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愛東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施愛東 | |
|---|---|
| 出生 |
1968年1月 江西信豐 |
| 國籍 | 中國 |
| 職業 | 博士 講師 |
| 知名於 | 現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民俗學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 |
| 知名作品 |
《史詩疊加單元的結構與功能》 《中國現代民俗學檢討》 《倡立一門新學科──中國現代民俗學的鼓吹、經營與中落》 |
理學學士，文學碩士、文學博士，先後任職於中山大學中文系、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後工作站，原任教於中山大學，現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1968年生於江西石城，理學學士，文學碩士、博士，原任教於中山大學中文系，2002年進入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後工作站，現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民俗學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
主要研究領域：故事學、民俗學學術史。 歷經十六年調查研究《村寨里的紙文明》新書首卷在京發布，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施愛東發言[2]
目錄
主要研究領域
主要研究方向為故事學、通俗小說研究、民俗學學術史。
代表作
《疊加單元:史詩可持續發展的結構機制》、《故事的無序生長及其最優策略》、《16-18世紀歐洲人理解的中國龍》、《牛郎織女研究批評》、《英雄殺嫂》、《民間故事的記憶與重構》等。[1]
專著
《中國現代民俗學檢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倡立一門新學科──中國現代民俗學的鼓吹、經營與中落》，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
《點評金庸》 專 著 500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1.7
《點評金庸之江湖手冊》 160 香港明窗出版社 2001.2
《點評金庸之妙趣橫生》 170 香港明窗出版社 2001.4[1]
編著
《天道與人文》，北京出版社，2011年
《廣東民俗大典》，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中國牛郎織女傳說. 研究卷》，廣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
2000年以來發表的論文、文章、隨筆
| [1] 學術與生活：分道揚鑣的合作者——以各類「公祭大典」「文化旅遊節」為中心的討論，《民族藝術》，2008年第1期。 |
| [2] 顧頡剛故事學範式回顧與檢討——以「孟姜女故事研究」為中心，《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 |
| [3] 韓森的《變遷之神》，《民俗研究》，2008年第1期。 |
| [4] 「織女」的故事，《讀書》，2008年第2期。 |
| [5] 趙世瑜的《小歷史與大歷史》，《民俗研究》，2007年第4期。 |
| [6] 民俗學視角下的金豬年傳說，《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7-11-22。 |
| [7] 讓邊緣活力成為中心話語，《中華讀書報》， 2007-11-14。 |
| [8] 洪長泰的《到民間去》，《民俗研究》，2007年第3期。 |
| [9] 朝戈金的《口傳史詩詩學》，《民俗研究》，2007年第2期。 |
| [10] 劉魁立先生訪談錄，《民俗研究》，2007年第2期。 |
