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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生契闊,與子相悅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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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生契闊,與子相悅是中國當代著名女作家王安憶的短篇作品。

作品欣賞

在我睜開眼睛看這城市的時候,這城市正處於一個交替的時節。一些舊篇章行將結束,另一些新篇章則將起首。這雖是一個戲劇性的時節,可由於年幼無知,也由於沒有根基,是領會不到其中過節之處的微妙,不免粗心地略過了許多情節。只有當劇情直指核心處,也就是說到了高xdx潮的時分,才回過頭去,追究原委。而一旦回頭,卻發現早已經事過境遷,人物兩非,那原那委就不知該往哪裡去尋了。城市的生活又帶有相當程度的隱秘性,因都是些不相識不相知的人,聚集在一起,誰也信不過誰,懷着防範心,生怕被窺見了根底,就更看不清了。其實,有誰能一帆風順地來到這地場呢?這地場多少帶有些搏擊場、生死場的意思,來到這裡,誰都帶着幾分爭取的任務,有着幾分不甘心。所以就攢下了閱歷,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故事。等我們趕來這城市了,這故事差不多已經收場,只剩下一些尾聲,蛛絲馬跡的。

說是交替的時節,舊篇章和新篇章,是因為這兩種故事的完全不相同。它們看上去幾乎毫不相干,除了時間上的連續性,情節、細節、人物都是中斷的,終止以後再另起。它們呈現出孤立發展的趨向。或許所謂歷史的轉折就是這樣,帶有激變的形態。所以,當我睜開眼睛,這城市的人和事撲面而來,都是第一幕的性質。序幕呢,也已經在半知半覺中過去了,現在開始的是正劇。

時間大約是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光景。我家所在的弄堂前面,這個城市中著名的街道:淮海中路,梧桐樹冠覆頂,尤其在夏天,濃蔭遍地。一些細碎的陽光從葉間均勻地遺漏下來,落到一半便化作了滿地的蟬鳴。我家弄堂口是一條街心花園,人們都叫它做小花園。花園後頭是一排紅磚樓房。樣式是洋房,又不完全西式,在樓房的背面,連接有類似內地四合院格式的內天井,環着一周矮樓,頂上覆黑瓦,開有後門。前門的門廳十分闊大,座在高台階上,說是底層,其實已是半層上了、我就讀的小學校舍就分散在這排民居之中。其時,有許多小學校都是這樣,和民居間雜在一起。但在我印象中,這排樓房裡的居民都是深居簡出,我們很少看見他們的身影。他們的日常生活緊閉在一扇扇闊大而厚重的門扉後頭,莫測高深。以我們那種自我中心的心理來看,這些人的生活只是我們轟轟烈烈的小學生活的附屬,是談不上有什麼意義的。這些木質沉重的門窗,隔音良好的牆壁,幽暗的走廊,頂樓,牆角,以及寂靜無聲,使他們很像一種幽居的動物:鼴鼠。我始終沒有走近過那裡生活的任何人。其實,這是和所有這城市的居民們一樣的生活,可因為隔膜,他們就留給了我暗淡和沒落的印象。我想,這個印象的名字叫做道民。這種印象還在其他一些時間和地點產生過,比如,在"文化革命"開始後的一九六九年。


這一年,我們本來是下鄉參加三秋勞動,卻因林彪的一級戰備命令滯留鄉間,一直到了這年的深秋。我在學校宣傳隊拉手風琴,因想家情緒低落,老師便派了我一個差,回上海修理手風琴。獨自一人回家,路途顯得有些艱巨,要經歷多次轉車轉船,可我就像得了救似地上了路。到家已是傍晚,家中只有老保姆和弟弟。父母都在"五七幹校",姐姐在安徽插隊,境況是有些淒涼,而我卻安了心,多日的抑鬱消解了許多。吃過晚飯,我便出門去給同學家里送信。因為劃地段進的中學,所以我的同學們都是沿這條淮海路居住。我是自下鄉以後第一個回上海的,就有許多同學托我捎信,包括一些平時並不親密的同學。在這一個夜晚,我敲開了淮海路街面或弄堂里的許多門扇,這是我以前從未涉足過的地方。

其時,馬路變得十分冷清。霓虹燈是早沒了,櫥窗也暗了燈光,只剩一些路燈,照射着行人寥寥的街面。是因為戰備疏散了一些人,還因為沒有心境,人和車都很少。沿街的窗戶,貼了米字條,說是為防空襲的措施。這樣的話,窗玻璃不至因為破碎而四濺開來,也不會發出裂響。這城市真是顯得荒涼了,再加上秋風瑟瑟,梧桐落葉一卷捲地掃着地面。相比較而言,那聚集了我們班級和宣傳隊的老師同學的鄉間,倒顯得人氣旺盛,頗勾人想念。但心情是平靜的,我走在街上,才不過七點,就已經是夜深人靜的樣子。我挨家敲着門。這些門都不很容易敲開,半天才有人應聲,半掩着人影,問我從哪裡來,做什麼。他們大都只讓我送進信去,然後就關上門。我只得走開,去下一家同學家。有一些地址是不那麼好尋的,號碼是跳開的,待到找見,卻發現是一個店鋪,已經打烊。再繞去後門,則又迷失了號碼。當我又一次兜進兜出地找着號碼,結果是無望地乾脆大叫起這同學的父母的名字。頭頂上忽傳來一陣子清脆可喜的小姑娘的聲音,七嘴八舌問道是什麼人找。抬頭一看,是一個木陽台,面臨着這一條窄小的橫馬路,也沒有燈。陽台上擠着幾個小姑娘,是比我們更小的一夥,大約剛上小學不久,其中有我同學的妹妹。雖然看不清她們眉眼,但她們靈巧活潑的身影依稀可見。她們是這個宵禁似的暗夜裡,惟有的一點活躍,也是我這一夜的沿街尋找的惟有的一點光明。她們還很快活,輕鬆,無憂無慮,不像我們,已經初嘗人世。

