆搜捕,庫爾特的父親被捕入獄,一家人的生活再度陷入困境。庫爾特只得靠課餘為人教授希臘語和拉丁語來補貼家用。 1939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結束了在維也納外交學院兩年的學習,並參加了候補官員考試。
從軍
同年,庫爾特被征入納粹德軍。他被分配到駐上奧州一個師團的第45偵察分隊,這支裝備精良的機械化部隊由騎兵連、自行車連和摩托車連組成,行軍時常常要領先步兵部隊四十公里,負責探測敵軍方位,有時甚至要把敵軍火力引向自己。在這種危險的情況下,沒有人知道自己能否看到明天早上的太陽,開小差者不計其數。
1941年春,就在德軍進攻蘇聯之前不久,這支部隊開赴東部前線。在1941年冬天的一次戰役中,庫爾特被榴彈碎片擊中了腳部。由於部隊被敵軍圍困了好多天,他的傷口感染了。後來,給他做手術的醫生說:「小伙子,再耽誤一天你的腳就保不住了。」他只得被遣返回家。
父親已獲得了自由,但仍不時受到秘密警察的傳喚與審訊。為了避免再受打擾,瓦爾德海姆舉家遷往維也納邊上的巴登。幾個月後,庫爾特的傷好了,但他被醫生鑑定為不宜再上前線。他便提出了休假學習的申請,申請出乎意料地被批准了,於是他於1942年重進維也納大學繼續未竟學業,師從在世界上享有很高聲譽的國際法學家阿爾費雷德·菲爾德勞斯·德勞斯貝爾格教授。他的博士論文被教授定為《康斯坦丁·弗蘭茨的帝國思想分析》,康斯坦丁·弗蘭茨是德國俾斯麥時期的外交家和政治學家,為了撰寫論文,庫爾特成了維也納大學圖書館的常客,他閱讀了弗蘭茨的大量著作,終於出色地完成了論文。教授給他發來了賀電:「論文通過了,祝賀你!」 1944年他獲得了法學博士學位。
愛情
學業有成的同時,甜蜜的愛情也結出了豐碩的果實。1944年8月,他與伊麗莎白·里切爾(愛稱茜茜)結合,這是這段時期令他感到最幸福的事情了。伊麗莎白的祖上有許多人擔任過奧匈帝國官員,其父也曾在一戰中任軍官,帝國崩潰後一直在私營經濟領域做事。兩人於相識於維也納大學,伊麗莎白也在那裡學習法律。庫爾特和茜茜這對新婚夫婦決定去做蜜月旅行,不料,火車還未駛出維也納就響起了防空警報,鐵路停運了,於是他們就在擁擠的防空洞中度過了新婚之夜。 1945年,長女麗澤洛特出世,庫爾特默默地為她祈禱,但願新生的一代不再經受戰爭的摧殘。
學習假期滿之後,庫爾特再次被召歸隊,戰爭結束前他駐紮在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德軍在意大利投降時,他費盡周折逃脫了被俘的命運,重歸故土與妻子團聚。處在戰爭尾聲的奧地利,滿目瘡痍,食品緊缺。庫爾特一家三口決定回巴登與父母親一起生活。這真是一次難忘的旅行:他們乘上了一列人與貨物、家禽和小動物混雜的悶罐子車,茜茜得了流感躺在稻草上,庫爾特靠在蘋果箱上,麗澤洛特不停地啼哭,他們成了在自己的國土上流浪的難民。當他們最終到達巴登時,與父母重逢的喜悅很快又被寒冬即臨而房壞窗破的現狀沖淡了。然而可怕的戰爭畢竟結束了,眼前出現了未來的曙光。
走上仕途
與奧地利祖國一道向前---由於在外交學院的知識積累,瓦爾德海姆毫不費力地 通過了外交部的人員考試。1945年11月他接到外交部通知,他被錄取了。這是一個他夢寐以求而且自信能夠勝任的理想職位,因為他擁有一名成功的外交官所需要的一切條件:法學博士學位,外交學院的畢業證書和多門外國語知識。於是,這位已經做了父親的26歲年輕人躇躊滿志地踏進了外交部的大門,並由此步入了政壇。
在做了幾個月的下屬工作之後,瓦爾德海姆被提拔為外交部長卡爾·格魯伯的秘書。第一次被派往國外是在1948年,他去奧地利駐巴黎大使館做了一秘,這對他來說是一次很好的職業學習機會。在資金緊張,人員短缺的情況下,使館每個人都要承擔一系列的繁重工作。身為一秘的瓦爾德海姆常常要在大使不在時行使代辦的職權,這也進一步豐富了他的職業經驗。 1951年,他奉召返回維也納之後不久,年紀輕輕的他就被任命為外交部人事部門領導,這項工作責任重大,吃力不討好,但卻是外交部的一個要職。
