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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誇飾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事實揭露 揭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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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物色》是《文心雕龍》的第四十六篇,就自然現象對文學創作的影響,來論述文學與現實的關係。

原文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誇飾恆存。雖《詩》、《書》雅言,風俗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號音之丑,豈有泮林而變好?荼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褒讚,故義成矯飾。大聖所錄,以垂憲章,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

自宋玉、景差,誇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鷦明俱獲。及揚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瑰奇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至《西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可驗,窮飾則飾猶未窮矣。又子云《羽獵》,鞭宓妃以餉屈原;張衡《羽獵》,困玄冥於朔野,孌彼洛神,既非魍魎,惟此水師,亦非魑魅;而虛用濫形,不其疏乎?此欲夸其威而飾其事,義睽剌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嵯峨揭業,熠耀焜煌之狀,光采煒煒而欲然,聲貌岌岌其將動矣。莫不因夸以成狀,沿飾而得奇也。於是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擲而羞跼步,辭入煒燁,春藻不能程其艷;言在萎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歡則字與笑並,論戚則聲共泣偕;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瞽而駭聾矣。

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誇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翦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贊曰∶

  誇飾在用,文豈循檢。言必鵬運,氣靡鴻漸。

  倒海探珠,傾昆取琰。曠而不溢,奢而無玷。

譯文

春秋四季不斷更代,寒冷的天氣使人覺得沉悶,溫暖的日子使人感到舒暢;四時景物的不斷變化,人的心情也受到感染。春天來到,螞蟻就開始活動;到秋天降臨,螢火蟲便要吃東西。這些微小的蟲蟻尚且受到外物的感召,可見四季變化對萬物影響的深刻。至於人類,靈慧的心思宛如美玉,清秀的氣質有似奇花;在種種景色的感召之下,誰又能安然不動呢?所以,春日景物明媚,人便感到愉悅舒暢;夏天炎熱沉悶,人就常常煩躁不安;秋日天高氣清,引起人們陰沉的遙遠之思;冬天霰雪無邊,往往使人的思慮嚴肅而深沉。因此,一年四季有不同的景物,這些不同的景物表現出不同的形貌;人的感情跟隨景物而變化,文章便是這些感情的抒發。一葉下落尚能觸動情懷,幾聲蟲鳴便可勾引心思,何況是清風明月的秋夜,麗日芳樹的春晨呢?

所以,當詩人受到客觀事物的感染時,他可以聯想到各種各樣類似的事物;他依戀徘徊於宇宙萬物之間,而對他所見所聞進行深思默想。描寫景物的神貌,既是隨着景物而變化;辭采音節的安排,又必須結合自己的思想情感來細心琢磨。因此,《詩經》裡邊用「灼灼」二字來形容桃花顏色的鮮美,用「依依」二字來表現楊柳枝條的輕柔,用「杲杲」二字來描繪太陽出來時的光明,用「瀌瀌」二字來說明大雪紛飛的形狀,用「喈喈」二字來形容黃鳥的鳴聲,用「喓喓」二字來表現蟲鳴的聲音。還有用「皎」字來描繪太陽的明亮,用「嘒」字來說明星星的微小,這都是用一個字就道盡物理;有的用「參差」來形容荇菜的長短不齊,用「沃若」來表現桑葉的鮮美茂盛,這都是用兩個字就完全描繪出事物的形貌。這類例子都是以少量的文字,表達出豐富的內容,並把事物的神情形貌,纖毫無遺地表現出來了。

即使再反覆考慮它千百年,能有更恰當的字來替換麼?及至《楚辭》繼《詩經》而起,所寫事物觸類旁通而有所發展。物體的形貌是多種多樣的,不易完全描繪,因而詞彙便複雜繁富起來;如描摹山川險峻的「嵯峨」和草木茂盛的「葳蕤」等,便大量出現。後來司馬相如等人,於文章的氣勢力求奇特,於文章的音節力求動聽,往往要用一系列的形容詞藻,來描寫山水景物。這就真如揚雄說的:《詩經》作者寫的東西雖華麗,但恰如其分,而且文字也比較簡約;辭賦家寫的東西,就過於華麗,辭句也過於繁多。至於像《詩經·小雅·裳裳者華》中說到盛開的花朵:「有黃色的,有白色的。」《楚辭·九歌·少司命》中說到秋天的蘭花:「綠色的葉子,紫色的莖。」可見凡是描繪各種色彩的字,適當應用,方覺可貴;如果青的、黃的層見迭出,那就過於繁雜,不足為奇了。

晉宋以來,作品重視描寫事物形貌的逼真。作者深入觀察風物景色的神情,研究花草樹木的狀貌;吟詠景物從作者深遠的情志出發,而描繪事物的訣竅就在於能密切地符合真相。所以,如果文字用得巧,事物寫得逼真,那就像在印泥上蓋印一樣,用不着過多的雕琢,而事物的本來面目便可完全無遺地描繪出來。這就使人能從作品的字句里看到景物的形貌,了解到不同的季節。但是事物各有固定的樣子,而作者構思卻沒有一定的法則;有的好像滿不在乎地就能把景物寫得很好,有的卻仔細思索還和所描寫的景物相差很遠。《詩經》和《楚辭》中突出的特點,就是善於抓住客觀事物的要點;後來善寫文章的人,都不敢在這上面和它們較量。卻無不依照這種方法,學其巧妙,隨着文章的氣勢而顯示出奇特來。所以,只要作者善於抓住事物的要點,就能把本來不新鮮的景物也描繪得極其新穎了。

因此,一年四季的景色雖然多變,但寫到文章中去要有規則;事物雖然繁雜,但描寫它們的辭句應該簡練;要使得作品的味道好像不費力地流露出來,情趣盎然而又格外清新。歷代作家,前後相繼,在寫作上都是錯綜複雜地演變着,並在一面繼承,一面改革中取得新的成就。要使文章寫得景物有限而情味無窮,就必須把《詩經》、《楚辭》以來的優良傳統融會貫通起來。山水川原實在是文思的深厚府庫;描寫它的文字過簡就會顯得不夠完備,過詳又顯得繁冗。屈原之所以能深得吟詩作賦的要領,不就是得到楚地山川景物的幫助嗎?

總之,高山重迭,流水環繞,眾樹錯雜,雲霞郁起。作者反覆地觀察這些景物,內心就有所抒發。春光舒暢柔和,秋風蕭颯愁人;像投贈一樣,作者以情接物;像回答一樣,景物又引起作者寫作的靈感。[1]

作者簡介

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於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梁代,中國歷史上的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漢族,生於京口(今鎮江),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莒縣)東莞鎮大沈莊(大沈劉莊)。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種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