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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慎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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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子 | |
| 出生 |
約公元前390年 趙國人 |
| 國籍 | 中國 |
| 職業 | 法家創始人 |
慎子(約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趙國人，《史記》說他專攻"黃老之術"。是從道家中出來的法家創始人物。齊宣王、齊泯王時遊學稷下，在稷下學宮講學多年，有不少學生，在當時享有盛名。在稷下時，與田駢、接子、環淵等有較多的交往。他們一起被齊王命為大夫，受到尊敬，齊王還特意為他們建起了高樓大廈，修築了四通八達的道路。齊宣王時，他曾長期在稷下講學，對於法家思想在齊國的傳播做出了貢獻。
基本信息
本名： 慎子
民族族群： 趙國人
出生時間： 約公元前390年(辛卯年)
去世時間 公元前315年
慎子著作
《慎子》一書，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介紹說有"十二論"。徐廣注釋道:"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班固《漢書·藝文志》著錄為四十二篇，宋代的《崇文總目》記為三十七篇。現存《慎子》只有七篇，即《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知忠》、《君臣》。由此可見，《慎子》的佚失情況相當嚴重，大多已經失傳。
慎子主張
慎子在《慎子》一書中表現出來的思想具有明顯的道家和法家的特點。一方面，慎到主張因循自然，清靜而治，所以，他說：「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矣」（《慎子·因循》）意思是說，任其自然，則萬物亨通，化而變之，物就不得其用了。自然界是這樣，社會也是這樣。他在《民雜》中說：「民雜處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太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為資，盡包而畜之，無所去取焉。是故不設一方以求於人，故所求者無不足也。大君不擇其下，故足。不擇其下，則易為下矣。易為下則莫不容。莫不容故多下，多下之謂太上。」
「因民之能為資，盡包而畜之，無所去取」，這就是在治理百姓時也要因其所能，不要偏取，有所去取，這樣才能富足。另一方面他又強調法和勢。法就是法律、法規，勢就是權勢。這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勢是前提，法是手段。慎到認為：「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矣」（《慎子·君人》）。他明確地說過：「飛龍乘雲，騰蛇游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寅豈同矣，則失其所乘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從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這是《韓非子·難勢》中轉引慎到的話。龍蛇之所以騰空飛天，主要憑藉雲霧的威勢，一旦雲霧消失，龍蛇就與地上的蚯蚓一樣，無所作為，原因在於失去了它們賴以飛騰的勢。同樣，沒有了權勢，聰明賢能如堯這樣的君主連三個普通人也治理不了；而有了權勢，昏聵平庸如桀這樣的人卻能使天下大亂。
歷史評價
對於慎子的學說與思想，歷史上的評價分歧頗大。《莊子·天下篇》把慎到與彭蒙、田駢等量齊觀，認為他們都是道家，他們"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趨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是故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理。"由於莊子是道家，其思想與慎到有共同之處，所以，莊子的評論與分析都是讚揚性質的。
荀子的評價就不一樣了，他在《荀子·非十二子》中說慎到的思想學說:"尚法而無法，下修(循)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糾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慎到、田駢也。"《荀子·解蔽》中又說:"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由法謂之，道盡數矣。"後來楊倞在注《荀子》時作了進一步的解釋和發揮:"慎子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其說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為治，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也。"楊倞的這種解釋和發揮對幫助我們理解荀子的觀點很有裨益。
荀子認為，慎到的思想學說是一種迎合君主與大眾的學說，細究起來很難看出它的旨歸所在，散亂而不成系統，因而是不能用來安邦治國的。而且慎到片面強調法，忽視人的作用、能人的作用，認為法可以包辦一切，這又走向了極端。但是，慎到的學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並非毫無道理，因而是可以聊備一說的。秦漢以後，隨着儒家學說定於一尊局面的出現，慎到的學說遭到了徹底批判。《韓詩外傳》說:"夫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奸言，以亂天下，欺惑眾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則是范睢、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鄧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順非而澤，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往舊造說，務自為工，道無所遇，而人相從。故曰十子者之工說，說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綱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眾愚，交亂樸鄙，則是十子之罪也。"這個意見既是正統儒家的看法，也是以代表官方的意見。後面的幾句話與荀子的評論相同，或者本來就來源於荀子，但是口吻卻有天壤之別了。
