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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世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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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 |
| 出生 |
1908年12月1日 湖北武昌 |
| 逝世 | 1999年8月1日 |
| 國籍 | 中國 |
| 母校 | 清華大學 |
| 職業 | 教授、統計學家 |
| 知名作品 | 《應用統計學--控制偶然性，探索必然性》 |
戴世光，教授。湖北江夏(今武昌)人。1931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經濟系。1936年獲美國密歇根大學數理統計學碩士學位。1937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經濟統計學，並赴美、法、德等國家統計局研究國情普查統計。回國後，曾任西南聯合大學、清華大學教授[1]。
人物簡介
戴世光(1908.12.1~ 1999.8.1 ) 中國統計學家。湖北武昌人，1908年12月1日出生。1931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經濟學系。1936年在美國密歇根大學獲數理統計學碩士學位。1937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研究經濟統計學，寫出《美國人口預測》論文。1937~1938年，去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和印度等國國情普查局(或中央統計局)調查、實習，從事國情普查統計研究工作。1938~1952年，在西南聯合大學經濟學系、清華大學國情普查研究所，清華大學、輔仁大學經濟學系任統計學教授。1952~1953年任中央財經學院統計系教授，後任中國人民大學統計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2]，中國統計學會顧問和《中國大百科全書·經濟學》編輯委員會委員。1981年被推選為國際統計學會會員，1982年被吸收為人口科學研究國際協會會員。逝世於1999年8月1日，享年91歲[3]。
人物生平
學歷
戴世光教授有着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經歷，1908年12月1日出生於天津市一個湖北籍的知識分子家庭。十四歲，他進入當時得風氣之先的南開中學學習。中學畢業後，又考入清華大學經濟學系，從此開始了他一生與經濟學的難解之緣。這個時候，清華大學又有着得天獨厚的優勢，他學習非常努力，大學一畢業，就因為成績優異，依據清華大學"大學四年，學習成績平均分數在八十分以上，得以升入經濟研究院研究"的規定，進入清華大學經濟研究院研究"社會、經濟統計方法應用問題"。研究院裡幾年的研究生涯奠定了他此後專攻統計學的基石。三年後，他又考取清華公費留美生，到美國學習"國情普查統計"門，也就是"人口、農業、工業、商業等普查資料的統計整理方法、技術研究"。1931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經濟系，同年入清華大學經濟學研究院、專門從事研究經濟統計學。1936年在美國密其干大學數學研究院獲數理統計碩士學位。1937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研究院研究，作《美國人口統計預測》英文論文後，離美到英、法、德、印度等國調查實習。1938年回國後，在昆明西南聯大、清華國情普查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和在經濟系任統計學教學工作。
任教
1952年由清華大學調中央財經學院，1953年又調中國人民大學統計系，歷任教授、人口科學研究國際協會會員、中國統計學會副會長等職。主要學術活動和著述有:40年代在統計調查的基礎上，曾發表過幾十篇統計調查報告和論文。40年代末，提出在中國實行"社會革命、工業革命和人口革命"的呼籲。1956-1966年，按照蘇聯統計理論觀點寫過一些論文。70年代著有:《世界各國人口政策》(1976年)、《戰後美國人口問題》、《世界人口統計簡編》、《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統計指標基本知識》、《戰後法國人口問題》、《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人口問題的分析》。80年代又著有《國民收入統計方法論》、《外國政府統計工作若干經驗》等。
