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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樂府

"新樂府"在古代文學史上，即"新題樂府"，相對於古樂府而言。指的是一種用新題寫時事的樂府詩，不再以入樂與否作標準。新樂府詩始創於杜甫，為元結、顧況等繼承，又得到白居易、元稹大力提倡。中唐時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導的，以創作新題樂府詩為中心的詩歌革新運動。

簡介

所謂新樂府，是相對古樂府而言的。這一概念首先由白居易提出來。他曾把擔任左拾遺時寫的"美刺比興"、"因事立題"的50多首詩編為《新樂府》。

新樂府的特點有三:一是用新題。建安以來的作家們歌寫時事，多因襲古題，往往內容受限制，且文題不協。白居易以新題寫時事，故又名"新題樂府"。二是寫時事。建安後作家有自創新題的，但多無關時事。既用新題，又寫時事，始於杜甫。白居易繼其傳統，以新樂府專門美刺現實。三是不以入樂與否為衡量標準。新樂府詩多來嘗"播於樂章歌曲"。

從音樂角度看是徒有樂府之名，而在內容上則是直接繼承了漢樂府的現實主義精神，是真正的樂府。

新樂府運動由於前有杜甫開創的傳統，後有元結、顧況繼其事，張籍、王建為先導，到了"元白"時期，明確地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一整套理論，加之元、白詩才蓋世，寫作了大量新樂府詩歌，給當時以極大影響，使這一偉大的文學運動取得了巨大成就。

《師友詩傳續錄》載:"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創為新樂府，亦復自成一體。"新樂府運動在貞元，元和年間與韓柳古文運動相繼磅礴於文壇，有着共同的社會原因。 經歷安史之亂後，唐朝社會動亂、政治腐敗，有識之士目擊社會問題日趨嚴重，希望能藉由政治改良以風氣推行等方式挽救日漸式微的國勢，如此的想法反映在文壇上則出現了古文運動與新樂府運動。

詩人承接了杜甫社會寫實的風格，試圖在詩中反映民生疾苦和社會現實弊端。然而此類型的創作不免會觸動到權貴人士，因此在風氣的推展上並不順利，但是如此憂國憂民的精神無論是在文學史上或人道關懷上都是難能可貴的。

社會背景

唐朝貞元、元和之際，廣大地主士大夫要求革新政治，以中興唐朝的統治。在這股浪潮的推動下，白居易、元稹等詩人主張恢復古代的采詩制度，發揚《詩經》和漢魏樂府諷喻時事的傳統，使詩歌起到"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作用。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在《新樂府序》中全面提出了新樂府詩歌的創作原則，要求文辭質樸易懂，便於讀者理解;說的話要直截了當，切中時弊，使聞者足戒;敘事要有根據，令人信服;還要詞句通順，合於聲律，可以入樂。宣稱要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

新樂府運動是貞元、元和年間特定時代條件下的產物。這時，安史之亂已經過去，唐王朝正走向衰落。一方面，藩鎮割據，宦官擅權，賦稅繁重，貧富懸殊，蕃族侵擾，戰禍頻仍，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矛盾進一步顯露出來;另一方面，統治階級中一部分有識之士，對現實的弊病有了更清楚的認識，他們希望通過改良政治，緩和社會矛盾，使得唐王朝中興。這種情況反映在當時的文壇和詩壇上，便分別出現了韓愈、柳宗元倡導的古文運動和白居易、元稹倡導的新樂府運動。

文學特點

白居易在《與元九書》、《新樂府序》、《寄唐生》《傷唐衢》、《讀張籍古樂府》等詩文中，元稹在《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序》、《樂府古題序》等詩序中，闡述了新樂府運動的理論主張。

所謂"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新樂府序》)，明確提出了新樂府運動的基本宗旨。所謂"救濟人病，裨補時闕"，"上以補察時政，下以泄導人情"(《與元九書》)，"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張籍古樂府》)，強調了詩歌的社會功能和諷諭作用;所謂"惟歌生民病"(《寄唐生》)，"但傷民病痛"(《傷唐衢》)，"諷興當時之事"(《樂府古題序》)，反對"嘲風雪、弄花草"(《與元九書》)，是主張詩歌要有社會內容，要反映民生疾苦和社會現實弊端。所謂"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其辭質而徑"、"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實"、"其體順而肆"

