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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士驤(1860-1909年),清末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字萍石,號蓮府,安徽泗州(今江蘇盱眙)人。楊殿邦孫。

  • 光緒十二年(1886年)中進士,歷任翰林院庶吉士、翰林編修。
  • 八國聯軍入侵中國,隨李鴻章進京議和,深受賞識,被保舉為直隸通永道。
  • 李鴻章死後,楊士驤投入袁世凱麾下,極為袁倚重,接着先後被提拔為直隸按察使、江西布政使。
  • 光緒三十年(1904年),楊士驤替袁世凱任山東巡撫,三年任上,督辦新學、交涉洋務、興修水利,政績斐然。
  •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楊士驤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其間修治海河,上書減免稅負,一心為民,頗有作為。
  • 宣統元年(1909年),楊士驤歿於任上,贈太子少保銜,賜諡文敬,歸葬淮安府建淮鄉(今淮安區建淮鄉)。[1]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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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楊士驤  
字號    字萍石,號蓮府      
民族    漢族      
官職    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追贈    太子少保     
諡號    文敬     
出生地   安徽泗州(今江蘇盱眙)
出生時間  1860年   
去世時間   1909年 
所處時代   清朝   
主要成就   督辦新學、交涉洋務、興修水利,政績斐然   

人物生平

楊士驤於咸豐十年(1860)出生於淮安府山陽縣城內更樓東街,楊氏家族在淮安很有聲望,為淮安四大家族之一,其祖楊殿邦於道光26年(1846年)來淮任漕運總督,咸豐3年(1852年)卸任後,於淮安南門更樓東購置一宅院,遂定居淮安。其父鴻弼,「嬰末疾不仕」,幼年即有殘疾,把一生的精力均用在培養子女上,「生子八人,其五登甲乙科」。士驤少年時,祖、父相繼去世,家道中落,生活日益困窘,但士驤兄弟讀書則益加勤奮。他16歲成了秀才,光緒12年(1886年)中進士,入翰林院,選庶吉士,授編修,從此步入仕途。

江蘇人文總體而言江南崇文、淮北尚武、江淮重仕。明清時期,淮安是漕運總督、南河總督的駐地,集「漕、河、鹽、榷、驛、稅」於一身,「天下九督,淮占其二」。滿清政府腐敗,國力日益衰落,古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文情懷和江淮大地獨特地水土,孕育和激勵着淮安人經邦濟世,今淮安市南門更樓東街有楊士驤故居。

楊士驤為官,「以幹練稱於時」,從翰林院外放直隸通永道,不久升為按察使,又遷江西布政使。短短十餘年時間,他春風得意,成為清廷的高級官吏。

人物政績

光緒30年(1904年)12月,清廷宣布楊士驤(接替袁世凱,袁升任直隸總督)為山東巡撫。他在任近三年,其政績斐然,值得一書的至少有二。

  • 政績一 與德國侵略者進行了有理有節的鬥爭

比較妥善地處理了「膠州灣事件」和「曹州教案」。

光緒22年(1897),兩名德籍教士在曹州巨野被義和團所殺,德國以此為藉口出兵強占膠州灣及膠州(今膠州市)、即墨等地。1898年,德國侵略者也模仿英國「租借」香港新界那樣,向清政府提出租借膠州灣,租期99年,准許德國享有修築膠濟鐵路的特權。德人還提出為了保證鐵路沿線的「安全」,「自膠至高密悉為德兵所駐守」,並擁有沿線兩側30華里內礦產開採權。德國的無理要求理所當然的遭到山東及全國人民的反對。清廷也以山東距京師近在咫尺,一直未在不平等的《膠澳租界條約》上簽字。楊士驤到任後,整飭曹州一帶,「行清鄉法」,嚴厲督捕「盜賊」,沿鐵路線地區的社會治安有了明顯好轉,使德人找不到沿線駐軍的口實。然後,他以隆重的禮儀與「德酋」談判,「以歡結之」,「漸以理勢開曉」,與之進行有理有節的鬥爭。《辛丑條約》簽定以後,八國聯軍相繼撤出京津地區。楊士驤趁勢進一步與「德酋」交涉,終於使「德人竟撤兵還我利權」。德軍首領「且請其國主賚楊以寶星也」。「寶星」是何物,不得而知,大概是勳章、紀念品之類東西(寶星即為「外交勳章」,是一種專門授予外國人的禮物。光緒七年曾按照國際慣例製作御賜雙龍寶星,用以授予重要外賓或高級外交官員直至清朝結束),總之楊士驤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功。

