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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文（Steven Chu，1948年2月28日－），美國物理學家，生於美國聖路易斯；華人血統，因為「發展了用雷射冷卻和捕獲原子的方法」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1997年）。現任美國能源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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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份 美國物理學家
出 生 1948年2月28日
現 任 美國能源部部長
學術成就
朱棣文於1976年取得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物理學博士學位，1993年獲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1997年以關於原子和粒子的激光冷卻的研究，獲得當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成為繼楊振寧、李政道與丁肇中後，第四位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華裔，時年四十九歲。 他亦是斯坦福大學物理學教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中國台灣地區「中央研究院」院士、加州大學華裔學者協會創會理事以及曾為哈佛大學校長候選人之一。
現時，他是勞倫斯柏克萊國家實驗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主任，隸屬於美國能源部，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國家級研究室。最近幾年在朱棣文的領導下，主要研究將太陽能電力轉換成化學燃料和創造或改善有機體，再將有機體轉為化學燃料，使美國成為全球替代能源和再生能源的主要研究國家之一。
人物經歷
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提名朱棣文出任能源部部長，他是繼前勞工部部長趙小蘭後，第二位出任美國內閣首長的華人，更是首位擔任美國內閣首長的諾貝爾獎得主。朱棣文負責美國聯邦政府能源政策制定，能源行業管理，能源相關技術研發、核武器的研製和管理，防止核擴散等重要工作。美國政府未來在制訂能源政策時，將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能源部部長將擔當一個更加重要的角色，而朱棣文被認為是肩負這項重任的理想人選。
家庭編輯
父親朱汝瑾（Ju Chin Chu），1940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1943年到美國就讀麻省理工學院，1946年獲博士學位後定居美國；「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 母親李靜貞（Ching Chen Li），1945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經濟學系，麻省理工學院工商管理博士。
哥哥朱築文（Gilbert Chu），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教授。 弟弟朱欽文（Morgan Chu），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妻子簡·朱(Jean Fetter)，英國物理學家，生於英國威爾斯，任斯坦福大學助理校長兼招生辦主任。 與前妻（Lisa Chu-Thielbar）育有兩子。
軼事編輯
大學之前 朱棣文在中學時表現並不出色，成績只是中等，本身愛繪畫，所有的科目中，他只對幾何學和部分的英文課有興趣。
他認為讀書一定要帶着批判精神，要重視推論過程，而不僅是結果，另外就是要深入和有創造力。
