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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欽禮
原圖鏈接 來自360搜索 開封地委書記兼蘭考第一書記
出生	1927年
逝世	2004
籍貫	河南蘭考南彰鎮張莊村
職業	黨政幹部

張欽禮，河南蘭考南彰鎮張莊人。1945年參加革命。年輕有為，能說會道。二十二歲就當了考城縣縣長。1954年蘭封考城合為蘭考縣，他當過縣長。1957年反右派時，因說真話險成右派;1959年，為民請命，打成嚴重右傾而免職下放到蘭考農村勞動改造。1962年經平反而重回縣委領導崗位。文革中受到迫害，被周總理所救。文革結束後被打成林彪、四人幫餘黨，至今未被平反。

基本信息

一、一個曾被穆青的《焦裕祿》寫成「焦裕祿親密戰友」的人

張欽禮，河南蘭考南彰鄉張莊人。1945年參加革命。年輕有為，能說會道。二十二歲就當了考城縣縣長。1954年蘭封考城合為蘭考縣，他當過縣長。1957年反右派時，因說真話險成右派；1959年，為民請命，打成嚴重右傾而免職下放到蘭考農村勞動改造。1962年經平反而重回縣委領導崗位。

1962年12月，焦裕祿調來蘭考。張欽禮時任縣委副書記。縣委分工，由張欽禮抓蘭考除三害。成立了「除三害辦公室"。焦裕祿是個好幹部，他一到蘭考，就發現了張欽禮的冤屈、幹勁和才華，和張欽禮結合在一起了。在張欽禮的建議下，焦裕祿大膽給抵制浮誇風、共產風的2000多名幹部平反，使蘭考各級領導班子的面貌煥然一新。張欽禮又受命制定治理"三害"的規劃。焦裕祿和張欽禮齊心協力，帶領幹部和群眾查風口、治沙丘，查洪水走向，排內澇，深翻土壤，治理鹽鹼地，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裡，使蘭考的自然面貌和農業條件發生了巨大變化，人民生活顯著改善。

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逝世。張欽禮此時主持縣委全面工作。一年後的1965年5月上級調來周化民任蘭考縣委書記，不久蘭考搞四清運動。縣委書記去領導四清，分工仍由張欽禮抓面上的生產和工作。此時，新華社記者來蘭考採訪。張自然成了焦裕祿事跡的主要介紹人。

1965年底，穆青、馮健、周原來採訪焦裕祿的事跡，張欽禮就花了大量時間對焦裕祿的事跡做了生動詳細的介紹，一介紹就感動了穆青。穆青聽後，感動地說："我參加工作28年了也沒有哭，這次被焦書記的精神感動得流下了眼淚，這是咱的寶貴財富，我們要重新報道焦裕祿。"他們本來是想報道整個豫東災區的面貌，經過張欽禮介紹後，決定着重報道焦裕祿的事跡。那天晚上7點開座談會，張欽禮了解得最全面，他一介紹，穆青就開始流下眼淚，晚上談到後半夜。穆青被深深地打動了，他才作出報道的決定。《人民日報》宣傳焦裕祿的長篇通訊發表在1966年初，通訊上把張欽禮稱為焦裕祿的親密戰友。

二、主政蘭考,功績卓著

1966年文革爆發，蘭考同樣爆發政局動盪。期間張欽禮一度被批鬥，但是終在毛主席、周總理的保護下,於九一三事件後，當選為開封地委書記兼蘭考第一書記，再次帶領全縣人民恢復了落實藍圖的戰鬥。

從1973年到1977年，是蘭考人聚精會神搞建設的四年。僅1973年，全縣共挖大小排水河道125條，配套支渠154條，拆除阻水工程164處，共完成1171萬土方，基本達到排水暢通。全縣治沙造林共計19萬畝，占沙荒面積的80%治理鹽鹼地22.7萬畝，占鹽鹼地的86.3%。至此，蘭考的"風沙、內澇、鹽鹼"三大災害再也不能為非作歹了。1973年秋，省委書記劉建勛、中商部部長姚依林等領導人花了5天時間考察了蘭考的路、河、橋、閘、林、田，看到昔日逃荒要飯的重災區的確成了魚米之鄉、錦繡江南，感慨萬千，直誇張欽禮，讚佩焦裕祿。

劉建勛他們不知道，張欽禮帶領的幹部們，為了治沙治水，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和病痛。這批跟着焦裕祿、張欽禮一再受批鬥的幹部都是與普通農民一起勞動的。群眾身上有多少泥，他們身上就有多少泥。久而久之，這些幹部的腿上就成了"一無二有"：腿上無汗毛，膝蓋骨以下有數不清的血口子。腿上的汗毛是被黃河泥粘掉的。俗話說，跳進黃河洗不清，是說黃河的水質粘稠。年輕人到了冬天，還能長出汗毛來，上了年紀的人就長不出來了。血口子是被黃河水浸過來泡過去，泡掉了表皮保護膜，形成乾裂的口子。血口子裂開了長住，長住了又裂開，到冬天就脫一層皮，他們就是這樣的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利用黃河水灌淤，把沙荒鹽鹼地改造成良田的。