離開她們,再去下一家。那是在一幢大樓里。樓道沒有一點光,黑得可怕。我扶着牆壁上了樓,摸到了這家的門。門,應聲而開,伸出一張臉。因是背光,臉是模糊的,但輪廓是一個老婦。她聽我說是她女兒的同學,立即讓我進了門。這是一個狹小卻完整的套間,我們所在的是一個呈等邊三角形的門廳,倚牆放一張舊方桌,一面牆上是我方才進來的門,另一面牆上也是一扇門,門的上方鑲了兩塊毛玻璃,透出燈光,好像裡面有人,卻始終未見走出。廳里還有一個老婦,是她家的親友?她們一同把我讓到桌邊坐下,然後同我說話。她們不知為什麼一律都把聲音壓得很低,還向我湊得很近。這樣,她們的臉就在我眼睛裡放得很大,並且走形,就有些類似銅勺凸起的一面上映出的人臉,兩頭尖,中間鼓。她們說的多是她家女兒的身體狀況,如何不適宜在鄉間生活。因這時節流傳着謠言,說我們這一批中學生再不會回城,很快就要遷走戶口。她們的樣子看起來有些可怖,那一扇亮着燈光的玻璃門也有些可怖。再有,房間裡壅塞着一種氣味,像是洇透了煙火油醬的木器的氣味,來自我身椅的木桌,另一邊的碗櫥,還有櫥隔檔里的砧板什麼的。溫熱的,熟膩的,也叫人喪氣。我心跳着,盼着早點走出這套間。可她們將身子傾向我,說個沒完。她們看上去非常渴望與我交談。她們的口腔和身上、發上,也散發着那種煙火、油醬與木器混合的氣味。那扇玻璃門後頭的燈光一直照耀着,卻沒有一點動靜。這間套間也給我鼴鼠的巢穴的印象,裡面居住着舊朝代的遺民。他們的生活沒有希望可言。儘管,其時,我們苦悶,前途莫測,可我們有希望。

就是這樣,我們覺得,只有我們的生活是光明的。在我們快樂的小學生活之外,都是些離群索居的人們,他們的歷史,已經隱入晦暗之中。

直對着我家弄堂口,是叫做思南路的小街。街身細長。於是,兩邊的梧桐樹就連接得更緊了,樹陰更濃密,蟬鳴也更稠厚了。這是一條幽靜的馬路,兩邊少有店鋪,多是住宅,有一些精緻的洋房,街面看上去比較清潔,和繁鬧的淮海路形成對照。它是比較摩登的,也比較明朗,可它依然是,離群索群。它的摩登帶着沒落的寂寞表情。這是我家弄堂前的淮海路上,特有的情景,所有的摩登一應都帶有落後的腐朽的徵兆。這是一種亮麗的腐朽徵兆,它顯得既新又舊。這些亮麗的男女,走過淮海路,似乎是去趕赴上個世紀的約。他們穿着很"飛",這是人們對摩登的俗稱,還是對頹廢的俗稱。他們出人的場所均是昂貴的,華麗的,風雅的,比如西餐社。弄前的淮海路上有着一些著名的西餐社,"寶大","復興園"。復興園在夏季有露天餐廳,在後門外的一片空地上,桌上點着蠟燭。記不得有什麼花木了,但從街前映過來的夜燈卻有旖旎的效果。 它有一道菜,名叫蝦仁杯,杯中的蝦仁色拉吃完後,那杯子也可入口,香而且脆。那時的色拉盤就像奶油蛋糕樣,可應顧客要求,在上面用沙司裱出"生日快樂"等慶祝的字樣。"老大昌"是西點店,樓下賣蛋糕、麵包,樓上是堂座,有紅茶咖啡、芝士烙面。在六○年的困難時期,這城市裡的西餐社前所未有的生意興隆,從下午四時許,門廳里就坐滿了排隊等座的顧客。雖然糧票是有限制的,但餐館用餐則憑另一種,叫做就餐券的,專門購買糕餅的票證。而在那年頭,許多貧困的家庭均是將就餐券放棄的。所以,它表示着糧食,卻並不緊張。西餐社裡排隊等座的總是一些富裕而有閒的人們,那樣的摩登的男女就在其中。他們穿扮得很講究,頭上抹着髮蠟,皮鞋鋥亮,褲縫筆直,女的化着鮮艷的晚妝,風度優雅。

可這決不妨礙他們坐在西餐社的門廳里,耐心地等待着此一輪餐桌空出來,然後坐上彼一輪的,大快朵頤。有時候,餐桌實在周轉不過來,不得不和完全陌生的人們拼桌。彼此的湯菜幾乎混在一起,稍不留心就會伸錯刀叉。倘若正好都在低頭喝湯,不知情的人會以為,這是一個親密的大家庭在融洽地進餐。而他們並不在意,毫不影響他們的食慾。好在,在此時進入西餐社的,大抵是一些相同階層的人,經濟水準也旗鼓相當。而我們雖然是新來這城市的居民,但因為父母是解放軍南下的幹部,父親雖已貶職,但兩人的薪水還比較可觀。再加上少子女,沒負擔,這使我們生活優裕。母親有時候,會對我嘲笑那些小姐們的吃相,她們帶着文雅的敷衍的神情,然後冷不防地,張大嘴,送進一叉肉,再閉上,不動聲色地咀嚼着。這城市的淑女們,胃口真是很好的。