此時的奧地利,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馬歇爾計劃正在發揮效應,經濟開始復甦,人們對未來重又充滿了信心。只是,奧地利仍在同盟國占領之下,同英法美蘇四國之間關於簽定條約的談判已進行數年而無結果。
1953年,同盟國外交部長會議在柏林召開,奧地利代表第一次以平等夥伴的身份參加會議,東西方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緩和。但蘇聯外長莫洛托夫仍堅持要在德國問題解決之後,再考慮奧地利問題。 1954年,聯邦德國在西歐聯盟規定的條件下加入了北約,即西方軍事聯盟,國際形勢發生了根本改變,時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莫洛托夫認為繼續拖延奧地利問題已無必要。蘇聯新上台的領導人赫魯曉夫更進一步加速了問題的解決。奧地利與同盟國之間就簽定條約的前提達成了一致:在條約簽定和同盟國軍隊撤離後,奧地利應當像瑞士那樣保持永久中立。中立政策意味着一方面不參加任何軍事聯盟,另一方面不允許任何外國軍隊進入本國境內。瓦爾德海姆參加了起草奧地利永久中立國家條約的談判工作。
終於,1955年5月15日,奧地利迎來了偉大的歷史時刻,外交部長哈洛德·菲格爾代表奧地利與同盟國簽署了《重建獨立和民主的奧地利國家條約》,條約於1955年7月27日生效。同年10月25日,最後一名同盟國士兵撤離了奧地利被占領區,這標誌着奧地利最終脫離了同盟國的控制走向獨立。不久,國民議會通過了永久中立法,宣布不參加任何軍事同盟,不允許在其領土上設立外國軍事基地。條約的簽定和中立政策的確立揭開了奧地利歷史上新的一頁,國內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都獲得了可靠的保證。
隨着奧地利向新的歷史時期邁進,瓦爾德海姆在仕途上也迎來了令他欣喜的重大轉折。 1955年7月,他被任命為奧地利常駐聯合國觀察員。幾個月後,奧地利被接納為聯合國成員國。 12月,瓦爾德海姆率領奧地利代表團在各成員國代表的掌聲之中入坐聯合國全體會議大廳,這一情景令他感動不已,永久難忘。 1956年至1960年,他出任駐加拿大大使,同時負有提高奧地利代表團在一年一度的聯合國大會中地位的使命。1960年到1964年間,他重返維也納,先任奧地利外交部西方政治司司長,後改任政務室主任。 1964年,他再次回到紐約,擔任奧地利駐聯合國常任代表直至1968年。
80年代,外交官的作用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二戰後出現的新情況向他們提出了新的挑戰,要求他們不但要有政治才能,而且必須對海底和太空的和平利用等諸多發展迅速的技術問題有所涉獵。同時,發展迅速的傳媒業對世界輿論的影響越來越大,這又要求他們擁有超越職業領域的廣泛經驗,公開亮相和處理實務的嫻熟技巧。瓦爾德海姆的博學和靈活使他在擔任奧地利駐聯合國常任代表期間被選為聯合國和平利用太空委員會主席,後來還當選為設在維也納的國際原子能機構安全委員會主席。在工作之餘,他閱讀了大量的專業書籍和資料,以便對有關問題做進一步的了解和研究。1968年1月初的一天,身為聯合國和平利用太空委員會主席的瓦爾德海姆正在宴請委員會的成員之時,人民黨主席、奧地利總理約瑟夫·克勞斯給他打來了電話。總理向他提供了外交部長的職位,經過短暫的考慮,他接受了這一職位。他當時認為,自己肯定是到達仕途的頂點了,殊不知這僅僅是一個中間站。
外長生涯
走出南蒂羅爾問題的死胡同1968年1月19日,瓦爾德海姆宣誓就任外交部長。幾個月後,他就不得不面對一次嚴峻的考驗了。1968年8月,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政府推行「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政策,這一政策招致了蘇聯領導人和東歐集團部分領導人的反對,於是,華沙條約集團的軍隊進駐了捷克斯洛伐克。由於捷克斯洛伐克是奧地利的北方鄰國,因而這一軍事行動在奧地利引起了極大反響,公眾輿論倒向了杜布切克政府一邊,反對蘇聯的介入,中立政策與「思想自由」之間的矛盾一時無法調和。奧地利政府只得謹慎從事,在公眾輿論壓力和遵守中立政策之間尋找一條中間道路。在艱難的處境下,瓦爾德海姆的努力有效地維持了這兩者之間的平衡。當蘇聯飛機侵犯奧地利領空時,瓦爾德海姆提出抗議,蘇聯駐維也納大使不得不表示了歉意。