三、 沿途祭拜,萬人空巷

2004年4月7日張與世長辭。

這樣一個人，得到群眾擁戴的人，群眾祭拜他時，靈車都走不動了，"張書記回來了，張書記回來了"。靈車走到跟前，一個人喊：跪吧！"撲踏"幾百人就跪下了。蘭考這個街走了四個多小時，原來估計只有30分鐘就走完了。走完縣城，本來可以直着走去張欽禮家，但是有許多群眾早就在路上等着了。那是國道，為了不影響交通，堵塞道路，抄小路走了。路邊等待的幾千農民又連夜趕到他老家。下葬的時候，為了不引起人員傷亡，又提前改葬。因為光是蘭考縣城就有十萬人，加上全縣農村趕過來的人，如果下葬如期舉行，就會聚到十五萬人以上。張欽禮家鄉是一個一千人的村子，如果擠入十幾萬人，必然要出事故，或者把人踩傷，或者踩壞莊稼。五月二十幾號，小麥快成熟了，不能給群眾造成損失。張欽禮是5月7號去世，5月13號火化.

所以，張欽禮的喪事是一喪三改，改喪期，改道路，改埋期。結果，張欽禮埋的時候連一般農村的農民的葬禮都不如。現在的喪事是大操大辦，大收禮，但張欽禮的是一分錢不收。這二十多年來，葬禮的規格越來越高，場面越來越排場。但是，參加張欽禮喪禮的，不管你是什麼人，都是大鍋熬菜，不夠就用方便麵。我在悼詞中給他戴了四頂帽子，前三頂是老百姓給戴的，"張青天"、"新包公"、"活地圖"，再加上《人民日報》的通訊中稱他是焦裕祿的親密戰友，這算第四頂帽子。我給他總結有三個無人可比：共和國開國以來對蘭考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貢獻無人可比，樹立焦裕祿這個典型的功勞無人可比，勤政廉潔一塵不染的作風還無人可比。

在二十四史當中，也就是中華文明五千年來，記載地方官逝世的，也只有《明史》里的海瑞。書上說：海瑞病故在縣令任上，百姓載道焚香，沿途祭拜，哭聲動天。

張欽禮呢，700年以後的2004年，地方官里又出了個張欽禮，也是百姓載道焚香，沿途祭拜，哭聲動天，仍然是這樣。這個場面比海瑞的恐怕還大。海瑞是病故在現任上，張欽禮是離開任上27年後，我說這就超過了海瑞。

四、功過是非,任後人評說

1976年周總理和毛主席相繼去世，接着"四人幫"被捕。1979年12月24日，張欽禮被商丘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     徒刑13年，判刑時的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緊跟林彪、四人幫和反黨亂軍"；迫害老幹部（指秦一飛、周化民）；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祿事跡，欺騙全黨，欺騙全國人民的欺騙罪；而且再一次，蘭考縣、公社、大隊三級幹部1200多名被捕入獄，並且被正式判刑。

張欽禮
原圖鏈接 圖片來源百度 張欽禮

張欽禮在新安監獄服刑時，蘭考的幹部、群眾、勤雜人員、小商小販及機關食堂的炊事員等，他們很不容易湊夠路費，費了很多周折，去新安探望張欽禮。東壩頭是一個很窮的小村，全村人湊錢，選出了兩位代表，買了幾斤水果糖，去探望張欽禮。他倆對張欽禮說，「全村的人都知道你在這裡坐牢，選縣長時，全村有二十六人投了你的票。」有四名在不同地方以爆玉米花為生的蘭考農民，相約在同一時間去探望張欽禮。他們能為他帶的禮物就是各自買了兩個燒餅，每個燒餅里夾兩根油條。監管人員向他們要介紹信，他們說沒有，又問他們和張犯是什麼親戚關係，他們說也沒有任何關係。「那你們為什麼來探望他？」監管人員不准他們進來。四位農民一起跪在監獄門口，不走也不起來。他們說，張欽禮是他們的老縣長，他為蘭考人民坐監獄，他在蘭考時，他們不會向他跪下，現在跪下是向他行大禮。這位監管人員被感動了，把張欽禮叫了出來。張欽禮看到這四位不相識的農民，每人手中捧着兩個夾油條的燒餅，也立即向他們跪了下來。五個人說不出一句話，只是相對痛哭。在一旁的那位監管人員也泣不成聲。

張欽禮同志刑滿出獄後，在耄耋之年，以對黨對人民對歷史負責的高度責任感和嚴肅態度，忍受着心臟病、胃病的折磨，把他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坎坷多難的革命歷程，如實地寫出了二十多萬字的記載，為共和國史特別是河南省國史研究和編纂提供了真實珍貴的資料。張欽禮同志在法庭上、監獄中，都大義凜然，堅貞不屈，對妄加之罪一一據實據理駁斥，維護了黨的實事求是原則。他對昔日同志摯友中在壓力下說假話、違心話，不敢堅持真理的失節行為，不論職務多高名聲多大，一個都不寬恕地當面給以辛辣諷刺和嚴肅批評，充分表現出剛直不阿的共產黨人的革命風骨。