我的父親名叫朱汝瑾，1943年來到美國，在Massachusetts技術研究所學習化學工程，以繼續他的學業。兩年之後，我的母親李靜貞與父親聚合，並學習經濟學。而在上一代，我姥爺就讀於康奈爾大學並獲得了土木工程學高級學位，而姥爺的兄弟則在索邦神學院（巴黎大學前身）跟着佩林學習物理學，他們學成後回到中國。當我的父母在1945年結婚時，中國正處於內戰狀態，回去的機會愈加渺茫，他們只好決定在美國重新安家。我和我的兄弟們正是這種典型的學術遊牧生活的一部分：1946年我哥哥出生時，父親就要完成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學業；當我於1948年在聖路易斯出生時，父親正在華盛頓大學任教；而當弟弟出生時，父親剛剛在布魯克林理工學院謀得教授職位。
1950年，我們定居到紐約的花園鎮。這是一個可到布魯克林理工學院上班的臥室社區。此前這個擁有25000人口的城鎮只有兩戶華人家庭。然而對父母來說，遷居的決定因素是公共教育系統的質量。學業在我們家不僅僅是被強調，這簡直就是我們存在的理由。事實上我所有的叔叔阿姨都擁有科學或工程的博士學位，朱家下一代繼承這一傳統是理所當然的事。當一切塵埃落定，我的兩個弟兄和四個堂兄妹獲得了三個碩士學位，四個博士學位，一個法律學位。我只獲得了區區一個高級學位。
在這個個個都是有深厚造詣的學者的家庭之中，我在學業上簡直就是個笨蛋。在學校里我也很努力地學習，但與哥哥相比，我的成績實在平庸。我哥哥的功課累計平均分創新了我們高中的最高記錄。我以一種效率並不高的方式學習。有時候，我會把我的精力集中於某一特別課程，沉迷不能自拔，用我媽媽的看法就是，我太注重細枝末節，而不是把時間以更加合理的方式分配到各門功課中。
多數作業在我看來根本不是智慧之旅，簡直像做家務瑣事一樣無聊。只有面對幾門有相當特別的功課時，這沉悶才被打破，我的心才愉悅起來。幾何學是我記得的第一門讓我興奮的課程。幾何學不是要我們去死記硬背，而是要我們以一種清晰的合乎邏輯的步驟去思考。從少數幾個符合直覺的假定開始，可以推導出非同一般的結論，於是我立刻着手進行法則的證明。我也欣喜地記得，有幾堂英語課要我們閱讀，於是我便興致勃勃地閱讀由同一作者寫的很多書。
我的家庭固然強調學業的重要性，但我的生活並非全部圍繞作業或課外閱讀而展開的。幼兒園畢業後的夏天，經朋友的介紹，我獲知了搭建飛機軍艦的塑料模型的樂趣。到了四年級，我逐漸積累出一套部件，我快樂地把大把時間花在裝配毫無使用目的的裝置上，裝配的原則僅僅是讓儘量多的部件能動，規模儘量大。臥室地毯上，圍着半成品的裝置經常雜亂地擺放着數百個金屬「支架」和小螺絲螺栓。善解人意的媽媽允許我花幾天的時間把這個項目做完。當我年紀漸大，我的興趣擴展到化學上。我和我的朋友自製火箭，部分經費來自父母給我的學校午餐費。有一年夏天，我們的興趣轉移到為鄰居進行土壤酸度及缺失養分的測定業務上。
我也發展了在運動方面的興趣，與鄰家小孩在附近的校園裡進行非正式比賽，項目包括觸身式橄欖球，棒球，籃球，偶爾還有冰球。到八年級時，我通過讀書自學了乒乓球，第二年，我以「第二梯隊」替補隊員的身份加入了學校球隊。這一身份維持了三年。我還用從附近地毯店買的竹竿自學了撐杆跳。不久，我就能越過8英尺，不過還沒有好到可以參加田徑隊。
我的物理老師，Thomas Miner 非常有天分。直到今天，我依然記得他是如何介紹物理這門課程的。他說我們準備學習的是處理諸如物體在重力加速度作用下如何下落這些非常簡單的問題。結合猜想與觀察，想法就能變成經得起實驗檢驗的理論。物理學所研究的這些問題，與人文主義所關心的問題相比簡直就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我們不考慮物理學的現代目的，以這種方式獲取的知識在經過實驗的最終裁決後，就可以轉化為智慧。
除了對這門功課的難以置信的清楚而又精闢的介紹之外，Miner先生還鼓勵我們進入實驗室搞項目。在花園鎮高中最後一個學期，我建造了物理擺鐘，用它來「精確地」測量了重力。那幾年搭建模型的經歷中獲得的技巧可直接用到了鐘擺的製作上。巧合的是，25年之後，利用原子噴泉干涉實驗中獲得的激光冷卻原子，我開發了這一測量工具的精確版本。
高年級的秋天，我申請了幾所大學，然而由於高中時平均分相對較低，我被長春藤盟校拒了，但被羅切斯特大學錄取。與我相比，哥哥上的是普林斯頓大學，兩個堂（ 表）兄弟（或姐妹）上了哈佛大學，還有一個上的是布林莫爾大學。我的弟弟在學校太過優秀，無需家庭壓力，高中尚未畢業，不用學理科就進入了大學。（他在哈佛獲得法律碩士學位後，又在21歲獲得了博士學位。現在是一個重要律師事務所的管理合伙人。）當我進入大學時，我安慰自己道，我終於走出了耀目家庭的陰影，從此可以成為一個籍籍無名的學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