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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渭是明朝理學家。

李渭,號同野,明朝貴州思南府水德司(今思南縣)人明世宗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舉人。歷任華陽(四川成都)知縣、和州(安徽和縣)知州、高州府(廣東茂名)同知、化州知府、南京戶部郎、韶州知府、廣東副使、雲南左參議等。

目錄

簡介

李渭,號同野,明朝貴州思南府水德司(今思南縣)人。明世宗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舉人。歷任華陽(四川成都)知縣、和州(安徽和縣)知州、高州府(廣東茂名)同知、化州知府、南京戶部郎、韶州知府、廣東副使、雲南左參議等。任官期間,能廉潔自守,尊愛百姓。初由華陽知縣升和州知州、高州同知時,曾有合浦令、化州、吳州吏以珠寶、金銀相賄賂,被李渭叱之不受。渭潛心研究儒學,生平無日不以講學為事,講學反對空論,主張實踐,受人敬仰。他是貴州有名的理學家,一生治學以孔子"四不"為準則,主張修養的功夫是"無欲",還進一步闡明了王陽明"知行合一"學說。他與清平的孫淮海、貴陽的馬心庵被稱為王陽明的再傳弟子。學者稱他"同野先生"。明神宗賜他對聯曰:"南國躬行君子,中朝理學名臣"。他晚年辭官還鄉後,在思南府城北中和山觀音閣點易洞設"中和書院"講學,興學黔中,開黔北學風,學者如影相從,使黔北文人蔚起,代不乏人。曾有江西萬安人賴嘉謨,首以為師,大有德而去,考中進士,官四川左參政。又有江西徐雲從學,敬仰同野篤實,終生不忍離去。思南人則有冉宗也、胡學禮、田憔安等都繼承了同野之學。

個人作品

李渭一生著作頗豐,有《詩文》三卷、《先行錄》三卷、《毋意篇》一卷、《簡寄》二卷、《雜著》一卷、《家乘》十二卷、《大儒治規》三卷等。《黔詩紀略》錄其詩十首。尤善書法,在思南有其多處摩崖石刻,如中和山有"中和",點易洞有"點易洞"、"雲深外",朝陽洞有"不舍晝夜",萬勝山頂有"臥月眠雲"等。

李渭與陽明心學

李渭,字湜之,號同野,約生於1514年,卒於1588年,貴州省思南府城內人。李渭於1534年(明嘉靖十三年)鄉試中舉。歷任四川華陽縣(今成都)知縣,安徽和州(今和縣)知州和廣州高州府(今茂名縣)同知。隆慶年間,調任雲南省參政。1573年,升應天府(治所在今南京)中南戶部郎。1574年,調任廣東韶州(今曲江縣)知府。晚年退職後回鄉,在思南城東北中和山普濟亭講學。卒後,湖北麻城著名心學家耿定向為其墓碑題詞:"明好學君子之墓"。明神宗賜聯曰:"南國躬行君子,中朝理學名臣"。

李渭"從小得嚴父朝夕訓導,讀書勤奮,思悟舉一反三"。他在父親李富的督促下攻讀《四書》、《五經》,不負重望,於1534年鄉試中舉並走上仕途。李渭一生從未真正拜王陽明或其弟子為師,但他卻深受蔣信、湛若水、耿楚恫兄弟及羅汝芳等心學家的影響,即"渭之學基於庭訓,切磨於武陵蔣信、黃安、耿定力(即'理',耿定向之弟),至滇與南城羅汝芳同官,其學益進"。李渭最終成為貴州陽明後學三大傳人之一,成為陽明心學落戶黔中後的碩果之一。1589年,郭子章官貴州巡撫時,撰寫《黔記》六十卷,除列李渭於理學家傳外,還撰有《參政李渭傳》。他說:"王文成與農場諸生問答,莫着其姓名,其聞而私淑者,則有孫淮海(即應鰲)、李同野、馬內江(即廷錫)。"李渭為王陽明私淑弟子,與孫應鰲、馬廷錫同為貴州陽明後學三大傳人遂成定論。

李渭一生受陽明心學的巨大影響,然而他繼承了陽明心學時並有所突破,對陽明心學的傳播和興盛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第一,"求本心"反映了"心即理"的陽明心學本體論。