被官方認可，尚在路上

全國記協於上世紀90年代在北京、長沙、杭州三次召開全國會議，均特邀張欽禮同志與會，坐主席台並講話 。張同志的發言，多次贏得全場雷鳴般的掌聲。

上世紀90年代中葉，全國記協秘書長一行數人，前往開封採訪張欽禮同志。為表達對張欽禮同志的敬意，贈送龍泉寶劍一把，舉行了贈劍儀式。採訪報道張欽禮同志的實際見報後，全國絕大多數省市的許多新聞媒體紛紛轉載。有由許多媒體派人多次採訪報道張欽禮同志的事跡。

當時已年近八旬地張欽禮同志，仍未得到平反。沒有工資，全靠兒女供給 生活費。患肺癌期間，蘭考人民凡是知情欽禮同志病情者，家家牽掛，戶戶淚啼，成群結隊，不遠數百里到鄭州醫院探病者逾兩千人。紛紛捐助醫 療費，張欽禮家屬一一據收。近年來新聞出版界登門採訪者絡繹不絕。已先後寫出兩本十五萬字以上的《張欽禮傳記》初稿。儘管都為張欽禮同志鳴冤喊屈，歌功頌德，但由於在觸及一些歷史的關鍵問題上，怕擔風險， 迴避事實，均被欽禮同志婉言謝絕付梓。這更顯示出張欽禮同志對歷史負 責對人民負責，不顧個人恩怨地十的高貴品質。我們相信被歪曲的歷史終 有一天要還其本來面目，對張欽禮同志做出公正評價。人民期待着反映歷 史真實的《張欽禮傳記》早日問世。

永遠活在百姓心中

2004年5月17日，河南蘭考發生了一件舉世無雙、空前絕後的大事。十餘萬蘭考群眾跪地哭祭他們的老書記張欽禮魂歸蘭考。毛主席、周總理去世時，蘭考曾經有過這種場面。他們功高蓋世、澤被人民，普天同哀，理所當然.

焦裕祿去世時，蘭考也曾經有過這種場面。他帶領蘭考人民，奮不顧身，治理"三害"，以身殉職，成為縣委書記的學習榜樣，蘭考人民深情緬懷，合情合理。但是，張欽禮在1978年被捕入獄，被判13年徒刑。出獄後既無黨籍，又無公職，三無基本生活保障，靠兒女贍養。這樣一位勞改釋放犯，這樣一位已經從蘭考公眾生活中消失了27年之久的老書記，在這樣一個有奶便是娘的時代，在既無政府號召、又無媒體公告的情況下，在喪禮的組織者一再低調處理，一改喪期、二改道路、三改埋期，儘量迴避群眾參與的情況下，單靠自發地口口相傳，怎麼能夠聚集起十餘萬蘭考群眾，讓他們放下工作，沿路跪地哭祭呢？此情此景，舉世無雙，空前絕後，"驚天地，泣鬼神"！

人物新評價

蘭宣［1980］9號

關於要求糾正《焦裕祿》通訊中失真情節的報告

地委宣傳部並省委宣傳部：

今年6月，由新華出版社出版的穆青等著的人物通訊集子《焦裕祿》在我縣出售後，引起強烈議論。輯入本集首篇的《焦裕祿》一文(即1966年2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雖然劃掉了張欽禮的名字，但有關張欽禮欺世盜名，塞進通訊中的情節，依然隻字未動。這就使人揣猜質疑，尤其「文化大革命」中曾跟隨張欽禮犯錯誤的人，認為上頭還有人替張欽禮說話。張欽禮的案還有翻的希望。所以，有些人乘機串聯，開會密謀，製造輿論，擴大影響，替張欽禮翻案，干擾破壞蘭考安定團結的大好形勢。根據廣大幹部群眾的強烈要求，我部受縣委委託，對《焦裕祿》一文中失真情節再次進行查證落實，寫出報告，盼望得到妥善解決。

焦裕祿是全國影響較深的典型。他帶領蘭考人民同風沙、鹽鹼、內澇三害鬥爭的事跡永放光彩。他不愧是蘭考人民的好書記，不愧是縣委書記的榜樣，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十幾年來，焦裕祿精神對全國人民尤其對各級領導幹部思想革命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在當前學習「準則」恢復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學習焦裕祿革命事跡更有其深刻的政治意義。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在宣傳焦裕祿革命精神上起了積極作用，使焦裕祿光輝形象，煜耀中華，深入人心。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

然而，由於采寫中偏聽偏信，通訊中寫進了張欽禮打擊別人，抬高自己，撈取政治資本所編造的謊話，也帶來了一定的副作用。正如蘭考的群眾說：中央出了個「親密戰友」害苦了全國人，蘭考出了個「親密戰友」害苦了蘭考人。這話凝聚了蘭考人十幾年來的血和淚。所以，在恢復發揚黨的實事求是優良作風的今天，蘭考人民對張欽禮以欺騙手段塞進《焦裕祿》通訊中的假東西，強烈要求澄清事實，剔除虛假，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絕不允許讓張欽禮這個政治騙子從中叨光。

