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吏如塔聳人間(水兵)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循吏如塔聳人間》是中國當代作家水兵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循吏如塔聳人間
——唐州好官趙尚寬與北宋兩大文豪的新渠新田詩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像天下所有的河流一樣，這是一條母親河。她所有的風情就是這片土地的風情，她所有的苦難和榮光，就是這裡人們的苦難和榮光。深水藏蛟龍，鄽闤出人傑。她的波光里，濤聲里，漿聲燈影里，蘊蓄着歷史和滄桑，過去和未來。
唐河，沉積着這些元素和符號，人物和故事。
唐河十八彎，彎彎都像船，負載歷史去，煙雨在眼前。彎彎唐河，依一片高岡蜿蜒流過，唐河縣城即在那在那岡水之畔。遠遠望去，只見蒼天與大地無縫而接，高天之下，大地之上，巍巍然，一座高塔挺拔而立，淡定而從容。
「唐河有座塔，離天一丈八」，這句在南陽一帶廣為傳誦的順口溜，充滿諧趣，也蘊涵着唐河人的自豪感。在這片土地上，這座塔是最古老、規模最宏大的人文景觀，其心理高度遠遠超出歷史上其他任何的實體建築。不管地名不斷變換，人口增減不定，唯有這座古塔歷經風霜，骨體依舊，容貌依然。這被一代又一代唐河人視為故園象徵、精神依託的宋塔，承載着太多的精神指向和鄉愁符號。它已不再僅僅是佛教建築，而是成為超越宗教，超越時空的心理上永恆的地標。它溫暖，神秘，它從史料和口傳中已成為唐河的一座永不湮滅的心靈燈塔。這座塔叫做泗洲塔，又名菩提寺塔，始建於北宋紹聖二年，即公元1095年，是一座八角十級仿木結構樓閣式磚塔，高近五十米，設計精密，構建宏偉，僅次於開封鐵塔，屈居河南第二。
一般來說，恢弘的建築，必連接一段輝煌的歲月。而高大華麗、追求莊嚴神聖感的佛教建築，更是多建在經濟發達、財富匯集之地。河南大學名教授程民生在其專著《宋代地域文化》中指出，宋代佛教地域分布存在若干規律：其一，文化發達之地與佛教興盛之地基本相一致。凡是佛教興盛的地方，文化一般來說也是發達的。佛教的發展，依仗於文化的發展，並且成為文化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二，佛教興盛據點多在通都大邑、人口密集之地。各教興盛的具體標誌是寺廟的規模和數量、僧尼和信眾的多少，經濟基礎正是宗教最好的基地，廣播布施，經濟和繁榮是發展的前提條件。
那麼，唐河的這座宋塔有着什麼樣的經濟、文化背景呢？宋時的唐州又是如何獲得包拯、王安石、蘇軾等人高度評價呢？撩開歷史的吉光片羽，讓我們看看這片土地上興衰成敗、屢衰屢興的往事和故事。
沃壤竟成榛莽野
唐河縣是典型的農業大縣，農業生產條件優越，是全國糧食生產百強縣，也是首批國家級商品糧基地縣。全縣現有人口130多萬人，耕地面積250萬畝，年產糧食約11億公斤以上。基於以上事實，我們不能不為北宋前期的數據感到震驚：北宋仁宗末年，唐州人口僅有6155戶。
唐州與唐河縣並不是一個概念。據唐河文史研究者申光亞先生介紹，唐宋時，南陽分為唐、鄧兩州，唐州下轄五縣：泌陽（即今唐河，今駐馬店泌陽縣是明代時唐河一個鎮分拆而成的）、湖陽、比陽、桐柏、方城（宋慶曆四年被廢為鎮，歸南陽縣，屬鄧州）。整個唐州人口不過6155戶，按每戶5人粗略估算，如今生活130多萬人的地方，當時僅有3萬多人或更少。
