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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廣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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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院院士 | |
| 出生 |
1921年1月31日 山東省定陶縣 |
| 逝世 | 2010年2月24日 |
| 國籍 | 中國 |
| 職業 | 教育科研工作者 |
張廣學(1921年1月31日--2010年2月24日)，回族，山東省定陶縣人，昆蟲學家[1]，中國科學院院士[2]。1946年畢業於中央大學農學系，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張廣學將中國蚜蟲記錄從148種推進到1000餘種，發表9新屬224新種，利用系統演化理論和支序分類學方法突破蚜蟲11科分類系統，建立了13科系統研究世界斑蚜科屬間系統演化，創立4亞科分類系統，首次證明中國植物界的科級、屬級分別與蚜蟲的屬、種級平行演化，提出雜草蚜蟲演化為作物害蟲進而演化為世界危險害蟲生物型的重要事實和論斷，最早提出以基地非耕種指數、生態自然調控機制和生物多樣性作為評選馬鈴薯無病毒原種基地的首要條件，並提出綜合防治蚜傳病毒方法，首次確定了當歸麻口病的病因及用種苗包衣劑防治辦法。
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人物簡介
張廣學，回族，是我國著名的昆蟲學家。他系統研究了蚜蟲學，在系統分類、生物學、系統發生演化理論和害蟲綜合治理方面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張廣學先生共發表論文318篇，專著33冊，曾榮獲全國科技大會重大科技成果獎。此外，他還獲得國家和中科院科技成果獎10餘項，1989年被國務院授予全國先進工作者稱號[3]。1996年獲香港求是科技基金會傑出科技成就集體獎。為我國培養了大批昆蟲學研究人才，其中培養博士生24名、碩士生6名、博士後1名。
人物生平
張廣學，1921年1月31日出生於山東省定陶縣農民家庭，少年時代，由於營養不良，體質太弱，不能直立行走，全靠母親照顧。為了找到適合自己的成功之路，他先是恢復了直立行走，後考入中央大學農學系。
張廣學在大學期間，除了學習外，還參加抗日救國宣傳活動，思想進步很快。1946年，大學畢業，獲學士學位。1946年在四川遂寧農業改進所遂寧棉廠工作，任技佐。1947年調至北平農業部棉產改進處，從事棉花害蟲防治工作;1948年與北平研究院昆蟲研究室合作研究棉蚜，在朱弘復的指導下，張廣學在原來基礎上開始了蚜蟲學研究。當時國內蚜蟲標本、文獻廖廖無幾，經費、條件十分有限，只有鍾鐵森與他一同工作。
1950年，調到北京農業部棉產改進處，在馮澤芳領導下從事棉花害蟲防治工作。一年後調到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由朱弘復指導從事蚜蟲學的系統研究。歷任中國科學院所屬實驗生物所、昆蟲研究所、動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
1984年起，先後任北京昆蟲學會秘書長、中國昆蟲學會理事、常務理事、《昆蟲學報》副主編、《昆蟲知識》主編。1985年起先後任中國植物保護學會第四、五屆常務理事、第六屆副理事長，國家科委發明評選委員會審查員。
1986年任博士生導師。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同年任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1998年任中國昆蟲學會理事長。
2010年2月24日21時整，張廣學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中關村醫院逝世，享年89歲[4] 。
人物成就
張廣學是世界著名的昆蟲分類學家和作物病蟲害防治專家。半個多世紀以來，張廣學系統地研究了蚜蟲學，在系統分類、生物學、系統發生演化理論和害蟲綜合治理方面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
1、系統研究蚜蟲學，將中國蚜蟲記錄從148種推進到1000餘種，占世界已知蚜蟲總數的四分之一;發表9新屬224新種。率先利用數值分類、細胞分類和胚胎特徵進行蚜蟲分類;基於胚胎和胚胎毛序演化規律，研究世界斑蚜科屬間系統演化，創立4亞科分類系統。
2、首次證明中國植物界的科、屬級分別與蚜蟲的屬、種級平行演化。對國際權威R. A. Mordvilko的蚜蟲生活周期型的演化理論提出了重要修訂。1983年出版專著《中國經濟昆蟲志同翅目:蚜蟲類》被國際同行推薦為東亞蚜蟲鑑定的重要用書。
3、最早提出以基地非耕種指數、生態自然調控機制和生物多樣性作為評選馬鈴薯無病毒原種基地的首要條件，並提出綜合防治蚜傳病毒的方法，改進了國際先進技術，使馬鈴薯產量增加了50%。
4、首次確定了中藥材當歸"麻口病"的病因，研製的當歸種苗包衣劑防治"麻口病"效果達98%，創造了筒式栽培法和一整套優質豐產綜合栽培技術，解決了當歸人工栽培中的三大難題，使特等、一等當歸單位生成率由原來的5%提高到57%，累計推廣7.9萬畝，總計純收益3.2千萬元，使上千戶農民走上脫貧致富之路，並對當歸種苗包衣劑不斷改進制成"根保"，在小麥和玉米上實驗成功，在華北、西北和東北等地推廣，使小麥增產達15-30%。
