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病雜憶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舊病雜憶》是中國當代作家汪曾祺寫的散文作品。
作品欣賞
對口
那年我還小，記不清是幾歲了。我母親故去後，父親晚上帶着我睡。我覺得脖子後面不舒服。父親拿燈照照，腫了，有一個小紅點。半夜又照照，有一個小桃子大了。天亮再照照，有一個蓮子盅大了。父親說：壞了，是對口!
「對口」是長在第三節頸椎處的惡瘡，因為正對着嘴，故名「對口」，又叫「砍頭瘡」。過去刑人，下刀處正在這個地方。——殺頭不是亂砍的，用刀在第三頸節處使巧勁一推，腦袋就下來了，「身首異處」。「對口」很厲害，弄不好會把脖子爛通。——那成什麼樣子!
父親拉着我去看張冶青。張冶青是我父親的朋友，是西醫外科醫生，但是他平常極少為人治病，在家閒居。他叫我趴在茶几上，看了看，哆里哆嗦地找出一包手術刀，挑了一把，在酒精燈上燒了燒。這位張先生，連麻藥都沒有!我父親在我嘴裡塞了一顆蜜棗，我還沒有一點準備，只聽得「呼」的一聲，張先生已經把我的對口豁開了。他怎麼擠膿擠血，我都沒看見，因為我趴着。他拿出一卷繃帶，搓成條，蘸上藥，——好像主要就是凡士林，用一個鑷子一截一截塞進我的刀口，好長一段!這是我看見的。我沒有覺得疼，因為這個對口已經熟透了，只覺得往裡塞繃帶時怪痒痒。都塞進去了，發脹。
我的蜜棗已經吃完了，父親又塞給我一顆，回家!
張先生囑咐第二天去換藥。把繃帶條抽出來，再用新的蘸了藥的繃帶條塞進去。換了三四次。我注意塞進去的繃帶條越來越短了。不幾天，就收口了。
張先生對我父親說：「令郎真行，哼都不哼一聲!」幹嗎要哼呢?我沒覺得怎麼疼。
以後，我這一輩在遇到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病痛時，我很少哼哼。難免要哼，但不是死去活來，弄得別人手足無措，惶惶不安。
現在我的後頸至今還落下了個疤瘌。
銜了一顆蜜棗，就接受手術，這樣的人大概也不多。
瘧疾
我每年要發一次瘧疾，從小學到高中，一年不落，而且有準季節。每年桃子一上市的時候，就快來了，等着吧。
有青年作家問愛倫堡：頭疼是什麼感覺?他想在小說里寫一個人頭疼。愛倫堡說：這麼說你從來沒有頭疼過，那你真是幸福!頭疼的感覺是沒法說的。中國(尤其是北方)很多人是沒有得過瘧疾的。如果有一位青年作家叫我介紹一下瘧疾的感覺，我也沒有辦法。起先是發冷，來了!大老爺升堂了!——我們那裡把瘧疾開始發作，叫作「大老爺升堂」，不知是何道理。趕緊鑽被窩。冷!蓋了兩床厚棉被還是冷，冷得牙齒得得地響。冷過了，發熱，渾身發燙。而且，劇烈地頭疼。有一首散曲詠瘧疾：「冷時節似冰凌上坐，熱時節似蒸籠里臥，疼時節疼得天靈破，天呀天，似這等寒來暑往人難過!」反正，這滋味不大好受。好了!出汗了!大汗淋漓，內衣濕透，遍體輕鬆，瘧疾過去了，「大老爺退堂」。擦擦額頭的汗，餓了!坐起來，粥已經煮好了，就一碟甜醬小黃瓜，喝粥。香啊!
