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書·陶弘景傳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梁書·陶弘景傳出自《梁書》，此史包含本紀六卷、列傳五十卷，無表、無志。它主要記述了南朝蕭齊末年的政治和蕭梁皇朝（502—557年）五十餘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後論署為「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說明這些卷是出於姚察之手，這幾乎占了《梁書》的半數。姚思廉撰《梁書》，除了繼承他父親的遺稿以外，還參考、吸取了梁、陳、隋歷朝史家編撰梁史的成果。[1]
原文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初，母夢青龍自懷而出，並見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遂產弘景。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睹白日，不覺為遠矣。」及長，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疏眉，細形長耳。讀書萬餘卷。善琴棋，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為務。朝儀故事，多取決焉。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及發，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雲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朝野榮之。
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恆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始從東陽孫游岳受符圖經法。遍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時沈約為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
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圖產物，醫術本草。著《帝代年曆》，又嘗造渾天象，雲修道所須，非止史官是用。
義師平建康，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高祖既早與之游，及即位後，恩禮逾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
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善辟穀導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壯容。深慕張良之為人，雲「古賢莫比」。曾夢佛授其菩提記，名為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太宗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堂，與談論數日而去，太宗甚敬異之。大通初，令獻二刀於高祖，其一名養勝，一名成勝，並為佳寶。
譯文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郡秣陵縣人。起初，他的母親夢見一條青龍從她懷裡出來，並看見兩位仙人手裡拿着香爐來到她的家裡，不久她就懷孕了，於是生下了陶弘景。他小時候就不同一般人，十歲時，看到葛洪的《神仙傳》，日夜研究推理，於是有了養生的志向。他對別人說：「仰看高空，觀看太陽，不感到是很遙遠的事了。」等到他長大後，身高七尺四寸，神態儀表出眾，眼睛明亮有神，眉毛寬廣，身材很長，耳朵肥大。讀書超過萬卷。善於彈琴下棋，草書、隸書寫得很好。不到二十歲，齊高帝任宰相時，把他封為諸王的陪讀，任命為奉朝請。雖然生活在貴族群中，但一個人關在屋裡不與外人交往，只是批改翻閱文稿，朝廷禮儀事務，一般都向他請教決斷。永明十年（492），上書請求辭職，皇帝同意他的請求，賞賜他五匹絲帛。臨行時，公卿官員在征虜亭設宴為他送行，因為餞行而設的帷帳和車馬太多，堵住了道路，都說從劉宋、蕭齊以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事，朝廷和民間都認為是件很有面子的事情。
自此以後，陶弘景住在句容縣內句曲山，他總是說：「這座山的下面是道教第八洞宮，名叫金壇華陽之天，方圓一百五十里。過去漢朝咸陽的三茅君修成仙，後來掌管這座山，所以稱它為茅山。」於是在半山腰建一座房子，自稱華陽隱居。開始跟東陽人孫游岳學習符圖經書道法。遊歷許多名山，尋找訪求仙藥。每經過兩山間的流水，一定要坐或躺在水中，徘徊吟頌，不能自已。當時沈約任東陽郡守，敬仰他的志向氣節，多次寫信邀請他，他都沒有去赴約。 陶弘景生性喜好寫作，崇信稀奇怪異的事，珍惜時光，到老更是如此。特別通曉陰陽五行、風水、星象、地形、算卦、山川地理、方圖物產、醫術草藥。撰寫過《帝代年曆》，又製造渾天象，他說：「我造渾天象是修道的需要，不止是史官才用它。」
起義軍攻克建康城，聽說商議禪讓的事，陶弘景按圖讖推論，好幾處呈「梁」字型，於是派弟子進獻給皇帝。高祖很早就與他有交往，即皇帝位後，對他更加禮遇和照顧，不斷去信問候，使節的車蓋一個接一個。
天監四年（505），移居到茅山積金東邊的山谷。擅長辟穀導引等養身的方法，八十多歲還像年輕人一樣容顏不改。十分羨慕漢代張良的為人，說「古代的聖賢都無法和他相比」。曾夢見佛傳授他菩提記，並稱他為勝力菩薩。於是到鄖縣阿育王塔發誓，接受佛教的五大戒規。後來太宗到南徐州時，欽佩他的高風清名，召他到後堂，談論好幾天才離去，太宗特別敬重他。大通初年，派人獻兩把寶刀給高祖，一名善勝，一名威勝，都是上等的寶物。
大同二年（536）逝世，終年八十五歲。死後容貌不改顏色，關節屈伸自如。皇帝下詔贈封中散大夫，諡號貞白先生，並派舍人監護喪事。陶弘景生前遺言薄葬，弟子遵照他的意願辦理喪事。[2]
作者簡介
姚思廉（557—637），字簡之，一說名簡，字思廉，吳興（今浙江湖州）人，唐朝初期史學家。約生於梁末陳初，在八十歲左右去世。姚思廉自貞觀三年至貞觀十年，歷時七年最終完成了《梁書》與《陳書》的撰寫工作。姚察及姚思廉父子雖為史學家，但都有較深厚的文字素養，於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簡潔樸素，力戒追求辭藻的華麗與浮泛，繼承了司馬遷及班固的文風與筆法，在南朝諸史中是難能可貴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