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謙之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朱謙之 | |
|---|---|
| 出生 | 福建 |
| 逝世 | 1972年 |
| 教育程度 | 北京大學哲學系 |
| 職業 | 哲學家、東方學家、文化學家 |
| 知名作品 |
《中國上古史》 《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 《中國景教》 |
| 信仰 | 國學 |
朱謙之(1899年-1972年)，福建人。中國當代著名的哲學家、哲學史家、東方學家、文化學家、宗教學家、中外思想文化比較學家。
生於世代業醫家庭，幼時父母雙亡，由姑母撫養成人。民國初，入省立第一中學學習，熟讀經史，曾自編《中國上古史》，並發表《英雄崇拜論》等小冊子，因而知名於鄉里。
1929年東渡日本，從事歷史哲學研究。回國後任暨南大學教授。從1932年起在中山大學工作，曾經擔任了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長等職。
1950年院系調整中，被調往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授。
1964年調往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研究員。
人物簡介
朱謙之(1899年-1972年)，字情牽，福建福州市人。我國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哲學家和東方學家。
1916年入讀北京大學哲學系。
1921年在杭州兜率寺修佛學。
1923年任廈門大學講師。
1924年-1928年客居杭州西湖，潛心著述。
1929年東赴日本，研究哲學。1932年回國。
1932年-1951年，歷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中山大學哲學系主任、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文學研究院院。
1952年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1964年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研究員。
朱謙之的主要著作包括《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中國景教》等。 [1]
人物生平
求學生涯
朱謙之幼時父母雙亡，由姑母撫養成人。民國初，入省立第一中學學習，熟讀經史，曾自編《中國上古史》，並發表《英雄崇拜論》等小冊子，因而知名於鄉里。17歲中學畢業，以全省第一名考取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京師範大學前身)。
朱謙之到京後，改入北京大學法預科學習，凡二年，又轉入北大哲學系攻讀，直至畢業。當時北京大學由蔡元培主持，學術氣氛比較自由，朱謙之深受薰陶。
他思想活躍，關心國家前途，勤奮學習.打下深厚功底。他聽名師授課外，飽讀中外哲學文化書籍，以至當時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擔心館內的社科書籍會被朱謙之讀完。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記述毛澤東在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時曾說到:"我常常和一個北大學生，名叫朱謙之的，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可能性。"朱在法預料的發表《周秦諸子學統述》、《太極新圖說》等。
五四運動
1919年"五四"運動興起，朱謙之滿懷激情參加北京學生的遊行示威，並參加當時重要影響的《北京大學學生周刊》和宣傳無政府思想的《奮鬥》雜誌的編輯工作。
他撰文抨擊時弊，提出種種改革社會和教育的主張。他認為，讀書為求學問，不想要文憑，連畢業考試都不參加。他在北大第一次貼出大字報，要求廢除考試制度等。
1920年我國第一次大規模紀念"五一"勞動節時
，朱謙之在《京大學學生周刊》上發表《勞動節的祝辭》，首次提出"勞動人民神聖口號，主張"一切收回社會公有"，"勞動者要直接管理工場。"