杜牧詩云：「忍過事則喜」，對於瘧疾也只有忍之一法。挺挺，就過來了，也吃幾劑湯藥(加減小柴胡湯之類)，不管事。發了三次之後，都還是吃「藍印金雞納霜」(即奎寧片)解決問題。我父親說我是陰虛，有一年讓我吃了好些海參。每天吃海參，真不錯!不過還是沒有斷根。一直到一九三九年，生了一場惡性瘧疾，我身體內部的「古老又古老的瘧原蟲」才跟我徹底告別。
惡性瘧疾是在越南得的。我從上海坐船經香港到河內，乘滇越鐵路火車到昆明去考大學。到昆明寄住在同濟中學的學生宿舍里，通過一個間接的舊日同學的關係。住了沒有幾天，病倒了。同濟中學的那個學生把我弄到他們的校醫室，驗了血，校醫說我血里有好幾種病菌，包括傷寒病菌什麼的，叫趕快送醫院。
到醫院，護士給我量了量體溫，體溫超過四十度。護士二話不說，先給我打了一針強心針。我問：「要不要寫遺書?」
護士嫣然一笑：「怕你燒得太厲害，人受不住!」
抽血，化驗。
醫生看了化驗結果，說有多種病菌潛伏，但是主要問題是惡性瘧疾。開了注射藥針。過了一會，護士拿了注射針劑來。我問：「是什麼針?」
「606。」
我趕緊聲明，我生的不是梅毒，我從來沒有……
「這是治療惡性瘧疾的特效藥。奎寧、阿脫平，對你已經不起作用。」
606，瘧原蟲、傷寒菌，還有別的不知什麼菌，在我的血管里混戰一場。最後是606勝利了。病退了，但是人很「吃虧」，醫生規定只能吃藕粉。藕粉這東西怎麼能算是「飯」呢?我對醫院裡的藕粉印象極不佳，並從此在家裡也不吃藕粉。後來可以喝蛋花湯。蛋花湯也不能算飯呀!
我要求出院，醫生不准。我急了，說，我到昆明是來考大學的，明天就是考期，不讓我出院，那怎麼行!
醫生同意了。
喝了一肚子蛋花湯，暈暈忽忽地進了考場。天可憐見，居然考取了!
自打生了一次惡性瘧疾，我的瘧疾就除了根，半個多世紀以來，沒有復發過。也怪。
牙疼
我從大學時期，牙就不好。一來是營養不良，飢一頓，飽一頓;二來是不講口腔衛生。有時買不起牙膏，常用食鹽、煙灰胡亂地刷牙。又抽煙，又喝酒。於是牙齒齲蛀，時常發炎，——牙疼。牙疼不很好受，但不至於像契訶夫小說《馬姓》里的老爺一樣疼得吱哇亂叫。「牙疼不是病，疼起來要人命」，不見得。我對牙疼泰然置之，而且有點幸災樂禍地想：我倒看你疼出一朵什麼花來!我不會疼得「五心煩躁」，該咋着還咋着。照樣活動。腮幫子腫得老高，還能談笑風生，語驚一座。牙疼於我何有哉!
不過老疼，也不是個事。有一隻槽牙，已經活動，每次牙疼，它是禍始。我於是決心拔掉它。昆明有一個修女，又是牙醫，據說治牙很好，又收費甚低，我於是攢借了一點錢，想去找這位修女。她在一個小教堂的側門之內「懸壺」。不想到了那裡，側門緊閉，門上貼了一個字條：修女因事離開昆明，休診半個月。我當時這個高興呀!王子猷雪夜訪戴，乘興而去，興盡而歸，何必見戴!我拿了這筆錢，到了小西門馬家牛肉館，要了一盤冷拼，四兩酒，美美地吃了一頓。
昆明七年，我沒有治過一次牙。
在上海教書的時候，我聽從一個老同學母親的勸告，到她熟識的私人開業的牙醫處讓他看看我的牙。這位牙科醫生，聽他的姓就知道是廣東人，姓麥。他拔掉我的早已糟朽不堪的槽牙。他的「手藝」(我一直認為治牙鑲牙是一門手藝)如何，我不知道，但是我對他很有好感，因為他的候診室里有一本A•紀德的《地糧》。牙科醫生而讀紀德，此人不俗!