在瓦爾德海姆擔任外交部長期間,最迫在眉睫的任務是解決困擾意、奧兩國多年,為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南蒂羅爾問題。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擁有25萬居民的南蒂羅爾被協約國判給了意大利。奧地利提出的歸還南蒂羅爾的請求在1945年遭到了同盟國的反對。 1960年,當時的奧地利外長克賴斯基將這一問題提交聯合國處理。聯合國大會作出決議,決定通過談判作出令雙方滿意的解決。這一決議的通過使得南蒂羅爾問題國際化了。
瓦爾德海姆任外長後,決定進行新的嘗試,將這一問題從死胡同中拉出來。經過認真細緻的談判,他與意大利外長阿爾多·莫羅共同起草了一份協議,協議中承認了南蒂羅爾自治並規劃了具體的操作日程。儘管在實際運行過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難,但瓦爾德海姆取得的成果是不可否認的,他不僅保證了南蒂羅爾地區德語居民的生存狀況,更促進了意、奧兩國關係的正常化。
此外,任外長期間,瓦爾德海姆在宣揚奧地利的中立立場上也功不可沒,他通過靈活運用外交手腕,使蘇聯對奧地利與聯邦德國在政治和經濟上走得太近的疑慮一掃而光,並促成了由蘇聯創議的歐洲安全會議在維也納召開,還陪同總統弗蘭茨·約納斯訪問了莫斯科。
1970年4月的國民議會大選之後,人民黨失去了多數地位,社會民主黨上台執政。未獲絕對多數的社民黨主席布魯諾·克賴斯基在與人民黨聯合失敗後,組成了社民黨少數政府並出任總理。克賴斯基政府向瓦爾德海姆提供了兩個十分誘人的職位:駐倫敦或莫斯科大使,並表示,如果他願意,可以重返紐約干他的老本行。聯合國的政治舞台對瓦爾德海姆太有吸引力了,他也相信自己具有干好這一工作的能力。他認為,像奧地利這樣的小國只有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而不是將其活動僅限於雙邊關係的範圍之內,方能在世界組織中贏得更好的機會。於是,他重返紐約,再次出任奧地利駐聯合國常任代表。
在接受了紐約的外交使命之後,一段時間裡他仍對國內政治有所涉獵。1971年是奧地利的總統選舉之年。這年秋天,瓦爾德海姆被人民黨推舉為總統候選人,參加角逐。作出參加選舉的決定對他來說並不輕鬆,因為競爭對手是他任外長時經常陪同出訪的現任總統弗蘭茲·約納斯,他對約納斯評價甚高。瓦爾德海姆不屬於任何政黨,因而立場超然,為奧地利國民所敬仰。
但此次他卻戰績不佳,敗在了作為社民黨候選人的約納斯手上。即便在失敗的情況下,瓦爾德海姆仍不忘讚美對手,這是他的一大美德。約納斯為人的正直與誠懇令他心服口服,多年以後他還一直深深懷念這位總統。
重回祖國
1984年,在紐約度過了17年難忘的歲月之後,瓦爾德海姆回到了魂牽夢繞的祖國奧地利。闊別已久的維也納此時已由一個處在世界政治邊緣的大都市變成了一個國際事務中心。這是一個可使瓦爾德海姆繼續發揮他的國際外交經驗的理想之地。1982年,有人向瓦爾德海姆建議,成立一個由各國前國家及政府首腦組成的國際委員會。這就是媒體所稱的「指點世界政治的智者委員會」。
1983年11月,這個「國際行動委員會」在維也納成立了,成員盡攬世界各國的前政壇巨星,瓦爾德海姆被推舉為主席,他擔任這個職位一直到1985年11月。委員會的目的在於:為那一時代的三大主題即和平、安全和發展奮鬥。
歷史問題
——埋藏已久的蕭牆之禍1985年11月,奧地利人民黨第二次將瓦爾德海姆推舉為總統候選人。正當他躇躊滿志,準備向政治生涯中繼聯合國秘書長之後的第二個高峰進發時,萬萬沒有想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歷史問題在國內外掀起了軒然大波。