  • 政績二 嚴法規治黃河,使數年山東無河患

黃河流經山東近千公里,「歲漫決為巨害」。

楊士驤輕車簡從,沿山東境內黃河一直至入海口進行了考察。他認為黃河每年常決堤為患的原因除「淤高而堤薄」以外,其主要是負責河工的官員責任不到位,治水經費鯨吞挪用嚴重,獎罰不明。有的河工官員沒有治好河,反而「遷擢」,易地做官。楊士驤針對上述情況「乃定章程」,如果「歲安瀾」,則「官奏敘」升遷,獎勵「弁兵」;如果「河決」則「官嚴參,不得留工効力,弁兵依律論斬」。每年汛期,他總是「身巡河堤,厲賞罰」,使得負責河工的官員人等絲毫不敢懈怠,「自是數年」,山東境內黃河安然無虞。

光緒33年(1907),楊士驤「代袁世凱為直隸總督」,袁改任北洋大臣。袁為籌辦近代新軍,需大量經費,楊士驤積極為其籌劃,「承其後一切奉行罔有違,財政日竭難乎為繼而周旋因應。」袁與楊私誼很好,楊隨袁一步一趨,使朝中官員「側目視之」,成為當時炙手可熱的人物。光緒34年(1908),永定河泛濫,殃及京津地區。楊士驤經過實地考察,上疏認為永定河成災「一由下口高仰,宣洩不暢」,「一由減壩失修,分消無路」。永定河流經京城西南蘆溝橋以下,以前有一條「減壩」,由於年久失修,淤塞嚴重,每到汛期,不能起分洪泄洪作用,而且支流也常泛濫,增大了受災面積,楊士驤請「撥帑四十六萬兩」,得到朝廷的批准。這年光緒皇帝駕崩,其陵寢移西陵,興師動眾,民怨沸騰。楊士驤提出「所需不得攤派民間」。作為幹練的高級官吏,他清醒地看到清政權積重難返,大廈將圮,從維護封建王朝統治出發,上書直言「國初因明季加派紛繁,民生凋敝」,特別京畿地區徭役攤派更重,農民不堪重負,紛紛揭竿而起,導致明王朝的滅亡,應從中吸取歷史教訓。主張改革京畿地區田賦和徭役負擔。直隸農民多負擔了徭役則「田賦應較各省輕」,徭役應折為銀兩,沖交賦稅。朝廷新政,如辦巡警、興新學等費用不能向老百姓攤派。每年,「擬官紳合查常年應官差徭,實系公用者,酌定數目折交。州縣自辦(工程)不得濫派折錢。」楊士驤的上書雖然得到朝廷的重視,但在當時情況下,根本沒有得到認真的執行。他的種種努力當然也挽救不了清王朝覆滅的命運。

人物評價

  • 楊士驤身為清廷封疆大吏,權傾內外,但為人十分隨和幽默、不拘小節
  • 值得一提的是,楊士驤在外為官多年,「遇淮人恩禮加厚」,有求必應。
  • 在山東巡撫任上,一年淮安大旱,「由士驤乞水,士驤飭屬啟閘放水,敷栽插,秧大稔」。每遇荒年,則常常「捐巨余以賑」(《續纂山陽縣誌》)對淮安興學堂等公益事業也非常關心,慷慨資助,受到淮安人的好評。

人物專題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