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歲月的「耒陽童年」(朱文科)
作品欣賞
抗戰歲月的「耒陽童年」
這是一群在抗戰歲月里成長的著名文人，有專家、學者，有作家、詩人，有書法家、畫家，有翻譯家、出版家。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成長經歷，抗戰時期隨同父母到耒陽避難，度過幾年無憂無慮的童年時光。這種「耒陽童年」雖然很短暫，但對一生有着深遠的影響。
那是八年抗戰難得的一個穩定的大後方——湖南臨時省會耒陽。時間1939年5月20日至1944年6月18日，累計五年零一個月。
朱正：與小學同學「三結義」
湖南出版界有兩個人物聞名全國，一個是鍾叔河，一個是比鍾叔河大3天的朱正。
朱正，1931年11月生，湖南長沙人，筆名莫怪、陳朴，作家、出版家，曾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編審，編輯有「駱駝叢書」二十餘種，著有《魯迅傳略》《魯迅回憶錄正誤》《留一點謎語給你猜》《1957年的夏季》《當代學人精品：朱正卷》等。1956年開始發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抗戰期間，朱正隨父母居住在耒陽九眼塘，並在耒陽讀完了高小。
九眼塘位於耒陽縣城南門外的金南村，是巾幗英雄伍若蘭的故鄉。朱正的父親朱品瑀，時任省立中正醫院（省人民醫院）會計主任。朱正插班進了省立第十一中學附屬小學讀四年級。朱正在晚年口述回憶過這件事：「醫院辦起來了，父親在耒陽也安頓好了，他寫信來要我母親帶着我們五姊妹去耒陽。那時長沙已經不通火車，我們先到板塘鋪才坐上火車。到了耒陽，我們住在一個叫做九眼塘的地方，門前確實有好幾個池塘。大約不久以前這裡還是農村，一座就當時來說設備齊全的醫院在這空地上建了起來。省立中正醫院前後三任院長，我記得是李學海、彭繼甫和婁瘦萍，都是湘雅醫學院早期的畢業生，是醫道很高明的大夫。彭院長任職時間要長一些，後來他成了我父親終身的朋友。他太太魯愛德大夫是著名的婦產科專家，當時大約是醫院的婦產科主任。他的妹妹彭友珍大夫是小兒科專家，給我們姊妹看過許多次病，日本投降以後她在美國行醫。」
朱正記得，那次插班考試的常識試卷上有一些是非題，其中有道題是「五四運動是學生愛國運動」。朱正不知道五四運動，隨意蒙着答題，竟然回答對了。班上同學伍鹿生，耒陽本地人，很聰明，書看得多，什麼《人猿泰山》、武俠小說，都看完了。伍鹿生寫過一副對聯送給朱正：「朱乃色中首，正則邪不侵」，小學生能做出這樣嵌入姓名的對聯，朱正佩服得五體投地。班上同學余建宣，其父是省政府建設廳廳長余籍傳，人稱宣少爺，但這個同學在學校里沒有什麼少爺派頭，讀書很用功，考試成績經常排名第一，跟同學也相處得來。同學易福昌，長沙名醫易鹿泉的孫子，經常到朱正家來玩。易福昌的字寫得特別好，這一班小學畢業證書，就是老師讓他謄寫的。朱正與易福昌、伍鹿生關係最好，學着桃園三結義的樣子，在耒水河邊的沙灘上跪成一排，對天盟誓，說了些有官同做、有馬同騎、有福同享、有禍同當之類的誓言。結義沒有邀余建宣，不想高攀官家子弟。