實際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1966年2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後，蘭考縣的廣大幹部、群眾，就對張欽禮欺騙記者，塞進通訊中的假材料，撈得「親密戰友」的問題，向有關單位做過多次反映。張欽禮對群眾得意感到恐慌，為了保住「親密戰友」桂冠，他把群眾對他的意見統統說成是反對焦裕祿。11月間，張欽禮親自跑到省里，向原省委負責人劉建勛、王維群等人匯報：有人要砍焦裕祿這面紅旗，要求提前在蘭考開展「文化大革命」。劉建勛、王維群於11月25日下令叫蘭考提前開展「文化大革命」。之後的十幾年，圍繞所謂「樹焦」與「反焦」，圍繞「張欽禮到底是不是焦裕祿的親密戰友」，蘭考經歷了殊死的搏鬥。

通過嚴酷鬥爭，廣大幹群更加看清了通訊中冠以「親密戰友」的張欽禮，根本不是焦裕祿的親密戰友。蘭考的幹部和群眾，不顧政治上的打擊陷害，冒着身家性命危險，據理向上級反映張欽禮欺騙記者，騙取焦裕祿「親密戰友」的問題。但無論怎樣反映，始終沒有得到解決。1977年10月縣委副書記陳承興和焦裕祿的愛人徐俊雅同志到北京專門找到穆青同志，當面反映了通訊中有關失真地方。可是仍未引起重視，而又於1980年春重新編排再版，依然保留有關失真情節的《焦裕祿》通訊，發行全國。

「四人幫」垮台3年之久，黨中央一再強調恢復發揚黨的實事求是優良作風，為什麼穆青同志對蘭考黨組織和蘭考群眾的意見不屑一顧，把通訊《焦裕祿》劃為禁區，錯誤的地方也改動不得，繼續讓假的充真，這實在令人困惑不解其意。

現將通訊中的失真情節報告如下：……

（原報告的內容從略。其內容主要是我在當時所提出來的那些，不過，這是經過認真調查的結論。）

中共蘭考縣委宣傳部

1980年9月9日

在這之後，又有開封地委、蘭考縣委的知情人，當事人簽名的給「鄧副主席、胡耀邦總書記、趙紫陽總理並中紀委、中宣部的長信，反映如縣委宣傳部文件中所提的同樣的問題。這個長長的簽名里有焦裕祿的夫人徐俊雅。名單如下：

秦一飛、周化民、張維新、程世平、劉呈明、張保田、馬宗文、孫天相、吳芙蓉、劉長友、陳承興、孟慶凱、孫理性、霍雲雷、張清潔、徐俊雅、李耀南、張玉合、趙文選、孫培謀、繩尚武、周長安等人。

我們的「蘭考問題調查組」就大通訊報道失真的上述問題又做了詳細認真的調查，從1980年10月7日至1981年1月5日，用了近3個月時間調查知情幹部，群眾共68人證明：蘭考縣委宣傳部和許多同志向中央寫的報告所述事實全是真實的。

圍繞焦裕祿、張欽禮周圍的謊言和真相<?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前言

與對雷鋒的宣傳不同，在對焦裕祿的宣傳背後一直存在着關於「失真」的紛爭。這場紛爭到目前為止已持續了四十七年之久，仍然沒有平息的跡象。

對於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以下簡稱大通訊）的一些非議早在大通訊播出前後就已經開始了，只不過沒有公開而已。這些非議的主要觀點是：大通訊的一些情節「嚴重失真」，而「嚴重失真」的原因是：焦裕祿事跡的主要提供者張欽禮在介紹焦裕祿事跡時參雜了太多的假話。如：對焦裕祿的評價太高、把蘭考面貌改變寫的太好，最不能接受的是，大通訊把張欽禮樹為焦裕祿的「親密戰友」。

實質上，非議的焦點就在張欽禮這個人身上。張欽禮是焦裕祿主政蘭考時的縣委副書記，主抓「除三害」工作。焦裕祿逝世後，積極宣傳焦裕祿的感人事跡，最終促成大通訊《焦裕祿》的問世。

1966年12月，蘭考文化大革命爆發，兩張矛頭指向大通訊和張欽禮的大字報貼向蘭考街頭，爭議由機關走向了社會，圍繞這些爭議，蘭考分成了兩大派。一派以張欽禮為首，另一派以縣委書記周化民為首。隨着文革運動的反覆，這兩派時而上台掌權，時而下台挨整，不斷地「翻燒餅」，積怨越來越深。

文革結束後，在清理「四人幫」和「三種人」運動中，張欽禮這一派被徹底打翻在地，張欽禮也被捕入獄，判刑十三年。但是，這並沒有使紛爭結束，只是使紛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就在張欽禮被判刑的幾乎同時，大通訊《焦裕祿》的作者，新華社社長穆青重新出版了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文中除了將張欽禮三字改為副書記以外，基本沒有改動。這就招致已經掌權的反張欽禮派的不滿。他們多次以聯名寫信的方式向省委、中央反映大通訊《焦裕祿》的「嚴重失真」的情況，要求穆青認真修改，甚至用縣委紅頭文件的形式向省委打報告，但是穆青根本不予理睬。