那段日子,上午九十點鐘的光景,爸爸媽媽會帶着我去"老大昌"二樓堂座吃點心。為能容納更多的顧客,樓面上均是長條的大統桌,人們像開會似地排排坐着。喝咖啡不同於吃飯,是一種比較從容、悠閒的活動。一般來說,它的意義不在於吃。雖然在這非常時節,吃的意義變得很重要。可人們還是保持了它的消遣的優雅的性質。大家矜持地坐着,不太去動面前的西點,只小口小口地呷着咖啡和加奶的紅茶。當熱騰騰的烙面上來的時候,人們也是漫不經心地用叉子輕輕鑿着烤焦的邊緣,好像是迫不得已才去動它的。由於是和不相識的人坐在一起,也不方便談話,所以大家就只是干坐着,看上去不免是有些無聊的。只有我們三個是目的明確的,那就是吃。我狼吞虎咽地吃着奶油蛋糕,爸爸媽媽則欣賞着。吃完一塊,他們便說:第一幕結束。然後,第二幕開始。我的不加掩飾的好胃口,也引起了周圍人的驚羨,他們會對我父母說:這個小孩真能吃啊!其實那時節,誰不能吃?我想,他們驚羨的只是一個孩子能夠如此坦然地表達出旺盛的食慾。

我覺得他們也是沒有希望的。他們的享樂與摩登里,總是含着一股心灰意懶。他們倒不像隱居的鼴鼠,而是像後來我們課文中學過的一種寒號鳥,它老是唱着:得囉囉,得囉囉,寒風冷死我,明天就壘窩。他們得過且過,今日有酒今日醉。他們的華麗是末世的華麗,只是過眼的煙雲。"文化革命"初潮時期,在這個城市首先受到衝擊的,是摩登男女的尖頭皮鞋和窄褲腿。這顯得粗暴而且低級,卻並不出人意外,而是,很自然。這種不合時宜的華麗,終會招來禍事,只是個時間的早晚問題。但真到了看着這些趾高氣揚的男女們赤着足,狼狽地在街上疾走,心裡竟也是黯然的,好像臨頭的不僅是他們的末日,也是自己的。

大約是七二年的光景,也就是"文化革命"的中期。那時我們有一伙人長時間地離開各自插隊的生產隊,聚集在上海,活動着投考地方或部隊的文工團。我們互相串來串去,交流着學習音樂的感想。有一日,我們相約到某女生家去,聽一名老師講和聲技法。這是名插隊江西的女生,曾在音樂學院附小就讀,專攻大提琴。她的長相略有些粗拙,穿着樸素得近乎土氣,但態度很沉靜,流露出良好的教養。她家住在喧鬧的靜安寺附近,走過一條嘈雜的菜場,彎進一個背靜的短弄,敲開第一幢樓的底層大門,就走入了她家的公寓。這公寓裡竟是,竟是這樣的生活!棕色的打蠟地板發出幽光,牛皮沙發圍成一角,一盞立燈下,一位戴金絲邊眼鏡的先生正在看報。客廳的這一角,立着一架荸薺色的鋼琴。與沙發那角,隔着餐桌。客廳通往臥室、或者衛生間的門,半開半掩着,有一身着睡衣褲的女人里外走動着,是這家的母親。由於客廳闊大,距離略遠,她的活動又基本局限於那一個角落裡,燈光從後頭照着她,有一股慵懶的、閒適的氣氛。張愛玲的小說《紅玫瑰與白玫瑰》里,說佟振保夜裡看見王嬌蕊從臥室里摸出來,到穿堂里接電話,在暗黃的燈照里的氣氛,就有些類似。這樣的布爾喬亞式的生活,保存得這樣完好,連皮毛都沒傷着。時間和變故一點都沒影響到它似的。在疾風暴雨的革命年頭裡,它甚至還散發出一些奢靡的氣息,真是不可思議。這客廳,你說放在哪個年代不成?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六十也勉強可以,然而,這是七十年代,風起雲湧的關頭。說他們沒希望了,可他們卻依然故我,靜靜地穿越了時代的關隘。它們也可說是落伍,和時代脫節,可看起來它們完全能夠自給自足,並不倚仗時代,也就一代一代地下來了。


在我家的弄底,住着一戶醫生的家庭,老先生是滬上小有名望的小兒科醫生。要知道,在他那個時代,小兒科作為一門專科,是表明了西學的背景。他原是開着一家私人診所,他家的住宅就是按着診所的需要,在這新式里弄房屋的基礎上擴建和改造過的。它要比其餘幾幢房子都大,擴建的部位占去了一個後弄的弄底。所以它的後門不是與其他的後門並列開設,而是成直角,直對着後弄口。改造的部分則在前門,一律的長方形院子,他們則切去了一條,做了一個門廳,門廳里設掛號的窗口,還有候診間,就像一家真正的醫院。我從來沒有進過他們家,他家門戶也很森嚴。只是他家那半邊院子裡,繁茂的花木,從院牆伸出了枝頭。他家有三兒二女,其中一兒一女承襲父業,學西醫,也是小兒科。老先生後來關了診所,受聘於一家兒童醫院任院長。從這點來看,他似乎是一個謹慎的人,因為在那時節,私人開業的醫生還有一些,政府並不禁止。再有,他有時候會來向我母親打聽一些事情。他向來稱我父親母親為"同志",前面冠以姓字。他很信賴我母親的政策水平。到"文革"結束之後,我們家也搬離了這條弄堂,有一日,他和師母竟還尋來,與我母親商量退休好還是不退休好的問題。他極少在弄堂露面,上下班都有小車接送。他們的家庭在這條普通的弄堂里顯得很神秘,倘不是他家的保姆與弄內其他人家的保姆結伴來往,傳出一些消息,人們就再無從了解。他家長年用兩個保姆,其中一個據說是師母的陪房丫頭,後因緊縮家政,離開他家,到隔壁一戶人家幫傭,但卻依然自由出入他家。從這保姆身上,也可看出他家的生活是何等養尊處優。與其他保姆不同,這保姆是單獨開伙的,她的飲食要比她的新東家精緻得多,自己慢慢地在廚房裡享用。從她的言談中得知,老醫生家的保姆是不上灶的,只做些下手,師母親自烹飪。每天天不亮,那保姆則要負責磨出一罐新鮮豆汁,同大米煮成米粥,給老先生做早餐。他家吃飯實行嚴格的分餐制,使用公筷,碗筷每餐都要消毒。我從後門口窺見過他家的廚房,果然有一具石磨,想就是用來磨豆汁的。