| [11] 梁祝故事是怎樣結尾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7-06-12。 |
| [12] 學科界限與學術取向，《民間文化論壇》，2007年第2期。 |
| [ 13] 警惕「神化」非物質文化遺產——兼談民俗學者的角色定位，《民間文化論壇》，2007年第2期。 |
| [14]《四大傳統節日應該成為國家法定假日》，筆談：劉魁立，陳連山，施愛東，高丙中，黃濤，《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 |
| [15] 柯文的《歷史三調》，《民俗研究》，2007年第1期。 |
| [16] 理性策略，非理性表達——《信仰、儀式與鄉土社會》中的風水現象與風水功能，《民俗研究》，2007年第1期。 |
| [17] 郭德綱及其傳統相聲的「真」與「善」，《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 |
| [18] 《民俗周刊》，《中華讀書報》，2007-01-31。 |
| [19] 從梁祝傳說的結尾看民間故事的生長機制，《博覽群書》，2006年第11期。 |
| [20] 我們如何進行學術對話，筆談：呂微、劉宗迪、施愛東、劉曉春、彭牧、祝秀麗，西村真志葉，《民間文化論壇》，2006年第5期。 |
| [21] 丁乃通的《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民俗研究》，2006年第3期。 |
| [22] 從「保衛端午」到「保衛春節」：追蹤與戲說，《民族藝術》，2006年第2期。 |
| [23] 呂微的《神話何為》，《民俗研究》，2006年第2期。 |
| [24] 兩種文化：田野是「實驗場」還是「我們的生活本身」(續二)，筆談：劉宗迪、呂微、施愛東、任雙霞、祝秀麗，《民間文化論壇》，2006年第2期。 |
| [25] 兩種文化：田野是「實驗場」還是「我們的生活本身」(續)，筆談：施愛東、呂微、劉宗迪，《民間文化論壇》，2006年第1期。 |
| [26] 早期民俗學者的田野考察及其方法探索，《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 |
| [27] 民間文學的形態研究與共時研究——以劉魁立《民間敘事的生命樹》為例，《民族文學研究》，2006年第1期。 |
| [28] 金庸小說的對照法則與蒙古想象——以《射鵰英雄傳》郭靖英雄形象的塑造為例，《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 |
| [29] 《中國民俗通志》的分類學意義，《中華讀書報》，2006-01-06。 |
| [30] 像解代數題那樣讀野史，《全國新書目》，2006年第1期。 |
| [31] 兩種文化：田野是「實驗場」還是「我們的生活本身」，筆談：劉宗迪、施愛東、呂微、陳建憲，《民間文化論壇》，2005年第6期。 |
| [32] 「敬文雕像」在鍾敬文故鄉揭幕，《民間文化論壇》，2005年第5期。 |
| [33] 中日韓民間故事類型索引編撰工作預備會在京閉幕，《民間文化論壇》，2005年第5期。 |
| [34] 故事的無序生長及其最優策略——以梁祝故事結尾的生長方式為例，《民俗研究》，2005年第3期。 |
| [35] 民間故事的記憶與重構——故事記憶的重複再現實驗及其數據分析，《民間文化論壇》，2005年第3期。 |
| [36] 在生死線上打撈歡樂——評程文超《打撈歡樂的碎片》，《廣西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 |
| [37] 《歌謠》周刊發刊詞作者辨，《民間文化論壇》，2005年第2期。 |
| [38] 大陸新武俠與武俠小說的民間性，《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 |
| [39] 故事研究的實驗所得，《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4-10-19。 |
| [40] 故事傳播實驗的報告與分析，《民俗研究》，2004年第3期。 |
| [41] 鍾敬文民俗學學科構想述評，《民間文化論壇》，2004年第4期。 |
| [42] 耕耘到百歲 微尚戀詩篇——讀《鍾敬文文集》，《廣西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 |