1986年3月,奧地利發行量很大的《側面》周刊中有一篇報道稱,瓦爾德海姆在維也納大學讀書時曾加入了納粹學生聯合會,入伍後又參加了納粹衝鋒隊騎兵旅。3月4日,美國《紐約時報》引用世界猶太人大會的材料,認為瓦爾德海姆曾參加過納粹黨衛軍褐衫隊,他所在的納粹軍隊1942年在南斯拉夫進行過圍剿和屠殺,把眾多的希臘猶太人投入了集中營。這些報道當即遭到了瓦爾德海姆的否認,他表示自己根本就沒有參加過1942年的巴爾幹戰役,因為他早在1941年春就因傷退役了。後來事件的發展表明,他如此作出否認實在不是一項明智之舉。《紐約時報》就此反駁說,他當時並未退役,而是在納粹E 集團軍司令勞爾的領導下在巴爾幹作戰,參加了南斯拉夫的柯薩拉山大屠殺。存在聯邦德國軍事檔案館的E 集團軍的行動日誌表明,瓦爾德海姆於1943~1944年間曾經為軍方起草情報簡報。世界猶太人大會在美國檔案館發現,一份在波斯尼亞執行掃蕩任務的文件上也有瓦爾德海姆的簽名,並由此證明,他在當時並不是普通翻譯官,而是執行秘密警察任務的情報官。南斯拉夫的一家報紙還刊出一份1947年的政府文件,稱貝爾格萊德戰犯委員會曾以「謀殺、虐殺、射擊人質和縱火燒毀平民區」的罪名要求引渡瓦爾德海姆。此外,世界猶太人大會還編輯了一本名為《瓦爾德海姆納粹史》的小冊子。美國藉助陸軍部檔案稱,瓦爾德海姆由於參與了大屠殺,曾被美國陸軍列入被通緝的納粹德國軍官名單。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表示,如果瓦爾德海姆當選奧地利總統,將不允許他進入美國。情況對瓦爾德海姆十分不利。不料,美國這一表示明顯染上了干涉奧地利內政的嫌疑,反而刺激了奧地利人的逆反心理。他們認為,二戰時候所有的奧地利青年都被納粹徵召入伍,到處作戰,因而沒有必要單單指責瓦爾德海姆一人。1986年6月,瓦爾德海姆最終以53.9%的得票率戰勝了社會黨候選人、前衛生部長庫爾特·施泰雷爾,當選為由人民直接選出的奧地利第二共和國第八任聯邦總統,任期6年。
孤獨老人
瓦爾德海姆的歷史問題並沒有因為這一勝利而被人們遺忘。國內外對此問題的爭論仍沸沸揚揚。他生平處境最為困難的時期隨即來臨了。美國司法部於1987年4月27日宣布將他列入「監視名單」,不允許他以私人身份入境。瓦爾德海姆本人、奧地利政府和人民對此感到震驚和不可理解。在美國影響下,西歐各國領導人與他斷絕了往來,不邀請他前往訪問,也不到奧地利來訪問。整個西方世界對他十分冷淡,瓦爾德海姆成了不受歡迎的「孤獨老人」。
上任前兩年的時間裡,他只出訪過梵蒂岡、巴基斯坦和約旦。愛爾蘭總統1986年初訪問奧地利時曾邀請奧總統回訪,在瓦爾德海姆上台後卻撤銷了邀請,西班牙首相1987年也婉辭了奧地利的訪問邀請。只有聯邦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作出驚人之舉,於1987年8月來到奧地利總統夏季官邪,拜會了瓦爾德海姆,從而成了自美國宣布禁止其入境以來第一位與之會晤的西方領導人。
為了擺脫這種尷尬局面,瓦爾德海姆主動建議奧地利政府對自己的歷史進行調查,並表示,如果歷史學家們能證明他與殺害猶太人有關,他將引咎辭職。於是,受奧地利政府委託, 1987年9月,瑞士、聯邦德國、英國、比利時、希臘、以色列的六位著名歷史學家就瓦爾德海姆的歷史問題組成了國際歷史學家調查委員會。 1988年1月29日,聯邦德國《明鏡周刊》公布了一份1942年7月22日的電報複印件,這是花巨資從南斯拉夫歷史學家普倫察那裡購來的。電報內容是,中尉瓦爾德海姆要求,把4224名南斯拉夫人驅逐出他們自己的國家。《明鏡》稱,這些人中有許多後來死在了納粹集中營中。調查委員會對這一報道極為重視,經過認真調查,又經南斯拉夫專家委員會查證,他們證實,這份電報純屬偽造。可見,國際社會對瓦爾德海姆的指責並非絕對證據確鑿,混水摸魚者也大有人在。
2月8日,委員會向奧地利政府提交了關於瓦爾德海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歷史問題的長達202頁的調查報告,終於使這個爭論了兩年的問題有了初步結論。結論認為,經過5個多月的調查,沒有發現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駐巴爾幹地區希特勒某兵團司令部中尉、情報聯絡官庫爾特·瓦爾德海姆直接參與戰犯罪行的證據,沒有查到瓦爾德海姆參加納粹黨的證據,因此,不能將他定為戰犯和納粹分子。