在大通訊《焦裕祿》的作者穆青、周原的積極活動下，張欽禮於1988年底被提前釋放。在張出獄後，穆青以中國記者協會領導身份來開封看望慰問張，稱他宣傳焦有功；1998年2月23日，他邀請張作為特邀代表到北京參加＜中華新聞＞創刊50年座談會；1998年10月25日，＜消息日報＞上發了穆青與張欽禮的合影。

張欽禮自始至終都沒有認罪，出獄後一直向中央申訴，但開封地委拒絕受理。

張欽禮於2004年年5月7日逝世，蘭考有十萬群眾自發為他送葬。現在，張欽禮的墳墓周圍，有來自山東、河北、河南、主要是蘭考人立的石碑、大理石碑有六十多塊，成了一片碑林。有的碑上刻有幾百人的名字。

張欽禮的逝世並沒有使紛爭就此平息，支持張欽禮的人們不斷地用多種方式為張欽禮伸冤呼籲，這些人中，有大通訊的作者穆青和周原以及周原的夫人陳健，有當年與焦裕祿張欽禮一起工作的幹部群眾，甚至還包括焦裕祿的子女。就連撰寫《焦裕祿傳》的作者、電視連續劇《焦裕祿》的編劇、和央視《百家講壇》「焦裕祿」的主講人，在講述焦裕祿事跡時，都若明若暗地替張欽禮說話。

與此同時，反對張欽禮的人們也沒有因張欽禮的逝世而罷休。2009年元月，任彥芳寫的《焦裕祿身後：我與蘭考的悲喜劇》出版了，書的封底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推介詞。該書詳細介紹了有關大通訊《焦裕祿》「嚴重失真」和作者眼中張欽禮的種種「劣行」。其中正式列入「失真」的有13處，間接提到的失真有兩處。

幾乎在同時，陳健發表了《為張欽禮所作的申訴和補記》對任彥芳進行了反駁，

2009年4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到蘭考視察。接見的名單中除了焦裕祿的家屬外，還有一個特殊人物，就是給焦裕祿拍過照片的原蘭考縣委宣傳幹事劉俊生，劉俊生是支持張欽禮一派的，也曾被定為「三種人」。據劉俊生透漏，習近平曾向他問及張欽禮的情況。對話原文如下：

習：「當年和焦裕祿一起帶領幹部群眾除『三害』的那位縣委領導是誰？」

劉：「縣委副書記張欽禮。」

習：「這位同志還在嗎？」

劉：「不在了，他去世了。」

當時的河南日報在宣傳焦裕祿事跡的報道中還出現了一段焦裕祿和張欽禮對話。

2009年8月，題為《舊傷未平新創深——初評任彥芳<焦裕祿身後----我與蘭考的悲喜劇>》的文章在網上發表，開始了對任彥芳的焦裕祿身後：我與蘭考的悲喜劇》一書展開又一輪的反擊。

2010年元月20日，任彥芳在香港《領導者》雜誌發表《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功績與失誤，開始了新一輪的論戰。

2012年10月，電視劇《焦裕祿》開始播出，人們注意到，被指責為失真的一些事實情節在劇中仍然得到了表現，而且還出現了一個以張欽禮為生活原型的正面人物縣委副書記張希孟。

2013年6月，有人發表了任彥芳從海外發來的郵件，繼續重複對焦裕祿宣傳中「失真」的指責。

雙方論戰的文章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往往不能對對方的論點進行直接地有理有據地反駁，各說各話。比如對於任彥芳列舉的十三處失真問題，大通訊的作者周原，是通訊的第一採訪記者和作者，應該最了解情況，但對於任彥芳的挑戰，只用一句「不值一駁」來回應。對此，陳健對記者道出了自己的無奈」一一反駁這些細支末葉需要很多筆墨，而自己已經八十多了，無力和任彥芳打這種筆墨官司了」。至於曾經和焦裕祿張欽禮一塊工作的一些支持張欽禮的幹部和群眾，也都已經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同樣存在這樣的無奈。另一方面，任彥芳對別人的反駁，不管多麼有理有據，一律不予回應，在文章中照舊重複已被駁倒的內容。看來，要結束這場論爭，還有待時日。