| [43] 「概論教育」與「概論思維」，《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 |
| [44] 英雄殺嫂——從「蕭峰殺敏」看金庸小說對傳統英雄母題的繼承和改造施愛東，《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 |
| [45] 田野鬥牛記——民間文學「田野作業」的是非與前瞻，《民族文學研究》，2004年第1期。 |
| [46] 民俗學家葉春生教授，《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S1期。 |
| [47] 網絡時代的學術對話：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民間文化，《民俗研究》，2003年第4期。 |
| [48] 民俗學家葉春生，《文藝報》， 2003-12-04。 |
| [49] 史詩疊加單元的結構及其功能——以《羅摩衍那•戰鬥篇》(季羨林譯本)為中心的虛擬模型，《民族文學研究》，2003年第4期。 |
| [50] 告別田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 |
| [51] 英雄殺嫂的主題分析，《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 |
| [52] 網絡時代的學術對話：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民間文化，《中國民間文藝學年鑑》（2003）。 |
| [53] 鍾敬文與中山大學民俗學會，《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
| [54] 私情歌謠與《吳歌乙集》風波，《民俗研究》，2001年第3期。 |
| [55] 試析顧頡剛的民俗研究方法，《民間文化》，2000年第Z2期。 |
[施愛東]民俗學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運動中的尷尬處境
近100年的中國現代民俗學史，是一部學術與政治的博弈史。民俗學的興衰成敗，一直與各種文化運動，以及政府的文化政策密切相關。五四時期，早期民俗學者們主動擔負起了文化啟蒙的責任，他們為了打破以聖賢歷史為中心的舊文化，建設以民眾歷史為中心的新文化，發願「要把幾千年埋沒着的民眾藝術、民眾信仰、民眾習慣，一層一層地發掘出來」，可惜，這個志願並沒有完成。
1949年之後，中國政府決心建設一種全新的文化形態，採取了文化革命的方式，試圖徹底消滅舊文化，認為根本沒必要研究這些必須拋棄的封建舊文化，於是取消了民俗學。
1978年之後，民俗學者們在說服政府恢復民俗學研究的時候，着重強調了民俗學對於「移風易俗」的重要性。鍾敬文先生提出的「多民族一國民俗學」或「中國特色的民俗學派」，很大程度上也是呼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國策。
當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個概念進入中國的時候，民俗學者們敏銳地抓住了這個與政治再次合作的機會。2005年之後，民俗學者成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運動的主要學術力量，深度介入了中國政府的該項工作。中國民俗學者普遍認為，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運動是民俗學不可推卸的社會職責和學術職責，同時也是一次新的歷史機遇。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運動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為民俗學者的學術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使他們可以自由地到世界各地進行學術交流，到全國各地進行田野調查。他們撰寫了大量的學術論文，許多新的學術對象得到發現和研究，學術領域得到拓展，民俗學成果的數量也得到了較大的提升。