調查結果證實了瓦爾德海姆的清白,他對此感到十分欣慰。但關於他歷史問題的爭論仍未結束,國內各派圍繞這一問題展開了鬥爭。這一事件也給奧地利的國際形象帶來了不利影響,瓦爾德海姆作為總統的聲譽也嚴重下降。輿論認為,瓦爾德海姆已經信譽掃地,不能繼續對外代表奧地利的國家形象了。維也納街頭不斷出現要求他下台的示威遊行,公眾對他的支持率大幅度下降。瓦爾德海姆日益陷入了困境。
「要沒有我的妻子和兒女,我真不知該如何打發這艱難的日日夜夜」,70歲的瓦爾德海姆心力交瘁、痛苦不堪。但他一直堅持認為,自己是無辜的,雖然自己參加過希特勒軍隊,但從未殺過人,也從未下令殺過人,自己決不是納粹戰犯。他終於承認,自己的錯誤只是從未談起過1942~1945年間在巴爾幹地區任德軍中尉軍官的歷史。
奧地利總統雖然沒有實權,但憲法規定,政府無權解除總統的職務,而總統卻有權解散政府。在憲法保護下,瓦爾德海姆抵制住了國內外要求他下台的呼聲,堅決拒絕辭職。
瓦爾德海姆在任期間,就修改奧地利《國家條約》中某些約束奧地利主權的條款作了一些工作。他還一再重申,奧地利在始終不渝地堅持其永久中立政策的同時,將繼續努力爭取加入歐共體,把這作為奧地利外交政策的一項特別任務。此外,他還表示,奧地利將為進一步緩和南北矛盾作出努力,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但是,由於他任職期間一直受到自身歷史問題的困擾,被這一問題耗去了大部分精力,所以,在處理國事、行使職權之時就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揮手從茲去
——47年風雨任憑說。1991年6月,瓦爾德海姆表示自己將不會參加下屆總統選舉。 1992年7月8日,任期已滿的瓦爾德海姆將總統職權正式移交給新當選的托馬斯·克萊斯蒂爾,從此告別了政治舞台,告別了他47年來集輝煌和屈辱於一身的政治生涯。73歲的瓦爾德海姆心潮起伏,他在告別演說中說道:「回顧過去,在巨大的壓力和種種傷人的攻擊下,我未能隨時找出適當的言辭,來描述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感受,描述我這一代的命運以及祖國的命運,描述那個時期罪惡的深重,我對此實在感到十分遺憾。」客觀來看,瓦爾德海姆期滿離任也意味着奧地利從此結束了被國際社會孤立的狀況。離任後的瓦爾德海姆擔任了奧地利的聯合國協會主席,還曾應中國聯合國協會的邀請,於1994年4月來中國訪問。瓦爾德海姆夫婦生有一子二女。在繁忙的外交工作之餘,他喜歡聽古典音樂,還愛好游泳等戶外活動。他於政務之外還多有著述,主要著作有《在世界政治的玻璃宮殿中》、《奧地利的道路》、《奧地利的榜樣》、《和平的挑戰》等。
主要事跡
競選之爭
一樁與生日俱來的好運。當瓦爾法海姆1971年由維也納回到紐約時 ,聯合國秘書長吳丹已在任將近十年了。由於健康不佳,他決定不再競選連任。於是,一批世界知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躍躍欲試,要做這個緬甸籍秘書長的接班人。聯合國憲章規定的選舉程序十分複雜。真正的決定權其實是在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即英國、法國、美國,蘇聯和中國手中,這五個國家所擁有的一票否決權將在選舉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競選開始時,瓦爾德海姆感覺自己像是「一匹黑馬」,並沒有多大的取勝機會。西方國家對瓦爾德海姆比較支持,蘇聯的態度對他也比較有利,只有中國表示了與此相反的意見,認為此前已有賴伊和哈馬舍爾德兩位歐洲人擔任過聯合國秘書長,因而此次不宜再選歐洲人。兩輪投票過後,只有瓦爾德海姆和芬蘭駐聯合國代表馬克斯·雅克布森有望獲得最後的勝利。此時的情況是,蘇聯堅決反對雅克布森,而瓦爾德海姆要想完成心愿,就必須贏得中國的支持。奧地利政府這時成了瓦爾德海姆強有力的後盾。奧地利駐中國大使漢斯·塔爾貝爾格小心翼翼地向中國政府表示了奧地利希望瓦爾德海姆當選及渴求中國支持的願望,他得體的舉止和謹慎的言語給周恩來總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國政府的態度轉變使得選舉形勢轉而有利於瓦爾德海姆,並最終給他帶來了好運。