朱正在《小書生大時代》一文中提及，當時他從班上同學處看到刊物《中國兒童時報》《新兒童》，很感興趣，央求父親幫他各訂了一份。《中國兒童時報》是浙江出版的，四開報紙，大約是三日刊，不知道是因為停刊還是郵路中斷，這報只收到過幾期就不再來了。《新兒童》是桂林出版的，半月刊，黃慶雲主編。朱正發現這種刊物發表一些兒童的投稿，於是嘗試着也寄去一篇，居然發表了，還得了獎，獎品是許地山著作《神燈》。看到自己的姓名用鉛字印在書上，朱正頗受鼓舞，暗暗做起了作家夢。這是他最初的夢想。
小學畢業後，朱正升入省立第十一中學。父親有客人，偶而也叫他去陪坐談天。他家租住的房子是一個祠堂，還駐紮了一連兵，每天能看到他們上操。朱正見過兩次處罰逃兵，全連列隊，逃兵在隊列前面被退下褲子按在地上，扁擔打屁股，那逃兵被打得皮開肉綻哇哇哭嚷。文書上士汪琦，江浙人，字寫得好，還愛寫新詩和散文，朱正十分佩服，與他成了好朋友。朱正還聽說住這裡的一位營長，後來在湘北會戰結束時被薛岳槍斃了。朱正在耒陽見到薛岳兩次，一次是開全省運動會，薛岳一身軍裝，戴着白手套，站在主席台上。另一次是看戲，薛岳從長沙到耒陽陪同家人過春節，有天下午為薛岳演出了一場京劇。余建宣給朱正一張票，位子很好，就坐在薛岳的後面。那天只有兩齣戲：《薛仁貴征東》和《精忠岳傳》。《精忠岳傳》在鑼聲鼓點中登台時，演職人員擎着一面式樣尺寸和「薛」字旗相同的錦旗，上書「精忠報國」，下面一個大大的「岳」字。戲台上出現「薛岳」二字，戲台下響起掌聲一片，薛岳樂不可支。
抗戰勝利後，朱正在郴縣廣德中學讀書，因受國文老師蕭鴻澍的影響，喜愛而廣泛閱讀魯迅作品，因興趣走近魯迅學術研究。後來，他又到長郡中學讀書。新中國成立後，朱正在《湖南日報》文教組擔任編輯，25歲那年寫成《魯迅傳略》，轟動全國。1957年夏，朱正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間被關進監獄，強制勞改。文革結束後，朱正平反，安排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復出的朱正佳作不斷，先後出版了《魯迅回憶錄正誤》《魯迅的人脈》《魯迅書話》等一系列著作，成為著名學者、出版家。
柳鳴九：耒陽偏安時期的童年
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柳鳴九的名字也許有些陌生，然而，如果時光倒退30年，他堪稱年輕人的偶像。上世紀八十年代，法國作家薩特在中國掀起了一股「薩特熱」，而將薩特引入中國的，正是柳鳴九。他因此被譽為中國「薩特研究第一人」。柳鳴九是著名學者、理論批評家，還是一位翻譯家、散文家。他一生筆耕不輟，著作等身。他的主要著作有《柳鳴九文集》15卷，約600萬字，以及自傳《回顧自省錄:柳鳴九自述》，翻譯作品《雨果文學論文選》、《莫泊桑短篇小說》、《局外人》等。
古人云：「鶴鳴於九皋，聞聲於天」，這就是柳鳴九名字的來歷。1934年，柳鳴九出生於湖南長沙一個廚師家庭，父親靠着一把菜勺走南闖北，養家糊口，含辛茹苦培養出了三個大學生，可惜因為積勞成疾早逝。柳鳴九是家中長子，畢業北京大學西語系，對父親一直感念，其散文隨筆集《子在川上》，開篇寫的是《父親的故事》。柳鳴九三歲時全面抗戰爆發。生逢亂世，逃難成為童年的主題。2015年9月8日的《光明日報》，以《誠實：學者的靈魂》為題專版介紹了柳鳴九。柳鳴九說道：「我的兒童時代，基本上是在逃難的生涯中度過的。隨着日本侵略軍的不斷進攻，我們家從湖南長沙逃到耒陽，在耒陽相對安定了幾年，又從耒陽逃到廣西桂林，再逃到重慶。難民生活的危險與艱辛我都經歷過，畢生難忘。」