保護運動的推進大大加快了民俗學研究機構的擴張和完善。這些機構雖然打着「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的新招牌，事實上大多由原來的民俗學舊班底轉軌而來，在一定程度上延續和拓展了民俗學者的生存空間。這些機構的科研經費大都比較充足，許多地方高校增設了相應的課程，許多新科民俗學博士得以充實到這些研究機構中，民俗學科招收的碩士和博士大幅增加，畢業生更容易得到科研經費，也更容易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因此，從硬件建設來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運動對於民俗學的意義是積極的。
民俗學者開始走上電視講壇，接受新聞記者的採訪，他們在公共輿論領域變得更有影響。
但是，在這種熱鬧的表象背後，也存在令人不安的隱患。
1.學術與政治的聯姻傷害了學術的純粹性。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主要是一種政府行為，而不是學術行為，學術對政治的過度依賴往往是以犧牲學術獨立性為代價的。保護和研究是兩個範疇的概念，民俗學的參與，主要是應用民俗學的參與，而不是理論民俗學的參與。
非物質文化遺產受到各級政府的重視，迅速就有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學」這樣一個學科門類的誕生。中山大學、華東師大、華中師大等一大批高校迅速跟進，相繼組建班子，成立了名稱大同小異的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機構。但是，這些研究機構的主要工作並不是「學術研究」，而是與地方政府合作，參與考察、論證、撰寫和評審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參與各種民俗旅遊的規劃和設計，參與各種地方文化活動，整理和宣傳地方文化。
學術重心向應用學術的轉移，導致了剛剛發育起來的理論研究的相對停滯，這很可能會進一步削弱民俗學在整個學術體系中的地位和影響。從中國現代民俗學史的經驗來看，任何一次學術運動的結束，都是以整體理論水平的下滑或停滯為代價的。
2.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運動打亂了循序漸進的學術進程。
科學哲學確立了「常規科學」在現代學術發展中的重要意義。常規科學是指「堅實地建立在一種或多種過去科學成就基礎上的研究，這些科學成就為某個科學共同體在一段時期內公認為是進一步實踐的基礎。」任何一個科學領域，都必須依賴於既有的研究範式而達到成熟。
「運動」則往往意味着對常規秩序的偏離。所謂「運動」，是指有組織、有目的而聲勢較大的群眾性活動。運動的大規模性質必然意味着參與人員的急劇膨脹，大量沒有經受過專業學術訓練的從業人員的介入。
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運動作為一次有目的、有組織的政府行為，並不需要藉助既有的民俗學理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運動討論的是執行者的認識問題、方法問題、實施問題，以及不同執行者之間的關係和利益分配等問題，是一個「工作概念」，而不是「學科概念」。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運動作為一項系統工程，與其說是一個民俗學的課題，還不如說是一個政治學或管理學的課題。在這項複雜的保護工程中，既有的民俗學研究範式根本沒有用武之地。民俗學者要想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運動，他就必須首先擱置原有的研究計劃，放棄既有的研究範式，投入到事務性的非學術工作當中。
學術與時政、與市場的合作必然以犧牲學術的獨立思想為代價。當民俗學者在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價值評判、對保護工作建言獻策的時候，實際上並沒有發揮出自己的專業所長，他們是作為公共知識分子而不是作為民俗學者在發言
施愛東：網絡時代謠言止於智者還是倒逼真相？