1971年12月21日,恰恰是在瓦爾德海姆生日的那一天,聯合國安全理事會15 個成員國舉行投票選舉,在11 票贊成、1票反對、3票棄權的情況下,舉薦他為聯合國秘書長。當這一切發生時,故事的主人公卻遠離現場,在紐約中心公園悠閒地散步。他一回到奧地利代表團駐地,就從一個喜氣洋洋的年輕同事那裡得知安理會剛剛作出了決定。
1972年1月的一個晴朗的早晨,瓦爾德海姆第一次帶着新的使命,步入了紐約那幢容納了聯合國政治和組織心臟的摩天大樓的第38層,走廊盡頭的房間正在靜靜等待着他,他將在這裡開始完全嶄新的工作,度過以後長達十年的聯合國秘書長生涯。
上任之初
重實踐不重理論。聯合國對於瓦爾德海姆來說並不是一個陌生的地方,他已經在這裡工作多年,知道理想與現實之間的那道鴻溝有多深多闊,也知道籠罩在聯合國頭上的那道光環經過過去25年的運轉已漸漸褪去了迷人的色彩,更知道這個國際組織正被思想的狂熱、民族主義的對抗、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辯論以及經濟和社會問題層層包圍,它常常顯得疲憊乏力、徒勞無功。在接管聯合國工作的時候,瓦爾德海姆的頭腦是清醒的。
老布什那時是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的團長,他有一次開玩笑說,應當就瓦爾德海姆的當選向他表示同情,而不是什麼祝賀。這裡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小插曲能夠表現布什的幽默: 1973年的聖誕節,瓦爾德海姆在堆放聖誕禮物的桌子上發現了一個寫有自己名字的黃色小箱子,箱子裡面是一個袖珍工具盒,裝有各式各樣幹家務用的小工具。最令他吃驚的還是布什附在禮物中的祝語:「聖誕並新年快樂——我希望,這些工具能夠對你解決世界問題有所幫助。」瓦爾德海姆生來不擅長家務活兒,這些工具此後果然在這方面幫了他不少忙。至於解決世界問題,則要靠他自己的不懈努力了。
在上任的最初日子裡,瓦爾德海姆一直在想,如何才能通過自己的個人行為最大程度地為解決世界問題作出貢獻呢?他認為至關重要的應是在履行秘書長職權時,儘可能地與各國維持良好的工作關係。另外,他確信,政治問題不是藉助於政治學理論,而是要通過對話和不倦的尋求利益平衡點方能解決。由此出發,他認為,有必要對聯合國大會乃至安理會的工作方法作些改動,其中首要的一點就是要簡化聯合國日程安排,但他的這些改革設想卻不幸碰了壁。
1972年慕尼黑舉辦奧運會期間,以色列運動員被謀殺,瓦爾德海姆針對國際恐怖活動的蔓延,提議採取對付措施,但在眾多阿拉伯國家的反對下,反恐怖問題雖年復一年地列在聯合國大會的日程上,卻不見有任何實際行動。直到1977年,在聯邦德國的提議下,聯合國才就客機被劫持的相應防制措施作出了決議。1983年,韓國部長在緬甸被謀殺,這才促使聯合國批准了一些國際反恐怖行動的具體措施。
在公眾眼裡,聯合國秘書長面對的是一些沒完沒了、令人頭疼的具體工作。事實上,他的工作領域遠不止於此,還包括經濟、社會政策、文化和人道主義援助等諸多領域的問題。秘書長下屬有近1.4萬名工作人員,他們來自世界上的159個國家,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教育背景,這就要求秘書長在處理聯合國事務時,不單要有政治堅定性,還要有外交靈活性、豐富的國際知識和不俗的管理才能。瓦爾德海姆曾在奧地利外交部擔任過人事部門領導和外交部長,因而在這方面積累了一些經驗。為了加強聯合國與各國的聯繫,他認為使聯合國秘書處不斷吸收新鮮血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於是,他通過小心謹慎的說服工作,完成了人員的新陳代謝。 1972年瓦爾德海姆當選時,正值聯合國陷於財政危機之中不能自拔。為了保證聯合國的支付能力,使之進行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把首要目標確定為消除聯合國所欠的6500萬美元的債務。通過與各國周旋並嚴格控制和管理聯合國秘書處的工作人員,他成功地緩解了聯合國的債務危機。