主要成就
人口學
戴世光先生的《論我國今後的人口政策》一文，從人本的高度來思考人口問題，是這篇文章的主線。戴世光先生在文章開頭第一句話就是"世界的主人是人"。他寫這篇文章目的是"為我們的人民的幸福"而"建議可能的控制(人口)"，他提出的人口政策是"一種為人類幸福對人口的數量與品質，加以控制約束的基本原則"。這是超越了短期社會革命目標從根本目的的角度來思考人口問題並提出解決辦法。因此，在戴世光先生的解決方案里，他提出"三管齊下"的方針，即"工業化、社會改革、減少人口"三者並舉，並且把人口控制列為第一重要的措施，他從最基本的經濟學角度加以分析後說，"所以我們認為，僅主張工業化和社會改革是不夠的，何況工業化本身不受人口過剩的壓力，成為惡性的循環。我們必須'釜底抽薪'減少人口，我們的經濟發展才有出路，人民生法程度才能真正的提高"。可以看到，雖然戴世光先生是從經濟的角度來研究人口問題，但他實際上是從人的根本需要出發、真正把人作為社會的主體來看待的。正如他在文中所說，經濟活動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人的幸福才是經濟活動的根本目的。
統計學
1979年,《中國統計》刊發戴世光的論文《積極發展科學統計學為我國早日實現四個現代化服務》,立即在統計學界產生震動,並由此引起統計學界長達十年的爭鳴。
在這篇論文中,戴世光批判了統計學界長期以來受"蘇聯統計學"的禁錮而忽視作為"通用方法論科學"--數理統計學的狀況,提出辯證唯物主義乃是統計科學應用(即數理統計方法在經濟、社會、生物、醫學等科學研究領域的應用)的理論基礎。
20世紀80年代,戴世光又陸續寫作並發表了一系列學術文章和專業著述,逐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的最初理論基礎。特別是1980年《國民收入統計方法論》和《國民收入經濟核算理論的發展--綜合性生產抑或限制性生產》兩篇文章,為我國國民經濟核算與國際接軌作出了重要貢獻。
1993年,85歲高齡的戴世光完成了自己的最後一本著作《應用統計學--控制偶然性,探索必然性》,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解釋了統計理論及其應用的原理,為統計學哲學問題的研究作出了貢獻。這也是他一生對統計方法的理解、概括和總結。
最早提出節制生育
說到中國的人口問題，人們會自然而然地想到北大老校長馬寅初先生，想起他的「新人口論」。其實自西方打開舊中國的大門、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之時起，就不斷有人關注人口問題。從早期的民主革命派人士，到後來有着西學背景的知識分子，不斷有人為此投入巨大的精力。即使是馬寅初先生，他的新人口論，也並不是在五十年代突然形成的，而是經過長期的探索。例如他在1920年發展過《計算人口的數學》，1928年提出過節制生育減少人口。近代以來一批又一批思想敏銳的人們長期持久地關心人口問題，不斷地提出各種方案，並且為此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其中，四十年代後期以清華大學教授戴世光先生《論我國今後的人口政策》一文為中心而開展的討論，是較為重要的一次。從其理論的成熟、所提措施的周全以及態度的鮮明來說，並不亞於約十年後馬寅初先生提出的「新人口論」。尤其是這次討論中所體現出來的學術風氣更值得借鑑。
戰火中回到祖國的學者
戴世光教授有着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經歷，1908年12月出生於天津市一個湖北籍的知識分子家庭。他的童年時期正是中國社會劇烈動盪的時代，舊的王朝終於雨打風吹去，而民主與科學的大纛所揭櫫的救國救民的道理與信念日益深入人心，形成全社會性的思潮，中國的知識分子探索民族解放、民族自立乃至發展的努力進入一個全新的時期。這一切給少年時期的戴世光以深刻的影響。十四歲他進入當時得風氣之先的南開中學學習。中學畢業後，又考入清華大學經濟學系，從此開始了他一生與經濟學的難解之緣。這個時候，正是中國大學教育步入快速發展的時期，清華大學又有着得天獨厚的優勢，他學習非常努力，大學一畢業，就因為成績優異，依據清華大學「大學四年，學習成績平均分數在八十分以上，得以升入經濟研究院研究」的規定，進入清華大學經濟研究院研究「社會、經濟統計方法應用問題」。研究院裡幾年的研究生涯奠定了他此後專攻統計學的基石。三年後，他又考取清華公費留美生，到美國學習「國情普查統計」門，也就是「人口、農業、工業、商業等普查資料的統計整理方法、技術研究」。
在清華大學和經濟研究院的求學、科研經歷無疑深深影響着這位年輕的學者。清華學風嚴謹，注重實學。在美國，他先後在密執安大學、哥倫亞大學學習，獲得碩士學位，並且到美國國情普查局實習，又渡海到英國倫敦，一邊旁聽倫敦大學的數理統計學，一邊到英國政府的人口生命統計局調查、研究人口統計資料的整理方法。隨後遍歷德法印度，學習整理人口統計工作的條紙法。連續多年的域外求學為他日後在中國統計學領域裡的成就以及他的人口論打下了堅實的科學基礎。