謠言古已有之，史不絕書。在網絡時代，謠言的產生和傳播更加迅捷，如何遏制、能否遏制這些瘋傳的謠言呢？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施愛東先生近年來一直從事網絡謠言的研究，他認為，理想的闢謠機制是雙管齊下：政府應該一方面適當鼓勵民間闢謠行動，另一方面把握好法律尺度，嚴打惡性謠言的同時，切忌濫用刑罰，以免造成寒蟬效應。而公眾則應保持對謠言的警惕，用理性制約謠言。正因謠言不可避免，理性更顯珍貴。 澎湃新聞：我國的法律已經對謠言及其影響做出界定，那麼在您的研究中，謠言是如何定義的呢？
施愛東：其實對謠言到底如何定義的問題，謠言學者並沒有找到一個明確的標準，如果有一百個謠言學者，那就有一百種謠言定義，每個人的標準都不一樣。但是，法律必須直接面對一個個具體的謠言個案，如果沒有嚴格、量化的入罪標準，法官就無法具體執行。這就像我們考試需要設定一條及格線一樣，六十分就是及格，五十九分就是不及格。其實你說六十分和五十九分的水平真有質的區別嗎？沒有。但是必須有這麼一條紅線，否則考試就沒有意義了。
但是對我來說，我並不是法官，沒必要去為那些模稜兩可、似是而非的傳聞做一個定性的判斷。我的專業是民俗學，研究方向是故事學，我關注的是謠言的形態，以及謠言傳播、變異的規律。
站在我的專業角度看，謠言就是一種具有現實社會影響的口傳文學。即使在數字化的網絡時代，謠言依然帶有口傳文學群體加工和不斷變異的傳播特徵。傳統的謠言研究認為謠言來無蹤，去無影，是一種「無法捕捉的空穴來風」，可是，網絡的數字化記錄，尤其是微博的開啟，卻為我們研究謠言的傳播和變異提供了清晰的時間表和路線圖。這是過去的謠言研究所不具備的，也是今天從事謠言研究最大的優勢。所以，我就抓住機會，迅速轉向了網絡謠言的研究。
對我來說，不需要對謠言進行定義，我只要取最大公約數，找一些大家都公認的，甚至已經被證實為謠言的個案進行研究就可以了。正如一個動物學家並不需要對什麼是「動物」進行精確定義，他只要做好他的小白鼠實驗就可以了，沒有人會質疑小白鼠不是動物。所以，我不定義謠言，只對研究工作的謠言個案劃定了一個大致的選擇標準。我的標準主要有三點：一是特定群體中流傳較廣、影響較大的社會傳聞；二是關鍵信息失實的社會傳聞；三是具有故事性的社會傳聞。前兩點是我對普通謠言的理解，第三點是我個人的學術偏向，因為我本質上還是一個故事學者。 我很少拿科技謠言來作為我的研究個案，那是「果殼網」的興趣所在，不是我的。
澎湃新聞：您在研究中曾舉了一個例子，碭山縣公安局通報了一則處罰決定：「8月26日下午16時47分，310國道碭山段305km+140m處發生一起交通事故，事故共造成10人死亡，5人受傷。事故發生後，網民XXX不顧事實，在其個人微博上發布『事故造成16人死亡』的虛假信息，屬散布謠言，我局依法對其作出行政處罰。」後來碭山縣公安局又撤銷了這一處罰決定。在您看來，網民發的這條微博算不算謠言呢？
施愛東：我不認為是謠言。就算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來看，也算不上謠言。這位網民既沒有虛構事故，也沒有「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他只是沒能精確報道事故的死亡數字而已，屬於部分信息，而且是非關鍵信息失實。事實上，碭山公安局很快就收回了這個處罰決定，承認這是一個錯誤的處罰決定。
這件事，網上反響極大。有網民受此啟發，編了一個唐詩造謠的段子：「柳宗元獄中遇李白，忙問因何到此，李說：『造謠罪，飛流直下三千尺，人家量了，沒那麼長。』柳說：『彼此彼此，我說千山鳥飛絕，有人舉報樹上還有一鳥未絕。』正感嘆時，王之渙進來了，兩人相視一笑：『哈，一片孤城萬仞山！』杜牧進來了，說自己涉嫌嫖娼，大夥異口同聲：『停車坐愛楓林晚！』」
甚至著名學者陳尚君也發表「白居易造謠」的微博，諷刺碭山縣公安局的做法：「白居易身為人臣，且長期在翰林院工作，僅憑在仙遊寺聽到的不實之辭，遂惡意編造長恨歌，詆毀先皇帝與先貴妃之形象：春寒賜浴，嬌兒扶起，純屬想當然；從此君王不早朝，更屬誹謗；宮中燃燭本有制度，白居易胡亂編造，連陳寅恪都看不下去，憤而批駁；至長生殿本竇太后祭殿，遠得很，編得太離譜了。」
澎湃新聞：您曾指出，無論傳說還是謠言，都會基於一定的事實基礎，它們之所以能在這個時代流行，或者在這個時代死灰復燃，一定是直接或間接地迎合了這個時代流行的社會、文化心態或價值觀念，反映了這個時代的希望或恐懼。那麼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謠言具有怎樣的特點呢？