柳鳴九何以到耒陽了呢？為何又說在耒陽相對安定呢？原來，1939年5月起，耒陽成為湖南省的臨時省會，前後長達五年多，並在薛岳將軍主政下，呈現出一片繁榮太平景象。柳鳴九一家定居耒陽後，父親單槍匹馬在桂林一家銀行工會當大廚，收入頗豐。母親帶着三個孩子在耒陽生活，過得無憂無慮。他家與幾個舅舅都租房子住，地點是縣城附近一個叫謝家莊的村子，有近十間房子。後來，柳鳴九的母親另外租了一棟新建的樓房，還僱請了女傭，照管三個孩子，過上了舒適的「太太生活」。柳鳴九回憶：「母親早年跟着我父親奔波勞累，到耒陽後總算過了三四年有女傭的清閒的太太生活，生活安定，心境平穩，經濟富足。耒陽時期對我父親來說仍然是辛苦勞累的，對其他的家庭成員來說則完全是一段幸福的日子，是我的家史中唯一一段愜意的時期。」
據《柳鳴九自述》介紹，柳家在耒陽不僅過上了偏安的日子，而且還相當富裕。柳鳴九的大舅在耒陽城裡開了一家上規模的酒家——曲園酒家，「酒店相當排場，占有一個很大的院落，其中還有一片不小的草地和一兩個亭台，在當地相當有名。」他的另一個舅舅，則辦起了印刷廠。他父親單槍匹馬在桂林賺錢，在兩個舅舅的生意中占有大股份，還在長沙買了一處房產。在那樣的戰亂時期，居然在長沙購置房產，可見柳鳴九父親不善於理財。後來，隨着長沙淪陷，柳父購買的那處房產，頓時化為烏有，而柳家人都沒有見過一眼。在耒陽，柳鳴九每天要練習毛筆字，在家跟村裡的孩子玩，在學校跟城裡的孩子玩。他在城區一家很大的小學讀書，步行上學，所經之路是鄉野的一片秀美風光。
柳鳴九六歲上小學，在耒陽那幾年求學，有四件事記憶深刻：
之一：他每天清晨上學經過的一個街口，有一個婦女擺攤子在賣油煎粑粒，這個婦女為了生意，把無人照管的小孩反鎖在破爛的木屋子裡，任憑孩子厲聲慘哭。他雖然從來沒有見過這個男孩，但孩子那一陣陣悽厲的哭聲，直到柳鳴九到了晚年都記憶猶新。
之二：有一次，家裡人帶他去看了一次京劇《白蛇傳》，覺得那個演白素貞的演員漂亮得跟仙女一樣。後來他在放學路上，總希望遇到這個「仙女」，沒想到有一天居然在縣城的街道碰見了，讓他激動不已。
之三：他在學校蒙受了一次特大的冤枉，班上幾個頑皮同學打架，卻把起因硬扣在完全無關的柳鳴九頭上。他被一位乾瘦、醜陋的女老師處以凌辱式的粗暴懲罰，不僅在教室外罰站，還用繩子綁着他示眾，造成傷痛長期不愈。
之四：有一天，謝家莊來了一個皮影戲班子，他看了後很受啟發，自己用紙疊成小人，仿照皮影戲的方式，扮演一點幼稚可愛、簡陋不堪的故事，根本沒有人觀看。他乾脆把自編的故事用筆畫成連環畫，故事題材都是英雄人物打抱不平、仗義行俠，或者採花大盜、地主惡霸，主人公是劍俠，武功高強，能飛檐走壁，口吐白光，不到十歲就有了金庸的「武俠細胞」。