或許有讀者說，現代人口與古代人口沒有可比性，但即使與前代相比，宋朝前期的唐州人口也少得可憐。據史書記載，在唐肅宗乾元年間（公元758年--760年），也就是安史之亂後的唐州，人口也才達到42644戶。宋仁宗末年，唐州人口僅有唐肅宗時的1/7，不能不讓人覺得少得奇怪。
其實在宋朝初年，中原地帶人口稀少是普遍現象。唐末、五代前後八十年的戰亂，中原地區都是軍閥爭奪的核心區域，昔日富庶的田野，變為血流成河的戰場。兵燹令中原人口大減，《宋史》載：「宋太祖受周禪，初有州百一十一，縣六百三十八，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平均每縣約1500戶，7000多人。史料顯示，當時中原地區百戶以下的縣不在少數。即使到了宋朝建立十多年後的宋太宗時期，開封周圍二十三州的數千里沃野上，得到耕種的土地仍不足1/3。
到第三個皇帝——宋真宗時期，因澶淵之盟的訂立，內憂外患基本消除，天下趨於穩定，真宗皇帝關注民生，親自過問改良糧種、救濟災荒之事，北宋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人口隨之迅速增加。北宋第四個皇帝宋仁宗在位40餘年，此人「雖百事不會，卻會做官家（皇帝）」，他在位期間，北宋進入鼎盛時期，人口也有突飛猛進的增長。
因此唐州的情形有點奇怪，在宋仁宗末年，也即宋朝建立近百年、澶淵之盟後半個世紀，該州人口竟然僅6155戶，約相當於北宋建立時的平均水平，不能不令人驚訝。箇中原因史書沒有明確記載，可推測，大約在五代的動盪中，該州遭受的破壞格外嚴重，進入宋朝後，自然也會有所恢復，但恢復的速度十分緩慢。
偌大的唐河縣，僅有幾萬人，該是什麼樣的面貌？人煙稀少，舉目荒涼，這樣的字眼，可能尚不足以表現100多年的沉寂，有人用了這樣的詞句：「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
人口太少，稅收也就少得不像話，於是仁宗末年有了廢除唐州之說，據《宋史》記載：「唐素沃壤，經五代亂，田不耕，土曠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為邑。」 就在這個時候，一位廉潔能幹的官員走馬上任，他，改變了唐州的面貌。
循吏一舉興唐州
《宋史》篇幅，居二十五史之冠，其《循吏傳》收12人，竟然有兩位是因復興唐州入選的，可見當初在唐州發生的巨變影響之大。有人認為，在這十二位循吏中，如果就經濟角度而論，復興唐州的兩位貢獻最大，而開啟這項事業的趙尚寬「其功尤大」。
民國《平陽縣誌》卷二十六,職官志五有名宦列傳趙尚寬的詳細記載。
趙尚寬於宋仁宗嘉二年（公元1057年）任唐州知州，此人是真宗朝參知政事（副宰相）趙安仁的兒子，屬高幹子弟，但他能出任知州，卻並不是憑藉父親的人脈關係。趙安仁是寇準的得意門生，寫一手好字，是當時汴京書法第一人，且博聞強記，前朝典憲，今朝詔旨敕文，以及國與國之間的答謝文書，均能倒背如流，一字不誤，堪稱真宗朝的一本活字典，深得真宗信任。不過，在真宗最需要支持的時候，趙安仁卻因「站錯隊」被罷了官。 在後宮嬪妃中，真宗深愛劉妃，劉妃不僅溫柔美麗，且生性機敏，通曉書史，對國家大事也頗具見識。