(《新樂府序》)，"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寄唐生》)，則是要求詩歌的形式與內容統一，為內容服務，表達直切順暢，讓人容易接受。這些詩歌理論，一反大曆以來逐漸抬頭的逃避現實的詩風，發揚了《詩經》、漢魏樂府和杜甫以來的優良的詩歌傳統，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新樂府運動的詩歌創作，實踐了上述理論主張。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等人的樂府詩及其他的一些作品，反映了中唐時期極為廣闊的社會生活面，從各個方面揭示了當時存在的社會矛盾，提出了異常尖銳的社會問題。

如白居易的《杜陵叟》、《賣炭翁》，元稹的《田家詞》、《織婦詞》，張籍的《野老歌》，王建的《水夫謠》等，都是直接描寫勞動人民所遭受的殘酷剝削和壓迫，為他們的悲慘命運鳴不平的;白居易的《繚綾》、《紅線毯》、《重賦》、《輕肥》等，是直接刺責統治階級的驕奢淫逸，並從中反映貧富懸殊、階級對立的;白居易的《宿紫閣山北村》、張籍的《猛虎行》、王建的《羽林行》等，是揭露特權階層惡勢力為非作歹、殘害人民的;白居易的《新豐折臂翁》、元稹的《夫遠征》、張籍的《塞下曲》、王建的《渡遼水》等，是反映邊地士兵之苦和反對窮兵黷武的;白居易的《鹽商婦》、元稹的《估客樂》、張籍的《賈客樂》等，是反映當時商業經濟的畸形發展，富裕商人和窮苦農民之間的矛盾的;白居易的《上陽人》、《井底引銀瓶》，張籍的《妾薄命》，王建的《望夫石》、《去婦》等，是同情婦女們不幸遭遇的。

諸如此類的作品，大都具有較強烈的現實意義和鮮明的傾向性。在藝術上，儘管各人的成就不同，風格互有差異，又大都體現出平易通俗，直切明暢的共同特色。它們展示了新樂府運動的實績。

新樂府運動的創作，既要針砭現實、指斥時弊，自然就不能不觸犯許多權勢者。白居易說，他的詩曾使得"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執政柄者扼腕"，"握軍要者切齒"，竟至"言未聞而謗已成"(《與元九書》)，可見鬥爭是很激烈的。元和十年，白居易橫遭毀謗，遠謫江州，以他為主要倡導者的新樂府運動也因此受到挫折。

事實上，統治階級的腐敗和現實政治的黑暗，也使得新樂府運動已無法再繼續下去。儘管如此，它在中國詩歌史上卻留下了光輝的一頁，並對後世詩歌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晚唐皮日休作《正樂府》10篇，聶夷中也多寫反映現實的樂府詩，就是對新樂府運動傳統的直接繼承。

意義影響

白居易、元稹等詩人或"寓意古題"，或效法杜甫"即事名篇"，以樂府古詩之體，改進當時民間流行的歌謠，積極從事新樂府詩歌的創作。

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家詞》、《織婦詞》、《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是他們的代表作。張籍的樂府三十三首以及《野老歌》、《築城詞》、《賈客樂》等詩歌，反映了戰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揭露了統治者對人民殘酷的剝削和奴役。

王建在《水夫謠》中描寫了驛船縴夫的悲慘生活。《田家行》、《簇蠶辭》則揭露了封建賦役的殘酷。李紳曾作新題樂府二十首，惜已無存。他的《憫農》詩二首:"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已成為千古傳誦的名詩。

新樂府運動的精神，為晚唐詩人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所繼承。皮日休的《正樂府十首》和《三羞詩》，聶夷中的《公子行》，以及杜荀鶴的《山中寡婦》、《亂後逢村叟》，深刻地揭露了唐朝末年統治者的殘暴、腐朽和唐末農民戰爭前後的社會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