15歲時,李渭身患肺病,屏居小樓之上自習。"溽(rū:濕潤)暑,散發箕踞(箕踞:指席而塵,隨意伸開兩腿,古時視為無禮)"。他的父親知道後,就以《禮記》中的"毋不敬"三字警勵他,於是李渭將此三字書於牆壁上,"目之以檢束"。當春天到來之時,李渭"第覺妄念叢起,"心緒不寧。他的父親又以《論語》中的"思無邪" 警勵他。李渭亦書之於壁以自戒。這樣堅持時間久了,妄念漸除,心緒安定了下來,專心於學問研究。李渭在樓上靜修了許多時日,自認為在靜坐之中恍惚似有所得,但一下樓與朋友交談,樓上光景亦即消逝。李渭自認為這種現象是心學功夫不純所致,"於是專求本心"。在未與人交際時,他反覆體驗"如何是本心"。在與人交際時,他又自問"本心是如何"。不論與人交際與否,他都緊扣"本心"進行求理的探索。在早年則為他日後心學理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當李渭與蔣信、湛若水、耿定向兄弟及羅汝芳等心學家進行交往、切磋心學並受到巨大影響之後,他的心學更趨成熟,常說:"本體本無間斷,學者不可在起滅上下功夫"。

第二,"必為聖人"目標體現了王陽明"立志為聖賢"的人生觀。

李渭進入仕途後,在一次去北京的途中,路過湖北麻城縣,拜訪了泰州學派的重要人物耿定向兄弟。李渭與耿定向曾同游天台山,彼此切磋學問。耿定向論道時,將如何才能求得道概括成八句話:"近道之資,載道之器,求道之志,見道之眼,體道之基,任道之力,宏道之量,達道之才。八者闕一不可"。 李渭回答說:"渭於八者,獨愧見道眼未醒耳"。 之後不久,李渭即雕刻了"必為聖人"四字於木上,隨所居"毋意軒"懸以自勵,將此作為人生目標,他的求道之心越來越強烈。

李渭嘗曰:"孔子毋意。"他"日夜千思萬索,亦是毋意知毋,"認為只有自己的"意"才是本源,自己的心有着聖人一樣的良知。因此,他將自己的居所命名為"毋意軒",隨時隨地以"聖人"來要求自己。

李渭的"必為聖人"目標體現了王陽明"立志為聖賢"的人生觀,也是他對陽明心學的"人皆可以為堯舜"的信奉和實踐。

第三,李渭提倡"明道"、"不欲"與"存天理,去人慾"有異曲同工之妙。

王陽明針對明中葉理學界趨功利,造成理學空疏,統治腐敗,人民生活窮苦的狀況,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慾",要求從皇帝起至上而下要窒"欲"來扭轉風氣,減輕人民負擔,以達萬世太平的理想。

李渭在鄉試中舉後,"蕭然布素",依然過着儉樸的生活。但因出外做官,李渭早年靜坐求心的功夫已無法繼續,於是他開始尋找新的研究途徑,通過對《孟子·伊尹耕莘章》的溫習,悟出了"堯舜君民事業,自一介不取"的道理,認為道德修養之道,不在於外功名事業去靜坐修習,而在於日用事業中,具有不是應得則"一介不取"之念,盡力克制私慾,不生一點非分之想,做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如此用力,實無纖毫人力"。在克己、"不欲"上下功夫,無疑是與王陽明提倡的"去人慾"是一致的。

受到王門弟子的影響後,李渭一生着力躬行,在為官過程中,不僅自己力行,還要求屬下也要"明道"、"去欲"而為民。他在任廉州公署時,一次夜夢三蛇纏身,用杖揮之,蛇乃走。次日就有合浦縣官吏送來美珠,化州、吳州官吏送來金銀。李渭則一一拒之,且笑曰:"三蛇夢破矣。金珠非寶,固吾人蛇蠍哉"。他把金銀珠寶視為害人之蛇蠍,可以見其自警力之深。

1574年,李渭在廣東韶州任知府期間,當地一些居民嘗聚而為盜,盜警頻繁。李渭召集全署幕僚訓示說:"夫子告康子'不欲'二字,千古彌盜之本,倘多欲則身為溪壑,竭民膏民脂不足以填,百姓安得不盜?彌山中盜易,彌心中盜難"。李渭敢於自責,勇於道破個中情由,使聽者皆悚然震動。他的這番話不就是王陽明的"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的翻版嗎?李渭強調民之聚而為盜,與官吏過分貪婪密切相關,認為克制官吏心中的過分私慾,減少對人民的騷擾,才是彌盜的根本辦法。他在日記中寫道:"道不明則仁體裂,天地閉。惟是念在民,使同歸藹然一體,吾之原也"。即李渭主張"明道"、"不欲"、仁而為民,這與陽明心學"存天理,去人慾"是完全一致的。