客觀地說，在慎到的學說中，確實存在着重法輕賢的缺陷，也存在着重法與順自然這兩者難以統一的矛盾，但是，它避免了老莊道學純粹任自然而不要法治和法家主張絕對的法治而不必因循自然的兩種極端。它對稍後的法家具有啟蒙的意義，也可以說是法家的開創者。清代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論說:"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靜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為刑名，此其轉關，所以申、韓多稱之也。"這個意見應該說是比較公正客觀的，所以，現代學者錢基博在作《名家五種校讀記》時，全盤襲用了這一段文字。
《慎子》
慎子在《慎子》一書中表現出來的思想具有明顯的道家和法家的特點。一方面，慎到主張因循自然，清靜而治，所以，他說:"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矣"(《慎子·因循》)意思是說，任其自然，則萬物亨通，化而變之，物就不得其用了。自然界是這樣，社會也是這樣。他在《民雜》中說:"民雜處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太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為資，盡包而畜之，無所去取焉。是故不設一方以求於人，故所求者無不足也。大君不擇其下，故足。不擇其下，則易為下矣。易為下則莫不容。莫不容故多下，多下之謂太上。"
"因民之能為資，盡包而畜之，無所去取"，這就是在治理百姓時也要因其所能，不要偏取，有所去取，這樣才能富足。另一方面他又強調法和勢。法就是法律、法規，勢就是權勢。這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勢是前提，法是手段。慎到認為:"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矣"(《慎子·君人》)。他明確地說過:"飛龍乘雲，騰蛇游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寅豈同矣，則失其所乘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從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這是《韓非子·難勢》中轉引慎到的話。龍蛇之所以騰空飛天，主要憑藉雲霧的威勢，一旦雲霧消失，龍蛇就與地上的蚯蚓一樣，無所作為，原因在於失去了它們賴以飛騰的勢。同樣，沒有了權勢，聰明賢能如堯這樣的君主連三個普通人也治理不了;而有了權勢，昏聵平庸如桀這樣的人卻能使天下大亂。
慎子思想
《漢書·藝文志》法家著錄《慎子》四十二篇，注云:"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十二論》未著錄，或即在四十二篇之內。這四十二篇，現在流傳下來的只有五篇，還是殘缺不全的。《慎子》說:"民雜處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太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為資，盡包而畜之，無能去取焉。是故不設一方以求於人，故所求者無不足也。大君不擇其下故足。不擇其下，則易為下矣。易為下，則莫不容，莫不容，故多下。多下之謂太上。"(《民雜》)(《守山閣叢書》錢熙祚校本，下同)如果把這一段話同《天下》篇"齊萬物以為首"那一段，比較研究，就可以看出來，這兩段話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天下》篇的那一段話講的是"大道"和自然界中的事物;這一段話講的是社會中的統治者和老百姓。合起來看，慎到的意思是說，統治者在社會中的地位，就好像道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萬物都"有所可"，人們也都"有所能"。雖然"所能不同"，但都可為"上"之用，都是"上"的憑藉("資")。道盡包萬物，無所選擇;統治者也應該"兼畜"老百姓，無所選擇。這樣，為他用的"下"就多了。"下"越多，"上"的地位就越穩固，力量也就越大。就是說，"大道"對於萬物"包而不辨"。統治者對於老百姓也應該包而不辨。越包得多，擁護的人就越多，擁護的人越多，統治者的憑藉就越大。所以稱為"大君"，稱為"太上"。
《慎子》接着說:"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無事，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故事無不治。治之正道然也。"(同上)這是說，人都有所能，統治者應該像"大道"那樣，自己無為而讓在他下面的人各自努力作他們所能做的事。這樣，什麼事都可以辦了。這是治國的"正道"。這就是法家所主張的"君道無為，臣道有為"的道理。
《慎子》接着說:"君之智未必最賢於眾也。以未最賢而欲以善盡被下，則不贍矣。若使君之智最賢，以一君而盡贍下則勞，勞則有倦，倦則衰，衰則復返於不贍之道也。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倒逆則亂矣。"(同上)意思就是說:統治者的聰明能力未必比別人高。用不必比別人高的聰明能力，而想把下邊的事情都辦好，那是不可能都照顧到的。即使統治者的聰明能力比別人都高，可是專靠他一個人的精力就要把下邊的事情都辦了，這樣，他就太勞苦，勞苦就要疲倦，疲倦就要衰弱，結果還是不能都辦。所以統治者不能把一切事情都作為自己的任務而親自去辦。辦事是臣的任務。統治者的任務不是辦事，而是叫別人去辦事。所以君必須"無為"，只有"無為"才可以統治"有為"。《呂氏春秋》記載說:"田駢以道術說齊王"，"因性任物而莫不當"。(《執一》)慎到在這裡所說的也就是"因性任物而莫不當"的思想。
