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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葡戰爭指1521年爆發明軍與葡萄牙軍的戰爭，於1523年由明軍取得勝利。雙方參戰兵力明軍4000人，葡萄牙軍700-800人，明軍主要指揮官為汪鋐。

這場在正德年間的一場與葡萄牙的戰爭，雖然明朝獲勝，但還是為明朝統治者和士大夫敲響了警鐘，開始大力發展火器事業，增加軍事實力，為後期的軍事戰力以及西學東漸的到來鋪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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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戰役

明葡首戰：屯門之戰

關於屯門之戰，很多史料都提到明軍從出兵到勝利花了近一年時間，比如《東莞縣誌》：「是役也，於正德辛已（1521年）出師，嘉靖壬午（1522年）凱還」。此戰明軍指揮者為廣東提刑按察司、海道副使汪鋐，他能調動的兵力為廣東沿海衛所的部隊，總計有數萬人。但顯然明朝不可能動用全部岸防兵力。

而葡萄牙人的兵力，《澳門史》和葡人回憶錄等資料曾記載：「但是一五一八年，他的兄弟西門·特·安剌德（Simon de Andrade）率大船一艘和小船三隻到達聖約翰島」，而在這之前，西芒的哥哥在「1518年9月末，費爾南多·伯列士·德·安德拉吉再率全隊啟航，滿載榮譽和財貨進入馬六甲港」，所以我們知道了葡萄牙人在屯門的兵力最多不過700-800人。

中西第一次武裝衝突的過程有多種說法，綜合《廣東通志》、《東莞縣誌》、《明史》以及外國史料的論述，可以看到這場理應明朝大軍輕而易舉勝利的戰役並不順利。

《廣東通志》記載：「檄海道副使汪鋐帥兵往逐，其舶人輒鼓眾逆戰，數發銃擊敗官軍。尋有獻計者，請乘其驕，募善水人潛鑿其底，遂沉溺，有奮出者悉擒斬之，余皆遁去，遺其銃械」。該文指明了在交戰初期汪鋐遇到了敗仗，還提出衝突後期派人潛水鑿沉敵船，然後力戰退敵。更重要的是記載了官軍獲得佛郎機銃的方式——即由敵方遺棄的。《東西洋考》因而將衝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官軍力戰不能退敵，第二階段派人潛水鑿沉敵船，打敗了佛郎機。瑞典人龍思泰《早期澳門史》中說：「一隊中國士兵圍攻這座堡壘。如果不是一次對他極為有利的風暴非常及時地颳起，西芒將會死於飢餓。他利用這個時機，帶着三艘船逃跑了（1521年）」。

而關於明軍後續的勝利，嚴從簡《殊域周咨錄·佛郎機》有這樣一段記載：「有東莞縣白沙巡檢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機船，見有中國人楊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國，備知造船、鑄銃及制火藥之法，（汪）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賣酒米為由，潛與楊三等通話，諭令向化，重加賞賚，彼遂樂從，約定其夜，何儒密駕小船，接引到岸，研審是實，遂令如式製造。舉兵驅逐，亦用此銃取捷，奪獲伊銃，大小二十餘管.....嘉靖二年，後為冢宰，奏稱佛郎機兇狠無狀，唯恃此銃此船耳。銃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用之御虜守城，最為便利，請頒其式於各邊，製造御虜。上從之。說明明朝很快取得了葡萄牙人的武器裝備。

概括中外多種說法，我們知道汪鋐率領明軍擊潰葡萄牙人，是經過兩個回合戰鬥得來的。一開始汪鋐並不知道西洋火器的威力，葡萄牙人憑藉手中武器據險而戰，使明軍在交戰初期戰敗。之後汪鋐用「師夷長技以治夷」的計謀，造船制銃攻之。後又依靠兵力和本土作戰優勢改速決戰為持久戰，長期圍困以待敵疲。之後，經採取火船焚攻和潛水鑿葡船船底，並以仿製火銃還擊。葡方僅有三艘船於9月2日乘夜逃脫。 次晨被中方官兵發現後，又展開一場激戰，殘餘葡人最後乘暴雨之機，逃離廣東。除上述已被關押在廣州監獄的葡人以外，已別無與中國軍民較量的葡方一兵一卒。 因此，從軍事學觀點看，計劃要肅清的敵方目的已達到，進行三個月由幾次戰鬥組合的戰事已告結束，可謂一個完整的戰役已完成。 戰役始於1521年6月，終於9月初。