5、對國際權威R. A. Mordviko的蚜蟲生活周期型的演化理論提出了重要修正，提出俄羅斯麥蚜和冰草麥蚜是由同寄主全周期的雜草演化而來的小麥害蟲;結合地球史和生物史提出在演化關係上多食、廣布型的棉蚜，應是寡食性分布型的大豆蚜的祖型，在國際上產生深遠影響。先後出版《我國棉蚜及其預測預報》《中國棉花害蟲》《棉蟲圖冊》《棉花害蟲的綜合治理》等專著，在遼寧省朝陽建立萬畝棉田自控棉蚜樣板。提出植物能夠並且應當作為生物防治因素加以利用的"相生植保"新思路，並指導創製新疆棉蚜生態治理技術，獲得大面積推廣應用。
6、張廣學領導的研究組通過實驗證明:兩個近緣的異寄主全周期型物種--棉蚜和大豆蚜，在其共同的第一寄主鼠李上，於自然界可以偶然雜交;在實驗條件下，易於雜交。且棉蚜()×大豆蚜()和大豆蚜()×棉蚜()兩組合的後代，卻只能在其親代母蚜的第二寄主上生活，其形態也與親代母蚜相似。兩雜交種都能營與親代母蚜相同的異寄主全周期生活。同樣證實了二者雜交的季節隔離、雜交的生境隔離和雜交的生殖隔離。故認為二者仍是獨立的物種。結合地球史和生物史提出在演化關係上多食性、廣布型的棉蚜應是寡食狹分布型的大豆蚜的祖型。
學術影響
數值分類及支序分類
20世紀70年代，張廣學在中國首例將數值分類法應用於蚜蟲研究所得結果與傳統分類方法的結果相符合。他提出，其不相符者有可能作為改變蚜蟲分類學地位的啟示，並提出它可以檢驗近緣物種的親緣程度，很有應用前途。80年代，張廣學利用系統演化理論和支序分類學方法，突破傳統的11科分類系統，建立13科分類系統，澄清了國際上科間及亞科間的混亂現象，發現了從大蚜族Lachnini向長足大蚜族Cinarini過渡的口器類型;對長期爭論的大蚜科的演化位置，提出大蚜科是相對進化單元的有力證據。
染色體分類
| 張廣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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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廣學改進實驗方法得出99種蚜蟲核型，其中71種為首次報道。繪製的核型模式圖，總結了45類基本核型;提出最原始的蚜蟲染色體數目可能是中間類型並朝兩個方向演化。他根據蚜蟲核型染色體帶型研究，提出蘿蔔蚜從蚜亞科轉隸於長管亞科的細胞學證據;根據聲蚜屬的獨特核型參考其形態學上獨有的發音刺和發音網，提出應把聲蚜屬提升為亞族級階元。他還提出桃粉大蚜屬應提升為族級階元。核型特徵還支持前人把分隸於不同亞科的兩個屬Tinocallis和Therioaphis改隸於同一個族。
蚜蟲及其寄主植物關係
張廣學研究中國293種癭綿蚜科、斑蚜科和大蚜科蚜蟲及其寄主植物關係時發現，中國這3科蚜蟲的物種數占世界已知數的24.2%，與中國植物屬數占世界已知數的24.5%相對應。同時中國3科蚜蟲的屬數占世界已知數的55%，恰與中國植物科數占世界已知數的56.9%相接近。表明中國蚜蟲的屬級、科級演化分別與植物科級與屬級演化階元是互相對應的。
對蚜蟲生活周期型演化的新見解
張廣學對國際權威R.A.莫都勒庫(R.A.Mordvilko)的蚜蟲生活周期型的演化理論提出了重要修正。
國際間多數蚜蟲學家認為，棉蚜(Aphis gossxpii Glover)是失去第一寄主和兩性世代的不全周期型。經多年研究，張廣學用實驗方法證明，不全周期的生活可以引導棉蚜產生體色和食性各異的兩個不全周期的生物型;首次發現棉蚜還有3個異寄主全周期的生物型:花椒--棉、瓜生物型;石榴--棉、瓜生物型和鼠李--棉、瓜生物型。根據古生態學、古植物學和化石資料分析，他推斷棉蚜的生活周期演化起源於新生代第三紀，提出花椒--棉、瓜生物型較另二個型更原始。
張廣學對莫都勒庫(Mordvilko)關於蚜蟲生活周期型演化學說用圖解方法提出修正。
他認為，冰川來臨等大氣候變化不是不全周期生物型產生的唯一原因，小氣候變化才是重要原因;異寄主全周期生物型不是蚜蟲生活周期型演化的終結，隨着新寄主的獲得，將會演化為另外的同寄主全周期型，並進一步演化為別的異寄主全周期型，如此循環。如果產生兩個生物型間繁殖隔離，則伴隨的便是新種產生;如果不產生繁殖隔離，則一個種內可以有幾個不同的生活周期型存在。
學術任職
1984年起先後任中國昆蟲學理事、常務理事、《昆蟲學報》副主編、《昆蟲知識》主編
1985年任中國植物保護學會第四、五屆常務理事、第六屆副理事長
1985年任國家科委發明評選委員會審查員
1986年國務院授予博士生導師
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同年任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
1998年任中國昆蟲學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
1999年任貴州大學、山東農業大學和河北大學兼職教授
2002年任瀋陽師範大學兼職教授
個人榮譽
獲得首屆北京國際博覽會金獎[5];
第四屆全國發明展覽會金牌獎[6] ;
全國科技大會重大科技成果獎;
國家科技成果一、二、三等獎各一次;
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一等獎五次;
1989年被評為全國先進工作者;
1996年獲得香港求是科學基金會頒發的"求是獎";
被授予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稱號[7]。
1991年獲國務院特殊津貼[8]。
人物評價
張廣學一生熱愛祖國，獻身科學事業;他治學嚴謹，淡泊名利，學識淵博，做人光明磊落，為後輩學者樹立了很好的榜樣。(中國科學院)
張廣學院士為瀋陽師範大學的發展建設、為動物學科的人才培養和發展建設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最為可貴的是，張院士在校工作期間，把全部的工資都捐出作為學生獎學金，實際上自己沒有拿一分錢。張院士在留給我們豐厚的科研成果同時，留給我們一分重要的精神遺產，令我們肅然起敬，為我們的人生道路指引着方向。(瀋陽師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