瓦爾德海姆當選時,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朝着聯合國這一世界政治舞台邁進的關鍵時刻。1971年末,聯合國驅逐了台灣的代表,終於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瓦爾德海姆在此前評論說:「隨着時間的推移,情況越來越令人不可思議了:一個僅控制了1600萬人口、位於中國大陸邊緣的島上政府,竟試圖代表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十億中國人講話。關於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問題的爭論已耗費了太多的時間和精力,更令人不能滿意的是,有人就此問題將不現實的陰影投注在聯合國工作之上。」瓦爾德海姆對中國向聯合國邁進時表現出的謹慎務實的態度很有好感,他以極大的興趣關注着事態的發展,並盡力給中國以幫助。當中國政府進入聯合國時,他同意台灣代表全部從聯合國撤出,聯合國出版物從此不再提及台灣。
其它貢獻
此外,在越南入侵柬埔寨的問題上,瓦爾德海姆也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和積極的斡旋活動。他曾親臨河內和曼谷,之後又派出特別代表,為柬埔寨問題通往最終解決之路作出了貢獻。
1973年2月,他在正式訪問南亞次大陸期間,同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的政府討論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戰爭所造成的問題,以及克服戰爭後果的方法和途徑。他還視察聯合國孟加拉國救濟行動,這是在聯合國主持下規模最大一項救濟行動。
1974年2、3月間,秘書長訪問了非洲蘇丹----薩赫勒地區的一些國家,當時聯合國在該地區展開一項重大的救濟行動,援助長期旱災的災民。
秘書長還主持聯合國召開的許多重要國際會議的開幕式,並在會議上致詞。其中包括第三屆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1972年4月,聖地亞哥)、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1972年6月,斯德哥爾摩)、第三 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1974年6月,加拉加斯)、世界人口會議(1974年8月,布加勒斯特)和世界糧食會議(1974年11月,羅馬)。
秘書長參加安全理事會離開總部到非洲(1972年1月,亞的斯亞貝巴)和拉丁美洲(1973年3月,巴拿馬)舉行的會議。
他曾出席非洲統一組織(非統組織)在拉巴特(1972年6月,非統組織十周年紀念)、亞的斯亞貝巴(1973年5月)和摩加迪沙(1974年6月)舉行的會議,並在會上致詞。他也曾在華盛頓向美洲國家組織(美洲組織)講話(1972年3月)。
1973年2月,秘書長參加巴黎的越南問題國際會議;同年12月,他主持日內瓦中東和平會議的第一階段。
1973年7月,瓦爾德海姆先生在赫爾辛基向歐洲安全和合作會議講話。
秘書長曾應個別政府的邀請,正式訪問非洲、亞洲、拉丁美洲、中東和歐洲的若干國家。
1982年1月27日,為表彰瓦爾德海姆對聯合國所做出的貢獻而授予他「聯合國和平獎」。
坦然引退