1938年，抗日戰爭進入第二年，抗戰形勢日益緊張，國內生活也非常艱苦。就在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戴世光先生毅然拋棄了海外安穩平靜的生活，回到災難深重的祖國。他來到雲南昆明，在西南聯大清華國情普查研究所開展人口統計研究工作，同時還在西南聯大經濟系教授統計學的課程。西南聯大的學習工作條件非常艱苦，但他並不以此為苦，相反，他堅信反抗外來侵略的民族戰爭必將勝利，堅信終有一日民族必將復興、國家必將步入發展之途，屆時科學的人口統計將是建設國家的基礎工作之一，因此他更為熱心地教授統計學、進行人口的普查和統計工作。這一年的夏天，他在雲南省的呈貢縣設計了人口普查方案、農業普查和統計方案。此後兩年內他親自組織實施這兩項普查和統計工作，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寶貴資料。1942年，他又組織實施了環昆明湖的昆明市、縣以及晉寧、昆陽等縣五十萬人口的普查和統計工作。這些在國民經濟與社會生活中處於最基礎地位的工作，是在國家和民族處於最危急的關頭，在個人生活條件極為艱苦的時候進行的，它為中國的人口統計工作積累了早期的資料和寶貴的經驗，更真切地體現了戴世光教授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愛國情操。
戴世光先生身上下的愛國之情，是一以貫之的。在民族危亡的時候，毅然回到祖國、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從事教書育人的工作、克服各種困難進行不求名利的最基礎的人口普查，這一切都鮮明地體現出他身上所凝聚着的傳統知識分子那種憂國憂民的情操。而更值得指出的是，作為深受「五四」精神洗禮、又接受了從早期清華大學到西方歐美自然科學教育的知識分子，戴世光先生身上的愛國精神，又有了新的內涵，帶有自然科學求真精神的特點，堅持個體的獨立判斷，不隨波逐流。這在常人看來，仿佛有些不夠趨時，但也正是這樣的特點，突顯了戴世光先生的獨特性格。抗戰後，他已經是一位著名的教授，屬於國民黨政權所要極力拉攏的文化人士之列。1946年，國民黨曾經邀請他擔任北平市黨部委員，但他一直沒有正式任職。到了國民黨政權敗局已定，試圖裹挾著名文化人士赴台之時，戴世光先生卻毅然留在了內地。這個時候，他並不是中國共產黨員，為什麼卻這樣做呢？解放後，他曾經對一位黨員說，當時他留下來，是因為他認為國民黨已經腐敗透頂，無可救藥了；雖然他並不了解共產黨，但是他認為共產黨也是中國人，會通情達理，使中國富強起來，所以他就毅然留在清華，等待解放。這是最為樸素、卻是又發自內心的認識，正是那種求真的科學精神作了信念上的支撐。後來，戴先生一直在中國人民大學統計系任教，培養了一大批統計學的精英。
這種精神一直貫穿了戴世光先生的有生之年，尤其是在學術上，他更是決不隨波逐流，本着求真的科學精神，敢于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觀點。1979年，他發表《積極發展科學統計學為我國早日實現四個現代化服務》的學術論文，批判了統計學界長期以來受「蘇聯統計學」的禁錮而忽視作為「通用方法論科學」——數理統計學的狀況，引起統計學界長達十年的爭鳴，為中國學界探索建立大統計學學科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尤其是這篇論文衝破了長期以來無人敢涉足的禁區，重新肯定了數理統計的重要地位，這對我國數理統計學乃至整個統計學的發展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最精彩的是提出節制生育應成為國家基本政策
艱苦的八年抗戰終於以中國人民的勝利而告結束，戴世光先生和清華大學一起從大西南北返，重新回到闊別多年的清華園。他繼續教授統計學，同時繼續思考中國的人口問題。這個時候，民族重光的喜悅與重建國家的激情顯然極大的激勵着他。1948年，他發表《論我國今後的人口政策》一文，呼籲進行「人口革命」、「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提出了系統的人口政策。