比較老先生的謹小慎微,他家兒女就顯得有些張揚了。他們均長得高大俊朗,神采怡人,穿着十分入時,屬街上最摩登的青年。尤其是老大,最為風流瀟灑。仲夏時分,他穿一件雪白的襯衫,下擺束在褲腰內,四周松松的蓬着,西式短褲緊緊包着臀部,伸着兩條長腿。然後哈着腰騎一輛飛快的自行車,從弄堂里翩然而過。據說他在這城市的一所著名的大學攻讀土木專業,是學校交響樂隊的大號手。他一看就是會玩樂的樣子。有時聽他站在陽台上吹口哨,吹得十分婉轉動聽,音色嘹亮,曲目也很豐富。還聽說師母管教兒女甚嚴,這樣年長且出息的兒子,因交了不適宜的女友,便將他關在洗手間裡責打,直到他低頭服輸,乖乖地與那女友斷了交。印象中,他家的社交是由這位長子負責,有些夜晚,門廳里的燈亮了,將我家院子照了一塊雪白,然後就聽見送客的聲音。那長子的聲調異常突出,音色又好,小鋼槍似的男高音。隨着殷殷的送客聲,門前的燈也亮了,照耀了大半條弄堂。他們的腳步,清脆地敲擊着弄堂里的方磚地,恰,恰,恰的,驚動了弄堂里那些習慣早睡早起的人們。


這名青年顯然是驕傲的,誰讓他處處占人上風?長得好,運氣好,又聰敏,氣焰總是很高的樣子。其實,這正是他的天真之處,不曉得收斂,容易頭腦發熱,愛逞強,還愛管閒事。有一晚,也是送客,客走了,他返身進門時,忽見我家牆頭上(足卷)着一個人影。就在他駐步抬頭時,人影刷地溜下牆來,撒腿就跑。其時,我們在房間,根本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只聽見拔地而起一聲高腔:捉賊!推門而出,只見牆頭橫搭一塊布料,是我家保姆白天浸了水後晾在院子裡,忘記收回屋裡的,才知道是遭竊賊了。這是我們弄堂歷史上第一次遭竊。因我們弄口設有一個派出所,而在此前不久,派出所遷走了。整條弄堂都驚動了起來,紛紛推窗張望。那賊和捉賊的看不見了人影,一前一後追上了前邊的馬路。人們都說是捉不到的,做賊的到了這一步,只有華山一條道,還不是不要命地跑。可這一回,他卻遇上個不要命地捉賊的了。他竟然追上了小偷,將他扭送搬遷到另一條弄堂里的派出所。在派出所里,他氣喘吁吁地敘述擒賊的經過,幾乎接不上氣來,卻依舊神采飛揚。他的新婚的美麗的妻子按捺不住替他拍着胸脯,好讓他氣喘平些。當着眾人面又不好意思,拍了幾下便紅了臉收回手來,可過一時又忍不住替他撫幾下。