施愛東：謠言不是單純的假新聞，謠言必須是特定社區廣為流傳的假新聞。人們社交活動中時時都在生產假新聞，可是，絕大多數的假新聞都會止步於很小的熟人社交圈內。只有那些能迎合公眾情緒，能滿足大眾好奇心的信息才能吸引公眾的強烈關注。一則謠言如果毫無事實基礎，跟公眾的生活和常識沒有任何關聯，它就很難得到公眾的響應，很難被公眾口口相傳。
謠言具有情緒性的特徵。謠言所講述的內容也許是虛假的，但謠言所傳達的情緒卻是真實的。換句話說：謠言傳播的不是客觀真實，而是主觀真實。人們之所以樂於傳播謠言，是因為他認同謠言所講述的故事，贊成謠言所表達的觀點，或者樂於見到謠言蔓延所派生的後果。謠言傾向於迎合同伴、迎合公眾、迎合多數分子、迎合主流聲音、支持職業愛好、支持民間立場。謠言永遠不是獨立思考的產物。
這個時代的謠言當然是這個時代的公眾情緒的反映。這個時代的公眾最關心什麼，最恐懼什麼，那麼，這些方面的謠言也就越發興盛。有傳播學者做過這方面的統計，如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研究人員通過對微信中被舉報為「詐騙和虛假信息」的四百八十八篇文章進行統計分析，發現數量最多的五類謠言，依次為：人身安全、食品安全、疾病相關、健康養生、防騙。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代老百姓最大的恐懼。
但還有一些謠言並沒有被中山大學的「謠言過濾器」統計在內，比如政治謠言和民族主義謠言。
政治謠言過于敏感，謠言研究者都不願意去碰這個話題，但事實上民眾生活中最愛八卦的就是政治謠言。十八大以來，反腐風暴席捲神州大地，中國政治發生了深刻而巨大的變化，政治生活正處於一個新常態的轉型時期，「過去不可能的事現在經常發生」。巨大的社會變局當中，有政治謠言是很正常的，我們的態度不應該是去遮蔽它，而應該積極正視，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當然，民族主義謠言也是當今最盛行的謠言品種之一，但是主流媒體並不重視。從普通民眾的層面來說，在信息匱乏的情況下，傳播民族主義謠言，對謠言事項進行激烈評議，也是他們參與國際事務最便捷，也最有可能的途徑。國家建設所需要的科學知識、專業特長等等，都是需要門檻的，惟獨民族主義毋須任何門檻，任何一個中國人，只要擁有情緒，就可以用口號和謠言的方式參與其中。
施愛東：網絡時代謠言止於智者還是倒逼真相？
大學生拿「大剪刀剪切打擊網絡謠言傳播者的手」用行為藝術向社會宣傳抵制網絡謠言倡導文明上網。 視覺中國 資料
澎湃新聞：謠言在不同的地域、階層、人群中的傳播是不一樣的，在您看來，謠言的傳播有什麼特點？比如，什麼類型的謠言更容易傳播，謠言在什麼樣的人群中容易傳播？在您的研究中，似乎暗示某些網絡平台比新浪微博更易傳播謠言？
施愛東：任何人都有知識盲點，所以，任何人都可能傳播謠言。一則傳聞，越是處於自己的知識系統之外，人們越容易受到其魅惑。所以說，文化程度越低，信息來源渠道越少，其知識盲點也就越多，他就越容易相信謠言。
我在具體的研究中發現網易微博、騰訊QQ、百度貼吧比新浪微博更容易傳播低端謠言，封閉性論壇比開放性論壇更熱衷傳播低端謠言。當然，這裡所說的「更容易」、「更熱衷」，都是從信眾比率來說的，不是從影響大小來說的。所謂「低端謠言」，就是那種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謠言的低端產品，諸如騰訊QQ上最熱衷的「請大家5月13號別進影院，大家一起為《貞子》票房為零做努力！5月12日既是南京大屠殺紀念日，又是國難日。勿忘國恥！作為中國人，要讓貞子票房為零。是中國人就轉起！」之類的謠言，連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的時間都搞不清楚，這類謠言在新浪微博上幾乎看不到。
我的解釋是，因為新浪微博是最開放的公眾平台，活躍用戶的平均文化程度也是最高的，網民的知識盲點相對較少，而騰訊QQ、微信、網易微博的用戶相對比較封閉，網民的知識盲點更多，所以，一些在新浪微博受到網民唾棄的謠言，卻能在網易和騰訊獲得部分網民的青睞。我曾經以釣魚謠言「八尺協定」為例，統計該謠言在新浪微博和網易微博的評論，新浪微博只有百分之八左右的網民上當，而網易微博有百分之六十五左右的網民上當。