中國的人口問題由來已久，至少從19世紀開始就陸續有不斷的爭論。稍稍瀏覽一下中國的人口學史，就可以發現，近代以來，民族危機日益加深迫使不同的階層都開始思考這一問題。如陳長蘅在1918年出版《中國人口論》鼓吹生育革命，節育優生，建議國家干預，推廣自然節育，後來又陸續發表《三民主義與人口政策》《我國人口的三種壓迫及其解救方法》等文章；馬寅初先生1928年發表的文章里從影響工資多寡的角度提出「節制生育減少人口」。到了三十年代，社會學派的人口節制主義興起，人口問題引起更多學者的關心，討論也日益深入。如陳達1932年在《晨報》上開闢「人口副刊「，兩年後又出版研究人口問題的專著；許仕廉也於1930年出版了《中國人口問題》；馬寅初先生更開始從中國的家族觀念等角度來探討人口問題的解決辦法等等。可以說，人口問題的研究在此時已經成為一門科學，近代中國嚴重的人口問題與社會問題聯結在一起，不但引起革命人士的關注，更吸引了一大批學者把精力投入對這一問題的思考中來。戴世光先生的《論我國今後的人口政策》一文，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產生的。這個時候，有過那麼多的討論，提出過那麼的對策，戴世光先生的這篇文章，又有什麼地方值得注意的地方呢？
從人本的高度來思考人口問題，是這篇文章的主線。戴世光先生在文章開頭第一句話就是「世界的主人是人」。他寫這篇文章目的是「為我們的人民的幸福」而「建議可能的控制（人口）」，他提出的人口政策是「一種為人類幸福對人口的數量與品質，加以控制約束的基本原則」。這是超越了短期社會革命目標從根本目的的角度來思考人口問題並提出解決辦法。因此，在戴世光先生的解決方案里，他提出「三管齊下」的方針，即「工業化、社會改革、減少人口」三者並舉，並且把人口控制列為第一重要的措施，他從最基本的經濟學角度加以分析後說，「所以我們認為，僅主張工業化和社會改革是不夠的，何況工業化本身不受人口過剩的壓力，成為惡性的循環。我們必須『釜底抽薪』減少人口，我們的經濟發展才有出路，人民生法程度才能真正的提高」。可以看到，雖然戴世光先生是從經濟的角度來研究人口問題，但他實際上是從人的根本需要出發、真正把人作為社會的主體來看待的。正如他在文中所說，經濟活動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人的幸福才是經濟活動的根本目的。而把「人口」視為簡單的「人手」、對人的忽視恰恰就是後來錯誤得以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這篇文章里，最值得注意、最有意義也最引人思考的地方就是，它率先鮮明地提出把節制生育作為國家的基本國策。在文章的第五節里，戴世光指出，「減少人口的原則如能能為國家基本國策，唯一的方法自然是節制生育」。正如在「戴世光先生人口理論學術座談會」上，查瑞傳先生所指出的，這篇文章最精彩的地方就在這裡。現在的我們對「基本國策」這個詞一點兒都不陌生，「基本國策」也多起來了，而最早確立的「基本國策」，就是「計劃生育」，顯示出對這一政策的高度重視。又有誰能想到，最先提出和使用的「基本國策」一詞的，卻是五十多年前的戴世光先生。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查瑞傳先生在座談會上發言中語）！戴世光先生用「基本國策」這個詞，實際上是從戰略高度強調節制生育的重要性與長期性的。我們現在讀到這篇文章這句話時「意想不到」的感覺，恰恰說明這一項戰略措施本不該有的命運，也反映出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多舛遭際。發表在1948年《新路》周刊上的這篇文章，反映的正是三十年代興起的被後來的學者稱為「社會學派」的學者們關於我國人口問題的看法。這個學派的人口學說，在解放後的人口學史著作以及大學教學上，很長時間裡是被列為禁區的，因為他們的看法，主要着重於從經濟的角度來討論人口問題，被視作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忽視社會革命。「基本國策」近乎語源學式的重新被發現，卻適足以說明當時這些學者對人口問題的思考是很深的，把握得也非常準確。這篇文章中所說的，五十年代以後近三十年中一直是被批判的，而在後二十年裡卻則又大體遵行着！歷史在不過五十年的時光中拐了兩個彎，才又回到理性的軌道上來。
《新路》周刊發表文章，是先提出一個問題，由大家一起來討論，這樣文章的作者可以吸收不同的看法。戴世光先生這篇文章就是這樣的，我們可以看到，文章的結構是不同於現在我們見慣了的學術文章的。它分為甲、乙、丙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本文」，正文之後是「討論」，總共有五位著名的研究人口問題的學者就戴世光先生文章中的觀點提出自己的意見，或者同意，或者不同意；「討論」之後，則是作者本人的「總答覆」，作者在這裡逐一對「討論」部分里所提出的意見進行回答，有從善如流，也有對自己觀點的堅持，然而整個討論卻是完全自由、平等、開誠布公的，恰恰反映了當時所具有而此後則不可多見的良好的學術風氣。戴世光先生的人口論以及「基本國策」建議要到三十年後才真正得到實施，而這種良好的學術風氣也很快就不見了。後來急風暴雨式的鬥爭中學術與政治完全攪在一起，真正的學術論爭消失了。即使到了八十年代，在關於統計學的學科性質的討論中，戴世光先生還遇到過這種不正常的論爭方式。因此重溫五十多年前的這篇文章以及圍繞它開展的討論，其意義，實在是超出單純的人口問題之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