經過梳理，針對焦裕祿事跡宣傳中的質疑問題分列如下：

1 焦裕祿的家庭出身是貧農還是中農

2 焦裕祿是不是到蘭考第二天就下鄉了

3 焦裕祿與張欽禮深夜談心之事是真是假

4 焦裕祿召開的車站之夜縣委會一事是否存在

5 車站之夜縣委會上是否學習了毛主席著作

6 回憶革命傳統的常委會是否召開過

7 馬福重是不是革命烈士

8 一個月犧牲9個區長是否事實

9程世平有沒有提出過「裝潢計劃」

10焦裕祿有沒有批評過程世平：「坐在破椅子上就不能革命嗎」

11焦裕祿的病床枕下有沒有兩本書

12焦裕祿有沒有對張欽禮講過臨終遺言

13焦裕祿有沒有送張欽禮一張自己的照片

14焦裕祿提出的藍圖在1966年是不是已經變成了現實

15焦裕祿事跡宣傳中有沒有誇大蘭考面貌的變化

16焦裕祿是否說過「張欽禮不合作，要求調離張欽禮」

17張欽禮狀告焦裕祿裝修縣委招待所一事的真偽

18張欽禮狀告焦裕祿購買議價糧的真相

19張欽禮有沒有去鄭州和焦裕祿遺體告別

20張欽禮為什麼未參加在鄭州召開的焦裕祿追悼會

21張欽禮為什麼未參加在蘭考召開的焦裕祿追悼會

22焦裕祿是否執行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路線

23張欽禮是否在省沙區造林會議上率先宣傳了焦裕祿的事跡

筆者本着實事求是、客觀公正的原則對這些問題進行了一些調查研究和分析後，寫出了這篇文章。本文力求用確鑿的事實證據和嚴密的論證邏輯對這些問題進行考證，使事實真相最終大白於天下。

詳細內容見http://blog.sina.com.cn/s/blog_a4aa7ff80101s1ym.html

下面是部分內容：

焦裕祿第一次下鄉的日期問題

大通訊在寫焦裕祿剛來蘭考時，有這麼一句話：「第二天，當大家知道焦裕祿是新來的縣委書記時，他已經下鄉了。」而任彥芳的《焦裕祿身後》一書卻對此事進行了質疑。

任彥芳在書中說：「據縣委日誌查，焦書記<?xml:namespace prefix="st1"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xml:namespace>12月5日到蘭考，參加了縣三級幹部會貫徹八屆十中全會精神，12月7日，三級幹部會結束；焦裕祿在會後總結三天，之後即12月11日到17日到老韓陵訪問調查；「。按這個說法，焦裕祿是第七天才下鄉的，其依據是縣委工作日誌。

另外，《焦裕祿在蘭考的日日夜夜》一書明確記載：12月6日焦裕祿到蘭考報到，12月8日，焦裕祿和縣委辦公室幹部張思義來到災情嚴重的城關區。按這個說法，焦裕祿是第三天下鄉的。

這樣，焦裕祿到蘭考第一次下鄉就有了三種說法：第二天、第三天和第七天。到底哪一種說法正確呢？

首先應該否定的是「第七天說」。因為「第七天說」的依據，縣委工作日誌的記載並不可靠。

例如，縣委工作日誌記載的「焦裕祿於12月5日來到蘭考報到」就是錯誤的。大量資料說明焦裕祿是12月6日來到蘭考的。

1 《焦裕祿在蘭考》一書中就明確指出焦裕祿到蘭考「這一天，是1962年12月6日」。

2 謝翠蘭在《焦裕祿關心檔案工作》中也說：「1962年12月6日，焦裕祿肩負着黨的重託來蘭考任縣委書記。」（檔案管理1990年05期）

3 原蘭考縣委新聞幹事劉俊生在接受鳳凰衛視時說：「焦裕祿來的時候是1962年12月6號（鳳凰衛視6月20日《我的中國心》」）

4 《焦裕祿在蘭考的日日夜夜》明確記載：「1962年12月6日 焦裕祿到蘭考縣委報到。」

所以說焦裕祿12月6日來蘭考已為人們所公認，縣委工作日誌記載的12月5日顯然有誤。筆者推測，12月5日很可能是焦裕祿調令上的日期。

據《焦裕祿在蘭考的日日夜夜》一書記載：「12月10日至14日 焦裕祿帶領社教工作組到韓陵公社進行調查研究，指導運動開展。」很可能是任彥芳把縣委工作日誌上的這一記載誤認為是焦裕祿這一天才去的老韓陵。當然，這也是筆者的推測。

「第三天說」，與大通訊的「第二天說」一樣，都可以證明焦裕祿具有深入基層重視調查研究的工作作風。一天之差，對於宣傳焦裕祿，不存在實質意義上的不同。

但是，長期以來總是有人拿這個問題來糾纏不休，企圖以此證明大通訊的所謂「嚴重失真」。因此把這件事弄清楚還是很有必要的。

應該說，支持焦裕祿第二天就下鄉了的證據是非常充分的。

人民日報在1966年2月28日第六版發表了署名為蘭考縣瓜營公社社長張士義的文章《焦裕祿同志的二三事》，該文披露了焦裕祿第一次下鄉的具體經過。

「一九六二年冬天焦裕祿同志來蘭考任縣委書記的時候，我正在蘭考縣委辦公室工作,……焦裕祿同志到蘭考的第二天，他就深入到城關公社老韓嶺大隊。那次是我跟他一起去的。

縣委辦公室幹部張士義是當年與焦裕祿一起下鄉的當事人，它的證言無疑是最有力的。

那麼，有沒有可能張士義把焦裕祿來蘭考的日期弄錯了，以至於把第三天誤認為第二天呢？

張欽禮的證言徹底否定了這一可能性。

張欽禮在一篇回憶焦裕祿的文章《我們的好班長》（發表於人民日報1966年2月19日第二版）中說：「我是在縣委會上第一次見到他的。………我一知道他是新來的縣委書記焦裕祿同志時，便徑直地去找他，他不在屋。第二天又去找，他已經下鄉走了」