1944年夏，長沙失守，耒陽岌岌可危，6月18日，湖南省政府倉促遷移到桂陽縣。此時，柳鳴九剛好十歲，高小沒讀完，不得不隨同家人往桂林避難，後來又往貴陽、重慶。他在書中描述：「五口之家就像一隻漂流在大海上的小船，四周是沉沉黑夜和驚濤駭浪。」雖然輾轉多地，但每到一處，家人總是花最大的力氣讓柳鳴九去優良的學校。在耒陽，他上的小學是當時全縣規模最大、條件最好的。後來，他上過的4個中學，南京的中大附中、重慶的求精、長沙的廣益和省立一中，都是鶴立雞群的名校。這為他後來考入北京大學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新中國成立初期，柳鳴九從湖南省立一中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畢業後，他分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1964年轉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擔任教授，多次赴美國、法國進行學術考察。他是中國法國文學研究會會長，中國外國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終身榮譽學部委員」。
李國基：愛畫畫的精忠學生
湖南省政府遷移到耒陽後，省政府秘書長李揚敬廣攬各類人才，從老家東莞召集了很多同宗親戚到耒陽。這當中，就有畫家李國基的父親李樹英。
按輩分，李樹英是李揚敬的堂侄，到耒陽後跟着李揚敬身邊工作。那時，李厚基、李國基、李鴻基兄弟三人，大的十來歲，小的五六歲，都在耒陽城郊青麓山的精忠第七小學讀書。精忠七小讀書的都是軍政大官的兒女。李厚基和薛岳的兒子不僅是同班同學,而且還是同桌，兩人關係特別好。李厚基經常跟同學到薛公館玩，晚年的李厚基還多次跟李國基提起當年去薛岳家玩的情形，還記得通往薛公館的道路兩邊種了很多紅棗樹。
偶然的機會，我通過某刊物結識了長沙名媛易維璨（後改名易維燦）。老人系晚清陝甘總督易棠的後人，女兒霍紅曾任長沙市作家協會主席。抗戰時期，易維璨隨同父母在耒陽精忠七小讀完了小學。我與老人家在電話和微信往來中，發現老人頭腦清晰，仍然健談，對童年時期在耒陽的那段求學經歷記憶猶新。易維璨向我提起班上同學李國基，個頭矮瘦，寫得一筆好字，還會畫畫，信手幾筆就畫個日本鬼子胸上插一把刀。每逢紀念日，班上的對聯、標語、抗日宣傳畫，都是李國基寫的畫的。他們家和易維璨家都住在托得李家大屋，他家住前進，易家住後進。那時很封建，男女同學同班不說話，易維璨與他沒什麼接觸。晚年的易維璨住養老院，天天練書法，腦子裡常常泛起李國基在班上寫對聯、畫抗日畫的樣子。
李國基晚年在一篇文章中回憶：「我的就學經歷比較複雜和曲折。幼時就讀於明生幼稚園。上世紀四十年代初，因日軍侵占東莞，隨母親逃難到湖南耒陽，跳級入讀私立梅橋小學二年級。第二年，又跳級入讀薛岳創辦的精忠第七小學三年級。……我們在耒陽呆了四、五年之後，大約是1944年，日本鬼子在投降之前瘋狂地對我們進行攻擊，長沙最終失守，我們又要從湖南走難回十畝園。撤退的時候很混亂。我父親認識很多達官貴人，我們和湖南的幾個大官家庭一起撤退。我母親很會安排，留下了我們的五哥李厚基跟着她，安排我帶着弟弟鴻基跟着另一個姓馬的大官一起撤退。臨走，母親把我們兄弟倆交給那個保護大官的憲兵，讓他沿途照顧我們。我母親把兩箱最靚的行李交給我，裡面都是母親的金銀首飾、高檔法國絲絨長衫等等。」