他的妻子有着驚人的美麗,是那種歐式的,富於造型感的臉部輪廓,眉眼間且是東方化的清秀。後來頻繁露面於報紙和電影銀幕的西哈努克親王的夫人,莫尼克公主,就有些像她。他們的婚禮十分盛大,婚宴後走下汽車,走進家門,前後簇擁着男女賓客,浩浩蕩蕩。而新娘顯然懂得以抑代揚的道理,因是這一日的主角,眾星捧月的陣勢,反裝束得比平時含蓄,是樸素雅致的格調。她穿一身淺灰色西裝,剪裁十分可體,裙子齊膝,白綢襯衣束在裙腰裡,上裝是技在肩上,頭髮是長波浪,直垂腰際。她的眼睛就像星星那樣亮,笑靨隱現着。她的美麗還在於如此地超凡出眾,可她卻一點不傲慢也不尖刻,而是很和氣,就是常言所說的"面善"。這一對真是天仙配,隔年就生下了一個白胖女兒,完全是一個洋娃娃,而且聰敏伶俐。星期日這一家出門,可是好看極了,引來多少艷羨的目光。他們的美麗和風光,已經到了那樣的地步,就是說:是不是有點過分了。老子不是說嗎?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在我們弄內,我家院子的另一邊,也是一個大家庭,居住着一整幢三層樓房。這是滬上一位著名綢布行業主的正房家庭,他家的歷史應是可在文史資料上查得到。老太太是上海浦東本地人,想是伴隨老先生起家,雖然如此家大業大,卻依然保持着勤儉的本分。有時見她在後弄里收拾些碎布,做扎拖把用。"文革"後期返還抄家物資,老太太已經故世,在還回家的一張舊沙發中,竟發現藏着有金銀首飾,藏得如此完好,連翻地三尺的紅衛兵都不曾發現,結果完壁歸趙。這原是老太太積攢的私房。他家經常有些本地鄉下的親戚來小住,小孩子就到弄堂里來玩,被調皮孩子嘲笑他們的本地口音,卻也不急不惱。老先生平日與二房太太共同生活,老太太一個人帶着一男二女居住在此。長子已娶妻生女,阿大阿二與我年齡相近,是我的好玩伴。這家的生活顯得比那一家平常得多,門戶也不頂森嚴,鄰裡間來往略頻繁一些。這家的媳婦,也就是阿大阿二們的母親,也很美麗,是另一種風格,比較古典,五官特別精緻和諧,亦很現代。因是幾個女兒的母親,又有着那樣古舊的婆婆,她的裝束比較素樸,印象中從未化過妝,可那一股摩登氣是從骨頭裡透出來的。雖然她家阿大比我還大一二歲,可她卻很年輕,似乎與那家的新娘差不多年紀。我們這幢房子裡,三樓住的是一戶昔日買辦的管家,是這條弄堂的老住戶,各家的底細都知道一些。甚至連我都不知道的,我父親五七年戴"右派"帽子這事,他家都知道。他家的外孫女也是我的玩伴,是個任性又嘴快的小姑娘,就是她,告訴我,阿大的母親原是某著名舞廳的舞女,阿大的父親則是個有錢的舞客,在她十九歲時娶了她,但夫家卻極不滿意這樁婚事,不允她進門,直到生下第二個女兒,才接納了她。不知此話虛實如何,我卻很喜歡阿大的母親。那家的新娘不管怎麼說終有些高山仰止,而她卻是親切的,平易近人的,而且說話風趣,看我們在一起玩得不怎麼高明時,會調侃我們幾句。雖然我們只是小孩子,她卻也很給我們面子。有一次,我們找阿大玩,阿大,這位新入學的一年級生正在埋頭做作業。我姐姐仗着她二年級的學歷,大膽地替她抄寫生字。阿大很緊張,很沒經驗地不時覷着房門外、在走廊上忙着的母親的身影。這事情幹得是有些渾,相信她母親一目了然,但她竟沒做聲,放我們過了關。

那時我還沒上學,白天一個人在家,十分寂寞。小孩子一個人的時候,是可玩出稀奇古怪的遊戲。我大約是想象自己流了鼻血,將一個小紙團塞在鼻孔,不想吸了進去,心中十分害怕,跑到後弄正在洗衣淘米的保姆跟前求援。保姆也手足無措,不知拿我怎麼辦好。這時候,阿大的母親聽見動靜走出來,一見這情形,返身進去取了個鑷子,將我橫倒在膝上,強按住腦袋,沒等我哭出聲來,一下子就從鼻孔里鑽出了那個倒霉的紙團。

他們家雖然是大家,但並不招搖,也不神秘,他家保姆也說不了什麼閒話,供鄰里們獵奇。只有兩點顯露出不同尋常的居家生活。一是不知從什麼時候始,他家後曬台上,豎起了一杆天線,這表明他家有了一架電視機。在那年頭,這是有些招眼的,所以阿大阿二們對這個話題,嘴封得很緊。有一回,阿二突然說起了昨晚的一個少兒電視節目,阿大立即用白眼制止了她。那時候,連小孩子都是識相的,一看這情形,便也不加追問,就此罷了。還有一點則是他家院牆上的一周碎玻璃片。前面已經說過,我家遭竊是我們弄堂里的頭一遭,所以這周碎玻璃片顯然不是防賊。那是防誰呢?是防隔壁弄堂的孩子。隔壁弄堂是條人口擁擠的弄堂,本是不相干的,可在大煉鋼鐵那一年,將我們弄堂與他們弄堂之間的隔牆拆去,抽出裡邊的鋼筋煉鋼去了,自此,兩條弄堂便打通了。他們弄堂的孩子,總是到我們的寬闊的前弄里來踢球。球呢,又總是要越過院牆,落進院子。然後他們便十分自然地、身手矯健地翻過牆頭去拾球。為此,經常會發生爭端。而有了這一周碎玻璃,他們便不能自由進出院子。這是一個無聲而有效的拒絕,對這些"野蠻小鬼"的尊嚴是一個挫傷。"野蠻小鬼",是我們弄堂對他們的稱謂。有的星期天裡,這家的兒子,就是阿大阿二的父親,便爬上牆頭,栽花似地補栽着碎玻璃片。他的態度很專注,也很悠閒,還帶着些玩賞的意思,將這碎玻璃片栽得錯落有致,在太陽下光芒四射。這時候,誰對後來的災難都是沒有預感的。

也像是方才說的,這城市的革命是從剪褲腿、脫皮鞋開始的,我們弄堂里首當其衝第一人,便是那家讀土木專業的大兒子。這一日下午,他赤着腳,拎着皮鞋走過弄堂,走進家門。他赤腳走回來的樣子倒也還可以,並不十分的狼狽,走進門後,還回頭對尾隨身後起鬨的"野蠻小鬼"呵斥了幾句。那幫小鬼見他氣焰不減,就吃不準是怎麼回事,竟有些吃癟地退了回去。可這只是個小小的開頭,大事情接踵而來。