1920年，朱謙之因散發革命傳單遭軍閥當局逮捕，入獄百餘日，後經北京學生集會營救和全國各地聲援才獲釋。出獄後，著有《革命哲學》(創造社叢書之二)一書，充滿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的青年人理想。
著書立說
他的理想在現實中多次碰壁後，設想通過改造人心的途徑改造社會，因而求助於佛教。1921年朱謙之離京南下，至杭州兜串寺從太虛大師出家;以後又去南京支那內學院，向著名名佛學家歐陽竟無求教。經過出家體驗後，他認為佛教不能實現自己的夙願，遂發表《反教》詩，宣布與佛門斷絕關係。
以後他往返於京、滬、杭各地，遁跡於江湖之間，過着"飄零身世托輕飄，浪漫生涯亦自豪"的生活。此時他發表了《無元哲學》和《周易哲學》等，拋棄過去虛無主義思想，宣稱宇宙人生都是渾-的真情之流，真生命在人世間即可實現。
1934年，朱謙之應廈門大學之邀.出任教職。他在廈大撰寫了《音樂的文學小史》，後擴充為《中國音樂文學史》，獲祖國內外好評;此書出版後，日本中村嗣次把它譯成日文(1989年北京大學出版社重印此書)。
1925年，朱謙之辭去廈大教職，隱居於西湖葛嶺山下:門對宋代詩人林甫(和靖)故居，潛心著書立說。他發表了著名的《歷史哲學》;撰寫了《大同共產主義》、《國民革命與世界大同》、《到大同之路》等等，以托古改制方式，宣揚儒教烏托邦式的政治和社會理想，寄希望於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左派身上。他赴廣州，在黃埔軍校任政治教官，又從事工農革命運動，多次發表講演，號召"農工大聯合"，倡導革命。
歷史研究
1928年，朱回杭州不久，妻子楊沒累病逝，對他打擊沉重，再赴廣州、上海，與胡也頻、丁玲、沈從文等談詩論賦，寄情筆墨。
1929年.朱謙之獲中央研究院資助赴日本進修兩年，潛心於歷史哲學的研究。在日本，他首次接觸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難物主義，他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社會學說加以研究。
1931年歸國後任暨南大學教授。他在暨大主編《歷史哲學》叢書，並為叢書撰寫了《黑格爾主義與孔德主義》、《歷史哲學大綱》等文。
1932年起至廣州解放止.朱謙之一直在中山大學任教授.歷任歷史系主任、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主任、歷史學部主任等職。
這一時期是其學術生涯的高峰期，撰寫了大量著作，重要的有:《歷史哲學大綱》、《文化哲學》、《孔德的歷史哲學》、《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中國思想對於歐洲文化之影響》、《扶桑國考證》、《太平天國革命文化史》等等。
1935年，他與學生何絳雲結婚。抗日時期，他歷盡艱險.始終勤於職守。為適應抗戰需要，他大力提倡"南方文化運動"和'現代文學運動';自己出資籌辦《現代史學》，推動歷史研究中的"考今"工作。
1949年l0月廣州解放。他在中山大學積極參加各種政治和教學活動。
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後，他回到母校北大哲學系任教授，從事中國哲學史的教學和研究。
1952年至1964年，他先後完成《辯證唯物論與歷史難物論教學大綱》、《中國哲學史簡編》、《中國哲學史史料學》、《老子哲學》、《老子校釋》、《李賀》、《中國哲學於歐洲之影響》、《中國古代樂律對於希臘之影響》、《王充著作考》、《新輯本職確鑲》等一大批專著以及論文數十篇。
東方哲學
1958年後.轉入東方哲學的研究，培養研究生和青年學者。
此後陸續發表《日本哲學史》、《日本的朱子學》、《日本古學及陽明學》、《新編朱舜水集》、日本哲學史資料選編(古代和德川之部)》等著作。
另外.還發表了《空海與漢文學》等重要論文多用。
1964-1970年，朱謙之調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世界宗教所研究員，致力於宗教學研究，這時他已得重病，臥床不起，但仍奮力完成《中國景教》一書，並翻譯了《中國撣學思想史》和《韓國禪教史》等。 1972年，他突發腦溢血症逝世，享年73歲。
人物評價
朱謙之在學術上的造詣學術界早有定評。他在中國哲學史、中外關係史和東方哲學三個方面的研究尤為突出，貢獻最大。
對中國哲學史的各個階段都有系統知識.對先秦諸子和近代啟蒙思想家有深入的研究。他對中國哲學史的系統認識慨括在他所著《中國哲學史簡編》(合訂稿本6冊，約200萬字)和《中國哲學史史料學》(通論三部9冊)中。