真宗批閱文件，劉氏常陪伴左右。凡有疑難，劉氏總能提供恰當的建議，故此令真宗既愛戀又信任。其時真宗皇后已去世多年，真宗有意立劉妃為皇后，但他深知此事難度不是一般的大。劉妃出身貧寒，曾嫁給一位銀匠，偶遇還是襄王的真宗，得到寵愛。真宗是真心愛她，並且終生感情不變。為了讓劉妃坐上皇后寶座，真宗煞費苦心，他試圖得到參知政事趙安仁的支持，不料趙安仁卻堅決反對此事。真宗龍顏不悅，權臣王欽若又從中挑撥，真宗即罷了趙安仁的官。後來劉妃終於坐上皇后寶座，並在真宗去世後主持朝政12年。總算宋朝皇家比較寬仁，趙安仁才沒有倒大霉，因此趙尚寬沒受牽連就算不錯，並沒沾老爹多少光。
趙尚寬曾任平陽知縣，一次鄰縣十幾個「大囚」越獄脫逃，「殺居民，將犯境」。尚寬命「公安局長」趁這些暴徒還沒進本縣之時，火速趕去緝捕，因為此時那些人最為懈怠，沒有防備，結果「悉獲之」。後來他升任忠州知州，仍表現出眾，重大政務善尋頭緒，緊急事務則處變不驚，政績卓然不凡。嘉二年，他因全國考核第一，被朝廷寄予厚望，調任唐州知州。面對當時要廢唐州為縣的洶洶朝議，趙尚寬很不以為然：「土曠可益墾闢，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在別人看來，唐州是積重難返，但在趙尚寬看來，唐州卻正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地方。
但唐州畢竟榛莽遍地，百廢待興，從何處着手？什麼樣的支點能撬動已沉寂百多年的唐州？想必當初趙尚寬也「如墜五里霧中」。
有道是「功夫不負有心人」，走訪父老，翻閱地方史志，趙尚寬終於發現一條重要的線索：唐州原本有過發達的水利灌溉體系。西漢時，召信臣、杜詩先後任南陽太守，這兩位後來入了漢代《循吏傳》的官員都廉潔幹練，他們興修水利、發展生產、造福南陽，被合譽為「召父杜母」，父母官一詞即由此而來。而召信臣所修陂渠體系，主要在唐州境內，昔日百姓稱之為「召渠」。如果找到其故跡，水利乃農業之本，農業乃經濟之本，經濟乃百業之本，興修水利無疑能成為復興唐州的關鍵！如果能找到召信臣水利體系加以恢復，不僅可以免去勘察設計之勞，還可以大大節省挖渠工程量，在最短的時間內取得顯著成效。
趙尚寬按捺住內心的興奮，繼續查找史料，尋找更多信息，終於找到了一張召渠圖。循着這張圖提供的線索，他在榛莽荊棘中長途跋涉，摸清了湮沒在草莽中的召渠故跡，於是請求朝廷派出軍隊，疏浚召渠的乾渠和三個水庫，很快興修了能灌溉萬餘頃農田的水利工程。 整修召渠的消息，在中原大地不脛而走，很多流散到各地的唐州人聞訊喜歸故土，趙尚寬又指導他們開挖十多條支渠，相互引水灌溉、排澇。一年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淮之南、湖之北」，乃至湖南長沙一帶的人紛紛前來。趙尚寬請示朝廷，按照人口多少，將荒田分給前來的百姓，又引進南方高產稻種，用官款貸給百姓買耕牛，這些優惠政策，吸引了更多的人前來拓荒，到第三年，唐州人口增加了萬餘戶，「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的原野，逐步變為萬頃良田。至此，「唐之土不可賤取」，地價已經升值不菲。這一年，唐州周邊皆因大雨形成澇災，唯獨唐州因水利工程完善，能灌能排而獲得豐收。隨着農業的復興，唐州飼養業、商業也逐漸興旺，「船漕車挽負擔出於四境，一日之間不可為數」。