我永遠難忘在那綢布行業主家中,進駐了整整一星期紅衛兵,有一日我走過後弄,從廚房的後窗里,看見阿大母親的情景。她正在紅衛兵的監視下淘米。這已經使我很驚訝了,在這樣的日子裡,他們竟然還正常地進行一日三餐。更叫人意外的,是她安詳的態度。她一邊淘米一邊回答着紅衛兵們的提問,不慌不忙,不卑不亢。並且,她衣着整齊,乾淨,依然美麗。除去比通常神情嚴肅一些而外,沒有大的改變。這使我突然的一陣輕鬆。自從他家進駐了這伙紅衛兵,整條弄堂就都籠罩着沉悶的空氣,小孩子不再到弄堂里玩耍,人們即便在自己家裡,說話也都壓低了聲音,那些喜歡聚集在後弄里說長道短的奶媽保姆們,現在安分地各在各的家中。人們懷着恐懼的心情,想象他們全家老小這時的情形。有一些可怕的傳說在鄰裡間流傳,說是他家老先生從二房太太處帶到這裡,七天七夜不被允許睡覺,輪番審問。我們幾乎都沒有見過這位老先生,心裡以為他又老又衰弱,要熬不過去了,這一家也要熬不過去了。可是,卻出人意外的,阿大的母親竟還在淘米起炊。

不久,他家的生活有了變化,二房太太、三房太太全集中到這幢房子。而底層則沒收去,重又分配進兩戶人家。這兩戶人家顯然來自遙遠的城市邊緣,江北人聚集在棚戶區。他們說蘇北話,多子女,因申請不到煤氣在後弄里生着煤球爐子,煙熏火燎的。他們喜歡戶外活動,我們安靜的弄堂頓時變得嘈雜了,開始接近隔壁弄堂的氣氛。而前邊的院子裡則堆滿了雜物,引火的木柴,花木凋零了,只剩下一顆夾竹桃和一棵枇杷,兀自花開花落,青枇杷落了滿地。而圍牆上的碎玻璃早已在第一次抄家的時候,鄰弄的孩子聞訊趕來,歡呼着爬上牆頭,掃得個一乾二淨。玻璃碴子飛濺起來,反射着五彩陽光。這一剎那有一種殘酷的美麗。

這一段日子,真是朝不保夕,說不準什麼時候,紅衛兵就來了。紅衛兵來了,鄰弄的"野蠻小鬼"也來了。不是說過,弄口是一個小學嗎?小學雖沒有明確指令參加文化大革命,可上課是上不下去了。小學生們正感無聊,這時也蜂擁而來,匯集此處。一時上,簡直像廟會一樣。裡面在抄家,外面牆頭坐一圈人,牆下也是人,又不知是誰領的頭,還呼起了口號。和任何革命的時期一樣,在大革命的浪潮之下,進行着一些狗肚雞腸的小過節。前來助威吶喊的小學生中間,有一個女生特別活躍。她顯然是革命幹部家庭出身,所以雖然還不是紅衛兵,卻也穿上了一身洗白了的舊軍裝。她革命最積極,並且又會爬牆又會上樹,是牆頭上唯一的女生。我們都同在一個小學,她比我低一級,和阿大的妹妹阿二同班。有一回,她正爬在他們家牆上呼着口號,突然一回眸,看見了躲在自家院子裡聽動靜的我。她刷的一轉身,指着我大聲喝到我的名字:你給我出來!有一股不祥的預感湧上心頭,可我已沒處逃跑了,只得拉開門栓走到弄堂里。她縱身跳下牆頭,衝到跟前,點着我的鼻子罵道:是你說我偷東西嗎?她的氣勢完全壓倒了我,我很無力地辯解說:不是我說的。她吼了一聲:你還賴!就在此時,我看見她身後有一個人影,畏縮地一閃,心便使勁往下一沉。這是我們弄內的另一個孩子,特別喜歡搬舌頭,你明明知道她靠不住,可當她來到面前,甜言蜜語地一說,你又相信了她,告訴了她極其機密的事情。我確實很不謹慎地和她說過這話,至於是從哪裡聽來,我自己也忘了,很可能只是空穴來風的隻言片語。我回答不出她的責問,退又無處退,逼得無奈,便很卑屈地瞎指了一個。這是一個最無權辯解的人,那就是這家的阿二,與這女生同班的同學。我說:是她告訴我的。她聽罷頭也不回地衝進他家院子,擠在抄家的人堆里,大聲叫着阿二的學名,要她出來對質。這實在是一個惡劣的誣陷,在這樣的情勢下,可謂火上澆油,不知道會給他家帶來什麼禍事。他們一家已經夠倒霉的了。她沒把阿二叫出來,隨她而來的是阿二的母親,也就是阿大的。她臉上含着微笑,不慌不忙的。也不知怎麼的,這女生此時也平靜了一些,對着我說:她說她並沒有對你講過。我囁嚅着,不知道這事該如何收場。阿大的母親向我微笑着,沒有一點追究的意思,她說阿二的腦子稀里胡塗,說過了也會忘記的,又說算了算了的,那女生竟也斂了聲,放了我過門。我心裡說不出的感激阿大的母親,感激她的寬容,也感激她替我打了圓場。

阿大的母親就是這樣,你可以說她會做人,會做人有什麼不好?會做人終究是她照顧別人,別人受益於她,和她在一起,你就會感到放心,舒服,愉快。那時候,寂寞的我,總是不識相地在任何不適宜的時間裡,出現在她家,找阿大阿二做伴。她從來都對我親切、和氣,有說有笑。我們正處在發育的年齡,胃口特別旺盛,卻苦於時世不好,經濟都很拮据。我家的情形略好些,還能有五分一毛的零用錢,我們就一起出去逛街,到合作食堂喝牛肉清湯。那湯是真正的清湯,什麼也沒有,可是強烈的咖喱味和味精味卻使它顯得味很厚的樣子,能解一些饞。喝得胃脹,然後很激奮地走在馬路上,互相挽着胳膊。阿大的天性十分快活,開朗極了,處在這樣不安的困窘的境遇之下,依然不存什麼憂慮。這大約也得益於她母親的遺傳,處驚不變。這一種氣質是非常優良的,它可使人在壓榨底下,保存有完善的人性。其時,他家基本已是靠變賣東西度日。我們逛街的又一個內容就是去舊貨店看她家的東西有沒有售出。一旦售出就趕緊跑回去向她母親報喜。在這樣發發可危的境況下,阿大母親還是生活得從容不迫。她每天一早就去買菜,買菜回來的路上,打一缸淡豆漿,回到家裡,慢慢享用。有幾次,她在馬路上撞見我和阿大結伴喝牛肉清湯,吃熟菱角什麼的,事後就笑話我們沒口味,急煎煎的也不愜意。使得我們很感慚愧。