——告別「硬裝的體面」托馬斯·傑菲遜在做了8年的美國總統之後,曾經用「硬裝的體面」這樣的話來描述總統這一職位。在聯合國秘書長職位上呆了十年的瓦爾德海姆對此深有同感。因為這兩個職務在有些方面極為相像:兩者的工作都受到法律和政策的限制,而這種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會導致失敗。瓦爾德海姆認為, 聯合國秘書長所擁有的權限其實還不及一個小國的政府首腦,他沒有絕對的權力,又沒有足夠的物質來源,但仍須在可能的範圍之內為解除國際緊張局勢、維持世界和平作出努力。
當1981年來臨的時候,需要瓦爾德海姆作出重大決定的時刻也不可避免地到來了。是急流勇退,還是爭取再度連任,從而創下秘書長歷史上任期最長的記錄呢?回顧秘書長工作,浮現在瓦爾德海姆腦海中的是一連串的挫折和失望。但無論如何,他畢竟成功地維持住了地球上每個國家對聯合國這一國際組織的信任。63歲的瓦爾德海姆,身體依然強健,個人的學識和閱歷都處在人生的頂峰,且擁有大多數成員國的支持。於是,在秋季的聯合國大會上,他宣布了自己競選第三任的決定。但他的競選連任遭到了中國代表團的反對。雖然在幾輪投票中他的成績都不錯,但由於中國的態度無可挽回,他便於12月初決定放棄競選。此次雖未達成心愿,但瓦爾德海姆並無遺憾之感。在每一輪投票中他的支持率均高於其他任何一位候選人,他把這看作是聯合國對他工作的一種肯定和補償,因而內心十分平靜和滿足。在該年度聯合國大會的最後一次會議上,所有代表都從座位上站起來,以熱烈的掌聲向瓦爾德海姆告別。這一動人的場景令他久久難忘。
瓦爾德海姆的身體和神經都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如今這一切均已成為過去,他渴望和夫人過一段寧靜鬆弛的日子。他應邀去華盛頓的喬治頓大學作了主講國際關係的客座教授,此外,他還在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和南卡羅來納州的柴普爾—希爾大學任教。這種教學實踐使他與年輕人建立了密切聯繫,同時也使他有時間整理在聯合國十年間積累的豐富個人資料。他的自傳《在世界政治的玻璃宮殿中》的草稿已經完成了。
人物評價
「對庫爾特·瓦爾德海姆先生在第一任任內為聯合國作出的踏實的專誠的服務,表示讚賞,任命庫爾特·瓦爾德海姆先生連任聯合國秘書長……」這是連任任命書的原文,也是對庫爾特·瓦爾德海姆工作的肯定和評價。在瓦爾德海姆任職期間,聯合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避免了超級大國間的武裝衝突和地區性衝突,並為非洲的非殖民主義化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使瓦爾德海姆先生引以為自豪的成就要算是在1973年的中東戰爭中,他及時派遣了一支維持和平部隊。
瓦爾德海姆深深體會到自身責任的重大,常常忘我的工作。他不僅要周旋各國之間,為處理各種政治事務、緩解各種矛盾與衝突而東奔西走,而且要掌管聯合國秘書處分布在各個機構中的一萬多名工作人員的任命,負責主持這一龐大的國際機構的正常運行。很顯然,只這其中之一便足以使人忙得不可開交。
從1945年聯合國成立以來就一直在那裡工作的聯合國副秘書長厄克特說:「從有用而不是熱烈氣氛的角度來說,瓦爾德海姆先生可稱為最好的秘書長。」這位博學多謀、富於創見的英國人認為,瓦爾德海姆成就了所有其他的秘書長所沒有能成就的事情;他幾乎與每個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關係;他能夠使人們以理智的建設性精神走到一塊,然後幫助他們尋求共同利益。
但由於「納粹參軍事件」的影響,晚年的瓦爾德海姆從沒離開過奧地利半步,不少媒體將他比作「維也納最孤獨的老人」。美國政府1987年還將他列入「監控名單」,禁止他入境,直至今日。但是2005年9月去世的納粹獵人維森塔爾曾表示,並無證據表明瓦爾德海姆曾犯下戰爭罪行。[1]
參考文獻
- ↑ 瓦爾德海姆晚年很孤獨. [2013-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