統治者要想"因性任物"，他就需要"無私"。《天下》篇說:慎到主張"公而不黨，易而無私"。可是這個"無私"，實際上是為了擴大統治者的權力，鞏固君主的地位，為了統治者的大私。《老子》說得很清楚，"夫唯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7章)
但是，在實際政治中，還需要有一個具體的標準，以決定什麼是公，什麼是私。法家根據地主階級專政的經驗，提出了"法"作為具體的標準。在這一點上，《慎子》中的慎到就和《天下》篇中的慎到分離了。《慎子》說:"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威德》)。就是說，法是公共的行為標準。有了法，人的思想、行動才能統一。所以沒有法是不行的。不好的法，也比沒有法好。統治者立了法以後，他就可以一切依法而行，可以無為。《慎子》說:"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矣。"(《君人》)"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惟法所在。"(《君臣》)這就是無私。
可是，法也得有人來推行。統治者憑什麼推行法呢?《慎子》說:"故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霽，與蚯蚓同，則失其所乘也。故賢而屈於不肖者，權輕也;不肖而服於賢者，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使其鄰家。至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矣。故無名而斷者，權重也;弩弱而矢高者，乘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眾也。"(《威德》)意思就是說:統治者要有絕對的權力，才可以統治。這也許就是荀況所說的，田駢、慎到"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的意義。法家"尚法"，可是慎到所強調的實際上是"勢"。所以荀況認為他是"尚法而無法"。韓非說慎到認為"賢智不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詘賢"，這也就是荀況所說的，"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這和《天下》篇所說的"無用賢聖"，也是有聯繫的。"下修而好作"，王念孫曰:"義不可通，下修當為不循，謂不循舊法也。"
《慎子》又認為天下國家並不是天子或國君的私有財產。他說:"故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長也。"(《威德》)原來的奴隸主貴族的國家是和宗法制度聯繫在一起的。國家就是一個宗族的私產。根據"親親"的原則，國君率領着他的兄弟子侄，分擔政權，進行統治。新興的地主階級要求打破這種宗族的國家，建立政治國家。上邊所引慎到的話，就是說，國家並不是奴隸主貴族的私產，官長也不是奴隸主貴族為他的親族安排的位置。他們的任務，主要的就是為國家辦事。這是站在新興地主階級立場對於奴隸主貴族"親親"世襲制的批判。
《慎子》承認"法"不一定都是好的，但"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威德》)君不一定都是賢的，但是，"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佚文)。這是法家為新的封建統治階級建立中央集權的統治所作的理論的根據。
《慎子》說:"人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矣。是故先王見不受祿者不臣，祿不厚者不與入難。人不得其所以自為也，則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為，不用人之為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謂因。"(《因循》)在這裡，"自為"就是替自己打算，"為我"的"我"字是統治者就他自己說的，就是說，統治者用人，不靠人為他盡力的那種道德。他所靠的是人都替自己打算，趨利避害這種私心，用"刑""賞"把人組織起來，為他服務。這就叫"用人之自為"。這裡所說的"為我"，不是道家所說的"為我"。道家所說的"為我"，是人精打細算的結果，認為受統治者的俸祿而為他服務，是得不償失。這是道家的人對於新興地主階級消極反抗不同他們合作的一種理論。法家站在新的統治者立場也反對這種人。《慎子》的這段話所批判的，正是《天下》篇所講的慎到的主張。同是那個慎到，可是他的立場變了，由沒落奴隸主的立場轉變為新興地主階級的立場。
由於這個轉變，可以說，慎到的思想，總起來說，是把楊朱的和他自己的道家全生"保身"的思想，加以改造，應用到治國，為新興地主階級服務。比如說，在《天下》篇"齊萬物以為首"，本來講的是"大道"與自然界事物的關係，《慎子》則說成是社會中新興地主階級的統治者和老百姓的關係。這就是改造。在《天下》篇，"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本來講的是隱士的處世方法，《慎子》則說成是新興地主階級的統治術。這就是改造。
當時新興地主階級正在建立封建主義的中央集權的政權。新的統治者統治的範圍之廣及其權力之大，都不是在分封制下面的統治者所能比擬的。他們需要一種新的統治術。法家適應這種新的需要，根據當時的經驗，提出一種新的統治術，其中有些是從道家思想中改造過來的。
比如"無為"這個思想吧。孔丘也講"無為"。他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這種"無為"，其實就是儒家所謂"德治"。道家所說的"無為"是消極的無所作為。法家則與前兩者根本不同，他批判了儒家的德治，同時改造了道家的無所作為，把它改造為統治者依靠法、術、勢，自己無為臣下有為。這是"無為"這種思想的幾個轉變，慎到的思想則是從道家"無為"到法家"無為"的轉變中的一個環節。
作為道家的一個思想家，慎到把楊朱的"重生"的思想及處世的方法提到了哲學的高度，提出"大道"這個觀念。又把這個觀念改造成為論證新興地主階級統治的哲學根據。由此，他就從道家分化出來，成為法家。這種轉化完全是在當時的階級鬥爭的推動下所造成的。
慎子將軍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厘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