有一天,阿大興奮地奔到我家窗下,很神秘地向我展開一張五角的紙幣。這可是一筆大財富,夠我們享用一大陣子的了。是阿大母親給阿大一個人的,還要她保守秘密,別讓阿二等妹妹們知道。從這捉襟見肘的財政中劃出這樣一筆錢,可是不容易的,這夠阿大母親喝大半個月的淡豆漿了。其實這是在幫阿大還情,也是給女兒面子的意思。這一天,我們破例在合作食堂里要了一份兩面黃炒麵,再加上牛肉清湯,真是無法形容的滿足。

她家的女兒均長得清秀端正,也是得自母親的遺傳。稍成年之後,我母親就起意給阿二介紹男友。為什麼給阿二而不是阿大,是有人人皆知卻不便明言的理足由。那就是,其時阿大還在農村插隊,衣食無着,前途無着,阿二則分配在上海工廠里做了一名操作工,是可考慮終身大事了。這雖然合情合理,可對阿大多少是個傷害。雖然非常尊敬革命同志的我母親,但阿大母親還是婉言謝絕了。理由是阿大還沒有朋友,阿二怎麼能先有。母親雖然遭了拒絕,但卻十分服氣。就這樣,阿大的母親雖然在複雜的世事裡應付得很婉轉,可卻堅守着一些基本的原則,這些原則都是與人為善。多年以後,我母親到滬上一家著名賓館赴宴,見隔壁餐廳前寫着喜宴的字樣,新人竟是他家阿大的名字,便尋了進去。沒等母親從如雲賓客中尋見阿大,阿大母親就已迎了上來。她特意將新人引到母親跟前,行了三鞠躬禮。據母親說,阿大母親竟然一點沒有蒼老,依舊美麗動人,穿着得樸素而得體,一點看不出是這對晚婚的新人的母親。他們的婚禮是滬上布爾喬亞的一種,隔牆聽來,沒有半聲喧譁,只在喜宴將臨結束時,齊聲唱起"祝你新婚快樂"的歌子。唱畢,輕輕地鼓了一陣掌,便高尚地、文雅地、禮貌地結束了。

那醫生家的,美麗的,高貴的,嬌嫩的,公主般的新媳婦,在文化大革命的殘酷遭際當中,表現出了驚人的承受力。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她,首先擔起了這個家庭涉外方面的事務。比如買菜,比如里弄里的學習。每當召集有問題的人家開會,她便提個小板凳走過弄堂,走到那弄堂拐角處,狹小的、漏風的、曬頂的、油毛氈搭建的小屋裡,靜靜地坐着,領受着照章宣讀或者即興發揮的訓斥。她雙手放在膝上,臉色很平靜,美麗的眼睛看着門外,並不膽怯地接受着人們好奇的注視。再比如每周四弄堂大掃除。她身穿高統套鞋,提着鉛桶,將頭髮編成兩條辮子,因為天寒,而在頭上包一塊羊毛方巾,圍到頦下,系一個結。看上去就像蘇聯電影裡的女主人公。她看起來還相當有力,提着一桶水穩穩地走着,拿掃把的樣子也挺好。再然後,她便到里委生產組去接洽活計,編織小孩子的風雪帽或者連衣褲的活計。她頻繁地出入於弄堂,揭開了神秘的面紗。但她的美麗並不因此而受損,她依然引人注目。她的美是那種會對人形成威懾的,所以也容易激起人們觸犯它的危險。其實,他們一整個家都具有這樣的氣質,會叫人自卑而氣惱。他們家說起來真沒什麼大事,可卻惹來了大禍,恐怕就緩出於此。

隔壁弄堂的"野蠻小鬼",還有"野蠻小鬼"的已成年的兄長們,他們對這一家格外地垂青,幾乎每晚都要上門騷擾一番,以此尋樂。他們吃過晚飯,洗過澡,吸着拖鞋,就來了。砰砰地敲着門,終究也不知是要幹什麼,沒來由地將這家出來應付的那個訓斥着,提出的責問也是不知所云,因此便無從答起,於是就是"不老實",再接一輪訓斥。出來應付的往往是這家的長子,他壓着脾性,不得不賠着笑臉,與這夥人周旋着。有一回,周旋得火起,竟挨了那當頭的人一耳光。這於他如何能受得了,向來是養尊處優,這夥人在他眼裡,是與"癟三"無異的。心裡頭是天翻地覆,可也發作不得。那當頭的一位,年紀也不小了,不知是個青工還是社會青年。他衣冠很整齊,足登皮鞋,樣子也還不頂粗魯,卻居心叵測。這是最可怕的一個,心裡不知壓了有多少下流的意趣。他這一耳光打過去,便得了滿足似的,再嗜嗦了幾句,得勝還朝。對着他們走遠的背影,這家的長子從牙齒縫裡擠出了幾個字:他媽的,強盜!