第四、李渭的"以行為先"的認識論對陽明心學"知行合一"有所突破。

陽明心學的認識論是"知行合一"。 王陽明認為"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而李渭着《先行錄問答》,直接標榜"先行",比王陽明則更進一步。他認為"學是學,此不學,慮是慮,此不慮,知得不學、不慮脈路,任人只管學、只管慮,都是不學、不慮。"(P356)所以應"以行為先",這是針對當時人之暝眩,而破除空話虛語,重實理實事的,從而決定李渭一生着力"躬行"的特點。

清朝思南知縣俞汝本在《王文成公生日祝田記》中寫道:"且李同野先生獨非此邦人乎?其學以毋意為主,其功以先行為歸。"也說明李渭並不只是簡單地受陽明心學的影響,他強調"以行為先",這是對"知行合一"有所突破。

第五、李渭着力"躬行",以求達到"常清常明"反映了"事上磨練"的陽明心學方法論。

鄒元標與李渭談論道學方法時,有過這樣的話:"子知先生之學,則予昔日之未以子躬行為是,今已先生躬行為正"。以及明神宗的賜聯都體現出李渭一生的心學特點是"躬行"。

李渭早年主要採用靜坐求心的方法,因他外放做官而無法繼續這樣做。他便積極尋求新的途徑,悟出"一介不取",提倡"明道"、"不欲",並在實際行動中一生着力"躬行"。而李渭在形成重行、"以行為先"的思想特點的過程中受到了王門弟子的巨大影響。

1539年,蔣信來貴州任提學副使,李渭親往拜謁。向蔣信陳述他當年樓上樓下光景,蔣信指出說:"樓上是假,樓下與朋友笑談才是真。"其意為:李渭當年在樓上的恍惚呈露是一種假象,而樓下與朋友交談才是真功夫,要在事上磨鍊來求"本心"、"毋意"。隨後李渭又談到"一介不取"的體會時,蔣信說:"此猶然樓上意思在,硜硜(kéng坑:擊石聲,指淺見固執貌)然小人哉。"指出"一介不妄取"也是在意念中起滅,仍然是小人之學。李渭非常慚愧,自己辛苦十多年的學問卻成為"硜硜小人"。這次談話對他的震動很大,自覺面紅耳赤,背汗淋漓,對他"以行為先"的認識論和一生着力"躬行"道學的方法論的形成起了直接的催生作用。

之後,當李渭任雲南參政時,羅汝芳為雲南屯田副使。李渭與之切磋學問,他將自己的道學逐漸與羅汝芳的融合起來,體會到"本體本無間斷,學者不可在起滅上下功夫" 的道理,自言:"予昔日工夫,亦有起滅,自得近溪力,自是欲罷不能。"說明李渭受到陽明心學的影響越來越深。李渭在雲南時,其道學日趨完善、成熟。而"滇人學者謂近溪(即羅汝芳)好談性命,同野則一意實踐,其俎豆同野猶愈於近溪。"說明了李渭一生着力"躬行"的特點。

李渭信奉:"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其責在我,故欲復堯舜之治。"他一生"居官清慎",體恤民情,實心實意為民辦實事。在雲南任參政時,李渭曾組織修築水利工程,引松溪之水灌溉良田萬餘畝。一次,普寧、安寧二衛城發生大瘟疫,身為參政的李渭,除了積極請醫為患者治病外,還為死者募捐棺材,衛所內外軍民都以此稱先生(指李渭)"仁慈",李渭的"躬行"特點表現無遺。

李渭一生還勤學不止,學而善思。在政務之外,李渭還堅持講學傳道,篤行。他說:"浮雲人間作雨,天上常清常明。狂風江中作浪,流水不增不滅。知得常清常明,不增不滅方者,可與學矣。"意思是要有道德學問象流水一樣不增不滅、清澈透明的人,李渭才可以與之學習,其實也反映李渭自己之學力求"常清常明"。郭子章游思南中和山寺時,曾《題中和山寺壁·追憶李同野先生》於牆壁之上,在詩中以"潔比河東會稽"對李渭的德行文章給予了很高評價,從側面體現了其"常清常明"的特點。