事實上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偏信的謠言，而且尤其容易偏信那些適合我們自己口味的、符合我們既有觀念圖式的謠言。我們所傳播的信息中，多數都是間接知識，我們沒有能力一一驗證其真偽，我們之所以樂於傳播，是基於我們的主觀判斷。而主觀判斷很容易受到知識結構、政治立場、民族情感，以及個性特質等各種社會和文化因素的影響，出現偏聽偏信、誤聽誤傳是很正常的。社會激進分子往往偏信政治謠言；養生達人往往偏信食品謠言；年輕媽媽往往偏信社會治安謠言、愛心謠言；老年人往往偏信科技謠言；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往往偏信民族主義謠言。
人類對未知的事物總是充滿恐懼，越神秘的東西越令人恐懼。從未見過鬼的人最怕鬼，天天與鬼打交道的和尚道士和巫師最不怕鬼。同樣的道理，越是缺乏科學知識的人，對威力巨大的現代科技恐懼得越厲害。現代社會迷信鬼神的人越來越少，可是，去了舊迷信，來了新迷信，不懂科學卻又迷信科學的人越來越多，所以，當今時代的科技謠言尤其豐富。
澎湃新聞：在網絡時代，微博、微信極度發達，我們的第一感覺是，這更助長了謠言的傳播，但另一方面來看，是不是闢謠也更方便了？
施愛東：是的。對謠言傳播來說，信息技術就是一面雙刃劍，一方面助長了謠言的傳播，另一方面也加快了闢謠的速度。所以，有學者就此提出了「對沖謠言」的概念，認為網絡本身具有自淨化功能，比如，當一個重大的虛假新聞出現時，總是會有知情者，他們一樣可以提供自己所知道的真相；當真相撲朔迷離時，網友會自發、主動地探尋真相，在各種信息的交匯碰撞中，真理會越辯越明。理論上看，這話不是沒有道理，但它只適用於特定的、單個的謠言。
但事實上，謠言數量之多，傳播速度之快，根本不是闢謠者所能跟得上、打得了的。從微博轉發以及網帖的點擊量上，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謠言和真相兩種對立信息在傳播速度和閱讀量上的懸殊差距。中文網絡上有一句流傳甚廣的俗語：「造謠動動嘴，闢謠跑斷腿；造謠造到發神經，闢謠辟到手抽筋。」說的正是這種闢謠困局。
闢謠的前提是對謠言內容的核實，而謠言之所以成為謠言，恰恰是因其內容難以核實。局外人既沒有義務也沒有能力去核實一則「眾人皆信你獨疑」的謠言。尤其是政治謠言，普通民眾不參與相關活動，所知信息極少，根本就沒有辦法核實及闢謠。
受傳者不願核實謠言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謠言核實成本過高；二是無關利益者缺乏核實謠言的動力；三是部分謠言本身沒有核實的價值。至於微信好友、熟人社會之間，就更加不會去駁了朋友的面子，指摘其傳謠了。
闢謠之所以被動，還在於謠言像游擊隊一樣，具有不斷游移的特徵，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一則北京地鐵「人販子下迷藥拐賣婦女」謠言剛剛澄清，緊接着就出現了廣州地鐵「人販子下迷藥拐賣婦女」謠言，廣州的謠言還在擴散之中，深圳地鐵「人販子下迷藥拐賣婦女」謠言就已經出現了。俗話說「按下葫蘆浮起瓢」，此一時此一地的謠言被澄清了，同一個謠言在彼一時彼一地又會冒將出來。點火容易滅火難，闢謠總是落在謠言的屁股後面，東顛西跑，疲於奔命。
澎湃新聞：傳統的說法是「謠言止於智者」，現在有一種說法是「謠言倒逼真相」，您認為這種說法有道理嗎？
施愛東：「謠言倒逼真相」是一條頗具中國特色和時代特色的謠言命題。這個命題遲至2011年才由一些新浪大V生產出來。其理論依據是卡普費雷「謠言是一種反權力」的觀點。卡普費雷說：「謠言是對權威的一種返還。它揭露秘密，提出假設，迫使當局開口說話。同時，謠言還對當局作為唯一權威性消息來源的地位提出異議。謠言是無人邀請的自發性發言。」
從現有的案例來看，幾乎所有的「倒逼論」都是針對政府及其官員的政治謠言或問責謠言。一些謠言之所以能夠倒逼出真相，前提當然是有人掌握了真相，或者說真相被刻意隱瞞了，但最關鍵的倒逼機制，還與各級地方政府的「維穩心態」有關。對老百姓來說，對付這些「維穩」官員最好的辦法，就是使勁把事情鬧大，「圍觀就是力量」，如果能夠把事情鬧大到威脅官員烏紗帽的程度，也就意味着問題能夠得到解決了。因此，所謂「謠言倒逼真相」，本質上就是通過把事情鬧大來促使官方出面，使問題得到解決。
現實中，「謠言倒逼真相」確實有過不少成功案例，「表哥」楊達才案就是一例。但是，「倒逼論」只是畸形社會中的一個輿論怪胎，其倫理悖論是顯而易見的。用造謠的方式來求取真相，本質上就是南轅北轍、葉公好龍，與那些謠言家所聲稱反對的，手上收着黑錢嘴上喊着廉政的貪官並沒有實質性的區別。說穿了，「倒逼論」只是用一種極左思想反抗另一種極左思想，以一種毀滅性的做法摧毀一個有缺點的社會。