他是治中圍哲學史中最早注意少數民族的哲學寶藏之一:他也重視中國哲學在漢文字圈中的傳播和西方的影響。他在1918年就發表《周秦諾子學統述》，這是最早用新觀點整理的我國早期哲學史，有着重要的歷史意義。他對孔子、老於和莊子等部有專門的著作。
《老子校釋》在各種版本中搜集資料頗豐，因之在莫斯科召開的世界漢學家會議上被一致推薦為最佳研究，給予榮譽獎賞:他的《李贄》一書在國內學術界也獲得好評。朱謙之在歷史研究特別是在中外關係史研究中作出特殊貢獻，取得國標性榮譽。
郭沫若曾說朱謙之和向達教授是我國治中外交通史方面最傑出的學者。他的代表作是《中國哲學對於歐洲之影響》、《中國古代樂律對希臘之影響》、《扶桑國考》、《哥倫布前一千年中國僧人發現美洲考》、《中國景教》等。
1958年以後，朱謙之轉入對東方哲學的研究和教學，他帶領一批青年研究人員和朝鮮、捷克的研究生，先後發表了《日本哲學史》、《日本的朱子學》、《日本古學陽明學》、《日本哲學史資科選》(古代之部和德川之部)。另外，還協助朝鮮留學生完成《朝鮮哲學史》中"程朱理學對朝鮮的影響"、翻譯《朝鮮禪學思想史》等。
在上述研究中，他發掘了不少在日本、朝鮮已經散失但仍在我國保存的珍貴文獻和資料。他的開拓性研究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前蘇聯和日本都曾提出要與我國合編日本哲學史資料，越南科學院要派人向朱謙之學習，希望協助他們完成《越南哲學史》等。他的研究成果是突出的，為我國東方哲學的研究開闢了道路。 [2]
學術思想
虛無思想
朱先生是一位個性獨立的人物，因此他對哲學追求的就是"虛空粉粹，大地平沉"的虛無主義理想。在中山大學的20年，是朱謙之先生最輝煌的時期。這時他已經能用比較理性的思考來看待整個世界，思想進入了一個成熟的階段。
他出資創辦的《現代史學》，就是以"考今"為目的，即將過去的歷史用現代的思想來看待，除了解釋古代社會與人物是什麼外，還要看它今天有什麼意義。九·一八事變發生，使他深感到"以為欲救中國，鬚根本上從文化着手。……深感於民族之不能復興，乃由於文化之不能復興。"他提出了"南方文化運動"，強調"南方文化的本質，實際就是民族的無產階級文化，對於帝國主義，不消說又是革命的文化了。"他說:"南方文化雖未成熟，然實為未來中國興亡存續的一大關鍵，如南方無望，則中國亦無望，生存的努力，都等於無意義了。" [3]
文化見解
朱謙之先生對文化的類型和作用有獨到的見解。他認為文化的根本類型，在知識生活上表現為四種:即宗教、哲學、科學、藝術。
世界文化的體系，不屬於宗教型就屬於哲學型或科學型。就文化的傳播而言，不是為印度文化所傳播，就是為中國文化或西洋文化所傳播。印度文化為宗教文化，中國文化為哲學文化，西洋文化為科學文化。朱謙之先生明確提出了文化在世界歷史中的重要性，強調世界戰爭即是文化戰爭。
他說:"須知此次世界大戰最後的效果，無疑的歸結為於文化。所以此次戰爭，亦可說是文化戰爭。歐美三百五十年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成敗與興亡，皆在此一役。
中國五千年悠久的文化及其道德精神之興廢，亦以此役為試金石。此戰者不失敗於侵略主義者魔手，則人類文明即將括垢，而中國文化，亦必將發揚光大。務望我學術界真能了解，實為我中國文化繼往開來存亡絕續最大關頭。
"朱先生提出的"文化戰爭"的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前瞻性。幾十年後，美國學者亨廷頓提出的未來世界的衝突即為各種"文明"的衝突，實為朱先生思想的繼承，可惜當時人們並未意識到朱先生這一思想的重要性。
2010年5月7日，國際著名出版發行公司"General Books LLC"編輯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學家》(英文版，英文書名《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istorians》，國際書號總號13:9781155788609，分號10:1155788605)，內收黃現璠(Huang Xianfan)、郭沫若(Guo Moruo)、季羨林(Ji Xianlin)、顧頡剛(Gu Jiegang)、翦伯贊(Jian Bozan)、朱謙之(Zhu Qianzhi)、楊繼繩(Yang Jisheng)、薛宗正(Xue Zongzheng)(按書封面英文名和收入內容先後順序排名)等一批馳名世界的史學大家。除封面列名之外，書中還收有柳詒徵、白壽彝、李文海、孟憲實、易中天、王立群等人傳記。[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