奇蹟般的復興，唐州令不少百姓對趙尚寬十分崇拜，他們為自己的知州修建生祠，供奉他的畫像，每逢節日前去膜拜，為他祈福祝壽。
政績傾倒大文豪
在趙尚寬出任唐州的第三年，蘇軾服喪期滿，由四川返回京師開封，途經唐州，震驚於此地神奇的變化，不禁詩情大發，寫下《新渠詩並序》，自願為趙尚寬「招懷遠人」做廣告。蘇軾《新渠詩（並序）》：
庚子1060 正月，予過唐州，太守趙侯始復三陂，疏召渠，招懷遠人，散耕於唐。予方為旅人，不得親執壺漿簞食，以與侯勸逆四方之來者，獨為新渠詩五章，以告於道路，致侯之意。
新渠之水，其來舒舒。溢流於野，至於通衢。渠成如神，民始不知。問誰為之？邦君趙侯。新渠之田，在渠左右。渠來奕奕，如赴如湊。如雲斯積，如屋斯溜。嗟唐之人，始識粳稌。新渠之民，自淮及潭。挈其婦姑，或走而顛。王命趙侯，宥我新民。無與王事，以訖七年。侯謂新民，爾既來止。其歸爾邑，告爾鄰里。良田千萬，爾擇爾取。爾耕爾食，遂為爾有。築室於唐，孔碩且堅。生為唐民，飽粥與饘。死葬於唐，祭有雞豚。天子有命，我惟爾安。
大約與蘇軾寫這首詩同時，王安石也寫下《新田詩並序》讚譽趙尚寬。有趣的是，宋代兩大文豪都選擇了四言詩，大約趙尚寬所為，令他們更多地聯想到了古代賢者，因此創作了類似《詩經·國風》的詩篇。王安石寫道：
離離新田，其下流水。孰知其初，灌莽千里。其南背江，其北逾淮。父抱子扶，十百其來。其來僕僕，鏝我新屋。趙侯劬之，作者不飢。歲仍大熟，飽及雞鶩。僦船與車，四鄙出谷。今游者處，昔止者流。維昔牧我，不如今侯。侯來適野，不有觀者。稅於水濱，問我鰥寡。侯其歸矣，三歲於茲。誰能止侯，我往求之。
詩的結尾處，王安石表達了唐州百姓的憂慮。宋代地方官任職三年，趙尚寬任期將滿，誰能將他留下來呢？ 趙尚寬的事業，不僅打動了來到唐州的人，也在朝廷中引起了極大關注。三司使包拯核實他的所作所為，上書朝廷，請求延長趙尚寬的任期。包拯在奏摺中說：「唐州治四縣，田入於草萊者十九。知州趙尚寬興復召信臣渠並境內之陂渠，下溉民田數萬頃。非獨流民自歸，又有淮湖之民至者萬戶。請留再任……」 宋仁宗接到包拯的奏摺，對趙尚寬十分欣賞，下詔褒揚，並同意包拯的請求，令趙尚寬繼續擔任唐州知州。 此時的唐州，「榛莽者尚多」，復興之路方興未艾。尚寬在唐又生活了兩年。
尚寬離開唐凡幾年，農田每天不斷開墾，百姓一天比一天眾多，王安石、蘇軾就寫下了《新田詩》、《新渠詩》等詩作來歌頌讚美他。尚寬後來做官一直做到司農卿（農業部長），死後，皇上下詔重賞他。
歷史興衰，代有更替。自古為民做事者都留在了人民心中。像這數百年來的泗洲塔，永遠矗立在大眾心中。
或許正是這樣賢達有為的好官賡續的滋養浸潤，才形成了唐河這塊地域獨特的文化性格，上進有為之士輩出，一代代出現了一些頗有成就的進士，而進入現代，仍是人才輩出，如著名的「三馮」，馮友蘭是哲學史家，馮景蘭是地質學家，馮沅君則是文學史家，此外還有著名史學家徐旭生，著名詩人李季、作家宗璞等。唐河籍當代作家也不乏其人，如以《五月》、《匪首》等小說聞名文壇的田中禾，以長詩《幻河》飲譽詩壇的馬新朝，以豫劇《程嬰救孤》震動戲劇界的陳湧泉，以詩歌散文漸出文壇的汗漫、水兵等，都是土生土長的唐河人。人才輩出可能與風水無關，但卻不能不歸因於一種人格風骨的精神傳遞。
好官當如是，高塔聳人間！[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