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聲(吳伯蕭)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作品欣賞
歌聲
感人的歌聲留給人的記憶是長遠的。無論哪一首激動人心的歌，最初在哪裡聽過，哪裡的情景就會深深地留在記憶里。環境，天氣，人物，色彩，甚至連聽歌時的感觸，都會烙印在記憶的深處，象在記已里攝下了聲音的影片一樣。那影片純粹是用聲音繪製的，聲音繪製色彩，聲音繪製形象，聲音繪製感情。只要在什麼時候再聽到那種歌聲，那聲音的影片便一幕幕放映起來。「雲霞燦爛如堆錦，桃李兼紅杏」，《春之花》那樣一首並不高明的歌，帶來一整套辛亥革命以後啟蒙學堂的生活。「我們是開路先鋒」，反映出一個暴風雨來臨的時代。「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描繪出抗日戰爭初期一幅動亂的景象。……
我以無限戀念的心情，想起延安的歌聲來了。
延安的歌聲，是革命的歌聲，戰鬥的歌聲，勞動的歌聲，極為廣泛的群眾的歌聲。列寧在紀念《國際歌》的作者歐仁·鮑狄埃的文章里說：「一個有覺悟的工人，不管他來到哪個國家，不管命運把他拋到哪裡，不管他怎樣感到自己是異邦人，言語不通，舉目無親，遠離祖國，——他都可以憑《國際歌》的熟悉的曲調，給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國際歌》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共同的聲音，共同的語言。我們也可以這樣看延安的歌。在延安，《國際歌》就是被最莊嚴最普遍地歌唱的。
回想從洗星海同志指揮的《生產大合唱》開始吧。那是一九三九年夏初一個晚上，在延安城北門外西山腳下的坪壩上。煤氣燈照得通亮。以煤氣燈為中心，聚集了上萬的人。印象中仿佛都是青年人。少數中年以上的人，也是青年人的心情，青年人的襟懷和氣魄。記得那時候我剛剛從前方回到延安，雖然只出去四五個月，也象久別回家那樣，心裡熱呼呼的，見到每個人都感到親熱。不管認識不認識，見到誰都打招呼。會場上那些男的，女的，都一律穿着灰布軍裝，樸素整潔，打扮得都那樣漂亮。大家說說笑笑，熙熙攘攘，象歡度快樂的節日一樣。是的，正是歡樂的節日，是第一個五四青年節。就是在那天晚上，我們聽了偉大的領袖毛澤東同志那篇有名的報告：《青年運動的方向》。
說的這時候，是報告完了，熱烈的鼓掌、歡呼以後，大家正極興奮的時候。那真是「意氣風發，鬥志昂揚」；只是大家酣醉的幸福里，那裡還想不出這樣恰當的形容文字。每個人都咀嚼、回味報告裡的深刻意義和警辟的語句：「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今天到會的人，大多數來自千里萬里之外，不論姓張姓李，是男是女，作工務農，大家都是一條心。」咀嚼着，回味着這些語句，同時等候大合唱開始。
露天會場。西邊是黑黝黝的群山，東邊是流水湯湯的延河，隔河是青涼山。南邊是隱隱約約的古城和城上的女牆。北邊是一條路，沿了延河，蜿蜒過藍家坪，狄青牢，直通去三邊的陽關大道。合唱開始，大概已經是夜裡十一點了。
就在那樣不平凡的時刻，在那個可紀念的地方，我第一次聽見唱：
二月裡來，好風光，
家家戶戶種田忙。……
洗星海同志指揮得那樣有氣派，姿勢優美，大方；動作有節奏，有感情。隨着指揮棍的移動，上百人，不，上千人，還不，仿佛全部到會的，上萬人，都一齊歌唱。歌聲悠揚，淳樸，象諄諄的教誨，又象娓娓的談話，一直唱到人們的心裡，又從心裡唱出來，瀰漫整個廣場。聲浪碰到群山，群山發出迴響；聲浪越過延河，河水演出伴奏；幾翻迴蕩往復，一直輻散到遙遠的地方。抗日戰爭的前線後方，有誰沒有聽過，沒有唱過那種從延安唱出來的歌呢?