焦裕祿在來到蘭考的當天晚上就參加了縣委會，張欽禮所說的縣委會，顯然就是這次縣委會。張欽禮的回憶和張士義的回憶不謀而合，證明焦裕祿確實是第二天就下鄉了。

第三條證據是時任城關區區長的卓興隆的回憶。卓興隆回憶說：「一個嚴寒的早晨，……我望着滿天的黃沙正在出神，縣委辦公室的張士義和另外一位同志走進門來。老張向我介紹以後，才知道他是剛剛來到的縣委書記焦裕祿同志。」（卓興隆「他教我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引自《回憶焦裕祿 2》 1966年2月 ）卓興隆的回憶證明了，他第一次見到焦裕祿是在一個早晨。但他並沒有說明是那一天。不過我們藉助於另外一條史料就可以確定這一天的準確日期。

《焦裕祿在蘭考的日日夜夜》記載：「12月7日 焦裕祿在三級幹部會上講話」。焦裕祿在三級幹部會上講話時，作為城關區區長的卓興隆，顯然是應該出席會議的，也就是說，他在12月7日的會議上見到了焦裕祿。根據卓興隆上面的回憶，他早晨第一次見到焦裕祿的時間，應該早於12月7日會議上見到焦裕祿的時間。所以卓興隆早晨見到焦裕祿、張士義的日期就應該是12月7日。這就又一次證明了焦裕祿確實是第二天就下鄉了。

在大通訊發表後的一兩個月內，相繼出版了兩本詳細報道焦裕祿事跡的書。分別是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焦裕祿在蘭考》和河南人民出版社的《焦裕祿》。這兩本書都是作者們在蘭考各自進行了深入採訪後寫作而成的。書中披露了大量尚未人知焦裕祿事跡，其中就涉及了焦裕祿第二天就下鄉了的事實。

《焦裕祿在蘭考》一書雖然署名是中共蘭考縣委編寫組，但真正的作者是中國青年報記者張羽。書中說：

「……當天晚上，縣委開會，研究當前的災情和救災工作，焦裕祿同志也出席了會議。……。第二天一早，他來到縣委辦公室，打聽了一下，知道縣裡城關公社災情最重，就和一個同志，騎着自行車，直奔城關公社。……」（引自《焦裕祿在蘭考》中共蘭考縣委編寫組 1966年4 月）

《焦裕祿》一書的第55頁有一段關於焦裕祿下鄉的記述：

「晚上，他參加縣委會議後，回到辦公室。………那個同志說到這裡，焦裕祿笑了笑說………你告訴辦公室主任，明天咱就組織一些同志下去，摸一摸情況。

第二天，當人們還不知道新來的縣委書記是誰時，他已經帶着幾個同志，到災情最重的城關公社老韓陵大隊考察災情，調查研究去了。」

《焦裕祿》的作者之一是原蘭考縣委辦公室副主任張清潔，這個描述應當是十分可靠的。

上述五篇文章均發表於文革前的1966年2月到4月，不會受文革派性恩怨的影響，因此，可信度極高。

這五條證據互相印證，已構成完整的證據鏈。所以說，大通訊里的 「第二天，當大家知道焦裕祿是新來的縣委書記時，他已經下鄉了。」 這句話是有充分事實依據的。

那麼焦裕祿第三天下鄉說又是怎麼回事呢？

其實，首次提出焦裕祿第三天下鄉的並不是《焦裕祿在蘭考的日日夜夜》這本書。早在1964年11月20日，由新華社記者張應先等采寫的《焦裕祿忠心耿耿為人民》新聞稿中，就第一次提出：「他到蘭考縣的第三天，就深入基層進行調查研究………」。

對於這種說法最先公開表示異議的是張欽禮。他回憶說：「他來到蘭考還沒有安排停當，就到城關公社去調查研究。」。（張欽禮《學習焦裕祿同志的革命精神，改變蘭考的自然面貌》 河南日報 1964年12月19日）這裡，張欽禮沒有沿用「第三天」的說法，而是用「還沒有安排停當」委婉地表達了對「第三天」說法的不同意見。

後來，穆青等人采寫通訊「焦裕祿」時，張應先等寫的《焦裕祿忠心耿耿為人民》新聞稿已發表一年了，穆青也專門看過這篇文章。沒有真憑實據，他是不可能憑空修改這個情節的。所以，穆青應該是確有把握後才推翻「第三天下鄉說」而採用「第二天下鄉說」的。

1990年，《焦裕祿在蘭考的日日夜夜》出版，該書又重新採用了「第三天下鄉說」。書中說，焦裕祿12月6日來到蘭考，12月7日焦裕祿在三級幹部會上講話，12月8日焦裕祿和張士義來到城關公社。從此，眾多宣傳焦裕祿事跡的文章大都沿用了「第三天下鄉說」。

看來，沒有一定的把握，這本書也不會輕易改變大通訊的「第二天下鄉說」的。

「第二天下鄉說」與「第三天下鄉說」，到底哪個是真的呢？

最終揭開這個謎底的是時任縣委辦公室幹部的劉俊生。他回憶說：「當時縣裡正在開三級幹部會，我和張士義分到城關公社這一組。因為城關公社機關離縣城很近，小組討論時會場就設在城關公社機關。12月7日一早，焦裕祿就和我、張士義等人去了城關公社。焦裕祿與老韓陵大隊的幹部們在一起，參加了一上午的會議。」