屯門海戰的勝利是來之不易的。正如《重建汪公生祠記》載：「公（汪）以儒發身戎務，若非素習，壹旦挺身行陣，摧數百年未睹之強寇，豈偶然者哉！公生平忠義自許，剔歷中外，始終壹節。」

屯門海戰，明軍驅逐佛朗機獲勝，體現了汪文武兼備的才幹。汪對當地天時地利、風土民情的了解，是得益於吳瑗、鄭志銳兩位在南頭的知交。海戰中汪的表現，鄭志銳回憶中曾如是說：「公（汪）為統制，不事威刑，士有死事者，厚恤其家，所俘獲，悉以賚下，秋毫無私。」吳瑗也讚賞道：「屯門臨不測之海，風濤險惡，寇恃火炮為長技，虐焰張甚，士或憚行，公毅然身率之。」

勝利後，汪感慨萬千，做了《駐節南頭喜鄉眷 吳瑗、鄭志銳劃攻屯門彜之策賦之》一詩：

轔轔車馬出城東，攬轡欣逢二老同。

萬里奔馳筋力在，一生精潔鬼神通。

灶田撥鹵當秋日，漁艇牽篷向晚風。

回首長歌無盡興，天高海闊月明中。

毫無疑問這是一次代價大而收穫少的勝利，西門的四隻船有三隻逃出了包圍。明軍應該僅僅是占領了空蕩蕩的屯門島而已。當時的人已經認為：「不數年間，遂啟佛朗機之釁。副使汪鋐盡力剿捕，僅能勝之」。屯門之戰使明朝認識到蜈蚣船和佛郎機銃的威力，在引進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同時也為後來的西草灣之戰取得勝利積累了戰爭經驗。

西草灣之戰

嘉靖二年（1523年）的西草灣之戰，對明軍來說取勝得比較順利，1523年(嘉靖二年)葡萄牙人別都盧率海艦5艘，部屬1,000餘人入侵廣東新會縣西草灣。 明備倭指揮柯榮、百戶王應恩等率軍反擊，擒其首領別都盧、疏世利等42人，斬首35級，繳獲葡船2艘，均按海賊罪處死。西草灣之役，明軍獲全勝。 另說指香港大嶼山之茜草灣及新界屯門之茜草灣。正史中不但寫明了戰爭經過，而且還有戰果。寇犯新會西草灣的是葡萄牙人麥羅·哥丁霍（Mello Coutinho）率領下援助屯門的武裝船隊，中國人稱其為別都盧，隸屬於葡萄牙駐印度總督。船隊有很強的戰鬥力，在寇犯中國前已經"恃其巨銃利兵，劫掠滿剌加諸國，橫行海外，至率其屬疏世利等千餘人，駕舟五艘，破巴西國，遂寇新會縣西草灣"。在他到達滿剌加的時候，獲悉屯門船隊與中國關係惡化，但仍打算冒險前行。哥丁霍的性格不像西芒那樣暴躁，他勸告"部下力避衝突行為，於入港投錨後，急上岸求見廣東地方長官，請求許其和平貿易。廣東地方長官置之不理，不得已，由屯門港退出，然已遭中國艦隊之追擊"。

這是因為廣東當局在經歷了屯門之戰後，已經下令"不准中國人與葡萄牙人接觸。反而發布命令，要中國戰船一旦遇上懸掛葡萄牙旗幟的船隻，就將其擊毀"。由於明朝水師求戰的堅定與急切，同時哥丁霍在是否開戰上猶豫不決，西草灣之戰一開始明軍就占了上風，經過反覆較量，葡萄牙不得不接受失敗。