李國基在耒陽精忠學校讀完小學，回到東莞讀完中學，考入華南文學藝術學院，21歲在北京電影學院任教，後定居香港，擔任香港藝術設計學院教授。李國基畢生熱愛書畫藝術，在油畫、水彩和書法上頗有造詣，上世紀80年代應邀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的歷任院長、教授作肖像油畫。1997年，他應邀參加「香港明天更美好」畫展。2001年，李國基在香港舉辦「李國基作品展——生活的回憶」，展出的肖像畫形神兼備，被譽為「肖像大師」。2016年病逝於香港。
李國基的弟弟李鴻基，也在耒陽精忠學校讀完小學。後來成為著名作曲家、古物鑑藏家，現為中國古陶瓷研究會副會長，定居廣州。
資中筠：隨父母避難耒陽縣城
資中筠，民國銀行家資耀華的長女，資深學者、翻譯家，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美國研究》雜誌主編。著有《資中筠自選集》《老生常談》《美國十講》等，翻譯《廊橋遺夢》。
資耀華是耒陽縣大義鄉合建村資家坳人，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大，在內憂外患的歲月，頑強創業和守業，終成金融界泰斗。資耀華之妻童益君，浙江湖州人，外祖父當過地方官，當時江浙一帶既是魚米之鄉又得風氣之先。夫婦倆生育三個女兒，長女資中筠，次女資華筠，個個才華橫溢，被譽為「資家三姐妹」。閻連科撰文介紹資中筠「先生兩位妹妹，一個是舞蹈家，一個是科幻小說家，和大姐一樣都是自己業內響噹噹的大家。」
鮮為人知的是，抗戰時期，資耀華夫婦帶長女資中筠到耒陽避難，居住在耒陽縣城資氏祠堂，就是今天耒陽插秧機廠往東的蔡池路。據耒陽市二中退休教師李百祥回憶，資家大約是1940年到耒陽避難的，資中筠與他姑媽同學，抗戰期間一起在耒陽城區模範小學讀書。因是鄉鄰，且同是文人，資耀華經常來找李百祥的爺爺李濟藩聊天。李濟藩是廣湘中學校長，畢業於高等師範專科學校，一位愛國知識分子。資耀華在耒陽隱居期間，老同學周佛海竭力動員他參加日偽政權，並許之以「財政次長」之職，資先生斷然拒絕：「我資耀華如果想做官，或發財，早有機會，不必等到現在。」1944年陰曆四月，縣城的人疏散，李百祥的爺爺帶領全家去老家鹽沙鋪，資耀華夫婦帶着資中筠離開耒陽。坐在耒河往淝江口的木帆船上，李百祥的姑媽就像魯迅的宏兒正在想念水生一樣，念叨說:「資中筠還約了我們幾個同學去她家過生日呢」。
吳敏文的《警惕日本對華情報戰》一文披露，資中筠說過這樣一件事，她老家是耒陽深山老林中一個叫資家坳的小山村，地下埋藏的無煙煤質量特別好，燒起來無味無煙，燒完只留下一點白灰，村民用來取暖做飯十分方便。由於交通不便，無法大規模運出去，而且這種煤炭儲量少，沒有誰來大規模開採，無論在多大、多詳細的中國地圖上，都沒有這個偏僻山村的標註。後來資耀華先生留學日本，在日本的同文書院發現有對中國各省的調查報告，其中竟然記載了湖南耒陽田心鋪某山上有無煙煤礦！可見日本人為了侵略中國，做了多麼充足的情報準備。
奇怪的是，資中筠寫了那麼多文章，對童年時期隨父親在耒陽避難幾年的經歷，隻字未提，難道先生是有意隱去，還是忘了抗戰歲月中這段「耒陽童年」的記憶？不得而知。正因為如此，很少有人知道資中筠的這段經歷。甚至，很多人忘了耒陽曾經做過五年多抗戰省會的歷史。 [1]
作者簡介
朱文科，湖南耒陽人。中國民協會員，湖南省作協會員，衡陽市民協副主席，耒陽市政協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