延安唱歌，成為一種風氣。部隊裡唱歌，學校里唱歌，工廠、農村、機關里也唱歌。每逢開會，各路隊伍都是踏着歌走來，踏着歌回去。往往開會以前唱歌，休息的時候還是唱歌。沒有歌聲的集會幾乎是沒有的。列寧記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德國工人歌詠團，說他們是「在法蘭克福一家小酒館的一間黑暗的、充滿了油煙的裡屋集會，房子裡是用脂油做的蠟燭照明的」。在黑暗的時代里，唱唱歌該是多麼困難啊。在延安，大家是在解放了的自由的土地上，為什麼不隨時隨地集體地，大聲地歌唱呢?每次唱歌，都有唱有合，互相鼓舞着唱，互相競賽着唱。有時簡直形成歌的河流，歌的海洋，歌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唱，聯唱，輪唱，使你辨不清頭尾，摸不到邊際。那才叫盡情的歌唱哩!
唱歌的時候，一隊有一個指揮，指揮多半是多才多藝的，即能使自己的隊伍唱得整齊有力，唱得精采，又有辦法激勵別的隊伍唱了再唱，唱得盡興。最喜歡千人、萬人的大會上，一個指揮用伸出的右手向前一指，唱一首歌的頭一個音節定定調，全場就可以用同一種聲音唱起來。一首歌唱完，指揮用兩臂有力地一收，歌聲便嘎然停止。這樣簡直把唱歌變成了一種思想、一種語言、甚至一種號令。千人萬人能被歌聲團結起來，組織起來，踏着統一的步伐前進，聽着統一號令戰鬥。
「信天游」唱起來高亢、悠遠，「藍花花」唱起來纏綿、哀怨。那多半是歌唱愛情，訴說別離，控訴舊社會剝削壓迫的。過去陝北地廣人稀，走路走很遠才能碰到一個村子，村子也往往只有幾戶人家散落在山峁溝畔。下地勞動，或者吆了牲口馱腳，兩三個人一夥，同不會說話的牲口嘀嘀冬冬地走着，夠寂寞，訴說不得不訴說的心事，於是就唱民歌。歌聲拖得很長很長，因此能聽得很遠很遠。人還沒看見，已經先聽見歌聲了；或者人已經轉過山頭望不見了，歌聲還餘音裊裊，不絕如縷。
時代變了，延安的歌就增加了新的曲調，換上了新的內容。二十年前那個時候，主要是歌唱革命，歌唱領袖，歌唱抗戰，歌唱生產。延安唱的歌很快傳到各抗日根據地，後來又傳到一個接一個的解放了的地區。日本投降以後，哪裡聽到延安的歌聲，哪裡就快要解放了。延安的歌聲直接變成了解放的先聲，譬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那首歌吧，從蘇區唱起，一直就是紅軍、八路軍、新四軍和人民解放軍的先遣部隊。哪個地方的人民最痛苦，哪個戰場上的戰鬥最艱巨，這首歌就先到哪裡。聽見這首歌，連小孩子都知道人民的救星來了，毛主席的隊伍來了。它是黑夜的火把，雪天的煤炭，大旱的甘霖。人們含着笑又含着喜歡的眼淚聽這首歌。我甚至養成了這樣一種習慣，聽別人唱這首歌，仿佛也是自己在唱。聽見聲音，仿佛同時看見了隊伍，看見隊伍兩旁擁擠着歡迎隊伍的人群。人群里，年長的是大娘，大爺，同年的是大哥，大嫂，兄弟，姊妹，都是親人。又仿佛隊伍同時是群眾，群眾又同時是隊伍，根本分不清。這首歌，唱一千遍，聽一萬遍，我都喜歡。[1]
作者簡介
吳伯蕭（1906—1982）原名熙成，筆名山屋、山蓀，是我國當代著名文學家和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