西草灣之戰沉重打擊了葡萄牙殖民者，從此直到嘉靖二十年（1541年），在明朝文獻中沒有發現葡萄牙在廣東沿海的冒險經歷。這當然不是說葡萄牙從此放棄，而是轉移到條件較為寬鬆的福建、浙江等地繼續走私。"自是，佛郎機諸番夷舶，不市粵而潛之漳州"。另一方面葡萄牙也轉變了進入的方式，"在隨後的三十年內，佛郎機繼續游弋於中國沿海，他們有時在地方官員的默許下進行貿易，有時則完全不把地方官員放在眼裡。由於最初是廣東相當嚴厲地執行那道明朝禁止其貿易的詔令，葡萄牙人便將自己的注意力轉向較北面的沿海省份閩浙，他們在那裡蔭蔽、無名的諸島嶼及港灣內越冬"。與此同時伴隨着始於嘉靖二年愈演愈烈的"倭患"，中國與葡萄牙的海上交往就同倭寇相聯繫，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戰爭背景

16世紀初大航海時代剛剛拉開帷幕，但歐洲海上列強着堅船利炮已打到中國門口了。此時是正德皇帝明武宗的時代，明朝還是處在生命的中期，但已開始顯露出暮態。但葡萄牙用武力奪取中國沿海島嶼的陰謀破產。十六世紀中葉 ,葡萄牙賃居澳門成功。其間 ,有葡方賄賂的因素 ,有中方官府增加稅收的因素 ,有中方部分官員提出羈縻策略的因素 ,但最根本的因素是當時的明朝廷擁有控制居澳葡人的十足把握。正是這一因素決定明政府允許葡人賃居澳門而獲取貿易之利 ,又使葡人構不成邊患。因為葡人僅僅是賃居 ,所以明朝政府始終對澳門擁有領土主權並對其進行着有效的管治。

明朝第一次接觸西方船隻，是在正德九年（1504）最先抵達廣東屯門島的葡萄牙人的商船。當時的歐洲商船都備有大炮，亦商亦軍。葡人到中國南方沿海後，一方面力圖占據廣東沿海屯門一帶為據點，做為推行商業貿易和殖民活動的根據地；另一方面，又派使節入北京，要求與明朝建立關係，嘗試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多上打開中國的大門。

正德十二年，葡駐滿刺加總督派安特拉德與特使托梅·皮雷斯等人率船隊駛抵廣州，船隊的「放銃聲如雷」震驚了全廣州。因當時外國朝貢入明港口均無鳴炮行為，且葡萄牙又不屬明朝規定的朝貢國家，地方官員拒絕葡人登岸。

葡人最終靠中國翻譯火者亞三交結上了正德皇帝，得以滯留廣東沿海，實際上一開始葡人船隊用蕃貨賄賂了當地官員，又和當地富商貿易，雙方的關係還算可以；1518年載皮雷斯來華的船隊司令啡瑙·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芒·安德拉德（Simon Perez de Andrade）接替了司令職位，西芒與中國官員來往時，粗暴無禮，缺乏策略，不像他兄長那樣謙恭有禮；他的妄為由於他在中國沿海的違法搶劫和海盜行為而登峰造極。

西芒的斑斑劣跡不但惡化了葡萄牙與廣東官員的關係，更加速了葡萄牙使團使命的失敗。葡人由此顯示出海盜與殖民者的本色，蓋房建柵，配以火藥槍炮，儼然成一堡壘，又掠奪往來商船，甚至掠奪當地兒童販賣到海外為奴。如《名山藏》記載葡人「盤留不去，劫奪行旅，掠食小兒，廣人苦之」。嘉靖初年的給事中王希文在上疏中也稱：「正德間，佛郎機匿名混進，突至省城，擅違則例，不服抽分，烹食嬰兒，擄掠男婦，設棚自固，火銃橫行，犬羊之勢莫當，虎狼之心叵測」。「烹食嬰兒」之說純屬荒誕不經謠言，「擄掠男婦」則確實有之。

因此明朝官員都要求驅逐葡人，但因為火者亞三有正德皇帝寵幸，葡萄牙使者有了明武宗為後台，所以正德年間葡人仍在屯門立足腳跟。但武宗死後，火者亞三被處死，比萊斯也被押到廣州關押。隨即明軍準備進攻屯門驅逐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