那年頭,也亂得很,到處都在豎杆子,遍地煙火的樣子。不久,那長子的臂膀上也套上了一個紅袖章,上寫某某戰鬥隊的字樣。他不無顯擺地騎車在弄堂里進出,也是表明身份的意思。就好比我母親每晚臨睡前,都要把我姐姐的別着紅袖章的外套掛在屋內最顯眼的地方一樣,意思是你們是紅衛兵,我們家也有一個。而那長子的氣勢顯然是刺激了鄰弄的那伙,他們在沉默幾日之後,再一次上門滋擾。而這一次,這家長子卻早有準備。似乎,這幾日他一直在等着他們來,現在果真來了。他很爽快地打開了大門,與他們泡着,話頭很硬,使得他們不甘罷休。正糾纏不清時,弄堂里忽然大兵壓境似地駛進一隊自行車,來人都袖戴臂章。他們下了車便直奔那伙人而來。那伙人其實也是草包,大革命中阿Q那樣的人物,本來就不甚明白這家人的底細,更不知來人的來頭,立刻就"縮"了。來人卻不放過,緊着喝問。這時節,其實比的就是氣勢,誰的氣焰高誰就得勝。那伙人更囁嚅了起來,想找台階退下去的意思。來人還是不放過,一定要問個究竟。這一回,鄰弄的那伙可吃了苦頭,打頭的那一個,因為最年長,其時就更狼狽相,只得討饒,直討到來人滿意了,才放他們回去。這夥人灰溜溜地走出弄堂,連屁也不敢放一個。他家長於可是揚眉吐氣了,過後還往左鄰右舍送了一些鉛印的戰鬥隊刊物。看起來,他也是在為革命很忙碌的樣子。可是,弄堂里那些年長的住戶卻為他捏了一把汗。他們說,他家要吃苦頭了。這都是我們城市的老市民,經歷過數次革命,深知誰是革命的真正力量。

時間在令人不安的平靜中過去了,接着,老醫生醫院的造反派上門了。他們來尋找老醫生。人們這才發現,老醫生夫婦倆已有一段時間不看見了。這天,他家在場的是二子,三子,大媳婦,還有二子的剛顯出身孕的妻子,共同抵擋着這一局面。造反派追問着老醫生的下落,子媳們咬定一個不知道。從中午到晚上,人們已吃過晚飯,他們這裡還沒完。大門敞着,房間裡,樓梯上,走廊里,擠滿了看熱鬧的人。鄰弄的那伙也趕來了,積極為造反派出主意。然後,一個決定便形成了,並且立即付諸行動。那就是,在隔壁中學的操場上,批鬥這家四個子媳。中學的操場很快就布好了燈光,拉起了橫幅,人們剎那間擁進了操場,革命實在像是大眾的節日,但充滿了血腥氣。一切就緒,這家的子媳們終於在押送下走出家門。壅塞在弄堂里的人們讓開了一條道,讓他們走過去。兩個兒子走在前面,他們竟還保持着良好的儀表。高大,俊朗,毫無委瑣之氣。大媳婦在後,扶着有身孕的二媳婦。從我家門前走過的時候,我看見了那美麗的大媳婦的眼睛。她的眼睛大膽地迎接着人們的目光,沒有一點躲開的意思。他們自始至終沒有說出,老醫生在何處藏身。

我們弄堂里的老住戶們,紛紛慶幸老大沒在家。倘若他要在,那就完了。人們說。這晚上,鄰弄的那伙耀武揚威地在批鬥會上張羅着,揮舞着皮帶。他們是醫院造反派所發動和依靠的基本群眾。人們還擔心,二媳婦肚子裡的孩子要保不住了。可是,那孩子卻奇蹟地留存下來,並且健康活潑。我母親在這晚上,對這家子媳做出的評價,很簡單,她說:他們有氣節。

這家人家從此後就走上了霉運,房屋被沒收,強行遷進幾戶人家,都是來自城市邊緣地區的貧困者,天生懷有對有產者的強烈仇恨。他們極盡欺侮之能事,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崇高名義之下。多次打到弄堂里來,不得已到派出所講道理,沒道理的總是這一家。接着,長子單位又來逼迫他去往三線工作,他執意不去,逼迫得急了,他絕望地吼道:不去!半條弄堂都聽見了。然後心臟病發作,送去醫院,才算結束了這場動員。但自此他便失了公職,養家的任務落到了他的妻子肩上,看她忙碌地進出弄堂,四處尋找工作,不由想起曾有一次,我們聽壁腳,聽見這對年輕夫婦吵嘴。就為了里委動員妻子去代課教書,而她卻不樂意。吵到後來,她竟哭了起來,似乎有着萬般的難處。而事到如今,她竟也不慌不忙地擔起了家庭的生計。

這,就是上海的布爾喬亞。這,就是布爾喬亞的上海。它在這些美麗的女人身上,體現得尤為鮮明。這些女人,既可與你同享福,又可與你共患難。禍福同享,甘苦同當,矢志不渝。[1]

作者簡介

王安憶,1954年3月6日出生於江蘇南京,原籍福建同安,現居上海,中國當代著名女作家,文學家,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復旦大學教授。八十年代即已成名,其短篇小說《小鮑莊》被視為尋根派代表作。

1976年,發表散文處女作《向前進》。1986年,出版首部長篇小說《69屆初中生》。1987年,調入上海市作家協會創作室從事專業創作。1996年,出版長篇小說《長恨歌》,後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2005年1月,短篇小說《髮廊情話》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優秀短篇小說獎。2012年7月,長篇小說《天香》獲第四屆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紅樓夢獎」首獎。 2013年9月,獲法蘭西文學藝術騎士勳章。 2020年10月,發表長篇小說《一把刀,千個字》。[2]

參考資料