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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棉布:泛指松江及其附近地區出產的棉布。松江府地處長江下游三角洲,在今上海市境內。宋元之際,棉種自廣東、福建向北傳播,松江及其鄰近地區得風氣之先,棉花種植髮展很快。元朝元貞年間(1295~1297),松江烏泥涇人黃道婆由崖州(今海南崖縣)帶回的先進紡織工具和技術,推動了松工地區棉紡織業的發展。經元明兩代,棉紡織業普及南北,而松江織造技術尤精,產品行銷全國,且遠銷日本和朝鮮,有「衣被天下」之稱。松江棉布質地優良,世人譽之為松江美布。其三梭棉布幅寬三尺余,緊細如,比普通白棉布價格高出一倍以上,成為一方特產。萬曆四十八年(1620)規定,白棉布一匹折銀三錢,三梭布一匹折銀達六錢一分。還有一種名為「斜紋布」的高級棉布,精者每匹折銀一兩,勻細堅潔。這種布採用「經直緯錯」的織法,有立體感,史書載「望之如絨」。松江棉紡織業主要為農家兼營。松江農家紡織講究精敏,農閒所出布匹日以萬計,以織助耕。從事紡織的主要是婦女。並有一些城市居民和鄉村居民,以棉紡織為主要謀生手段。[1]

棉布種類

松江棉布比較著名的有四種:三梭布番布兼絲布藥斑布

三梭布 出自松江車墩一帶,幅闊三尺余,特點是光潔細密。其中府城東門外離車墩不遠的雙廟橋有個叫丁娘子的,彈棉花極純熟,花皆飛起,用以織布,尤為精軟,因而人稱「飛花布」,又稱「丁娘子布」。三梭布是明代松江每年都要進貢朝廷的貢品,皇帝用它來製作內衣。朱彝尊詩:「丁娘子,爾何人,織成細布光如銀。舍人笥中剛一匹,贈我為衣御冬日。念君戀戀情莫逾,重之不異貂。攜歸量幅二尺闊,未數星紈與荃葛。曬卻深如飛瀑懸,看來只訝神雲話。為想鳴梭傍碧窗,摻摻女手更無雙……」

番布 出自烏泥涇,為黃道婆所傳授。質優價昂,「一匹有費至白金百兩者」。明朝成化年間,常常以此為禮物行賄朝廷高官及接近皇帝的大臣,而且布織得越來越精美,甚至織出龍鳳、鬥牛、麒麟等圖案。

兼絲布 以麻絲或黃草絲與棉紗混合織成,多以麻為經,以棉為緯。適宜於染色。織成的布兼有麻絲的挺括與棉紗的柔軟。

藥斑布 又稱「澆花布」,就是我們所稱的藍花印布。初出於青浦重固一帶,明代起松江城中多有流行。

棉紡織業的發展,帶動了與紡織業相關的產業。明代萬曆年間,松江城內出現專業的鞋店、襪店。以前,松江沒有鞋店,均為自製,「萬曆以來,始有男人製鞋,後漸輕俏精美,遂廣設諸肆於治東。」「此後宜興業履者,率以五六人為群,列肆郡中,幾百餘家。」

以前,沒有供夏天穿的薄襪,即使是大熱天也只能穿很厚的氈襪。隨着各式精細棉布紛紛問世,萬曆年間起,用尤墩布做的「極輕美」的暑襪開始流行,很快就「名重一時」,「遠方爭來購之,故郡治西郊廣開暑襪店百餘家,合郡男、婦皆以做襪為生。」(范濂《 雲間據目抄》)松江城中至今有襪子弄的地名,就是因此而得名。

松江棉紡織業的發展,使松江經濟進入她歷史上最繁榮的時期。松江成為中央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地,「 蘇松財賦半天下」,蘇州、松江兩府的田賦位居全國榜首,其上繳中央的錢糧總額超過了浙江全省。當時松江的面積是蘇州的十分之三,而賦稅額卻是蘇州的一半,因此,在明代,松江的賦稅額為全國最高。一方面說明松江負擔之重,另一方面也說明松江的富裕。

松江的棉紡織業到清代開始退步, 康熙時,棉布加工集散中心逐漸向蘇州轉移。葉夢珠在《閱世編》中說:明朝「標布盛行,富商 巨賈操重資而來市者,白銀動以數萬計,多或數十萬計,少亦以萬計」,而到了清朝,「標客巨商罕至,近來多者所挾不過萬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鴉片戰爭後,外國資本主義向中國市場大量輸入機制棉紗棉布,松江府首當其衝,棉紡織業受到致命打擊。「洋布盛行,價當梭布而寬則三倍」,「吾村專以紡織為業,近聞無紗可紡。松太布市,消減大半」。( 包世臣《齊民四術》)至此,松江棉紡織業趨向衰落。[2]

歷史淵源

番布(2張) 中國宋代, 棉花栽培從 嶺南逐漸傳到長江中下游地區,明代正德《 松江府志》記:「木棉本出閩廣,可為布,宋時鄉人始傳其種於烏泥涇鎮,今沿海高鄉多植之。」松江的氣候、土壤等適合棉花生產,棉花種植業迅速推廣普及。但當時棉紡織技術落後,棉花去籽要用手工剝,又沒有彈松棉花的機具,從棉花紡成 棉布費時費力,而且紡成的棉布也很稀鬆、粗糙。據陶宗儀《 南村輟耕錄》記載:「初無踏車椎弓之制,率用手剝去籽,線弦竹弧,置案間振掉成劑,厥工甚艱。」