造謠與誠信、協商、守約、尚德的現代公民精神背道而馳，「倒逼論」製造輿論暴力，妨礙行政和司法公正。從個人情緒上說，對那些我們迫切關心卻得不到答案的問題，我也很願意參與「謠言倒逼真相」運動中去，但從理性上看，我當然知道，如果從制度上承認了「倒逼論」的合法性，其結果必然導致謠言泛濫，誘發各種群體性事件，造成全社會的信任危機，最終造就一個互相攻訐的「互害型社會」。
「倒逼論」本質上是一種破壞性而不是建設性的倡導，更不是社會改革的苦口良藥。期望通過造謠、傳謠來達到求取真相、改良社會的目的，無異於緣木求魚、飲鴆止渴，讓社會走進一個更加惡劣的死循環。
澎湃新聞：有人把謠言稱為遙遙領先的預言，有一位學者指出，「公眾之所以造謠、信謠、傳謠，多數時間不是他們無恥，而是他們希望知道的一切總是被掩蓋，他們希望參與的事務總是被屏蔽，他們希望得到的權利總是被代表，他們希望表達的途徑總是被堵塞。因此，比闢謠更重要的是公開、民主和法治。如果做不到，就寬恕他們針對公共問題的猜測吧——只要沒造成重大危害。」您怎麼看？
施愛東：謠言有其可以被理解、被寬容的成分，但無論謠言具有怎樣的合理成分，它都不應該成為生活中的常態，不可能獲得合法性的地位。
從政府的一面來說，尊重民意是一個成熟政府應有的涵養。當下正處於社會轉型期，現實問題成堆，各種矛盾盤根錯節。民間有各種批評、質疑的聲音，恰恰說明廣大民眾對政府推行「良政」和「善治」抱有熱切期待和堅決支持。
但是，從感情上理解謠言，從法律上寬容謠言，並不意味着謠言具備天然的合法性。恰恰相反，由於謠言總是傾向於「否定性的命題」，多數謠言都會起到破壞社會穩定與社區和諧的作用，尤其是在各種災難性事件、突發性事件中，破壞力表現得尤為巨大。正因為從法律上遏制謠言有可能導致「寒蟬效應」，為了保證公民的言論自由，我們更應該藉助理性輿論對謠言加以監督、對沖，以免謠言造成危害。從這個意義上說，對謠言的輿論監督大大減弱了謠言的社會危害性，能夠有效阻止謠言滑向法律制裁的尷尬局面，從而在實質上保護了公民的言論自由。
澎湃新聞：現在網上流行所謂「釣魚謠言」，即一些網絡高手為了顯擺自己的智力優勢而虛構的，設置了明顯知識陷阱的戲謔謠言。您怎麼看待這類謠言的影響？
施愛東：釣魚謠言的主流並不是戲謔的，多數還是不同思想流派的網民互相攻訐的一種武器。早期的謠言生產者多是一批懷有愛國情懷的軍事愛好者，他們在與對手的論戰中，逐漸發明總結出一套用釣魚謠言來設陷打擊對手的論戰方式，且自詡為「釣魚黨」。釣魚黨認為，他們之所以釣魚，是因為對方的魚兒不爭氣，釣魚是為了讓他們長記性，同時讓中立的魚兒學會辨真偽。
釣魚是一面雙刃劍，被釣的羞辱確實讓許多網民在謠言面前變得更加慎重、遲疑，但是，也有許多網民因此更加固執、極端，立場更加堅定，對闢謠言論更加牴觸。隨着「真相黨」對釣魚手法的習得，釣魚謠言成了互相攻訐的投槍和匕首，成了一些網絡青年站隊、結盟，甚至派系認同的知識暗號。絕大多數釣魚謠言都有明確的目標人群，一望而知創作者的政治傾向和立場，只有極少數是中間派的惡作劇。當雙方都在使用釣魚手法互設陷阱打擊對方的時候，釣魚謠言已經逐漸蛻變成一種挑起網民衝突、互施語言暴力、加深政治裂痕、攪碎網絡和諧、破壞網媒公信力的不諧音符。
澎湃新聞：我們都知道，人類的思維中有非理性的因素，且每個人的知識總是有盲點的，在謠言無法絕對消滅的情況下，如何避免「寒蟬效應」，如何控制謠言的影響呢？
施愛東：過於嚴苛的法律制裁，很可能造成寒蟬效應，埋下巨大的社會隱患。相反，試圖通過純粹的社會自組織、個體自我管理來啟動謠言的對沖機制，實現社會輿論的自我淨化，理論上有其合理之處，現實中卻是不可能實現的。
理想的闢謠機制無疑是雙管齊下的。從政府的角度來說，一方面應該充分開放公共輿論的辯論空間，激活謠言對沖機制，適當鼓勵民間闢謠行動；一方面把握好法律對於造謠行為的懲處尺度，嚴打惡性謠言的同時，切忌濫用刑罰，以免造成寒蟬效應。從公眾的角度來說，保持對謠言的警惕，用理性制約謠言，是社會正常運作應有輿論機制。正因謠言不可避免，理性更顯珍貴。
僅僅依賴政府信息部門去核實、闢謠是不現實的，只有政府、媒體、民間團體和公共知識分子、普羅大眾都能適度加強警惕謠言的意識、識別謠言的能力，在不同的領域發揮各自的作用，才能得到一個清朗的輿論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