第六、李渭與陽明心學的傳播。

李渭作為黔中王學三大傳人之一。對陽明心學在貴州、雲南等地的普及和傳播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他一生除了自己勤學不止,學而善思之外,還"無日不以講學為事,"李渭無論是出外為官還是在晚年退職回鄉後,他都堅持講學傳道,所住之處誦學不止,平生以講學為樂事,深為其弟子及鄉親所敬佩。

自從李渭鄉舉之後,跟從學子日益增多。他在其家鄉思南講學,遠近聞名,連江西等省的學子都慕名而來。李渭的學生中最出名的有賴嘉謨、徐雲從、冉宗禮、胡學禮、田惟安等人。其中如賴嘉謨,江西萬安人,隨父到思南,拜李渭為師,後來中了進士,官到四川左參政。徐雲從,亦為江西人,早年曾師從唐荊川、羅汝芳學習,後聞李渭在黔中興學,就負笈而來,向李渭求學,"覺天下文人學士,皆不如渭篤實,故終身不忍離去"。至于思南本地人從學於李渭的則更多,如冉宗禮、胡學禮、田惟安及李渭之子李廷謙等等,其中以冉宗禮、胡學禮最能繼李渭講正學。他們都以李渭為榜樣,為政以廉潔着稱,居家則簡樸淡薄,篤志於學,為鄉人所稱頌。

郭子章在追憶李渭詩中寫到:"文物依稀荊楚北,聲華馥郁夜郎西。"認為李渭的道德文章簡直可以和王陽明諸弟子相媲美。李渭的門人蕭重望在撰寫的《李先生祠記》中說:"貴築之學倡自農場,思南之學倡自先生,自先生出而黔人始矍然悚然知俗學之為非也。"將開啟思南陽明心學的傳播之功歸於李渭,對他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說明了李渭對思南之學的興起做出了的不可磨滅的貢獻,對陽明心學在貴州的傳播和興盛立下了汗馬功勞。

當時陽明弟子鄒元標非常讚賞李渭之學。在鄒元標被貶官貴州都勻衛期間,他與貴州陽明後學孫應螯、馬廷錫、李渭的關係甚密,經常有學問的溝通和交往,還曾為李渭的《先行錄問答》作序,在序中指出李渭心學的特色是"學貴修行"。鄒元標在都勻講學,常舉孫應螯、李渭的事跡為例,"以示聖人為必可學"。這足以看出鄒元標對二人是非常器重的,也說明李渭的影響不僅在思南,而且在貴州其他地方也有較大影響。

李渭之學在雲南也有很大的影響,"滇人學者謂近溪(即羅汝芳)好談性命,同野則一意實踐,其俎豆同野猶愈於近溪。"李渭在雲南的影響比羅汝芳的影響還大。

總而言之,李渭作為王陽明的私淑弟子,是陽明心學在貴州落戶後的碩果之一。他一生受到了陽明心學的巨大影響,而他在繼承陽明心學的同時也有所突破。他的"求本心"反映了"心即理"的陽明心學本體論;"必為聖人"目標體現了王陽明"立志為聖賢"的人生觀;"以行為先"的認識論對陽明心學的"知行合一"有所突破;他提倡"明道"、"不欲"與王陽明"存天理,去人慾"有異曲同工之妙。他一生着力"躬行",以求達到"常清常明"反映了"事上磨練"的陽明心學方法論。此外,李渭一生都堅持講學傳道,對陽明心學在貴州、雲南等地的傳播和興盛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有着較為深遠的影響。

理學大師李渭

時光的流逝確如孔子所言,輝煌或黯淡都將一去不返。大浪淘沙,許多曾經的泡沫與喧囂隨波而去;當濤聲漸歸消隱或沉寂,那些積澱於歷史深處的往事,才會浮出我們的記憶。而李渭,無疑是烏江最深刻的記憶之一。他對貴州文化的影響,深遠及今。梳理地方典籍,讓我們依稀看見烏江邊一個哲人的行蹤,詩人的背影。