這樣，我們就明白了，兩種說法的分歧在於對「下鄉」一詞的理解不同。「第二天下鄉說」認為：12月7日焦裕祿來到城關公社這個基層單位，利用參加小組討論的方式進行了調查研究，就是「下鄉」了。而「第三天下鄉說」則認為：城關公社機關離縣城太近（離火車站僅有4里地），焦裕祿去城關公社不能算「下鄉」，只能算是參加三級幹部會。

這樣看來，兩種說法所依據的事實都是一樣真實的，只是由於對「下鄉」一詞的理解不同,才產生了「第二天下鄉說」與「第三天下鄉說」兩種不同的說法。所以我們可以說，兩種說法都是可以成立的，大通訊在這個問題上不存在什麼「失真」的錯誤。

焦裕祿的枕下遺物之謎

大通訊里有這麼一句話，焦裕祿死後，「人們在他病榻的枕下，發現了兩本書：一本是《毛澤東選集》，一本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任彥芳的《焦裕祿身後》一書卻對此事進行了質疑。任彥芳在書中說：為此情節，我找到焦裕祿的大女兒焦守風，守鳳說：「我爸爸去醫院什麼書也沒有帶。他臨終對我說：『……你已經工作了，爸爸沒有什麼禮物送給你……家裡的那套《毛澤東選集》，就算送給你的禮物吧。'爸爸死後，是我和媽媽收拾爸爸遺物，他的枕頭下哪有《毛澤東選集》和《共產黨員的修養》啊？大通訊上寫得不對。」

任彥芳引用焦守鳳的話作為自己質疑的證據，看起來非常有力，沒有什麼毛病可挑剔了。那麼，大通訊說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下面這些更為有力的證據說明，毛澤東選集》和《共產黨員的修養》確實是焦裕祿逝世後在醫院留下的遺物。

「省委、地委的負責同志，曾多次去醫院探望他，有時還見他拿着毛主席著作，在用心地學習。（《焦裕祿在蘭考》中共蘭考縣委編寫組 1964年4月）」

時任開封地委組織部長的王向明回憶說：「想起焦裕祿同志危重住院的時候，就好像看到他一手按着肝部，一手拿着毛主席著作在學習。」（王向明《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河南日報1966年2月）

焦裕祿夫人徐俊雅在回憶文章《永遠的懷念》中說：「老焦在身體極度虛弱，生命的最後一息，還要堅持每天學習毛主席著作，……」（化漢三《難以忘卻的懷念》1992年12月）

時任河南醫學院內科教研組副主任的段芳齡回憶說：「……他似乎已經知道患的是不治之症，但他仍然堅持學習毛主席著作。他枕頭下的兩本書《毛澤東選集和《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他必讀書籍。」（段芳齡《他頑強地和疾病作鬥爭》）

《焦裕祿在蘭考》一書收錄了焦守鳳《回憶爸爸》一文，該文回憶，焦裕祿曾對焦守鳳說：「小梅，你從我手裡繼承的只有黨的事業，別的什麼也沒有……我留給你的，只有一部《毛澤東選集》。不過我手邊的這一本，現在還不能給你，當我活着時，我還要學習毛主席著作……《毛澤東選集》就作為我留給你的紀念品。你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那裡邊，毛主席會告訴你怎樣工作，怎樣做人，怎樣生活……

1990年，焦守鳳接受記者王鋼採訪時說，父親說：「爸爸工作幾十年，也沒啥好留給你的，這套《毛澤東選集》、這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給你，毛主席會教你怎樣工作，怎樣做人。……」(王鋼：《爸爸的凝視---訪焦裕祿的女兒焦守風焦守雲》河南日報1990年5月16日)

請注意，這裡焦守鳳轉述焦裕祿說的是「這套《毛澤東選集》、這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給你」，「這套」、「這本」這兩個詞恰好證明了毛澤東選集》和《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兩本書是存在於焦裕祿身邊的。

二十多年後的2012年，一篇採訪焦裕祿二女兒焦守雲的通訊報道又提到了這件事：「在彌留之際，焦裕祿把大女兒焦守鳳叫到了身邊，把一本《毛澤東選集》和一本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交給她說：「你要好好學習，書裡邊會教你怎麼工作，怎麼生活。」「（《天上一顆星地上一個丁》作者：謝中來源：《刊授黨校》2012.7）

上述不同時間、不同人物提供的事實互相印證，有力地證實了這麼一件事：焦裕祿住院期間確實是把《毛澤東選集》和《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帶在身邊的。

2014年5月14日是焦裕祿逝世50周年紀念日。這天的河南日報發表了記者李旭兵採訪樊鏡珍等人的文章《焦裕祿生命中的最後 53天》文章中出現了一句至關緊要的話：「焦裕祿去世後，樊鏡珍整理物品時，在他的枕下發現兩本書：一本是《毛澤東選集》，一本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正是這句話，給了在焦裕祿枕下遺物問題上造謠生事的任彥芳之流以致命一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