元朝初年, 松江府(現上海市松江區)烏泥涇有位叫 黃道婆的婦女,從海南島回到了故鄉。關於她的身世有多種說法,有人說她因家貧,從小當童養媳,受盡了苦,就偷偷逃跑出去,一直逃到了海南島。也有人說,當年沿海海盜猖獗,她不幸在家中被海盜擄掠到海南島,最後黃道婆在海南島向黎族姐妹學會了一整套紡織技術,並在若干年以後,把海南島先進的棉紡織技術帶回了家鄉。她回到松江後,就熱心地向當地的老百姓傳授如何製作紡織工具,使各道工序都有了新的工具,代替了以前的手工。同時,她也教人們如何紡紗織布,使紡織形成了一個較為完善的、效率大為提高的生產過程。松江府很快就擺脫了落後的方法,掌握了先進的技術,松江棉布由原來粗糙、單一、稀鬆變得精緻、牢固、美觀。

黃婆婆,黃婆婆。教我紗,教我布;兩隻筒子,兩匹布。歌謠在黃道婆的故鄉松江府烏泥涇鎮至今還傳頌着,就是為了紀念歷史上這位偉大的紡棉家。

南村輟耕錄》載:元初「有一嫗,名道婆者,自崖州來」,向人們傳授「做造捍彈紡織之具」。此外,她還帶來了「錯紗配色,綜線挈花」的技法,使織成的「被褥帶 」上「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粲然若寫」。「人既受傳,競相製造,轉貨他郡」。秦榮光《上海縣竹枝詞》贊道:「布自黃婆首教之,先棉奉祀禮不宜。枕衾 新機織,巧樣團花與折枝。」在黃道婆的悉心傳授下,松江布成為質地優良,花飾燦美,遠近聞名的暢銷品。從事棉紡織業的人口激增,松江府新興的棉紡織業迅速發展,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黃道婆為松江府的棉紡織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人們崇敬她,懷念她,數百年來,人們一直用各種方法紀念這位偉大的女性,上海植物園裡還保存有紀念黃道婆的祠堂。

明代中葉,松江府植棉業得到進一步推廣和發展,土地大半種植棉花。同時,棉紡織生產也成為松江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各鄉鎮幾乎家家都投入了紡織活動。其時「棉布寸土皆有」、「織機十室必有」。明正德《松江府志》:「鄉村紡織,尤尚精敏,農暇之時,所出布匹,日以萬計。以織助耕,女紅有力焉。」「紡織不止村落,雖城中亦然,織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里媼晨抱紗入市,易木棉以歸;明旦復抱紗以出」。松江人日以繼夜地從事棉紡織業,許多家庭是白天抱着紡好的紗或織好的棉布到街頭去出售,再買回棉花或棉紗,晚上在家挑燈開夜工紡紗或織布。《茸城竹枝詞》贊道:「關山東去復山西,棉布松江尺闊齊。似比蠶桑衣被廣,空梭停織唱頭雞。」在織布的大軍中,除了婦女,還有男子參與,《谷水舊聞》中記道:明朝萬曆年間,住在華亭縣十五保的陳守貞,人稱孝子,他「孑身事母,手自紡織,所織布獨精潔。」遠近聞名,稱為「陳孝子布」。有些達官貴人的夫人,在家庭遭變故,或衰敗後,也能親自織布,以此養家。如曾任侍郎銜總督兩廣的沈猶龍在松江抗清起義失敗後,他的「封二品」,坐過八抬大轎的夫人,其時也「以紡織為業,自持於市賣之」。由此可見紡織技術的普及程度。

地位影響

明代,松江府成為全國棉紡織業的中心。外地商人紛紛到松江來收布,布商挾重資而來,白銀動以數萬兩,多則數十萬兩。以致明代的小說,如《金瓶梅》等,都有到松江販賣棉布的情節,松江棉布影響之大可見一斑。

賣不完的松江布,收不盡的魏塘紗(明清歌謠)。

正由於不斷地普及推廣,松江棉紡織業日益興盛,產量越來越高,質量越來越好,松江棉布在全國聲譽鵲起,葉夢珠《 閱世編》:「吾邑地產木棉,行於浙西諸郡,紡織成布,衣被天下」。《松江府志》載:松江人「俗務紡織,他技不多」,所織的精線綾、三梭布、綾紗方巾、剪絨毯「皆天下第一」,「吾鄉所出皆切實用,如綾、布二物,衣被天下,雖蘇杭不及也」。

明初,即頒布法令,鼓勵種棉,並規定松江府可以「折布納官」,「以棉花一斤折米二斗」。朝廷的賦稅政策,客觀上鼓勵了農民由種稻轉向植棉,到明代中葉以後,松江沿海出現大片的棉田,松江府屬的上海、嘉定諸縣,種棉面積已占十之八九。「鄉村紡織,尤尚精敏,農暇之時,所出布匹,日以萬計。以織助耕,女紅有力焉。」明清兩代,松江府作為全國的棉紡工業中心,享有"衣被天下"的美譽。清康熙《松江府志》提到「吾鄉所出皆切實用,如綾、布二物,衣被天下,雖蘇杭不及也。」民諺也稱「收不盡的魏塘紗,買不盡的松江布」。松江所產布匹銷往全國各地,乃至日本、英美等國都有松江布的消費者。早在乾隆初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就開始從中國購進土布。在貿易過程中,英商發現廣州所產的土布穿洗後容易褪色,而松江布(英人稱為「南京布」)則久洗後依然色澤艷麗,松江布因此在英國風行一時,東印度公司的收購量從2萬匹猛增到20多萬匹。

隨着布市的興起,從事沿海運輸的沙船麋集於上海,迅速發展,明清兩代,從事運輸的沙船數千條,在浦江岸邊停靠的沙船密密匝匝,帆檣如林,帶動了上海港口貿易的興盛。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