李渭, 字湜之,是貴州明朝時期屈指可數的著名理學家之一。其出生年月不詳,根據現有資料,只能大致界定在明武宗正德九年,即公元1514年。李渭的祖先原籍陝西,元朝時隨軍征戰到思南,官授功顯校尉。明朝洪武年間,又改授蠻夷司副長官,並定居思南。李渭的父親李富學識淵博,教子嚴格。在父親的嚴格教育下,李渭不負眾望,於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鄉試中舉,先後擔任四川華陽縣(今為成都)知縣,安徽和州知州、廣東高州府同知等職。隆慶年間,調任雲南省左參政;萬曆元年,升任應天府(治所在如今的南京)中南戶部郎;萬曆二年,調任廣東韶州知府。晚年卸職還鄉後,李渭在思南府城的中和山普濟亭(後名觀音閣、中和書院)、小崖門點易洞、為仁堂等處講學傳道。並在中和山留有"中和"等摩崖墨跡。其時門徒眾多,學生雲集。先後有江西的賴家謨、徐雲從,本地的冉宗孔、胡學禮、田唯安等人師從學習。他們承續李渭的思想,在各地傳播,影響一代人文精神。李渭的兒子李廷謙,也於萬曆十三年中舉,擔任貴州貞豐教諭、國子監助教等職,弘揚父親的學說。

明神宗萬曆十六年(公元1588年),李渭逝世,葬于思南府城河東萬勝山麓。萬曆十七年,思南地方官民為其請建專祠。明萬曆二十七年,郭子璋擔任貴州巡撫,將李渭列入《黔記》的理學傳中,並另作《參政李渭傳》。思南後人將其講學的中和山普濟亭命名中和書院。專祠後來被毀,其墓亦毀於文革,如今甚至連遺址也幾乎難以辨認了。

但歷史並沒有完全失憶,文化的光芒輝映天宇。王陽明的烏江之旅、龍場之悟,在蠻荒的貴州土壤播下了哲學的種子,催生了貴州本土的理學三大家,而李渭就是其中之一。他一生立志成聖,秉持"中和"與"為仁"的儒家思想,重視"躬行踐履"的治學方法,突出強調"行"的地位,實踐了儒家最高的"聖人"人格,在貴州的宋明理學,特別是陽明心學中獨樹一幟,作出了重要貢獻。李渭一生着述頗多,《明史·藝文志》中就收錄了他的《先行錄》,其他的則多已失傳,在理學方面的着述有《毋意篇》,含《大學》、《中庸》、《易問》,還有《簡寄》、《雜着》、《家乘》、《大儒治規》等。

推根溯源,李渭的理學思想應追溯到宋明理學。所謂宋明理學,指宋、元、明時期的新儒學,亦稱道學、性理學、義理之學、心性之學等。它將傳統的儒學哲理化,以抽象性、思辯性的哲理來論證儒家綱常倫理。這個學術文化思潮,是中國傳統文化主流--儒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重要發展階段。在發展過程中,它一方面批判佛老思想,一方面又吸收了佛、道等思辯哲學形式,將單純倫理性的舊儒學改造為具有思辯哲學色彩的新儒學。理學的創始人是程頤、程顥兄弟二人。程頤還曾受貶到重慶涪陵,在與烏江交匯處的長江北岸點易洞悟道。

二程逝世後,理學內部出現兩大分野。朱熹發展了二程之學,成為宋代理學集大成者,構建了程朱道學;另一派繼承者陸九淵、王陽明,創立了陸王心學。陸九淵提出"心即理"的哲學命題,王陽明的心學發展了這一理論。在被貶貴州的三年裡,王陽明龍場悟道,逐步完善了"致良知"的心學理論。

李渭就深受陽明心學的影響。他在治學中,李渭先後請教過蔣信、諶甘泉、耿定理、耿定向、羅近溪、鄒元標等理學大師,而這些人都是王守仁的學生、私淑弟子,其學術思想對李渭的影響不言而喻。李渭還與王守仁的在貴州的再傳弟子孫應鰲、馬廷錫相互切磋,情誼深厚,惺惺相惜。正是陽明心學的直接影響與自身的勤奮好學,使李渭最終成為遐邇聞名的貴州理學三大家,陽明心學的貴州傳人。

李渭的理學思想,可從幾個方面加以認識。首先就是其"必為聖人"的人格觀。

在求道治學的過程中,李渭曾將"必為聖人"四字刻於居所,用以自警自勵。由此可知,李渭是將聖人人格作為自我追求的最高境界。他的最高理想,就是做"聖人"。通過治學這一途徑,通向聖人的最高殿堂。

李渭是立志成聖的實踐者。他不僅好學不倦,而且時時事事以聖人為人生標尺。作為官員,他一貫清正廉潔。一個廣泛流傳的故事發生在他廉州任職期間。有一天他夢見三條大蛇纏繞身體,揮舞大杖才將其趕開。恰好第二天就有屬下官員賄送珍珠金銀等物,他義正詞嚴地予以回絕,並自嘲道,昨晚的三蛇夢破解了。