到了北京，參加劇團，我的牙越發地不行，有幾顆跟我陸續辭行了。有人勸我去裝一副假牙，否則尚可效力的牙齒會向空缺的地方發展。通過一位名琴師的介紹，我去找了一位牙醫。此人是京劇票友，唱大花臉。他曾為馬連良做過一枚內外純金的金牙。他拔掉我的兩顆一提溜就下來的病牙，給我做了一副假牙。說：「你這樣就可以吃飯了，可以說話了。」我還是應該感謝這位票友牙醫，這副假牙讓我能吃爆肚，雖然我覺得他頗有江湖氣，不像上海的麥醫生那樣有書卷氣。
「文化大革命」中，我正要出劇團的大門，大門「哐」的一聲被踢開，正摔在我的臉上。我當時覺得嘴裡亂七八糟!吐出來一看，我的上下四顆門牙都被震下來了，假牙也斷成了兩截。踢門的是一個翻跟頭的武戲演員，沒有文化。就是他，有一天到劇團來大聲嚷嚷：「同志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往後吃油餅便宜了!」——「怎麼啦?」——「大慶油田出油了!」這人一向是個冒失鬼。劇團的大門是可以里外兩面開的玻璃門，玻璃上糊了一層報紙，他看不見裡面有人出來。這小子不推門，一腳踹開了。他直道歉：「對不起!對不起!」我說：「沒事兒!沒事兒!你走吧!」對這麼個人，我能說什麼呢?他又不是有心。掉了四顆門牙，竟沒有流一滴血，可見這四顆牙已經衰老到什麼程度，掉了就掉了吧。假牙左邊半截已經沒有用處，右邊的還能湊合一陣。我就把這半截假牙單擺浮擱地安在牙床上，既沒有鈎子，也沒有套子，嗨，還真能嚼東西。當然也有不方便處：一、不能吃脆蘿蔔(我最愛吃蘿蔔);二、不能吹笛子了(我的笛子原來是吹得不錯的)。
這樣對付了好幾年。直到一九八六年我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香港前，我才下決心另裝一副假牙。有人跟我說：「瞧你那嘴牙，七零八落，簡直有傷國體!」
我找到一個小醫院，建築工人醫院。醫院的一個牙醫師小宋是我的讀者，可以不用掛號、排隊，進門就看。小宋給我檢查了一下，又請主任醫師來看看。這位主任用鑷子依次掰了一下我的牙，說：「都得拔了。全部『二度動搖』。做一副滿口。這麼湊合，不行。做一副，過兩天，又掉了，又得重做，多麻煩!」我說：「行!不過再有一個月，我就要到香港去，拔牙、安牙，來得及嗎?」——「來得及。」主任去準備麻藥，小宋悄悄跟我說：「我們主任，是在日本學的。她的勁兒特別大，出名的手狠。」我的碩果僅存的十一顆牙，一個星期，分三次，全部拔光。我於拔牙，可謂曾經滄海，不在乎。不過拔牙後還得修理牙床骨，——因為牙掉的先後不同，早掉的牙床骨已經長了突起的骨質小骨朵，得削平了。這位主任真是大刀闊斧，不多一會，就把我的牙骨剷平了。小宋帶我到隔壁找做牙的技師小馬，當時就咬了牙印。
一般拔牙後要經一個月，等傷口長好才能裝假牙。但有急需，也可以馬上就做，這有個專用名詞，叫作「即刻」。
「即刻」本是權宜之計，小馬讓我從香港回來再去做一副。我從香港回來，找了小馬，小馬把我的假牙看了看，問我：「有什麼不舒服嗎?」——「沒有。」——「那就不用再做了，你這副很好。」
我從拔牙到裝上假牙，一共才用了兩個星期，而且一次成功，少有。這副假牙我一直用到現在。
常見很多人安假牙老不合適，不斷修理，一再重做，最後甚至就不再戴。我想，也許是因為假牙做得不好，但是也由於本人不能適應，稍不舒服，即覺得彆扭。要能適應。假牙嘛，哪能一下就合適，開頭總會格格不入的。慢慢地，等牙床和假牙已經嚴絲合縫，渾然一體，就好了。
凡事都是這樣，要能適應、習慣、湊合。[1]
作者簡介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蘇高郵人，中國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 汪曾祺在短篇小說創作上頗有成就，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鑽研。作品有《受戒》《晚飯花集》《逝水》《晚翠文談》等。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畢業考入江陰縣南菁中學讀高中。1939年夏，從上海經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願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聯主辦的《北京文藝》編輯。1961年冬，用毛筆寫出了《羊舍一夕》。 1963年，發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異秉》在《雨花》發表。1996年12月，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推選為顧問。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點30分，汪曾祺因病醫治無效去世，享年77歲。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