他在任職廣東韶州知府期間,治地內盜賊蜂起。他分析百姓為盜的根本原因,在於官府與官吏的貪慾造成了百姓的貧困。因此告誡下屬,自我警醒說:"不欲二字,千古彌盜根本。倘多欲則身為溪壑,竭民膏脂不足以填,百姓安得不盜?彌山中盜易,彌心中盜難。"將官員的貪婪視為百姓為盜的原因。強調克制私慾,彌心中之盜,體恤民情,減輕百姓負擔。

以上事實說明,李渭正是宋明新儒學立志成聖理想人格的忠實實踐者。他以一個凡人之身,努力地攀向聖人的高地。

在思南縣城西面中和山石徑旁的一方巨石上,有一處 "中和"摩崖至今猶存。這是李渭當時在思南府城中和山普濟亭(後名觀音閣、)、小崖門點易洞、為仁堂等處講學傳道期間所書。後人據此將山名為"中和山",將其講學的普濟亭名為"中和書院"。而李渭留下的"中和"墨跡,可以視為其精思熟慮後的思想總結,書面表達了他追求"中和"的宇宙觀。

他這種追求"中和"的宇宙觀,以及其它的理學思想,基本上可以到儒家的經典"四書五經"中找到源頭,這也可以證明李渭對先秦儒家思想的傳承。

而在政治上,李渭倡導"為仁"。在思南講學期間,他曾將城北的一處學館命名為"為仁堂",後人遂稱此處為"為仁書院"。

對於理想的"為仁"圖景,李渭作了如下描述:"是日陽和清穆,雲行鳥飛,天地生生,大德洪暢。兩間在坐者,長幼循序,答問取次,誦書歌詩,肅肅雍雍。渭曰:此即仁,何以加諸?" 這與孔子"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理想國何其神似。

明朝的貴州理學界,成就最高的有孫應鰲、李渭、馬廷錫三人,這三人都是陽明再傳弟子。三人學問各有所重,孫應鰲主張"以求仁為宗"、以"天人合一"為求學的始終,以"慎獨"修養為學問的落腳點;馬廷錫主張靜中求性,"默坐澄心以體認天理";而在知與行關係的認識上,李渭則強調道德實踐,以"先行其行"為學問的宗旨,其着力"躬行"的治學方法獨樹一幟。

可否這樣認為,李渭雖為貴州宋明時期的理學大家,陽明心學的傳承者,但其思想在很多方面似乎更接近舊儒學,與陽明心學、特別是陽明心學的後期流派大相徑庭,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

哲人遠矣,安可懷也。

李渭還是一位重要的烏江詩人。儒家的價值觀重道輕文,將詩文視為"末技",但李渭的五言詩寫得中規中矩,意境古雅、自成高格。

據不完全統計,《思南府續志卷之十〈藝文門〉》保存下來的李渭之文有《思南府學射圃記》、《修思南府學碑記》、《修觀音閣碑記》、《務川縣遷學記》、《世侯安紹南榮受封典序》等,而詩有《聖嶺春耕》、《中和山》、《白泉漁樂》、《桐崖鳴鳳》、《三台叢桂》、《真源洞月》、《德江晚渡》、《嵇公泉》等篇,多以思南地方風景為題,五言體式,按照地域分類,是個名副其實的烏江詩人。

在《三台叢桂》中,"本仁以種之,灌溉元穆漿"的句子讓我們感受了貫穿其一生的"為仁"情結,詩人和哲人的身影在這裡合而為一;而《聖嶺春耕》的"汲隧甘自拙,抱膝聽禽言",又讓人讀到天人合一的人生理想與抱朴守拙的處事哲學。但哲學的追求不是流行歌曲的市井狂歡,而是高處不勝寒的寂寞,註定要與孤獨結伴,於是我們在《真源洞月》"一鶴自丁零,千峰散虛白"句子中,看到了詩人一鶴丁零的自況,霧靄茫茫的彷徨。而《嵇公泉》,是最為人熟知的一首:"吾與二三子,覽勝求前賢。嵇公昔垂釣,傳聞於此泉。披雲尋往事,流水不知年。山空琴欲冷,樹古鶴來眠。"詩中古雅空寂的意境令人神往,又隱隱透出佛老的氣息。

也許,李渭是烏江文化的一個標高之一,他那些形而上的深奧求索,我們已經難以窺其真諦。但這種歷史的追懷,卻讓我們的精神得以從世俗中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